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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军： 算起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已有百年历史，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如果说作为学科来看的话，也有大半个世纪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少数知识精英的理论武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指南的过程，而这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文艺学界曾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建产生过极大的争鸣，直到现在，各种建设和批评之声仍此起彼伏。马先生，您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在您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验教训可总结为哪些？
马驰： 我想，最基本的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包括文艺、美学思想）必须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在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文明古国生根、开花、结果，得到创造性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播与发展史上的灿烂篇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与文艺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一场艰难的革命，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则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文艺发展的需要。中国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条件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它的主要任务是以新的理论和实践武装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群众，主要斗争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这种“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文艺思想）必定采取“特殊的形式”。卢卡奇曾经说过，并没有一个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也许是一个需要几代美学家为之奋斗的事业。卢卡奇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从传入之初就显现出以下特点：(1）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和具体的实践精神。它不是装饰品，不是学者书斋里的事业，而是救济社会、除却弊害、解放思想的武器。(2）理论来源的间接性。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中国报刊提到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最早可追溯到1899年2月，基督教出版机构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但十月革命胜利后，马恩的论著，包括文艺问题的若干重要书信、论著，开始从俄国介绍到中国。这些文献——包括瞿秋白所译的全部马恩有关文艺问题的书信、论著——都是以俄文本为蓝本，并以俄国学者的阐释为主要依据，于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便出现了一个先天不足的理论误区，即因为当时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一般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论著加以区别，于是在译介时也往往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观点与一些含有非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文艺观混杂起来的情况，甚至把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阐释性著作，误当经典著作来解读，理论来源的间接性必然带来理解上的误读。毋庸讳言，在这些阐释性著作中确实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成分。这种理论来源的间接性甚至影响到中共的几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与斯诺在1936年的谈话中曾说过，他在1920年冬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文献是三本书：陈望道从日文转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科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90年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及的马克思主义入门老师除《共产党宣言》外，则是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的《共产主义ABC》。从今天的眼光看，两代领导人所提及的4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都不是马恩经典著作，余下3本书中的某些观点也不符合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实践经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了解和掌握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如果要指望在一个短时期内，或指望靠一个什么建设工程，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体系，既不现实也很幼稚。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得以空前传播与发展，那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的事。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艺领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确实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条件；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这种有利条件的获得是由党和国家的政治机构提供的，而并非文艺自身所能完全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政治机构也必然要求文艺理论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机构的特定政治需要。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建设和发展，纳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轨道，文艺美学理论的重要问题都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往往以党和国家的政治决议的形式作用于文艺界，这也就是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所走过的后来又被猛烈抨击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及其文艺政策。客观地说，这种理论模式并非一无是处，在历史上也确实起过一些进步作用。如美学界至今还不会忘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正如马克思在确立一种新的世界观时，曾明确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种书斋里的理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它应当而且必须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这也是十分合理的。问题在于只强调政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政治完全看作高于艺术、决定艺术的因素，而把艺术置于政治的主宰和管辖之下，把政治的因素和问题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层次和最高价值的高度，就是把对艺术而言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因素等同于整个一切的全部重要因素，甚至当成唯一重要的因素，这也就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在这种模式指导下，不能说完全没有艺术的审美分析和审美方面的理论成就，但是在政治重于或高于艺术的思考中，却没有纯粹审美分析的理论的生存空间，忽视和否定了对于艺术超越有限社会形态的永恒审美价值的探索，忽视和否定了艺术的超越一定政治、经济条件限制的文化意义，这不仅是这一思想路径的最大失误，也为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埋下了祸根。如果我们要就上述问题总结教训的话，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马恩经典作家的个别论述和个别结论。马恩经典论述都是在特定思想和社会背景之中提出的。如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白的“语义场”，即19世纪特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包括工人运动的成长等。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把文艺思潮与创作方法混为一谈，于是乎，现实主义成为无边的、万能的创作方法，似乎是古已有之的。这种理论方式是与马恩经典作家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之后，党通过自己的路线方针去影响文艺本无可厚非，但党的领导人就具体的文艺创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慎之又慎。毛泽东为文艺发展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某些具体文艺创作发表的意见却带来了负面的后果，如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也应该有一个原则、立场和方法，我的态度一贯是“可以离经，但不能叛道”。
曾军：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事实上出现了东西方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东方，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中国等国家的成功，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成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则始终处于边缘，扮演着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角色。但从理论贡献上讲，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则建树甚少？
马驰： 这个提法我并不完全认同。我并不认为，苏联和中国在马克国主义文艺美学理论上毫无建树。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如《巴黎手稿》、马恩关于艺术问题的几封重要书信都是梁赞诺夫等人到荷兰等国抢救回来的，里夫希茨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至今还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不可逾越的经典文献。他们的研究著作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别以为那都是些教条主义的东西，其实有的研究成果直至今天都还很有价值，我们现在的研究水平还不敢说已经赶超人家了。如1957年1月，我国的《诗刊》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同年，莫斯科真理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这个集子，同时在书后发表了苏联著名学者费德林撰写的长篇后记，这是外国学者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有创建的研究成果之一，可惜我们至今没好好研究这个文本。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学者蔡仪等主编的《文学概论》、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等，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老套”，有“苏联模式”之嫌，但那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白手起家写出来的，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方法至今还站得住，如果没有这些前人的研究积累，我不知道我们后人该怎样起步。
另外，通过半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探索，我们也培养了一支重要的理论队伍，出版了诸多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阵地，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0多年，《马列文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刊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深受同行欢迎。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一个很好的理论传统，即都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当下问题展开研究的，他们不仅不回避尖锐的现实问题，而且试图作出新的理论回应，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及和资本主义制度持不合作的态度，这是非常高尚的品格。相比之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在对待自身周围的现实问题时往往失去批判的立场。如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但我们自己是否也存在异化呢？我们把很多理论问题回避和掩盖掉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现实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果我们都绕开了，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生命力？当我们经过改革开放之后才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走到我们的前面了，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都受到广泛的瞩目，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它也有致命伤：它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没有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为己任，他们可以在精神的层面一遍遍地推翻资本主义，但在现实的层面却毫无作为，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成为书斋里的学者，不可能成为人们解放的精神导师。
曾军： 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热潮相继兴起。我们发现，这些新兴的理论思潮都有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它们在精神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掘是否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命？
马驰： 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在人类历史中确定了一个“轴心时期”，并断言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一直没有超越轴心时期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和框架。如果雅斯贝尔斯的设想成立，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怎样把握和准确界定“轴心期”的历史精神在20世纪科技发展的时代所展示的极限或局限性？20世纪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对此进行了许多深刻的探索。这些探索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一点：20世纪历史精神对原有内涵的批判，对原有限度的突破，都同文化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自觉直接相关。当今，就全球范围而言，尽管人类的精神力、物质生产力和探索研发能力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人类社会仍然可以分为富有的少数和贫穷的多数；仍然有着享受自由和遭受压迫的分野；仍然有着各种冲突与对立，而这一切又都与文化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文化的存在，无论是脱离人的文化还是没有文化规定性的人的存在都是不可设想的。但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意识到存在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规定性的，因为，当人类自觉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存时，意味着人对自我的认识开始从外在的、人之外的眼界向人内在的、自我生成的眼界的回归，这是历史精神的了不起的飞跃。这样，文化的自觉就成了我们理解20世纪人类精神状况和历史深层内涵的核心问题。在20世纪西方的各种思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化批判，无疑对上述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回应。
如果我们认真反思一下20世纪社会历史进程，就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转向，并非如安德森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脱离实际，退回到书斋中的标志，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自觉的实践活动，即从片面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一种更为深刻的总体性革命。而这种文化转向，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以深刻且敏锐的方式切入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马克思首要关切的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人的命运。他终生为之奋斗和献身的目标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面对工人阶级的深重灾难和资产阶级剥削的残酷，面对社会普遍缺少自由，马克思明确把自己的使命归结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马克思把批判的锋芒一方面指向旧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意识形态，一方面指向现实的社会制度，他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各种批判思潮有着共同的批判指向，其宗旨是促使现代人自觉的反抗全面的文化危机和物化，为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健全发展提供合理的条件。随着我国理论工作者研究视野的逐渐开阔，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已经开始注意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路径和方法了，但我们对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对著名的英国新左派格雷厄姆·默多克，一直以来，我国学术界只是关注了他的传媒理论，而没有更多地注意到他首先是一位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的英国新左派。现实中默多克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欧美新左派，更不是简单地开创了一种传媒理论。在他的理论深处既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又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的思想火花，他在自己的论述中非常善于引用两者的合理内核，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见地。与同时代的众多文化学者不同，默多克不喜欢传统的学科分类，不是仅仅在理论的层面上简单地讨论文化问题，他有着广泛的涉猎和宽阔的视野：文学艺术、传媒、广告、商业电视、家用计算机、社会风险、阶级分析、游行示威、越南战争、转基因、生态环境、纳米、克隆、数字鸿沟……这些看似不甚相干的领域都成了他的研究对象，他对这些庞杂的研究对象作出了全新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解读。
马克思主义就其学说而言首先是哲学。它首先解决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问题。至于用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研究具体的问题，形成各种学派，那是后人的事情。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文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一个大文化、大系统，我们只要看看他们研究的对象就明白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上至哲学的源头，下至诸如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少数民族、互联网、克隆技术等都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因此，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方位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具有生命力。
曾军： 当前西方文化理论中，“后马克思主义”影响甚大，您如何看待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影响？
马驰：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步兴起的一种激进思潮，这种思潮的独特性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特征直接相关。从逻辑上看，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以人本主义——新人本主义为理论前提的对发达资本主义批判的文化思潮。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口号以及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证明了它的批判逻辑的脆弱性之后，这种思潮内部就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在总体上成为不可能的。在实践上，1968年的“5月风暴”也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因此，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就此终结了。在这之后，结构主义转向、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等都是其演化出来的不同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对宏大叙事和普世理论的怀疑直接鼓舞和推动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思潮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批评上。如福柯的谱系学政治、德勒兹与加塔利对资本主义后现代式诊断、鲍德里亚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符号学结合起来举证的反政治、欧内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等人多元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以及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等。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框架只是保留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某种直觉和散漫的形式，更多的则是压抑其经济和历史的分析部分，因此，有学者用“非还原主义”来描述其特征。客观上看，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用更为灵活和自由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激进、自由和多元民主斗争的有用工具时，它们也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失去其总体革命理论的特征，成为个别理论家的文化造反的借口。在这一意义上，它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又一次深刻的逻辑转向和形式转移。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新奇性宣告了“作为现代性宏伟规划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结束，代之以“小写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明确地在自己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改写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的能指，使之成为漂浮不定的符号。
就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而言，虽然它所依赖的基础和批判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绝对都不存在，然而它却能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寄生在后现代思潮中一步一步成为中国学术的时髦话语。如有学者所批判的那样，在话语移植过程中，由于我们自身缺乏独立话语和自觉的边界意识，可能存在着种种的误读与滥用。但随着市场的深入以及国际化程度的加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也绝非与我们无甚干系。
曾军：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在中国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在您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要从哪几个方面突破？
马驰： 我想，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第一，我们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还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现在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获得了话语权，也有学术资源，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所谓学术权威从来也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可能也不怎么研读经典著作，只是因为垄断资源的需要，他们一夜间就可以成为马列专家，还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学说去招摇撞骗，吓唬年轻人，这是值得警惕的。记得当年毛泽东教育党内高级干部时就用陈伯达为例，指出，他读过原文，你们没读过，结果上当了。其实，现在真正在读马列的人也很少，为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源头上去，认真研读经典。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知之甚少或知之不多的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简直不可思议。眼下，我们学界对马恩的经典论述的学习是很不够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针对林彪反党集团提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当时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那时的学习不免有“左”的倾向，但是毕竟“逼”着很多人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条件下读了一些马恩的原著，比如说《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都是那时必读的文献。其实读原始文献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工作。如前所说，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我认为可以“离经”但不能“叛道”，要做到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掌握还是前提，而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当然离不开经典论述。
第二，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公开反马克思主义不是很有市场，这种人也不会太多。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是否能够真正贯彻，却是一个大问题。眼下很多研究者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走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路线，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是要解决当下问题的。无论是我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还是文艺美学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对这些现实问题作出正面回应，这不仅需要理论勇气，还要有学术良心，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军： 传统实践美学和各类新实践美学都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其局限与意义何在？
马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区别时，曾经说过：“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恩经典作家的这段话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在这里，所谓“物质实践”的提法，显然指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但需要指出的是，马恩经典作家之所以用“物质实践”的概念，而不是用一般的实践概念，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观念的东西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看，是在物质生产这种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在马恩经典作家的日后著作中，大凡提到“实践”这个重要概念时，都会为其加上“物质”“社会劳动”等特定的限制词，到了晚年更是直接用“劳动”来代替“实践”这个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重要分野，也是马克思本人与旧哲学的精神实践的重要分野；但这又绝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视野里，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这种物质实践活动形式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唯一形式，马恩经典作家要强调的是应“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这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最根本的区别，也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最终远离了新黑格尔主义，在对黑格尔旧哲学的扬弃中，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实践美学的理论资源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三大实践（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实践美学论者强调自己的观点理论来自毛泽东的《实践论》。这在当时是十分自然的。它与今天我们要讲的实践美学完全是两回事。只不过当年的实践美学提倡者如今已经不再提毛泽东的三大实践了，他们更喜欢给自己的理论包装上《巴黎手稿》等理论资源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从批判新黑格尔主义那里来的。马克思从来不抽象地谈论实践，晚年更是主要谈劳动，那时是因为马克思要和旧哲学的精神实践划清界限。实践美学所谈的“实践”，是物质生产劳动实践，还是精神实践，还是兼而有之？如果是前者，它和作为感性学的美学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后者，那又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从美学角度来谈实践，要慎之又慎。有些学者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改造传统实践观，改变了以往实践美学论者所努力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持这样的实践观本身未尝不可，但这已经不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观了，因为这种实践观已经远离了“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也远离了以生产劳动构成马克思实践概念中的基础性的层面。这种实践观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倒不如说是存在主义的。
曾军：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是“统领”“之一”还是其他？
马驰： 我很赞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思想：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哲学，哲学要解决的是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问题。过去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真理是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总有相对性。马克思主义本质上首先是哲学，它有自己确定的基本内涵、准则和逻辑起点，但绝对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我觉得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立场和态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正在于其作为方法的力量。马克思的个别判断、结论也许已经不能说明我们的当下问题了，但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仍然是有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马克思主义“统领”人文社会科学，有其合理性。当然我们不能强迫所有的学者都坚信马克思主义，信仰和追求是个人的自由，不能强迫；个人的学术兴趣乃至政治立场都应当得到尊重，我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谈上述问题。
曾军： 对有志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青年学人，您能否提几条建议并开列一个基本书目？
马驰： 我想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精读一些原著，马恩的经典文献，如《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以及诸多散见在书信中的文艺论述。现在确实有些人，根本不读原著，却大谈马克思主义。如时下就有人大谈“在主流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只要我们好好看看马恩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就知道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马恩经典作家从不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他们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欺骗性。倒是卢卡奇将意识形态中性化、实用主义化，这已经是后人的事了。另外对马恩经典作家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论述也值得研究，包括普列汉诺夫、里夫希茨、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相关论述。即便是那些在历史上受到批判的人的著作，如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等也应当重新研读。就是过去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凶恶的敌人的论著，如杜林的《艺术哲学》也还需要再认识，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凶恶的敌人”而简单概括，也不能因为作者遭到马恩经典作家的批判就可以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要尽可能深入了解当时的“语境”，对具体内容深入解读，我想这些都是“入门”的必要条件。至于书目，可参阅几本拙著后面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