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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前没有为我们留下有关文艺和美学的系统论著，也没有系统地论述过文艺的性质和功能，他的文论和美学思想散见于他的一系列论著和书信之中。从马克思的论著和书信之中，我们发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是他终生眷注的问题。
马克思一生思想的主题就是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从青年时代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起，他就站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抽象自由的立场上，在赞扬自由精神时，积极主张在现实中真实地建设具体自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就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规定及其历史形式。我们知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深入地探讨了“劳动”问题，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劳动。动物在活动中是要把对象吃掉、消灭掉，以满足自己直接的欲望；人则不同，他是通过劳动，利用并改造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劳动陶冶事物”，人是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意识到他本人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
。这就是说，人在劳动中不仅把劳动的对象转变为真正的人的对象，而且通过劳动，意识到自我、独立性和自为的存在，并表现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此人是他自己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一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马克思肯定了人的自我生成或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即人在劳动中的外化和扬弃外化的过程，因而人的全面发展本质上是他劳动的结果。同时，由于黑格尔讲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劳动的主体、对象、产品和实际的劳动过程均被他精神化了，因此，要把黑格尔的“伟大之处”转变为富有实际意义的成果，就必须批判改造他的以精神劳动为基础的唯心辩证法，代之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这就意味着，《手稿》阐述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以对物质生产劳动的理解为基础的，马克思是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发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部根由，是劳动使人从自然存在物上升为“人的自然存在物”，也是劳动使人客观地展开自身全部的丰富性。“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
劳动还使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并发展自身。
马克思在《手稿》中高度评价了黑格尔的这一论述，他指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失去对象，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也只有马克思真正揭示了在物质生产劳动中隐藏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部秘密，只有对物质生产劳动进行唯物的、辩证的和历史的分析，才能最终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和根源。
马克思对劳动本质的分析，为阐释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抽象的然而是必不可少的逻辑前提，用以对“异化劳动”的考察分析和对共产主义的展望，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形式和理想状态。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关系，因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否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否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异化劳动所以否定人的全面发展，还因为它使人与人异化，即产生了阶级对立的关系。马克思既揭示了工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的悲惨境遇以及“异化劳动”同私有制的关系，也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条件下的否定性，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和思考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寄希望于未来的理想社会。“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工人的“异化劳动”是一切异化形式的集中表现，它必然使工人也使广大劳动者起来铲除私有制和奴役制，取得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这也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与他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而其思想内容又与人的全面解放相关。在马克思看来，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虽然也要求否定私有财产，但它实际上“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
，即不是消灭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而是把私有财产当作客体、物来对待，通过均分私有财产来反对个别的私有财产，使人人都成为私有者，这显然是幼稚的。更为糟糕的是，在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中，凡不能被当作私有财产占有的东西，如人的个性、才能等，都应当被消灭。显然，这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藐视和对人类文明的倒退。因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
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是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在此，马克思论述了共产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联系。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单纯地通过物的扬弃就可以获得的，而是要通过对异化了的人或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才能获得；因而，仅仅获得对物质的占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精神的解放、人的本质的全面的占有。“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占有是全面的、彻底的，或者说，它对人的发展的理解是全面的、完整的。马克思从不抽象地讨论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是把物的属性同人的需要和本性联系起来，然后通过实践，按人自身的需要，实际地掌握和占有物，使之符合人的需要，体现人的本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同样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所掩盖的现实不自由，进一步深化了对法国大革命反思所得到的具体自由思想。在清算黑格尔的抽象自由观的基础上，指出这种仅仅停留于自我意识内部的自我规定性的自由仍然是抽象的。
马克思不仅终生关注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且关注社会中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晚年的他在逐步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学，探索现实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把自由看成是现实矛盾的解决，指出具体自由存在于现实之中。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以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个人的发展为代价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就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取得一般人的发展的。人类的发展和个体的发展因此处于对抗状态。有鉴于此，马克思的历史任务就是寻找一种社会形式来克服这种对抗，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
，这种社会形式就是共产主义。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在这种意义上，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就是指个体的人的发展和解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把历史、社会形态的演变、人的普遍性发展统一起来加以考察，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物质条件和个人普遍发展的基础。分工所造成的个人无法支配巨大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必须靠自由发展的个人联合起来加以解决，个人只有通过这种联合才能获得自由。1846年，他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批判了蒲鲁东，指出旧的历史观无视个人的问题，“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进一步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历史不仅仅看成是经济史，也是人自身发展的历史，他不仅用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指出资本主义劳动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虚假自由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并不以人为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体系中，个人被片面化，个人成了商品，成了单纯可以出卖的劳动力和自然力，个人的活动和产品必须成为一般产品——交换价值这个使一切个性和一切特性被否定和消灭的东西——他才成为社会的人，个人只有否定自己才能成为个人。19世纪70年代，他在批判巴枯宁时还进一步强调了社会革命是建立在具体条件之上的，革命的目的是逐渐消灭阶级和国家，以人的自我管理和自治来实现个人自由。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就不可能有晚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晚年马克思不但把人的尺度用于批判资本主义，而且用作任何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生产以人为目的和社会发展以人为目的都强调了不能把人片面化，不能用物统治人，而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克服片面性的束缚，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并不是把历史看成牺牲个别，靠偶然给自己开路的必然性运动，而是把人的具体自由置于最高地位，“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
。这些论述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基本支配原则的多样性和马克思革命哲学的内在追求，而且加深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立场的理解，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提上日程。众所周知，过去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强调的是“集体至上”“社会至上”，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和社会，并且把“集体至上”“社会至上”在价值观上用作区别资本主义“个人至上”的重要标志，从而在事实上落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幻的集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告诉我们，集体具有优先地位，个人对集体只是无条件服从的时代，只有在原始部落制中才存在。在以往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更多强调的是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价值观的根本对立，而忽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和阶段性。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真正“凸显”，真正关注“现实的个人”，是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才开始出现的。正是市场经济使人突破空间限制，建立起日益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市场经济对物质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关注现实的个人在中国不仅已得到理论的确认，而且已成为实践的过程。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变革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人们开始走出狭隘的群体和狭窄的地域，逐步摆脱“单位所有”“部门所有”“地区所有”的“人的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近几十年来发生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已经并正在改变着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其重要体现就是“个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个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遇到了“全面”发展与“单向度”发展以及个人的现代化和物的现代化的二难情结。一是市场经济对社会分工的深化将引起人类个体能力的单向度发展，造成人的片面性。市场经济总是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分工越充分、越彻底，社会分工的极端发展使人在类的层面上获得了日益深刻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但却是以个人的片面性发展为代价的，尽管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却是建立在个人的片面发展基础之上的，不扬弃片面性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市场经济最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在于必然导致人的“异化”或“物化”。市场经济所显示的超越性，只是一种世俗层面上的超越性，它掩盖和遮蔽了人的精神层面上的内在超越性，把人仅仅局限于作为肉体存在物所呈现的物质欲望和官能欲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经济是人类存在方式演进的第二种历史形态，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市场经济使人依附于物，物变成了人的主宰，从而把人物化了。这种物化使人不可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扩张和肆虐，但现实的个人在物欲中日益沉沦，这将使个人的全面发展经受严峻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乃是中国社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艰巨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衡量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推进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力量。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归根结底应当落脚并体现在促进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上，“物”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机械地、片面地强调经济的中心地位，就只能进一步加剧人向物的沉沦，现实的个人有可能蜕变为丧失灵性的纯粹“经济人”，“人的全面发展”就会因此丧失其巨大的“道德感召力”。
马克思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经常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又指出社会意识的能动性，充分显示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深刻性。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不仅反映在社会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而且也波及社会文化领域，包括文艺领域。以往文艺担负的为社会代言、立说乃至治国兴邦的崇高使命迅速消解，无论从文艺观念还是表现形式来说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近20多年来，中国为选择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而进行了各种艰巨的改革。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文艺界也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艺与非文艺的边界正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推动了文艺的市场化、产业化；文艺加速了和各种媒体的联姻；资本运作开始进入文艺写作领域。其中，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文艺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文艺不仅在人生、审美，而且在政治教化和道德层面上发挥着直接作用，文艺甚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艺的社会作用显而易见。应当看到，这种地位的获得是由党和政府所提供的，而并非文艺自身所能完全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也必然要求文艺服从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需要。文艺的发展纳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轨道，文艺的重要问题都与党和政府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往往以党和国家的政治决议的形式作用于文艺界，这也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客观地说，这也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时代，在社会主义政权创立初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文艺政策在历史上也确实起过积极作用。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应当而且必须在反对自己的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这也是十分合理的。正如当年恩格斯所要求的，文艺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
。问题在于只强调政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政治完全看作高于艺术，决定艺术的因素，而把艺术置于政治的主宰和管辖之下，把政治的因素和问题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层次和最高价值的高度，就把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或因素等同于整个一切的全部重要因素，甚至当成唯一重要的因素，这也就走向了形而上学，这种异化的文艺并不能为“人的全面解放”提供精神食粮，更不能灼照人的心灵，最终远离受众就是自然的了。
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突破。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制定了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中国的改革发展从此进入了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性总体推进的新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步伐，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多元文化的形成；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更使文艺逐渐进入个人私密空间，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作品，完全成了个人的事情，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商品化、城市文明又带来了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分离的直接后果。人们开始把文艺视为一种生活中的休闲，甚至需要在阅读文艺作品中寻求一种快感。这种休闲和娱乐型的文艺，并不旨在解释生活的底蕴，只求满足由文本激起的情感本身。各种各样的“戏说”大行其道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诸多的“戏说”中不能说没有情感，这种情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社会内涵，但它们不是为了揭示真实的历史感，而是折射出欣赏者所理解的历史和审美趣味。市民社会对文艺的多元要求还表现在自身极大的宽容性上，古典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外国的，通通来者不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满足快感经验为精神内涵的“兼容并蓄”的混合型文艺，这种文艺多元化的样态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
如果说在17世纪的英国，有着大量休闲时间的市民尤其是妇女对英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以及这一时期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的话，那么近20年来中国逐渐形成的市民社会则是决定当下文艺内容与形式的重要社会群体。当今社会为人们打发休闲所提供的各种娱乐方式几乎共同地指向宣泄被压抑的情感，放松紧张的身心的效果。因此，满足公众闲暇时消遣娱乐欲求的通俗文艺已经成为当代商业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形式之一。这类通俗文艺不仅在普通市民中拥有广泛的受众，而且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也颇有市场。如果说琼瑶、三毛等人作品的主要读者是青年学生的话，那么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读者则不仅包括普通市民、青年学生，而且还包括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教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越来越朝着娱乐型、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这本身不是坏事，但文艺的教育作用，文艺改造人们的灵魂，文艺通过审美功能而产生的社会作用却丢失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推动了文艺的市场化、产业化。文艺的市场化、产业化是文艺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文艺的发展与繁荣。市场经济无情地剥夺了作家、艺术家的不少特权，他们的作品毕竟要开始关注市场，关注卖点了。文艺作品一旦成为商品，哪怕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都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调控，文艺的商业性特征开始凸显出来。这一深刻的变化既给作家带来以往不曾有过的机会、诱惑，也给他们带来许多焦虑。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艺体制及其创作模式相比，此时的创作虽然部分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但审美创造个性的受限性和创作活动本身的商业性又凸显了出来。由于作品需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受众，写作活动就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期待，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不可调和的状况下，审美价值往往会让位于经济效益。这样的作品也就很难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人的精神解放的神圣职责了。
市场是广大消费者意愿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走向市场是一种文化的民主。尽管这一民主形式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但比起个别长官决定一切、垄断一切来，它毕竟是一个不小的社会进步。文艺走向市场，在文艺的生产过程中，作家的艺术个性与文艺的市场化并非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组合，两者之间既有矛盾，又存在着可以相互融合的广阔空间。在一个人民群众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普遍不理想的社会里，市场的要求往往失之于鄙俗刺激，重乐轻教，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给文艺带来的后果，恰恰是需要靠民族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也要靠发展市场经济来改善。文艺的个性与需要会通过市场这个平台最终实现，而市场的繁荣与兴盛也需要文艺的个性来保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艺的探索性与商业性构成了文艺的矛盾张力体，是确保文艺保持活力的内在机制。如果从文化产业链形成的过程看，文艺目前还刚刚进入这根链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各种新特征将体现得更加具体、明显，事业与产业、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会进一步暴露，但这些矛盾绝不是不可调和的，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创作机制、体制以及文化政策的合理调整得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文艺有改造人的灵魂的作用，但它对接受者，并非耳提面命，而是潜移默化；不是诉诸人的理智，而是打动人的情感。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有着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文艺工作者，则应时刻不忘文艺在“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的精神解放中的重要社会职责，守护好文艺这块精神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