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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中国的美学虽然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及80年代，但其发展前景却不容过分乐观，要使中国美学真正走向现代化，必须具备以下前提条件。
我们知道，在古代和中世纪，技术和艺术本是相通的。古希腊人所称的“特克奈”(tekbne）一词，便既指工业、农业、医药、骑射、烹饪，又指音乐、雕塑、绘画、诗歌等。从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生分离以来，人的统一的造美与审美活动分成了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分的两大领域，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领域。但归根结蒂，美的本质离不开人的本质，美的存在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美和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也离不开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任何历史时期，物质生活中的造美与审美活动都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它决定和影响着人类精神活动领域造美与审美活动的本源。美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理所当然地要受到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程度的影响和制约。翻开中外艺术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大凡保持艺术持久创造性的地区，都是科学、文明高度发达之处。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赋予艺术以新的生机，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大量新的艺术形式，也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研究领域。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由此变得多种多样。这在某些实用性艺术门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建筑艺术为例，中国曾经在世界建筑发展史上留下了非常光辉灿烂的篇章。古人很早以前便通晓拱顶的原理，因而完全有能力建造重要的、辉煌的建筑物，如城门、桥梁、高大的城墙壁垒等；但由于在建筑材料方面的局限，中国的建筑历来以轻材料，如砖、木为主，加之建筑方法上的局限、大量支撑物的需要、实体压力空间的限制，这就是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大多不超过宋朝的原因。而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建筑材料和方法的革命，则意味着基于砖、木的耐力之历史悠久的比例体系的告终。新型的建筑材料——钢以其巨大的覆盖空间使快速建筑成为可能；钢筋混凝土允许更大的跨距，这就使建筑重新考虑空间。建筑不再受自重的钳制，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横向发展后，重新又朝直向发展。至于现代建筑业所采用的巨大的玻璃工程，则使建筑物不再基于坚实的地基，而是基于梁柱。而防腐技术又防止了金属的氧化，使材料的强度增加，并使巨大的空间无支撑地连接起来，推翻了以往平拱和拱顶结构的全部传统的建筑观念，建筑业的科技革命使人类在审美领域得到了一次又一次全新的感受。
现代美学运用新技术革命提供的一切科学手段，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符号学、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各个角度，对主体的审美经验，特别是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经验，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全方位的细致考察，并随之涌现出一大批形形色色的美学派别，美学的研究领域及分支也日趋多样和完善。如摄影技术与器材的发展推动了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完善；电视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足不出户，即可身居美的世界之中；电子技术的成功又使电声音乐异军突起，风靡全球，无论人们对此持何种态度，它的存在与发展，它对传统音乐的挑战已是一个现实。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对美学的影响是任何人都不能熟视无睹的。
近年来，我国美学界不少研究者已把自然科学的某些最新成果移植或嫁接到美学中来，如引进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即熵的定律、耗散结构理论等。但由于受当今大多数美学工作者知识结构所限，这些理论在美学领域中往往如同水中浮萍，缺少深厚的根基，难以引起人们深刻的哲学反思。如把耗散结构理论引入美学领域，本应引导人们从哲学的高度去考虑个体与群体，随机性与决定性等问题，从这一高度去理解人类社会的多元化结构，文化、理论体系的一元与多元关系等问题，最终使人们深刻地理解：任何思想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体系，显然是带有一元特点的，但这种一元不是对外孤立封闭的。人对世界掌握方式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在总体上，文化与思想现象总是多元的，进而我们还可以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文艺学就其体系而言是一元封闭的，但就其历史的形成与未来前途而言，则应开放在多元的对话之中。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文艺学理论封闭起来，就会使它像一个孤立的“热机”那样耗尽热量而生命终止。如果我们真正能把耗散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运用于美学领域，那么对建构我们的美学体系（当今有不少学者正为建构体系殚精竭虑）一定会产生深远意义。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要把自然科学的成果引进美学领域，其间还有一个艰巨的消化吸收过程，而要使中国美学真正走向现代化，仅仅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还不够，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最新成果同样不可忽视。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创立异化劳动理论时，吸收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理论一样，我们今天也应当尽可能借鉴和吸收全人类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马克思当年如果不是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即从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劳动入手去研究异化问题，也就是用经济学的成果与方法去研究哲学问题，要想超越前人，得出全新的研究成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们今天如果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人为地制造一些禁区，不敢涉足，不敢启齿，要使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化，同样也是难以想象的。为此，我们美学工作者要有勇气补上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一课。
哲学的发展水平如何，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整个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自然也成了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美学研究水平的重要尺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场重要的美学论争便不难发现，这些论争最终都是哲学之争。
如20世纪5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论争之所以难以达成共识，除了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之外，归根结蒂还是在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如意识的特殊性问题、自在的“物”与审美的“物”的区分与统一的问题，以及自然物的社会性等问题上的分歧，而这些问题最终则有赖于哲学认识论的深入，因此可以说，美学界所要澄清的问题，恰恰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又如，围绕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关于“掌握世界方式”的经典论述，理论界也展开过一场虽说规模不大，但却持续近10年的讨论。这些讨论的论题不外是怎样理解马克思所提出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关于四种“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各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本质、特征等问题，这也是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美学工作者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认识艺术的本质和特征的问题，它同样没有超越出哲学认识论的范畴。可以预料，如果仅仅停留在讨论四种掌握方式的内涵和外延及不同理解上，是很难把上述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的。
再如，1986—1990年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论争，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意识形态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由此进而提出，文艺究竟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形式。遗憾的是不少文章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却无严格的界定，使之在逻辑上失去了共同的论域，而上述问题的最终深入，也有赖于从哲学上非常严格地界定什么是“意识形态”，由此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才能把握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社会倾向性、阶级性、党性之间的关系。
另外，理论上的有些问题本来是在哲学的层面上展开讨论的，其术语也是一个特定的哲学概念，当它被引入美学、文艺学范畴后，其概念就变得很不确定了。如20世纪80年代哲学界展开了关于本体论的讨论，本体（ontology）作为哲学概念，虽有普泛化倾向，但其基本的含义却是指本质或本源。这个哲学概念最初由新批评派引入文论，这一概念一经被我国学者运用到艺术理论中，其内涵与外延便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以精神为本的文学本体论、作品本体论、语言或形式本体论、生命本体论等，术语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放到哲学层面上看，即按本体的基本含义——来源来说，便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物质是世界本源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并未采用“本体论”这样的术语，但这仍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源论，即物质本体论，这显然与17世纪德国哲学家郭克兰纽以及18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沃尔夫所提出的脱离人的实践及其活动来阐述存在本身及其规律的哲学学说是根本不同的；也就是说，这两种哲学概念在人的意识同其周围存在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至此，这个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应该说是已经可以认识的了。然而在艺术领域中，关于本体论的讨论远没有像哲学领域中的讨论那么深入，不少论者在没有对哲学层面的问题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即哲学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又匆匆投入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宣传中去了。无怪乎后来有人提出：我们国内目前并没有真正新的本体论研究，而是仍然在重复表现论或反映论，或是两者的糅合，或是出发点似颇新颖，但结论却无新意。
即便是我们的眼光投向美学应用的实际领域，也还是应该清楚地记住，美学是一门理论学科，理论学科就不能离开哲学理论。正如蒋孔阳先生所说：“美学如果不讲哲学和理论，很容易走向两条错误的道路。一是实用化的道路，把有用看成是美，把美的追求看成是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这就违背了美学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事，而将它当成物质文明了。二是泛化或庸俗化的道路。”
遗憾的是，我们的有些美学研究者一旦从形而上走到形而下，就全然不顾理论的严谨性、科学性，把某些具有个别审美因素的事物当作美学研究对象，大谈特谈，以至于出现了语言美学、厕所美学……由此可见，从整体上提高美学研究队伍的哲学素养是十分必要的。
每一个独立的美学派别都有其独立的范畴体系，美学观念的创新也往往首先表现为范畴体系的创新。西方美学由于长期依附于哲学，因此其范畴体系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艺术审美或日常审美活动中的哲学问题，所运用的方法也主要是哲学的思辨方法。如柏拉图阐述了从某个美的个体到具有普遍性的美的形式，到心灵美，到行为美，到知识美，一直到最高层次的理念美的进程，建立了一个以“理念美”为核心范畴的美学体系。亚里士多德则把人类活动分为认识、实践行为和创造三大类，并在总结希腊艺术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戏剧创造提出情节、性格、形象等戏剧六要素以及“净化”“快感”“痛感”“滑稽”“摹仿方式”“摹仿媒介”等概念，建立起以“摹仿”为核心范畴的美学体系。康德则首次对主体的审美经验（他所谓的“判断力”）这个近现代西方美学的核心范畴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考察，第一次彻底揭示了审美经验中的中介性质及其固有的一系列特殊内在矛盾，阐明了审美判断力的主体性和超越性特征，并且力图用审美范畴的中介性质在他的真理范畴体系和逻辑范畴体系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黑格尔纠正了康德未能纠正的英国经验派美学和大陆理性派美学各自的片面性，将感性和理性在审美中统一起来，建立了一套将美的理念按辩证逻辑推演而成的范畴体系，完成了康德未完成的事业。
我国古代美学思想虽然丰富多彩，并有着独自的特点，但无论在术语、概念的含义和使用上，还是在范畴体系上，都有别于西方的美学理论，而且绝大多数美学论述都融合在哲学、政治、历史等著作中。其间虽有像《乐记》这样专门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有像《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论画》《古画品录》这样的文论、画论等部门艺术理论著作，但较为系统的阐述美学基本原理的著作并不多见。另外由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几乎和西方没有交流，不了解西方的情况，很少受其影响。只是到了近代，随着社会改革的需要，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及文化思想，才开始译介西方美学的论著。就中国古代的美学范畴而言，在诗论方面，它讲意境兴寄；在画论方面，它讲虚实显隐，形神兼备之法。西方美学的范畴是分析性或演绎性的，尽可能运用理性逻辑对审美对象的性质进行精确的分析与界定，有一套严密的范畴体系。而中国美学大多是直感性的或体验性、描述性的，往往范畴本身就是比喻，如“风骨”，始终立足于生动的审美经验感性的把握上。而术语、概念的含义及其范畴体系的逻辑进程，反映着社会实践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的历史进程。如列宁曾把范畴比喻为“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的纽结”。
一定的范畴反映人对客观世界认识和掌握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随着“自然现象之网”诸方面的关系在实践中不断向人展开，人类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思维之网的“网上的纽结”——范畴也逐渐形成、丰富、展开。然而严峻的问题是，中西方美学犹如完全不同的两大“符号系统’，术语、概念的含义和使用以及范畴体系截然有别，造成了逻辑上不同的论域，影响了相互间的交融与对话，也使得东西方美学的接轨变得十分困难。某些表面看似美学之争的问题，其实却是概念之争并由此导致了大量激烈而无谓的商讨，限制了争鸣中学术水平的提高。要使美学这一学科得到健康的发展，就不能不考虑起码的学术规范。
术语、概念、范畴体系不仅是思维的“纽结”，而且也是人类各种学科知识赖以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纽结”，因此，要使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化，在上述问题上不能不首先走向世界，相互交融，并且严格界定，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理论上更加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术语、概念、范畴体系上的混乱及缺少必要的学术规范，也造成了美学研究在投入与产出上的不平衡。一方面是大量的人力、财力从事着低效的，甚至是重复的劳动；另一方面是优秀的研究成果又难以问世，我们有统计不尽的美学教程已经出版或正待出版，但又有为数可观的重要文献资料苦于找不到出版部门，有些看似创新的论述，其实仅仅是概念、术语上的花样翻新。这些都束缚了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化。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现状。现在不少学者都在哀叹中国美学走入了低谷，于是很自然地关心其出路问题，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以为的这个低谷时期也许正是美学界自身整顿学科、建设学科的有利时机。队伍小了，人员精了；论著少了，质量高了，这未必是坏事。只要美学工作者振奋精神，严肃治学，克服自身的缺陷，中国美学一定能走向现代化，走向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