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内克尔被召回。他的性格。第二次显贵会议被召集。贵族和教士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特权。各省人民代表集会。政治出版物支持第三等级。关于改革、欧洲现状和法国革命的普遍思考。

这就是那些措施，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激怒一个才睁开眼就吵嚷着要求恢复自己长期以来被让渡了的权利的民族。宫廷发现吓唬或欺骗人民都没有用，就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想要召回内克尔以平息这场风暴。身负法国信任的内克尔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值得这份信任，不仅因为他对国家税收情况所作的解释，也因为他在前次执政期间所努力采用的经济体制。但不幸的是，内克尔没有足够的才干和政治智慧在这个危急关头领导国家。他在账房长大，对细节了如指掌，对一些小的好处也很重视。当一个人想要以某种被称为公平的品格积聚财富时，这些都是必要的。内克尔通过不懈的努力，或者借用商业语言来说，他抓住了最有利的时机，积聚了大量财富，也让他的家成了当时文人墨客的聚会之所。

有钱人的缺点总是——有时候可能是在不知不觉间——被他的众多附庸者和访客培养起来的，这些人觉得他的餐桌很有趣或者很方便。因此，毫不奇怪，凭借一个还不错的金融家的能力，内克尔很快就被说服，以为自己是伟大的作家和完美的政治家。此外，当一个国家的风气异常堕落时，那些想表现出（甚至想成为）比大众道德更高尚的人，一般都会变成高尚得有点迂腐的人；他们不断将自己的道德和周围那些不假思索的恶习进行对比，结果就使一个宗派形成了狭隘做作的性格；举止僵硬，心地很冷。很多人还被自己脆弱的美德欺骗，成了别人口中的伪君子，其实他们无非就是软弱。出名往往令人眩晕，而那人原本是可以在私生活的阴影中清醒地履行为人的一般职责的。

内克尔胆怯地采纳了他的榜样——头脑清醒、毫不做作的杜尔哥的很多明智计划，却被大多数国民当成了完美的政治家。人民如果错估了内克尔政治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才刚摆脱绝望，而且他们是按照法国，或者是所有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杜尔哥的标准来估计内克尔的。

内克尔写了一篇题材自然会引起公众注意的文章，就虚荣地自以为配得上他所得到的那些夸张的赞誉和智慧的名声，其实他只是精明而已。他的性情和职业使他能够理解这个题材，但他不满足于只靠写一个题材出名，他希望出更大的名。他从一些好作惊人语的人的谈话中收集了各式各样形而上学的散碎论点，想把这些论点汇编成一本大书。这本书的风格，除了一些宣言性的段落外，其实非常浮夸混乱，就像其中的思想无比牵强脱节一样。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必须确定重大事件的起始日期。这些事件出乎我们意料，几乎总是让观察者喘不过气来，因此有必要谨慎从事这项工作；因为历史学家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填补空白，而应该是追踪隐藏的弹簧和秘密的机制，因为正是这些东西催生了革命，而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场革命。这是一场需要勇气和精准来应对的危机，而法国除了内克尔外，没有人因为拥有广泛的政治才能而闻名。旧的政府体制几乎没有给人提供一个领域，使人的才能可以施展，判断力可以在经验中成熟。然而，当国家处于最大的发酵期，内克尔所能想到的似乎只是些胆怯而不彻底的措施。伤口务必刺到痛处才好，可这些措施却总是给绝望的局势带来灾难。

当时的旧政府只是巨大的废墟一片。政府的支柱在其毫无根基的地面上颤抖，所有法国人的目光都投向他们敬仰的大臣。在这种情况下，内克尔带着他先前的经验主义，像另一个桑格拉都 一样，开始了第二职业。但是人民再也不能忍受流血了，因为他们的血管早就被割得再也难以找到下刀之处。原先的镇痛疗法现在已经不足以阻止致命疾病的发展了。在这种情况下，内克尔不知道采取什么步骤来维护自己的声望，就想听听人民的声音，于是决定加快召集三级会议。他先是召回流放的法官，接着恢复了高等法院的职能行使，再下一步就是要消除人民对饥荒的所有恐惧。这种恐惧是宫廷干将们为了给军队建补给库找借口而巧妙地激发起来的，而宫廷先前就已经决定要在巴黎附近集结军队了。

到目前为止，内克尔的行事至少还算谨慎。但是由于忽视了当时已经获得强大力量的舆论，他在组建三级会议的方式上犹豫不决，同时高等法院又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必须以一六一四年的方式集会，其他方式均不可以。这种自以为能为国家立法的顽固劲头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人民再也不愿忍下去了。出于机构的共同本能，高等法院将自己包裹在先例中，却不料这些先例激起了普遍的蔑视，成了他们的裹尸布。整个帝国正在大力清除一切阻挡自由的障碍。

当此关键时刻，假如这位享有盛誉的大臣能够掌管宫廷，他是可以提出一个最终可能被各方接受的制度，从而阻止那场可怕的动乱，使国家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相反，内克尔召集了第二次显贵会议，就一个公众已经决定而他自己又不敢批准的问题向显贵们征求意见。这真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的头脑多么不灵活，不能随人民观点的开放而扩展。这也说明他没有天才的眼光，不能迅速分辨何为可能之事。而这正是使一个政治家能够以自身为核心，以坚定的尊严行事的素质。

人在被突然的热情或同情温暖时，会被一种惯常的冲动冲昏头脑，会心怀一种轻率的狂热，但是等心冷下来以后，人又总是会变得残酷。显贵们随后的行为表明，尽管他们会被雄辩的口才引导，愿意支持一些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问题，但是他们缺乏原则，无法为了整体利益而放弃地方优势或者个人特权，哪怕最终他们也能分享这些优势或特权。事实上，浪漫的美德，或者说友谊，很少比口头说的更深入。因为这些东西只是喜欢模仿伟人的结果，而非为了获得温和的品质。虚荣之人大多如此。

现在，显贵们有两个基本问题要解决：一是如何规范代表的选举，二是代表选好后如何投票。自从上次选举以来，由于商业上的优势及其他原因，有几个省的人口和财富已经使国家呈现出了新面貌。如果还要坚持古老的分配办法，代表权会很不平等。可是如果遵循人口的自然等级，那么按等级还是按人数投票的巨大问题，似乎就可以因为第三等级的人数大增而预判出结果了。

贵族和教士立刻围绕特权的标准问题团结起来。他们强调，如果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法国就将不国。他们如今对自己被隔绝保护起来的利益如此忠诚，以至于所有由显贵参加的委员会，除了大亲王（普罗旺斯伯爵）担任会长的以外，都坚决反对增加第三等级的权利，以阻止这一等级发挥作用。这些争端和阴谋使决定无法快速做出，但是人民厌倦了拖延，厌恶宫廷不断阻碍三级会议的召开。宫廷为了重新获得那些微不足道的特权，从来都是鬼祟行事，还假装为共同利益牺牲了个人特权。现在人民开始集结，甚至在四处谋划，想决定先前的问题。多芬省率先垂范，三个等级联合了起来，为整个国家的组织勾勒出了一个计划。这给各省树立了典范，也为制宪会议日后制定宪法提供了依据。虽然谣言四起，但宫廷仍然愚蠢地自以为胜券在握，它看不见此刻人民已经敢于独立思考，再不会像野兽一样甘愿把头伸到绳套里了。当蛮力臣服于理性的时候，宫廷会惊讶地看到各方代表集结起来，也会惊讶地听到人们大胆地谈论自己的权利，追溯社会的起源，还用最强烈的色彩描绘旧政府可怕的掠夺。当人们的思想被宫廷的权谋、大臣软弱的措施和高等法院狭隘自私的观点弄得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热切地审视一些有才华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每天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激励第三等级，想要在扩大的原则上为第三等级伸张权利，还想大力反对特权阶级的过分主张，因为后者支持古代的篡夺，就好像这些篡夺是某个特殊人种的自然权利。西哀士（Sieyes）神父和孔多塞（Condorcet）侯爵的哲学思想最为深刻，米拉波（Mirabeau）油滑的雄辩则软化了这些枯燥的研究，助燃了爱国主义的火焰。

如此形势下，内克尔意识到人民的意志越来越坚定，就说服了高等法院颁布法令，规定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应该等于另外两个等级的总和。但是代表们是按等级投票，还是共同投票，仍然未定。

人民的耐心已经被伤害和侮辱耗尽，他们现在只想为自己的代表准备指令。但是，他们不想逐步寻求改善，让一个改革平静地催生另一个改革，而是决心立刻痛击所有痛苦的根源：不受限制的君主，人数多到没有必要的僧侣，以及增长过快的贵族这三者共同造成的伤害。仓促间采取的这些措施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哲学课题，且可以自然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首先，从理性进步的角度看，我们有权威推断，所有政府都将得到改善，人类幸福也将被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会随着政治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完备。如果那种诞生于野蛮时代，由骑士精神滋养的有辱人格的等级划分在所有明智之人看来都正在变得异常可鄙，那么一个谦虚之人可能会在五十年内因为这样的划分而脸红。如果欧洲的礼仪和半个世纪前完全不同，公民自由已经基本得到保障，如果每天因为真理和知识的普及，不断扩展的自由正在被建设得越来越牢固，那么政治家通过迅速消除顽固的偏见，强迫人民接受任何意见的做法就会成为不智之举。因为这些不成熟的改革不仅不会促进，相反还会破坏他们统治的那些不幸之人的安逸，并会为专制思想提供反对理性的强大论点。除此以外，原本想要达到的目标可能会被延迟，内部的骚乱和人民之间的不和也会导致最可怕的后果，即人类被屠杀。

但是，其次，有必要注意到一点：如果社会的上层已经堕落至此，那么不用最恐怖的补救措施恐怕不足以根治。上层一边享受着篡夺来的果实，一边还对弱者专横行事，还要用尽一切手段制止一切人道的努力，不把人从堕落的状态中拉出来，而人之所以会处于这种状态，只是因为财富上不平等，在此情形下人民有权以暴制暴。而且，如果可以确定全世界人民在压迫的铁蹄下所受的无声痛苦（尽管不很明显）也比法国发生的这种剧烈的动乱所造成的灾难更大，那么这个追求新生的国家想要立刻采取措施根除那些毒害了人类大半幸福的有害物质，在政治上就有可能是正义的，哪怕动乱会像飓风一样席卷自然，夺去自然所有盛放的美好。迄今为止，文明催生的不平等使钱财比才干或美德更令人向往，它削弱了政体的所有器官，使人变成猛兽，使强者总是吞噬弱者，直到正义的意义完全消失，而被慈善这种最华而不实的奴役制度所取代。长期以来富人对穷人施暴，教会了穷人掌权后应该如何行动，现在富人一定感受到了后果。人类因苦难而凶残，不满造成了人对社会的仇恨。不让一半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半人的痛苦之上，人道就会代替慈善，还会代替贵族所有炫耀式的美德。事实上，如果我们在社会上只看到人分主仆，我们还怎么能期待人像兄弟一样共处？在人类学会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控制之前，政治团体对于改善人类的状况几乎无能为力。

在未来的一些年里，欧洲可能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直到情操的改变逐渐打破习俗的坚固堡垒，改良人类的风气，但又不至于激起人类——这群被虚荣和骄傲宠坏了的狺狺乱吠的杂种狗——的小小激情。事实上，在懒惰的夏天笼罩在人们心头、污染了空气的正是这些小小的激情，因为此刻理解力静止了。

几次凶残的愚蠢行为恰如其分地给法国发生的这场大革命招来了毁谤。然而我有信心证明人民的本质是善良的，知识正在迅速向完善进发。那些老于世故的傻瓜骄傲的优越感将被哲学的温和光芒掩盖，人会被当成人，会以一个聪明人的尊严行事。

法国人从毫无保留地服从君主，发展到自己突然变成了君主。可是由于人会很自然地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因此我们不应该推论当下的精神不会蒸发，或者说这种精神会让已经搅浑了的水因为发酵而变得清澈起来。无原则之人就如风暴中的泡沫，虽然会在浪涛的顶部闪闪发亮，但是在骚动消失后，它会被迅速吸收。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可怕的状态。所有理智和仁慈之人都很焦急，都在注意观察，当混乱消退后（因为在得到的同时常常伴有混乱），法国人会拿他们的自由怎么办。尽管人心会厌恶犯罪和愚行的细节，理解力会因揭开阴谋的一个黑色组织而惊骇震撼，因为它从最令人反感的角度展现了人性，然而我们也许很难相信在这样的一团混乱中，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公平的政府正在崛起，它将把社会生活的甜蜜洒向世界。只不过凡事都需要时间才能各归其位。

[1] 如果这位廷臣[指拉辛]都能用以下言辞写信给曼特侬夫人[Maintenon，路易十四的情妇]，那么从这种人那儿还能指望什么？这位廷臣说：上帝待我是如此仁慈，夫人，以至于我无论和什么人在一起，都没有理由为福音或者为国王脸红。 （此类用*、**标注的皆为原作者注，下同，不一一标出）

[2] 众所周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摄政王都希望能召集国民议会。为了让他放弃这一计划，杜布瓦 颇费了些力气。一七八九年，一篇奇怪的纪念文字再版，就是摄政王此时所写。文如其人，这篇文章堪称厚颜无耻的典范。 GNDpOMb2A4C5oFoPTKe5pVIz+O+u3uS2rlkCj33L+QEPEtKkngYc7DvHmYMbAK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