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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埃纳执政。显贵解散。显贵们建议征收土地税和印花税，但是高等法院
拒绝批准。国王御座
。
高等法院被驱逐至特鲁瓦，但是很快又因想要召回而妥协。宫廷派为阻止三级会议的召开而挣扎。奥尔良公爵
和两名激进的高等法院法官遭驱逐。全权法院。对高等法院的评论。监禁法官。布列塔尼省的代表被关进巴士底狱。士兵大肆镇压人民。
卡隆被解雇后，王后选中了布里埃纳（Brienne），一个杜尔哥对其才华估计过高的人。布里埃纳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先前就支持王后的观点，现在也还是个对权力卑躬屈膝的奴才。而长期以来他之所以追求权力，就是为了获得人人艳羡的大臣职位。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获得这一职位，而不是为了履行其职能。他软弱而胆小的头脑长期处于混乱之中，他一头雾水地接受了前任提出的税收方案。因为钱必须得有，可是他不知道上哪儿去用新的敲诈手段弄出钱来。
现在，显贵们解散了。即使他们的热情询问没有招来宫廷的讨厌，他们也一样会被解散，因为召集他们的大臣被解雇了。然而解散他们不是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他们极为不满地回到了各自的住地，传播了在怨恨和争论中产生的自由观点。
不过显贵们在被解散前达成了一致，他们建议征收土地税和印花税，于是这两项法案就被送到了高等法院登记。可是法官们从来不曾忘记自己是靠职务才享有免税特权的，因此他们避开了要求均等纳税的土地税，还利用了公众对印花税的憎恶。这样一来，法官们就以爱国的姿态，避免了公然反对人民的利益。这其实清楚地证明，他们更珍惜的是自己的利益。
现在，为了吓唬高等法院，宫廷华丽而虚伪的盛装被摆在所谓的正义之床
上，实际上，这只是对所有正义的嘲弄。因为宫廷一边假装征求高等法院的意见，一边下令登记法令。与此同时，高等法院把自己该做的事当功劳，宣布批准征税的权利只属于三级会议，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宫廷被高等法院的坚决反对激怒了，就将高等法院驱赶到了特鲁瓦（Troyes）。为了能被召回，高等法院只好妥协，登记延长“双倍的二十分之一税”
，等于怯懦地放弃了自己先前的立场。
一个世纪前，人民会消化自己的失望，会以牲口般的默许，屈从于国王的宏大意志，而不敢审视其内容。但是现在，人民认识到了自己的尊严，坚持认为凡是不起源于他们的权威都属于非法和专制。他们还大声呐喊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就是必须召集三级会议。这一切都是理性进步的证明。政府就像一个因酗酒而濒死的可怜虫，享乐的欲望犹在，促使它虚耗气力与死神缠斗。它为了生存又苦斗了一段时间，妄想依靠宫廷经验主义者们的救助，阻止它的解体。事实上，从布里埃纳接替卡隆的那一刻起，专制恶魔所能发明的一切机器就已经在运转，以转移舆论的潮流。因为这股潮流正在以不可抗拒之力，用它美好的胸膛承载新的自由情怀，并将随着自由的高涨而将那些愚蠢的垂死丰碑，以及由迷信无知构筑起来的脆弱障碍统统淹没。
但是物资仍旧短缺。宫廷获得贷款的办法很多，贷款是其阴谋诡计的必要杠杆，于是它联合了高等法院的一些法官，希望与其达成协议，并交御前会议批准。然而，高等法院决定采取绝对多数的管理办法，使得掌玺大臣不宣布表决结果就尽快把事办完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发现这一不公平的企图后，愤怒的法官们高兴地抓住了机会，想借此恢复自己的名望，勇敢地保持自己的品格，维护人民的利益。奥尔良公爵颇为嘲讽地对国王说，这只不过是另一张“正义之床”罢了，于是他被流放了，一起流放的还有另外两个敢于抗议的法官。法官们现在成了公众崇拜的对象，心怀感激的公众视之为抵御内阁攻击的唯一堡垒。内阁则继续骚扰，筹划对策，以应对同时发生的、将所有反对意见都带到他们面前的各种事件。
这一时期的宫廷，也就是我所认为的政府，已经完全走到穷途末路了。它不断从一个错误跌入另一个错误，直至最后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布里埃纳和性格较强的拉穆瓦尼翁（Lamoignon）提出的颇受民众欢迎的改革上，想用改革哄骗人民，粉碎高等法院。他们采取的几次行动都属于愤怒者的微弱打击，那是一些仍然希望保留偷来的官位带给他们好处的愤怒者。这些人的目标是高等法院，目的是误导人民，还向人民承诺改革刑法。但是，急切吞下片面补救办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人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意志很快就会成为法律，他们的权力将会无所不能。可是布里埃纳不知道这一点。为了避免遭到进一步的反对，他提出了一个全权法院的计划，也就是组织一个由王公、贵族、法官和士兵组成的各类人的集会。他认为这个机构能够巧妙地代替高等法院，通过复辟法兰西国王的古老形式，使人民感到敬畏和愉悦。但是他没有想到人民的思想现在塞满了其他东西，热情也转入了别的渠道。
事实证明，这种行为对宫廷的破坏力比宫廷顾问们先前犯下的任何错误都要严重。现在，低能成了每一项措施的特征。然而，高等法院还是落入了圈套。它反对一些深得民心的法令，因而失去了人民的尊重和信任。特别是一项有利于新教徒的法令，那是他们自己十年前就要求实施的，现在却因为被别人提了出来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可是宫廷不管经验如何，都只想通过迫害恢复自己的信誉。它制造的所有冲突背后都有恐惧在指使，意在彰显权力，吓倒国民，不想却团结了各方力量，将整个国家推到行动的边缘。
为了给全权法院带来效率而采取的那些专横过分的步骤，唤醒了哪怕最迟钝之人的情感，激起了两千五百万人的警觉，促使他们去观察宫廷的动向，追踪腐败的大臣，穿过诡辩和互相推诿的迷宫，进入其邪恶阴谋的巢穴。宫廷计划在同一天内将批准这个“拥挤的内阁”的敕令
传达到所有高等法院，以防不同高等法院一同审议，形成共同的行动计划。还有很大一支军队也集结起来，意在恐吓那些胆敢不听话的法官。但是，为了避免法官们在受到惊吓后被迫同意宫廷的计划，法官们提前就收到了警告。因为在得到暗示，知道有这个计划后，有人用钱这种普遍的腐败引擎，从新闻界盗取了一份法令的副本。
在发现这一诡秘计划试图欺骗他们，让他们盲从后，法官们义愤填膺。他们发誓要一致行动，拒绝登记那些通过侵犯他们抢夺来的特权而制定的法令。所谓特权指部分的立法权，即法令须经高等法院批准才能生效的权利，原本这个特权只属于三级会议。尽管如此，由于政府发现让高等法院取代三级会议是个方便之举——因为政府惧怕看到诸如三级会议这样的权力机构付诸行动——法官们有时就会利用政府的这一弱点来反抗压迫。这样一来，十二个高等法院就用一层体面的面纱掩盖了其对立法权的篡夺，就被人民视为抵制专制入侵的唯一屏障。然而，睿智的大法官洛必达
并没有被高等法院偶然的用处蒙蔽，他保护了法国人不受自己非法野心的侵害。因为允许一个由律师组成的精英团体（他们给人民带来了现今的地位）成为人民的唯一代表，人民的这种善意难道不是很危险吗？好在律师们的抵抗还是常常阻挡了暴政。现在它引发了一场讨论，还导致了一个最重要问题的提出，即，由谁掌握主权，由谁征税和制定法律？答案是，人民普遍要求实行公平的代表制，代表们应该在规定的时间会面，而且不应听命于行政权的反复无常。软弱的政府看到自己无法通过诡计或武力达到目的，就在失望的刺痛下，决定至少报复一下两位最勇敢的法官。法官们既然联合起来质疑武装部队的权威，就有必要派人去凡尔赛，请国王签署一道明确的命令。可是次日清晨快到五点的时候，正义的庇护所[高等法院]遭到了亵渎，人民的愤慨被全然弃之一旁，两名法官被拖进了监狱。不久以后，使刺激更为加码的是，布列塔尼省派出的一个反对建立全权法院的代表团被投入巴士底狱，被迫在那里保持沉默。
没有钱，也不敢要钱，除非是以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宫廷像疯子一样，在白费气力中耗尽了自己。有两个身为治安官的讨厌的大臣激怒了巴黎市民，市民焚烧了他俩的肖像，骑兵们就在此时赶到了。骑兵之所以被召集，就是为了镇压这场故意挑起的暴乱。市民们被带到了这些为专制主义所雇佣的奴隶的怒火面前，被他们踩到了脚下。
恐惧和愤慨的叫声响彻全国，人民齐声要求正义。唉！可是在法国，正义从来就不为人所知。报复和复仇一直都是正义致命的替代品。我们可以把此时算作杀戮的开始，它教导人民用鲜血为自己报仇，它给这个被人深爱的国家带来了多少可怕的灾难！
诚然，国家的希望仍然寄托在许诺要召开的三级会议上，这个会议一天天变得更加迫切，然而，愚蠢的大臣们尽管想不出任何对策将自己从身陷其中的诸多困难中解脱出来，却绝对不想召集那个力量[三级会议]，因为他们无需多大智慧就能预见到，这个力量很快就会将他们彻底消灭。
同时，骚乱还在继续，流血只是加剧骚乱。不，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市民们冷静地准备好了以暴制暴。如果不是因为听说解雇大臣产生了一时的热情，使同情心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凝聚了所有人的心，那么暴政的家仆们很可能会发现在他们和市民之间将要爆发一场严重的冲突。那些被同情心感动的靠屠杀为生的刽子手放下了武器，在他们原本想要杀害的公民的怀抱里热泪盈眶。他们想起了大家都是同胞，都在同样的压迫下呻吟。他们的行动很快得到了闪烁着情感之光的赞赏，激起了众人的模仿，给全军树立了榜样，也迫使士兵们思考自己的处境。对于任何一个没有凡尔赛那么堕落、麻木的宫廷而言，这都可能是一个有益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