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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十六。内克尔和卡隆执政，召集显贵。卡隆丢脸，被迫逃离法国。卡隆的性格。欧洲被奴役的原因。
正当世风日下之时，年轻美丽的太子妃出现了，她受到了只有在法国才能看到的偶像崇拜。巴黎人想的说的都是她。但是就在他们急于表达敬意，或者想满足自己深情的好奇心时，却有大批人被杀了。
在这样一种骄奢淫逸的氛围里，太子妃岂能不被传染？路易十四的娱乐在于爱情和战争，相比当时迷醉的想象力造成的反复无常和放纵无度，他的挥霍还算清醒。当时正处于权力巅峰的杜巴丽夫人
很快就激起了太子妃的妒忌，让后者倾注最大热情的是她不得了的家庭自豪感，这是能让整个奥地利家族都热血沸腾的东西。为了保住路易十五的宠幸，太子妃立刻在深深的掩饰下，将宫廷阴谋的意向变成了行动。很快，她人生的唯一事业要么是恣意泄恨，要么就是追逐享乐。两者都产生于持久而无节制的放纵。
当她成为绝对的女主人时，她的性格就塑造了被动的路易十六的宫廷。有史以来，在所有表现出愚蠢的宫廷中，路易十六的宫廷不仅是最放荡的一个，还对正派最不屑一顾，尽管假装正派是欺骗平民的必要手段。任何尊重自己道德品质或仪容仪表的人都已经弃这个宫廷而去。路易十四的恢宏气度主要表现在礼节上，但这使路易十六的王后感到束缚。她希望抛开繁文缛节，却又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认识到，在一个本来美和道德就不足的宫廷里，有必要给这个宫廷一种假装的尊严，以使简单显得有趣，或者令人尊敬。妓女很少傻到不注意用些娼妓的手段装饰自己的地步，除非她不想做生意。宫廷的华丽也是如此，只不过规模更大些。同样，王后对自己母国的强烈偏爱，以及对自己哥哥约瑟夫[奥地利国王]的爱，也很容易激起人们对王室的极端蔑视，因为她一再给她哥哥大笔送钱，可是钱都是她从法国公众手里窃取的。现在王室的华服被剥下，暴露出其下掩藏的畸形。王后毁灭性的恶习所激起的无上怒火彻底摧毁了民众对她王者之尊的一切敬畏。只有权力才能赋予王座以尊严，蔑视很快就会产生仇恨。
有关那条项链
的狼狈交易激怒了贵族和教士，但是此事很可能是她豢养的无赖欺骗她的结果。连她在特里亚侬举行的梅萨丽娜式的宴会
，也让她成了嘲笑和讽刺的对象。
人民的注意力一旦被唤醒，就再也不能沉睡。每天都有新情况发生，都在激起新的讨论，而最不公正和最沉重的赋税又让每个人都对这些讨论感同身受，直至王室的奢侈成了一个普遍话题，遭到越来越尖锐的诅咒。
国王没有足够的决心支持杜尔哥政府。先前他的温和倾向让他选择了杜尔哥，现在他却不知所措，只好让巧言令色的内克尔（Necker）掌舵。内克尔虽然对他能干的前任的治国方略只是一知半解，但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还是谨慎采纳了这些计划。为了让自己获得民众的支持，内克尔先是出版了《上呈国王的账目报告》。各阶层的人都以惊人的速度阅读了这本书。朝臣们深感震惊，解雇了内克尔。内克尔在退隐后写下了他对财政管理的意见
，倒也延续了探索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打破了宫廷的护身符，向幻想破灭的群众表明，那些他们被教导要当成超人一样尊重的人实际上不是人，而是被自己的地位剥夺了人性，甚至连同情心都没有的怪物。
之后又有两位继任大臣几次试图维护公共信用，寻找资源，以支付国家的开支和宫廷的靡费，但都以失败告终。然后国王被劝说将徒有其表的卡隆（Calonne）置于这些尴尬事件之首的位置上。
在此人挥霍无度的执政过程中，所有考虑都是为了向宫廷做出牺牲。有才华却肤浅的人常常傲慢，傲慢里又带有一种胆大妄为，卡隆处事即是如此。史书或传奇里所有那些为了消遣好奇的愚人所作的记述，和卡隆极度的愚蠢和肆意的挥霍比起来，都不免黯然失色。然而这一切的结果无非是激起了民怨，加速了公共信用的破坏以及革命的到来。无数破坏性的权宜之计把钱纳入了国库，却被王室及其寄生虫一扫而光。直到一切都失败了，卡隆还想再谋个财政总长的优差干干，于是他决定召集一个显贵会议，这一称谓表明与会者是贵族利益的代表。
尽管总是受到周围人的支配，路易十六本人其实颇有常识，也渴望促进有益的改革，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召集会议。这让疲惫的国家有了崭新的前景，显得无比美好，可是同时也让国民惊讶于赤字之巨大，因为一系列罪恶和愚蠢已经将这赤字扩大到史无前例的水平。
然而，卡隆的不道德行为使人民对他的一切计划都无法信任。可是他仍然认为，只要平均赋税，就可以巧妙地获得维持政府运转、平息民怨所需的物资。这人就是如此自负。他以为平均赋税会打击贵族和高级教士，会将其从特权阶层降至公民地位，会让其他国民对他心怀感激。他最后说，高等法院绝不敢反对他的制度，因为那样就等于把公众的不信任和仇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可是在经历了卡隆的奢侈后，即使是最自由开明的慈善机构也都几乎认定这项计划是于民无益的。然而，温和派不对卡隆的意图仔细考察，就想象这个计划可能会带来诸多好处，会给予法国人所有他们能消化的自由，会避免骚乱——迄今为止骚乱已经引发诸多灾难性的事件，还让国民冷静地准备好迎接更多的灾难。温和派还以为虚荣和无知造成的沸腾不会使人民头脑眩晕，或者心灵野蛮。然而也有明智的观察家采纳了其他观点。他们说，现在人民既已发现赤字的严重性，就可以被说服，知道国家需要一个具体的补救办法，即一部新的宪法来治愈邪恶这个巨大暴政的排泄物。为了填满成千上万谄媚的奴才和懒惰的马屁精们不知饱足的大张着的嘴，暴政正在耗尽劳动所能创造的滋养生命的汁液。但是，尽管人民目前可能会对这项有益的改革感到满意——因为从类比中推断，此项改革可能会逐渐产生效益，这是金融家卡隆现在没有考虑到的——贵族们却没有足够的觉悟倾听正义或谨慎的指令。实际上，自从黎塞留执政以来，大臣制度的功用就一直是打击贵族，增强宫廷权力。然而大臣、将军和主教一向都是贵族，提拔的也都是自己人。这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压抑了整个机体的活力。既然这群马蜂渴望得到他们赖以生存的“掠夺物”，那么这次废除贵族特权的公开尝试就为卡隆捅了一个马蜂窝。除了“掠夺物”这种叫法外，我们还能用什么名字来称呼这些懒惰、自己不纳税却向别人征税之人所拥有的年金、职位甚至财产呢？
即将到来的国家破产是一七八七年召集显贵会议的表面理由，但是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集应该归功于两千五百万人发出的理性之声。这些人尽管戴着可憎的暴政的枷锁，却感到危机近在眼前。因为此时人的权利和尊严已经确立了起来，就要在正义和人性的永恒基础上登上王座了。
显贵们一经聚集，就意识到了公众已经觉醒，正在对其实行监督，于是显贵们明白自己的行为将要受到公众的审查，因此就怀着类似自由人的独立精神，认真研究了每一项国民关切，也仔细调查了造成赤字的原因。然而，针对他们的询问，卡隆只是含混地回答说他“是遵照国王的旨意行事的”。可是当时全欧洲都知道，国王不过是凡尔赛
的一个闲人罢了。甚至拉法耶特（La Fayette）对卡隆的指控——交换国家领土，挪用百万计的国库税款，以满足王后和阿图瓦（Artois）伯爵以及阴谋集团其余人等的需要，因为这些人保住了卡隆的地位——也都被众人相信了。事实上，为了满足王后的不懈要求，国民早就被剪了羊毛。为了壮大奥地利，也为了纵容她所宠幸之人，王后不惜肢解法国。宫廷既然纵容贪污，大臣也就玩起了一场稳妥的游戏。与此同时，诚实的劳动者却在千百次虐待下呻吟，拱手让出勤劳所得的安慰，或是年轻力壮时为日后物资匮乏或年老力衰时积累的一点资财。然而这一切都刺激了一个轻率、奸诈的女主人日益膨胀的欲望，还刺激了她那些毫无原则的代理人的贪心。
卡隆这个虽然软弱却很狡猾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家不许其他人接近国王。他用口才骗取了国王的信任，用貌似有理的计划无可避免地迷惑了国王。然而，卡隆有个与之抗衡的强大敌人，名叫布勒特伊（Breteuil）。布勒特伊在太子妃当初夺权的斗争中满足了她的一些小小的激情，如今太子妃成了王后，就把他置于绝对权力保护之下。试图以一己之力抗衡王后的卡隆感到不安，那一大群曾经从掠夺物中分羹的马屁精们也都立刻警觉起来。尽管他们早就在往路易十六的眼睛上撒罂粟
，现在却想让国王睁开眼，并且很快就让国王相信他最宠爱的大臣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与此同时，两个特权阶层[贵族与教士]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也联合起来。他们一边谨慎行事，一边开始复仇。
拉法耶特对卡隆的指控也许只是应付公众，甚至应付国王的表面理由。很难想象这些指控会对阴谋集团产生任何作用，因为他们发明或纵容了那些能持续满足其享乐欲望的计划。事实是，他们很可能发现卡隆已经不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或者卡隆本人不再选择做一个温顺的恶作剧工具了。总之，卡隆被认为不再合适而被弃置一旁了。
卡隆感到很丢脸，很快退隐到自己的庄园上去，但又不被允许在无所事事的忧郁沉寂中与“流亡大臣之病”挣扎得太久。因为他听说高等法院声讨了他，不由得怀着满腔怒火，身披那些受伤害的国民的诅咒逃离了法国。在法国人的仇恨或钦佩中，很少看到成熟反思的身影。
卡隆执政时的奢侈程度远超其他祸乱法国之物，但是驱使他的动力似乎并不是让自己发财的计划，他甚至连发财的欲望都没有。他之所以大肆挥霍他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勒索来的巨额钱款，其实只是为了满足朋友和下属，或者买到朋友和下属。到了筋疲力尽之时，他不得不求助于内克尔的贷款计划。但是他不像内克尔那样享有公众的信任，无法以同等便利获得贷款，于是他就把这个包袱甩给了继任者，让它去充当继任者的绊脚石。内克尔以他对持币人的有利条件，引进了一套凶险的股票买卖制度。这个制度的缺陷要到后来才慢慢显现，因为虽然有人最能让人民睁开眼，但这些人的利益所在其实是让人民闭上眼。同样是这群持币人，卡隆就无法诱使他们接受自己的提议。他们不仅不想接受，还故意制造违约，从而获得每天都在到期的利息和极高的溢价。
卡隆对事物的理解很快，推行粗制滥造的计划时也很大胆，他还会用华丽的辞藻将这样的计划包装得貌似有理，他是法国人民族性格的有力代表。他缺乏的似乎是原则，而非人性。而他之所以误入歧途，是虚荣心和爱好享乐作怪的结果，而非源于那些深刻的内疚计划。前者会在无形中消除道德束缚，后者会在鳄鱼还没孵出来以前就强迫别人看他们正在孵化的恶作剧的结果。不过人类往往是根据事件做出判断的。卡隆的行为轻率傲慢（即便不是卑鄙），为他招致了普遍的责难。要是到处都能听到一个受压迫民族的呻吟，说明这个国家病了。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甚至在政府面临解体的边缘时，卡隆难道没有浪费国家的资财吗？他不仅忘了道德的义务、荣誉的纽带，还忘了公民们对他的默默信任，这是一个政治家理应视为神圣的东西。他逃走以后，几乎在欧洲的每一个宫廷都受到了礼遇，他成了专制主义的主要代理人，他后来还会帮他们讨伐尚处于新生状态的法国的自由。
当我们反思为宫廷所用的工具时，我们就能大致解释欧洲的奴隶制了，而且可以说，欧洲的痛苦并非源自文明的不完善，而是源自政治制度的谬误。这种制度必然会使那些时代的宠儿成为卑鄙的暴君，他们渴望积聚财富，多到让自己不被遗忘的程度，同时还任凭他们为之苦苦奋斗的荣誉被人从其额头上扯下。
此外，大臣们发现权力赋予了他们无所不能的本领，能让他们犯了罪还不受惩罚，再加上他们暗暗惧怕那些希望有朝一日能捞到同样好处的人，于是就有了堕落风气的盛行，使他们犯下一个又一个残暴的错误。国王从来都是大臣、情妇和秘书欺骗的对象，还有狡猾的侍从和侍女，他们也很少闲着，而且还最最贪腐，因为他们的性格最不独立。最后在这个腐败的圈子里，没人能指认谁是第一个腐败者。由此产生了宫廷支持这些人的顽强意志，也激发了宫廷对共和政体的强烈反对，因为共和政体要求大臣对其违法行为负责，由此还可以知道宫廷为什么对公民的平等原则如此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