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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社会的进步。政府的终结。在法国人中间兴起的政治讨论。美国革命。美德试图建立在错误的原则之上。骑士时代。黎塞留和马扎然枢机主教的统治。戏剧表演和法国的戏剧诗人——莫里哀，高乃依，拉辛。路易十四。摄政时期。路易十五。
当我们思考人类的婴儿期，其走向成熟的渐进过程，其作为孤独者的软弱悲惨，其关于公民社会本质的最初观念的原始粗糙，那么政治知识的获得是如此缓慢，公众幸福没有得到更快更普遍的传播也就无甚出奇了。
诚然，一直以来，古人所达到的完美境界曾经给充满诗意的史学家的想象提供了一个主题，使他得以用最精致的修辞之花将其点缀。然而对于事实的冷静调查似乎清楚地证明，迄今为止，世界文明的着力点更在于培养品位，而非运用理解力。那些自夸的改进难道不是仅局限于地球上的某个小小角落吗？那些最智慧的立法者的政治观点难道不是不仅很少超越他们自己国家的辉煌和荣耀，而且还会带着爱国主义残暴的惺惺作态践踏最为神圣的人权吗？当希腊艺术蓬勃发展，文学也开始趋奉社会的时候，世界上居住的大多是野蛮人，他们与其较为文雅的邻居[希腊]永远都处于交战状态。政府的不健全削弱了希腊人的基础，政治这门科学也必然会在萌芽状态就受到遏制。同样，我们发现，罗马帝国因其命脉被注入致命的疾病而终至彻底崩溃。骄奢淫逸阻碍了文明的进步，于是艺术的完善就成了科学的曙光。我们确信，在道德哲学方面需要付出无数世代的理性和经验，才能将垃圾清理干净，才能将社会秩序的首要原则展现出来。
相比这些国家，我们的巨大优势可能来源于我们对磁针指极性的发现，我们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幸运发明的印刷术。文艺复兴给现代研究的改进增添了古代的集体智慧，而后一种更为有用的技术
则使天才之作和学术著作迅速地大量复制出来，进入各阶层人们的视野。科学发现还引领我们走进了新世界。同时，艺术和商业的摩擦促进了不同国家间的交往，给社会带来了城市化那令人愉快的文雅。世风于是日渐柔和，社会生活的肤色得以完全改变。但是，迷信的残留，特权阶级不自然的高贵——这两者均起源于野蛮的愚蠢——仍在束缚人类的见解，损害人类天生的尊严。直到几位杰出的英国作家以人类应有的活力讨论起政治话题，人们才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些学说虽然只有些许传闻引起了几位法国文人的关注，开动了他们的脑筋，但某些坚定的论辩者更彻底地消化了这些学说。他们逃离压迫，将这些学说置于美国经验的考验之下。
洛克遵循这些大胆思想者的路线，更有条理地提倡宗教宽容，并分析了公民自由的原则。在他对自由的定义中，我们找到了《人权宣言》的元素，尽管这份宣言包含了无知犯下的致命错误，也有自私自利的冥顽不灵，但它确实正在将崇高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真理。
诚然，革命很快就带来了腐败，并且直到现在都在腐蚀英国的自由，但是当欧洲其他国家都还在最不公正和最残酷的法律的重压下呻吟时，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却享受着相对的安全。而且，当英国的荣耀遭到威胁时，虽然海军征兵令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等级，但辉煌的胜利也还是能将这一缺点隐藏在现存最好的宪法里。所有人都欣喜地回想起一点，那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或自由永远都不取决于任何其他个人的意志。
彼时的英国人有理由为其宪法感到骄傲。如果这个理由变得不再明显，他们崇高的骄傲业已沦为傲慢，那也只是人类天性的轻微过失。我们只须哀叹它阻碍了文明的进步，让人误以为为了确保社会的幸福、改善人类的状况，祖先们已经做了很多事，做了一切可做之事。
当学识仅限于一国的一小部分公民，对该国特权的考察也只留待数量更少的一些人进行时，政府的行事似乎就表明人民只是为了政府而活。特权阶级巧妙地将其权利和形而上学的行话术语混为一谈，少数人的奢华气派建立在大多数同胞的痛苦之上，野心也因屠杀数以百万计的无辜者而膨胀扩张。
最狡猾的专制主义的链条一向都是由虚假的责任观支撑的，并由那些可以从欺骗中获利的人执行，这就限制了人类的自由。情绪的自发流动本来可以充实人的思想，现在却在源头就被遏制，于是人变得既不幸福，也不自然。然而，由迷信和专制共同种下的某些观点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思维习惯，以至于说出下面的话可能会显得胆大放肆，甚至自以为是，那就是，所谓美德，其实经常只是缺乏勇气、不敢摆脱偏见、不敢遵循意愿的表现罢了。这种意愿不惧上天之眼，却会在那些没有建立在道德的自然原则之上的谴责面前退缩。任何时候，知识的零星传播都不允许人民参与到对政治学的讨论中来。如果说哲学从根本上简化了社会联合的原则，从而更容易被每个有理智、有思想的人理解，那么在我看来，人类大可怀着仁慈的自满和得体的骄傲来思考即将到来的理性与和平的统治。
此外，如果故弄玄虚的无知使人陷入了纠结状态，以至于只能将自己的推理能力交给出身高贵的傻瓜和卖弄学问的无赖，从而失去了对自己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做出精确判断的资格，那么肤浅的观察者会对我们的智识能力可能达到的完美程度形成不利的观点，或者专制主义想要遏制我们的探索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那种探索精神似乎正迈着巨人的步伐，想要加速推翻专制的压迫和傲慢的野心。
自然使人不平等，它给了一些人更强大的体力和脑力。政府存在的目的应该是通过保护弱者来消除这种不平等，但是它没有这么做。相反，它总是往反方向倾斜，并且因忽略了政府组织的首要原则而使自己疲于奔命。
尽管很少有人承认，但政府的伟大职能其实就应该是保持平衡，使任何个人的财富或能力不至于破坏整体的平衡。既然无法期待人在行动得热火朝天时还能掌控自己的激情，那么立法者就永远不应该忘记完善法律。当理性从容把握了人性的利益时，它会向人类保证，只有保障了集体的利益，才能最好地保障个人的利益。最初的社会制度一定是由激情建立的。人们希望维护自己的财富或权利，奴役自己的兄弟，以免自己受到侵犯；这些人的后代也会继续焊接祖先锻造的锁链，并利用不公正的法律，确保自己篡夺来的东西安全无虞。只有通过施展理性，解放人类，使统治成为一门科学而非技艺，并且使广大人民文明起来，才能废除这些不义之法。而人民如何才能文明？需要使其对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加以理解。
然而，一六八八年革命
后，政治问题在英国不再得到广泛讨论，因为英国人享有的自由程度可以使思想者不受干扰地追求其事业。或者如果有人抱怨，他们大可加入一党一派，以便对各种矛盾的激情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痛苦做出评论。
然而，法兰西却每天都在啜饮压迫的苦酒。迷信犯下的严重错误，在劳动者汗水的纵容下，摆在每个理智之人面前。这样一来，争取公民自由的作家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反对迷信上，尽管宫廷暴政正随其邪恶而变得日益严重。
伏尔泰是领路者。为了取悦法国人，他将讽刺和欢乐混合，嘲笑木偶剧般的宗教中所包含的前后矛盾的幼稚。他的艺术懂得如何将铃铛系在傻瓜的帽子上，让帽子每一面都叮当作响，吸引读者的注意，刺激读者的虚荣心。卢梭也站在同一阵营。他用有趣的雄辩术赞美他眼中奇特的自然，他用情感的魅力美化推理，有力地描绘了一个教士横行的社会的罪恶，以及那种压迫人的不平等的起源，从而诱导那些被其语言吸引的人去思考他的观点和看法。
这两位作家的才华尤其能改变法国人的情感，因为法国人通常通过阅读来收集谈话的素材。他们两人辛辣的反驳和飞扬的文采留在每个法国人的头脑里，并不断在无数活跃的圈子里从每个舌尖脱口而出。
的确，在法国，新见解以电一般的速度口口相传，这在英国是没有的。一个国家内不同阶层间的情操差异要小于不同国家间民族性格的差异。在我们的剧院里，坐在包厢、正厅和楼座的观众在一出戏中欣赏的场景各不相同。某些更文雅的观众会屈尊忍受某些场景，让其他观众获得自己那份娱乐。相反，在法国，一种高度的道德情怀——可能更属于浪漫而非崇高吧——却会引起阵阵掌声，似乎人同此心。
但是，当人们几乎无法从压迫的掌控中获得生活必需品时，他们就不能只满足于嘲笑压迫了。因此，从写警句讽刺迷信开始，被触怒的法国人转而激烈抨击专制制度。贵族、教士和君主向人民征收的不公平的巨额税赋使注意力从仁爱转移到了政府的这一主要职能上。同时，人道主义者魁奈（Quesnai）的深刻论述使重农主义经济学派得以产生，这一派成了最早为公民争取自由的斗士。
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由这一学派培养塑造的总审计官杜尔哥（Turgot）将军的开明治理让法国瞥见了一点自由的模样，但是也在专制主义的地平线上打下了一道光，使得专制和自由的反差越发鲜明。杜尔哥这位人杰急于纠正那种既不明智又很残酷的暴政，以至于被热情蒙蔽了冷静的判断，他捅了马蜂窝，刺激了那群本来沐浴在宫廷阳光下，靠勤劳采蜜得以恣睢放肆的马蜂。于是杜尔哥不得不从他坚守的岗位上辞职隐退。尽管他在十年内使法国摆脱专制统治毒牙的崇高计划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造成无政府主义的痛苦，而这正是当代人需要为后代的解放付出的高昂代价。同时杜尔哥还为推动一场意见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光是这场意见革命本身说不定就可以推翻专制帝国。
柔弱女气的宫廷无所事事，反复无常，早就给对其心怀敬畏的民众定下了基调。而民众则愚蠢地欣赏着他们不理解的东西，靠“国王万岁”的口号活着，任凭国王吸血的宠臣们吸干了他们身上的每条血脉，而这些血脉本应该温暖人民诚实的心。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道德情操和政治情操积累起了不可抗拒的能量，最终还是将真理之光燃烧成了火焰，并将新的光彩投射在了人的精神力量上，给人的思考注入了新的活力，完全削弱了由虚伪和祭祀构建起来的堡垒的根基。
在这个光荣的时代里，美国的宗教宽容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这些理性情绪的扩散，展示出政府可以建立在理性和平等基础上的现象。美国的宗教宽容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因为北美大陆的居民基本都是一些受到迫害的欧洲人。整个欧洲都将目光集中在政治科学的这一成功实践上，而旧世界的戴王冠者却只顾盯着淳朴的公民从辛劳苦恨中好不容易挣来的那点酬劳。劳动者生活在宫廷之外，要么被剥夺了生活的舒适——那本该是对勤劳的回报；要么被压迫到了瘫痪的地步，只好在肮脏和懒散中痛苦憔悴。相反，英裔美国人似乎是另一种存在，他们的形成就是为了享受社会的优势，而非仅仅为了造福统治者，虽然这是他们从前几乎在每种状态下都被分配到的功用。他们那时仅仅被看成保持船只稳定的压舱物，虽然必要，却受人鄙视。实际上今昔对比如此显著，以至于当英勇的北美人民起来反抗英国宫廷的暴虐和不人道的野心，法国人也成了他们在这场高尚斗争中的助手时，这种区别就给了法国人一种刺激，单是这种刺激就让人恨不能让自由插翅飞翔。自由后来果真在法国上空徘徊，她领导愤怒的支持者起来报复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那政府的根基是无知，墙壁则由数以百万的人民难以计数的灾难黏合而成。一种最能危害人类幸福和美德的制度就这样被埋葬在了它自己的废墟里。
美国幸运地发现自己的处境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处境大为不同。她有能力为自己的政府奠基，她的理性也正在冒险般地争取偏见的支持。她利用了世界的文明程度，却没有保留那些野蛮的权宜之计或者那种认为偶然形成并不断修补的宪法优于理性计划的想法，而是自由地从经验中获益。
当社会最初受到规范时，法律还无法针对社会成员的未来行为做出调整，因为人类的才能只有随着社会的进步才能施展和完善。因此，根据一时情势建立起来的法规非常不完善。这样一来，在文明的每个阶段，阻碍人类立足，阻碍人类将旧材料塑造成新模型的又是什么？迄今为止，人类只是匆匆将这些材料扔进来，胡乱堆成一堆。而这堆材料之所以能变得坚固和受人尊敬，也只是因为时间过去了很久而已。
或许是出于某些人的抱负，以及所有人对安全的渴望，当社会最初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此时的人类当然是自私的，因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舒适和其他人的舒适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人性更是处于感性而非理性的作用之下，因此人性的范围非常有限也就成了自然之事。但是，人一旦像看到天光那样清楚地看到个人的幸福取决于人类的普遍幸福，理性就会把力量赋予激情振颤的翅膀，然后人就会“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让我向这远方光荣的一天欢呼！
迄今为止，世界所能达到的政治完美是一副什么模样？在两个最著名的国家[希腊和罗马]里，它无非是举止的得体，但那只是家庭之爱的延伸，是同情及自私的激情的结果，而非理性的人性。是什么终结了这两个国家如此大加颂扬的爱国主义？是虚荣和野蛮，历史的每一页都在这样宣告着。然而为什么美德令那些敬仰它的人目眩神迷，对美德的热情却像朝露般消失不见？为什么？因为那种美德只是人造的美德。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不得不与压迫做斗争，抚养自己初生的国家时，他们的历史里什么英雄事迹没有！但那只是激情的燃烧，“活的烟雾”而已。因为在战胜了敌人，为国家荣耀做出最惊人的牺牲后，希腊人和罗马人自己却成了文明的暴君，一样开始掠夺社会。为了社会的幸福安宁而死容易，清醒地实践生活的责任却难。由此也暗示，满足感是感受到而不是看到的。就像父母忘了所有正义和人道的规矩，夸大自己孩子的优点，却又不让孩子独立一样，这些古时候的英雄也爱国，因为国是他们自己的国，可是他们的举止又表明，这样的爱国只是他们狭隘自恋的一部分。
现在是时候以一种更为开明的人类道德之爱取代或者支持身体之爱了，也是时候让就快成年的年轻人由原则引导，而不是被冲动驱赶着匆忙向前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期待仍有怪物要打的当代英雄能努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理性的法律，好让人们不再依赖一纸空文，或者不再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变得虚假。
原罪是一个疯狂的传统。我们必须完全清除所有那些来自原罪的观念，包括吃禁果，普罗米修斯盗火，潘多拉打开魔盒等寓言，这些东西数量之多，真是难以计数。为了说服我们天生向恶，祭司们在这个基础上营造了巨大的欺骗系统。清除了这些之后，我们才可以为人类心灵的扩展留出空间。而且我相信，我们将会发现，人类在变得更加智慧的同时，也会使彼此更加快乐。的确，为了获得做作的社会道德，很多最自然的社会欲望被扼杀了，正是这么做的必要性剥夺了人的尊严，使人变得恶毒，然而人的尊严只能建立在真理之上。这与“社会的美德已经被社会的律法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断言并不矛盾。只需要一条行动的原则就已足够，那就是自尊，不管它在宗教上叫敬畏上帝，还是在道德上叫热爱正义，抑或是在对幸福的渴望上叫自爱。但是，当一个人为了在生活中获得受人尊重的地位，每天干的都是不被法律认可的事，他还怎么可能自尊？而如果人不自尊，他又怎么会相信美德的存在？事实上，一个文明人的职责似乎就是使自己的心肠变硬，好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这种聪明在不同人身上可以叫睿智，也可以叫狡猾，但是不管怎样，它都只能证明头脑之所以清楚，是因为心是冷的。
此外，在目前不完善的社会状态下，苦难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起因是想象力不断受到诱惑，变成了人心上长出的一个膨胀的囊肿，吸干了人体重要脏器的养分。以下观点我认为并不牵强，即，人变恶毒的比例等同于人因社会缺陷而被迫服从于一种自我否定的比例，这种自我否定由无知而非道德所定。
但是，邪恶正在消失，一种新的精神为了组成政体业已出现。现在，既然地球上已经有一半人在心里拥护这种精神，那么到哪儿可以找到一个标准去评估那些限制了这种精神、不令其施加影响的手段呢？理性最终露出了迷人的面庞，那是带着仁慈笑容的灿烂面庞。专制的黑手再也无法使其光芒黯淡，卑下的暴君潜藏的匕首也再没有办法触及它的胸膛。现在，植入我们天性的上帝形象正在加速扩展，而且随着它的展开，长着母性翅膀的自由似乎也正在飞向远远高于庸俗恼怒的领域，有望庇护全人类。
认为文明只能走到目前为止，然后就必然退回到野蛮状态的看法是个粗俗的错误，尽管它似乎得到了经验的认可，但它是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肤浅看法之上的。可以肯定，无论如何，如果世袭财富支持世袭等级，国家必然会变老变弱。可是，当宫廷和长子继承制被废，简单的平等法则也都建立起来，还有什么能阻止每一代人保持青春朝气？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必须运用身体和精神来维持生计、获得尊重时，又有什么能削弱这样的身体和精神？
法国革命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当简单的原则开始对复杂的无知之轮
实施强大作用力时，事态将在多大程度上主宰人类。这些无知之轮的数量越多，它们就越软弱，此外它们还需要不断修补，因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永远都是懦弱愚蠢的产物，或是自私自利的狭隘算计。为了阐明这个事实，无须在野蛮雄心的灰烬中扒找，也无须证明君主们的无知及随之而来的愚蠢——当欧洲的蛮族开始组建政府时，这些君主只会用铁棒统治——虽然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清楚地表明，狭隘的思想自然也会产生暴躁的脾气。
我们可以夸耀那些时代的诗歌，或者那时想象力的迷人飞跃。激情焕发时，它们在英雄们的某次壮举中闪耀，给毫无思想的整体生活撒上了一层光彩。但是，尽管有这些北极光的存在，培养理解力似乎仍然是驯服人类的唯一途径，因为人类躁动的精神制造了邪恶的激情，导致了暴政和残酷。当人身体强壮，血也很热时，人不喜欢思考，也不喜欢采纳任何行为准则。只有到了身体逐渐变坏时，经常消耗在致命活动上的体力才成为精神能量的一个丰富来源。
人们反对随科学、艺术一起引入的奢侈，因为人们只注意到了其中的邪恶。可是只有通过培养这些艺术——所谓的和平艺术，剑才能变成犁。战争是闲散之人自会追逐的冒险，它需要这类人身上的某些东西，以便激发不活跃的头脑所必需的强烈情绪。当无知之人反思的时候，他们用得更多的是想象力，而非理解力。他们沉溺于幻想，而不追求思想。因此他们变得浪漫，就像十字军；或者像女人，因为女人通常是无所事事、烦躁不安的。
我们若是厌恶血腥的王室浮华排场，也厌恶取悦被奴役者的幼稚表演，我们就会更加鄙视某一阶层的人：他们培养自己才能的目的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巩固的手段则是将无知者引入歧途，将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学问变成一种更为圆滑的压迫工具。与如此众多的障碍做斗争的结果是，几个时代过去了，尽管对公众舆论的尊重正在普及，它软化了人们的举止，是道德原则的唯一替代，但还是几乎感觉不到有用的知识在进步。
然而，十字军给社会带来了震动，改变了社会的面貌。骑士精神在勇敢的弗朗索瓦一世
统治期间呈现出新的特征，它开始改变古代高卢人和法兰克人的凶残。荣誉感确立了，绅士品格逐渐养成。从此在法国——直到今天，这种品格都还在为人所珍视。自然视为神圣的所有纽带经常被这种杂交的道德观所替代，而且是其唯一的替代，它使那些不守其他任何法律的人受到约束。
同样的精神与吉斯家族
的血腥背叛混合后，成就了亨利四世
的男子气概。自然赋予了亨利温暖的体质、温柔的心灵和正直的理解力，他也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精力充沛的性格。那是一种柔韧的力量，能让人爱他敬他。
黎塞留
任首相时开启了任人唯亲的时代，艺术得到赞助，喜好阴谋的意大利统治模式削弱了身体，使身体经过不断的精致化变得文雅起来。潜移默化中，伪装滑向了虚假，而马扎然（Mazarin）正是这伪装的化身，他给高傲膨胀的路易十四
的统治铺好了路。这统治讲究排场，带有一种虚假的宏伟。它还引入了一种崇高的轻浮品位，加速了这类文明的完善，其中就包括以牺牲心灵为代价的精炼感官，尽管心灵是一切真正的尊严、荣誉、美德的源泉，也是每一种高尚精神品质的源泉。有了这种让偏执容忍纵欲，让荣誉和放荡握手的做法，人的眼睛再也看不到区别，恶习也被隐藏到了与之相关的美德的面具下。法兰西的荣耀——这个被国王的燥热气息吹起来的泡沫——成了破坏幸福的借口。同时礼仪还取代了人性，制造了一种依赖，导致人们为了他们不知何物的不健康混合物，换掉了自己的谷物和葡萄酒。这种混合物固然可以满足堕落的食欲，却破坏了结实的肠胃。
封建时代对比武和军事宴饮的喜好现在已自然而然地让位给了对戏剧娱乐的热爱。当英雄壮举成了虚弱的肌肉无法胜任的重体力活，它就再也无法给人带来快乐了，人于是就在心智培养中发现了出路。心智培养使得体力活动变得不再必要，它还维持了生命的流动，使之不至于停滞不前。
除了莫里哀
的作品外，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都在反映宫廷礼仪，从而扭曲了正在形成中的品位。只有莫里哀这个非凡之人能在人类激情的宏大规模上为全人类写作，而把模仿风俗、指明时代装束的事留给劣等作家。
高乃依就像我们的德莱顿（John Dryden）一样，经常蹒跚于荒谬和胡扯的边缘，却又充满了高尚思想。这些思想模糊地蹲踞于其幻想之上，他对它们的表达虽然隐晦，却一样取悦了读者，因为他为宏伟激情勾勒出一个模糊轮廓。当着了魔的想象被引诱，跟随他走过施了魔法的地域时，心有时候会被一种忠于自然、或崇高或悲哀的情感意外触动。
不久后，拉辛用优雅和谐的语言描绘了他那个时代的风度，并以了不起的判断力将很多不自然的场景和做作的情感描绘得栩栩如生。他总是努力想使他的人物亲切起来，却又无法使其保有尊严。而散落在文中的高雅道德，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礼貌。 [1] 由于害怕在行为上偏离宫廷礼仪的尺度，吓到挑剔的观众，他的主角们的风流之举只是吸引了风流者和文人，因为这些人的思想能对不同的娱乐方式保持开放态度。实际上，拉辛是法国舞台之父。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法国人对公共场所，尤其是对剧院的天然热爱了。这种品位给法国人的行为定下了基调，它在国家这个大剧院里变出无数舞台戏法，其中旧原则用新场景和新装饰装扮起来，不断上演。
法国人的民族性格也许比我们通常以为的更要由其娱乐活动塑造。事实上，戏剧是一所培养虚荣的学校。经过这样的教育后，他们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几乎都是为了舞台效果，也就不再令人惊讶了。又或者，冰冷激昂的狂喜突然爆发，其实只是在以热情的表演嘲笑他人的期待，这也就一样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因此，从嘴里喷出的情感往往来自大脑，而非心灵。事实上，自然的情感只是想象力给人的事后回忆赋予的特征。想象力总是需要假借外物才能实现，可是法国人通过不断满足感官，扼杀了想象力的驰骋。法国人的感觉从来都是活泼而短暂的，每一道光线的逝去都能将其发散，最小的风暴也都能将其消弭，然而这感觉却很少反思其情感。
如果说英国的下层阶级独有一种对敞开怀抱、嬉笑欢闹的嗜好，那么不管什么样的法国人也都爱着一种闪着亮光的感伤的镀金。这在剧院里经常可以看到。激情被剥夺了一切激进的力量，好让咆哮的情操圆润起来。这种情操带着假装的尊严，被当成某种非常宏大和重要的东西展示出来，就像自由之树的枯枝上招摇着色彩斑驳的破布，悬挂在每个村庄里一样。
路易十四发动的战争同样是戏剧展示，他把毕生功业都用在了仪式调度上。
当他的威严减退，动物精神也消耗一空时，他就成了这些仪式的受骗者。然而在他统治的末期，费内隆（Fénelon）的著作及其学生勃艮第公爵的谈话引发了各式各样的政治讨论，且都以人民的幸福为其理论基础，直到最后死亡给路易十四的家族和荣耀蒙上一块巨大的棺材罩布，同情心也将它错置于同一个可怕的罩布之下。我们同情不幸之人，但是让这样的人发达是有害和致病的。
路易十四利用人民的感官，让他那个时代的骑士风度有了新的变化。法国人本着真正的堂吉诃德精神，以国王崇拜为个人荣誉所在。君主的荣耀成了全民的骄傲，即使这让人民付出了最为高昂的代价。
为了说明那个时代的思想变态以及错误的政治观点的盛行如何让这个倒霉的国王成了他自己的专制主义的奴隶，只讲一则轶事就足够了。
一个朝臣向我们保证说
，路易十四遭遇的最丢脸的情形，也是最让他痛苦的情形之一，是他的敌人发表了一篇请愿书，并且非常努力地在法国各地将其传播开来。在这篇文章里，盟友们请法国人召集他们古代的三级会议。他们告诉法国人说：“国王的野心和骄傲是其在统治期间发动战争的唯一理由。为了确保人民能够享有持久的和平，人民有责任在三级会议召集前不放下武器。”
有一点几乎让人难以置信，那就是，尽管有两百万法国人被监禁、流放或处决，这份请愿书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然而国王觉得很受伤，他小心翼翼地让人写了一篇答复
其实他大可想想最后一次三级会议召开时的情形，好用回忆来安慰自己。因为那时的路易十三用空洞的承诺打发了与会者，而且一边说一边也就忘了那些承诺。
一般说来，法国人的热情会让他们从一个极端匆忙跑到另一个极端，但是此时这种热情却催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摄政时期
，罪恶不仅厚颜无耻，还胆大包天，潮流完全变了。伪君子们现在都站到了另一边，朝臣们也竭力想要表现出他们对宗教伪善的憎恶，他们蔑视正派。当他们想要激怒幼稚易怒的迷信之人时，他们就肆意摧残谦逊的天性。
在摄政王的性格中，我们可以追踪到所有虚假的优雅催生的好与坏。他的品位是靠摧毁心灵形成的。他既然意在享乐，就太快喝光了令他沉醉其中的杯中的所有甜蜜，以至于余生都只能在杯底的残渣中寻找新意，好给他的享乐注入一口生气。起初，他夜间狂欢的目的是机智，但是很快机智就让位给了最可怕的荒淫，且其中的主要类型都是可耻的不道德行为。除了保护了几个放荡的文人艺术家外，他还干了什么事能把自己的名字从谩骂中解救出来呢？他的善良只在同情中体现。当人民的痛苦摆在他面前时，他同情人民，可是当他身处肉欲的淫窟中时，他又很快忘了这些内心的渴望。
他常常津津乐道的是旺多姆（Vendôme）修道院院长的一桩轶事。他说这人碰巧取悦了英王查理二世的一个情妇，查理二世只好请路易十四召回院长，这才摆脱了这个对手。
在这些时候，他会给英国宪法最热烈的赞扬。他似乎迷恋自由，可是同时又授权干下了公然侵犯财产和残酷专横的事。他为国家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2] 就诞生于这种轻浮的氛围中。他引入了亲英的风尚，让人阅读和翻译了一些阳刚的英国作家的作品，从而极大激发了法国人尚在沉睡的男子气。他对美术的热爱还导致各路作者在他并不神圣的尸骨上撒花——这一点正可以作为某些光辉品质的象征，说明它们从哪儿长出来，就只能装饰哪儿的土壤。
路易十五统治的后半部分也以同样的残暴荒淫而恶名远播，并且还毫无智慧的修饰。如果不是有必要给这幅邪恶的专制画像做最后的润色，那么贞洁会很愿意为其蒙上面纱。两千五百万人在这种专制的鞭打下呻吟，直到无法忍受日益沉重的压迫，终于像巨象一样站起身来。这头巨象的愤怒是如此可怕，它会在盲目的怒火中将朋友和敌人一块儿践踏。
身体的无能和思想的懒散使得路易十五成了他的情妇们的奴隶，情妇们却竭力想在无赖们的怀里忘掉国王那恶心的拥抱，于是无赖们发现爱抚国王的情妇竟然可以得到好处。为了满足这些贪婪之徒，国家的每个角落都被搜刮一空了。这些人绞尽肚肠，为病态的欲望找到了新的动力，破坏了民族的精神，腐化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