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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法国的恶行——贵族——军队——教士——包税商。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朝臣的诡诈。三个等级的召集。巴黎发生骚乱。三级会议的召开。国王的演讲，掌玺大臣对其做出的回答，内克尔的演讲。关于召集方式的争论。默契间确立起来的新闻自由。宫廷试图限制新闻自由。代表们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
在我们开始讨论三级会议催生的伟业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法国人如此大声抱怨的压迫到底是什么。而一旦我们追查这抱怨的公正性，问题只会是他们为什么不早一点耸起肩膀，卸下这副沉重的担子。我们不必为了查明这一事实而深究，事实上将封建链条上所有环节都集齐可能很困难，因为这个链条联系的是六万名贵族的暴政。贵族们不仅实施了制度授权的所有暴政，还支持了他们人数众多的附庸者所施加的更为广泛的掠夺。事实上，还有什么比得上可怜的农民遭受的奴役呢？他不仅被什一税和狩猎法掠夺，还眼睁睁看着成群的鸽子吃掉他的谷物，却不敢杀死鸽子，因为鸽子属于庄园主的城堡。如果跟随法国人的生活必需品走过所有的征税环节，我们会发现，法国人在收割后要被迫把自己很少的一点收成送到老爷们的磨坊里去交税，然后还必须放到特权的烤箱里去烘烤。
也许，纠缠于个人劳役这种虽已过时却还没有被废除的可憎制度有点太过挑剔，因为还有一种更加似是而非，乃至更加难熬、更加可耻的榨取正在大行其道，它腐蚀了社会的两个组成阶层——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每一种道德情感。
乡村的主要魅力是独立。可是当以上这些令人难受的束缚将一个人从乡村中驱赶出去，让他想在城里找活干时，他又必须先从某个特权人士那里购买专利，而这项税务是由包税商，或者说大臣的寄生虫卖给他的。
所有人都生活在掠夺中。尽管没有任何东西能粉饰不公，但是掠夺的普遍性却给了它一种认可，让它摆脱了诅咒。大人物们是如此麻木不仁，勒索给他们带来了享乐，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享乐是用他人辛劳的汗水换来的，就对感官少了一点感谢。不，就像维斯帕先
那令人讨厌的收税一样。钱就是钱，谁还在乎它是靠什么名目的税收得来的呢？因此，富人必然变成强盗，穷人必然变成小偷。谈到荣誉，诚实就会被忽略。习俗给各种暴行起了和软的名字，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对被忽视的原则做一番探究，或者愿意为了满足某种浪漫的奇特观点而自愿放弃自己在掠夺中的份额。这种观点引发的是嘲笑而非模仿。
军队在每个国家都是祸害，在这里也都由贵族组成，并且和十万个不同种类的特权人士结成联盟，以支持他们获得税收的特权。这对农业而言是一个重负，同时军队还没有义务直接负担公共开支。
盐税，苦役，还有提供马匹的义务——即使是在农场最需要马的时候，农民也得提供马，以便把军队从国家的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这三者是农业发展的障碍，它们既不公正，也很讨厌，就像是钉到农业脚踝上的钉子。于是活动不断受到各种限制，而不是鼓励，这就像在农业改良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严格说来，在压迫的隔绝中生活的每个个体仅能糊口。既然享乐有赖于如此之多的伤亡，他们就不愿以非凡的劳苦为代价储存舒适。对结果从来都不敏感的人可能同样也没有意识到原因。他们思考不深，没能探究到旧压迫的根源，因此只能大声反对新的压迫。
除此以外，法国还维持着二十万名祭司，共同的放荡精神将其团结在一起。这些人沉溺于一切披着不道德外衣的堕落的享乐，同时通过使最邪恶的偏见神圣化，让人民变得禽兽不如。每个有关正义和政治进步的考虑都成了他们的帝国的牺牲品。
在如此大规模的邪恶之外，还有潜伏于修道院院墙背后的腐烂蠕虫。这六万名修道者放弃了俗世，也就割断了自然的纽带，成了祭司制度的支柱。他们享受着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农产品，还拥有庞大的地产。这些人是国家的水蛭，无知者的偶像，暴政的守护神。他们对九头蛇
的供养分文不出，然而他们是急于保护九头蛇的，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大肆吹嘘自己的仁慈，可是同时又以最邪恶的亵渎，大肆享受自己欺诈来的果实。他们的整个一生都是对自己所传授并假装尊崇的教条的嘲弄。除此还有各种其他烦恼，多得难以计数，而且彼此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小小的垄断都在加强专制主义的庞大结构，它无视时间和理性，昂起了头。的确，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权阶层中那些个体的反复无常。宫廷可以随意使之行动起来，偶尔还会给他们一点安慰，以平息其暴躁的咆哮。
另外还有五万人的包税大军，他们以自己的手段征收和积累税款，给压迫额外增加了一份痛苦。那是所有人为发明出来的压迫中最令人痛苦的一种，因为这种压迫的原则导致了最卑劣的贪污。而强盗联盟，也就是那大批官吏的组合，又保证了这种罪过不会受到惩罚，因为官吏们的家人和趋奉者正是靠不断打击正义、获得战利品而养活养肥自己的。而且，当高等法院不断牺牲人民利益的时候，低等法院却又更加贪赃枉法，因为它们是由讼棍组成的。国家腐败时，这些人会像腐尸上的虫卵一样密密麻麻。
这就是那些冤屈！哈宝（Rabaud）说：“这些强取豪夺加在一起，对国民征收的税额，想象力不敢计算。”我们可以认为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法国，直到国民中的大多数，也就是那些奴隶和侏儒纷纷挣脱枷锁，站起身来，突然以人的尊严和主张出现在世界面前。是的，这些人还有人的感情，或许还更强大，因为他们的感情更自然。他们要求拥有和贵族一样的平等权利，因为贵族就像古时候的巨人，只是借助了想象才变得伟大。谁会对人类的利益如此冷酷，敢说这不是高尚的再生？看到一个大帝国的居民从最野蛮的堕落状态上升至巅峰，看到他们凝视自由的曙光，呼吸自立的新鲜空气，头脑的结构也焕然一新，谁会因自私的恐惧而麻木到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呢？谁又会如此受偏见左右，坚持认为法国人是一个由自然或习惯塑造的独特的奴隶民族，永远无法获得自由人所特有的那些高尚情操，而这些情操就在为三级会议的召开所进行的选举中曙光乍现了？选举是预备性的斗争，目的在于转变舆论，借此使政府发生根本转变。
现在，有六百万人参与了国民代表的遴选，并为其准备指令。正是在这些集会中，平民们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他们在新的基础上讨论的话题迅速成为全国唯一有趣的话题。
在一些地方，三个等级共同参会，似乎决定了关于代表平等性的重要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前两个等级还是单独聚集，顽强捍卫他们摇摇欲坠的特权。第三等级则怀着谨慎的嫉妒，要求纠正他们所受的冤屈，虽然他们几乎无法希望别人也对这些冤屈使用如此苛刻的名字。
贵族中等级森严，礼仪严苛。等级较低的小贵族长期以来都难忍王公和大贵族的专横，后者则傲慢地争夺着荣誉的每一级阶梯。然而大小贵族一致同意放弃金钱特权，还以含糊不清的措辞加入公众的呼声中，要求制定一部宪法。
同样的分裂在教士中产生了更为明显的结果。动静最大的是教区牧师。他们是这一等级中的平民，希望在天平上显示自己应有的分量，他们的成功似乎是国家将要发生转变的一个确定的预兆。事实上，每个教区都是一个小小的专制中心，这比大教区还让人难受，因为小教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教区牧师因为不在提拔的康庄大道上，因此最受压迫，于是他们在新的平等竞争中充当了先锋。同时，他们对主教的不敬也为蔑视王权铺平了道路。
迄今为止，教会似乎都是不可分割的，然而教会显贵们的骄傲太不得体，让此时的教会产生了分裂，导致大多数教士都站到了人民一边。而在贵族中，只有少数贵族抛弃了贵族们的共同事业。事实上，教区牧师从当选开始，就成了第三等级中的保留队伍。他们想在第三等级里找到他们在自己人当中被拒斥的尊重，而且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和倾向更接近于第三等级，而不是那些有钱的教士。后者哪怕在羊群中也还是要区分山羊和绵羊，他们嫌教区牧师挣钱少，让他们靠边站。钱是这一等级的神，就像钱对所有其他等级来说也都是神一样。尽管有那么多高级教士的威胁和阴谋，却仍然有这么多的下级教士当选为会议代表。这是一个惊人的证据，说明教会的力量正在减弱，人民的力量正在觉醒。此时的骚乱似乎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隆隆雷声。那些在省一级集会中成长起来的演说家日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掌声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第三等级目标一致，因此在他们的指令中贯穿着一种同声共气，主要针对的就是另外两个等级的特权。最受欢迎的出版物都在抨击这一弊端，令受苦的人民深以为然。一本由西哀士神父撰写的著名小册子发行了六十版。对王室心怀不满的奥尔良公爵也煞费苦心地散播舆论，虽然这些意见与他的个人见解相去甚远。他就是这样怀着盲目的野心，努力想要推翻宫廷，因为宫廷的废墟砸下来，已经打到了他的头。
但是因为受苦而痛楚，又因为这些讨论而热烈起来的法兰西民族的脾气跑到了它的判断力的前头，以至于它让选举人以仓促的热情指示其代表立即制止一系列的虐待行为，而没有考虑到这么做的后果。在愤怒的激情中采取的行动总是这样不幸。在纠正暴虐的狂怒中，人们总是只把一种暴虐换成另一种暴虐。很难让愤怒的头脑明白对其有益的经验教训！人在行动时总是不假思索地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即使是对理性最强烈的信念也不能迅速改变身体的习惯，更不用说改变那些因特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逐渐养成的举止了。
然而，为了确立平等的权利，使其成为自由的基础，也为了防范宠臣们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掠夺，全国上下同声共气呼吁制定宪法。这样一来，将征税权限制在国民代表机构的积极禁令出台后，通常紧接着会建立新闻自由，废除秘密逮捕令。陪审团制度也被建议采纳，代表们还被延请考虑能否减少死刑，甚至完全废除死刑。针对博彩的邪恶倾向，以及壁垒和垄断对贸易造成的无端障碍，也都有人做了评论。简而言之，宫廷、贵族和教士的暴政和不公都遭到了抗议，其压迫或者被揭露，或者被详述。然而在众多的非难当中，针对国王的却只有祈祷和赞美，连对共和主义投下的一瞥都没有，因此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祈祷和赞美的诚意。
为了防止这场风暴在自己头上炸开，阴谋集团决定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外国军队的援助上。他们从国家的不同地方纠集外援，而不愿相信法国士兵，因为后者正担负起公民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以朝臣惯用的伎俩，继续娱乐会议代表，直到能将后者一举压垮，也能将人民的希望有效扑灭。人心天生向善，尽管常常被激情所骗。心灵哪怕被污染，或是被窒息，头脑哪怕策划了最黑暗的阴谋，有谁——即使是在孤独的寂静中——会对自己低声说自己是个恶棍呢？难道他不会像弥尔顿的魔鬼一样，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设法找出一条不得不受诅咒的抗辩来？他可以说他是为了自保，不得已才侵犯了永恒的正义，但是他对永恒的正义永远心怀敬意。然而，美德的层次变幻，颜色未定，人并非只有通过美德才能体现人天生的尊严。不，人的恶行一样盖有神性的印记。在心灵被引入歧途前，必须先将理智扭曲。同样，人们懒散地追随时下流行的思维习惯，而不会对其加以权衡。因此，这些能够冷静思考一种屠杀的朝臣后来却有可能在思考另一种屠杀时被真正的恐惧吓坏了。前一种屠杀注定是他们为了延续旧秩序而集结外国军队的结果，后一种屠杀则由他们的顽固造成。这就是人心的诡诈，所以头脑必须清醒，行动的原则才会纯洁。
然而，三级会议的代表大多来自偏远地区，他们在各自的村子里成了壮健的独立之子。尽管法国人崇拜君主，其狂热蔓延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但那不过是给家庭餐桌上的举杯增加一点欢乐，或者是给舞蹈增加一点活动的借口罢了。法国人的舞蹈真可谓动物精神的爆发，它和歌剧院里展示的淫荡刺激截然不同。后者导致恶行，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附的社会情感，扼杀了一切公共精神。爱国主义是什么？不就是一国之内同情心的扩展，并被原则变成永久的一种情绪吗？此外，唤醒了这些代表的精神的那些文字难免让他们大脑迷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雄辩之才的坏处。辩才能劝说，却不能让人信服。它所激发的热情光辉会被那种虚假的宽宏气度玷污，然而虚荣和无知却在不断误将这种气度当作灵魂的真正升华。它就像雨后太阳的灼热光线，使心的情绪太快散发，让心灵干涸贫瘠。
朝臣们鄙视代表们的乡气，而且仍然视人民如无物。他们继续照例执行公务，只是调整了接待的仪式。所有这一切都侮辱了第三等级，同时还表明特权阶层的代表仍会被看作独特的阶级而得到区别对待。这种程序上的无礼不能不令先前那些还在大范围讨论人权问题的第三等级代表满腔义愤，感到虚荣心受到了刺激。他们一方面对束缚他们的仪式有点不安，一方面又每时每刻都不由得想起自己和朝臣是平等的。他们甚至会红着脸向自己承认，自己居然有一刻被这种幼稚的浮华吓到了。与其说他们惊讶于凡尔赛的壮观排场
，倒不如说他们对宫廷的高傲更为厌恶。宫廷的宏伟只能证明它给人民造成了多大贫困，而人民现在要求解放。因此代表们心里充满了崭新的独立观念，这让他们对任何区分人的等级观念嗤之以鼻。他们利用理事会授予他们的多数权，开始聚集力量。在果决行动的同时，他们还意识到自己赢得了民心。人民现在忘了“国王万岁”的口号，而只是高呼“第三等级万岁！”这让第三等级的代表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坚定。
朝臣们立刻选中了一个定期集会的地点，在那里可以协调最佳措施，以粉碎平民正在崛起的权力。平民之间也并非毫无一丝嫌隙，这正是这个国家的特点。他们在不同地点集会，直到共同利益将他们团结到布列塔尼代表选择的会址上。同样，对着装的规定所宣示的不尊重，也让第三等级代表准备好迎接他们注定会得到的蔑视。这就像印度的种姓制，高种姓害怕会被低种姓触摸而遭污染，此时的第三等级也遭到了区别对待。法国贵族有种根深蒂固的偏见，那就是凡事均须依从先例。
为了忠实于此，他们盛装出席会议，平民们却被愚蠢地命令穿上代表律师身份的黑斗篷。不过，舆论的浪潮一旦转向，每件事都会加速推进。
三级会议召开前，首先激起各方利益集团争议的问题是，代表们是按等级表决，还是按人头表决，这一问题已经讨论得很彻底了，以至于它在很多指令中都成为一项重要条款。全国人民都已经清楚地看到，如果允许不同等级各自开会，且各等级都享有对另外两个等级提出反对意见的旧特权，那么人民就会被改革的承诺欺骗，宫廷的金库也会再次被一场合法的表演填满。事实上，宫廷在保持这一立场方面是谨慎的，因为这似乎是他们唯一能使所有打击他们权威的改革计划流产的办法。于是这就成了他们衡量自己力量的开篇任务。愿上帝保佑那些被误导的人民选出的代表总是能表现出如同当下一般的活力！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软弱任性的内阁的阴谋处处都遭到了失败，我们也追踪了其血腥的脚步，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仍将忠实于自己的气味，在欺诈无效的情况下再次诉诸暴力。
为了能在三级会议聚集时找到借口，从而巧妙地引入一支较大的军队，巴黎被煽动着发生了两三次暴乱，造成了很多轻率民众的丧生。特别是其中一人的死，尽管仍然被神秘的阴影笼罩，却在三级会议召开的前夜引发了巨大的混乱和大规模的屠杀。
巴黎郊区有个体面的制造商，他的品格最为端方，他雇用了很多穷人，还付给他们慷慨的报酬。然而，为了误导和激怒民众，一些针对这个人的谎言却被精心策划并费尽心思地传播开来。谣言触动了民众的虚荣心和他们最迫切的需要，那就是面包。而面包的稀缺，无论真假，总会被那些想在巴黎闹事的人利用。正如眼下这个关头，在宫廷代理的怂恿下，受骗的巴黎人挺身而出毁灭了自己。政府在采取严肃措施镇压暴乱前，先允许暴乱蔓延开来，这就使得一小支军队的干预成为必要——这才是这次行动的目的。另外有种舆论也被确立了起来，说在三级会议审议期间，骚动的暴民需要有军队出面才震得住。
在这股热潮中，或者至少在它消退的时候，也就是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那天，三级会议在国王的演讲中召开了。朝臣们自然会用“优雅”一词来形容国王的演讲，这是他们的惯用词汇。演讲开头，国王就毫不热情地宣布，他很高兴看到自己被人民选出的代表围绕。随即他列举了国家沉重的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统治期间积累起来的。为此他附上了一个无稽之谈——这既凸显了他的慷慨激昂，又没有往任何人的眼里撒灰——他说这钱都花在了一个光荣的事业上，其实那才真该算是最不光彩的事业。然而，迄今为止权力都是真正的哲学家之石，它能将最卑鄙的劣行转化为最崇高的荣誉。接下来，他提到了令人民迷恋的创新精神，以及搅动了全国人民的那种普遍的不满情绪。同时他还以真正的宫廷式的言不由衷，一边命令、一边奉承地向大家保证，他需要人民的智慧与克制。演讲的结尾当然是诸如他是先王卑微的仆人，以及他是如何爱慕公共福祉之类的话。
掌玺大臣不受关注的讲话就像英国下议院通常对国王的答复一样，不过是对国王所讲内容的重复。这位大臣建议在改革政府的不当行为时采取温和的措施，并对国王的善良进行了必要的颂扬。
注意力和掌声都在等待内克尔，然而实际等来的却是疲倦和厌恶。内克尔讲了三个小时，他先是用他惯常的浮夸之辞介绍了一些琐碎的意见，目的是想借华丽辞藻的迷雾，逃避他所害怕提出的那个问题。他既担心冒犯宫廷，又希望维护自己在民众中的声誉。没有一句话提到三级会议的唯一权力，也是国民的第一要求：征税权。一段时间以来只谈自由和改革的人们惊呆了，而且非常不满，内克尔竟然只字不提新宪法。他的倾向是站在特权等级一方，因此他声称分开审议和投票的模式是国家的支柱。但是，为了在必要时可以有借口使用另外一套言辞，他又谨慎地添上了一个保留条款，说有时候还是按人头投票更好。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处理方式自然令双方都很不高兴。事情总是如此，那些性格软弱、复杂、没有勇气采取正确行动的人也没有厚脸皮承受指责。他们要是公开宣布自己的未决之意，或是自己和最强者搞好关系的决心，就会招致责难。谈到财政安排，内克尔向代表们保证，可以很容易避免公共破产，即使是法国和欧洲都夸大了的赤字，其实也就是五千六百万。如果大家再想想，自从他执政以来，财政收入增加了两千五百万，那么赤字似乎也就没那么可怕了。然而进入细节后，人们发现这笔钱的很大一部分仍在远景上，而且还要通过税收来筹措，可是所有的好公民原本是希望征税可以很快消失的。简而言之，法国人先是欣喜地为内克尔的这一壮阔的俯瞰图鼓掌，然后又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说：“这些假想的资源仅仅是信念和希望，而且还必须是在仁慈的条件下。”至于废除和人性相抵牾的特权，内克尔用了一些耶稣会
式的论调，就像反对废除臭名昭著的奴隶贩卖者们所用的论调一样。他说，鉴于特权是一种财产，必须先找到一种补偿或赔偿的办法，然后才能——正义地——将其废除。
正义的精神总是这样被自私对其假装的尊重所激怒，而且人在攻击这种诡辩时很难抑制愤怒的情绪。我们不必搪塞推脱，就足以证明某些法律的不公，因为没有任何政府有权制定这些法律。而且，尽管这些诡辩在人类的蒙昧时期可能得到过所谓法律的认可，但是“责任在于违背，而非遵守”。此外，这些可悲的论调是对常识以及一个民族的苦难的侮辱。法国人和英国人能到哪儿去找一笔钱来补偿特权阶层和种植园主的损失呢？仅仅出于对公众信仰的神圣性的尊重，这样的不端就将持续到时间的尽头！
这就是国王和内克尔讲话的内容。这些讲话非但没能使双方和解，反而使双方更加顽固。因此，当双方碰面想要组成一个合法的议会时，有关投票方式的令人窒息的争论立刻就爆发了。第二天，甚至第三等级的代表也去了大会堂，并且一致认为三个等级应该共同验证权力。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三个等级一旦被允许分开行事，团结就不可能达成，一切试图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为制定宪法所做的努力也都会白费。贵族和教士没有加入平民代表，他们决定第二天上午重新开会，但是只是作为一个无权采取行动、尚不具备政治性的个体的集合。这场竞争似乎是在呼吁贵族和教士务必支持其平等主张，它向他们发出了强烈的警告：如果他们允许各等级间相互制约，那么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将是完全无效的。平民代表中最明智的那些人认为，除非全体代表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议会，否则他们对永久改革所怀的所有期望都将是虚幻的。他们鼓励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坚持下去，尽管贵族们已经向他们表示自己已于十三日确定了其选举的合法性。
由于教士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他们采取的行动更为谨慎。他们中最有洞察力的人意识到本阶级正在变得令人民厌恶，而人民现在正在将第三等级神化，就提议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假称如此可以促进各方的良好理解。但是贵族拒绝了教士的调解，于是国王提出了一个迁就的计划，这是宫廷方面制造出的一个强大的乌有之物，只是这只扔向鲸鱼的木盆并没有转移任何一方对主要目标的注意力。贵族们假装同意，但是他们中有很多人知道一个秘密，即如果事态走向极端，军队就会赶来，同时他们还在小心维护自己所有的古老主张。这种不真诚招致了普遍的憎恶，这是贵族应得的，同时也产生了无效斗争总是会产生的那种蔑视。事实上，这个时候，尽管教士为了讨好人民，相当阴险地哀叹面包的价格太高，呼吁三个等级的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减轻人民的这种不满，但是和解措施也只是一场严肃的闹剧而已。平民代表则以得体的尊严和谨慎的态度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巧妙避开了别人对他们声望的狡猾攻击。他们向教士表示，这是另一个让他们恳请各方都能在同一个问题上团结起来、纠正罪恶的强大动机，因为这个动机已经在他们每个人的心里激起了同情。
这些争端造成的不作为不可能不吸引公众的注意，特别是每天都有新的出版物向其煽风点火。新闻自由现在已经心照不宣地建立起来了，最自由的情感正在以肤浅知识的热度，以对抗宫廷的宣言的姿态表达出来。然而，《三级会议议事录》仍然被明令禁止，这说明宫廷对自己无法阻止的东西，充其量只能忍受一小会儿。为了避开这条禁令，这份记录以米拉波写信给其选民的形式继续存在着。
这一禁令的产生可能出自这样一种愿望，那就是让各省在无知的麻木中保持安静，长期以来它们就是这样昏睡的。然而，用严厉的手段唤起人们的注意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很快抛弃这些手段，就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会激起而不是震慑反对精神。事实上，所有法国人的目光现在都投向了平民代表。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气度上，千百万人未来的幸福也取决于他们的毅力。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向全世界和子孙后代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一个国家的代表只需要精力和精确，就可以有尊严地行事，并免受专制政权各种权力相加所制造的阴谋之害。
将近五个星期过去了，国民的耐心已经被拖延消耗殆尽，于是平民代表决定向国王提交一份由米拉波书写的呈文，解释其动机，然后继续其事业。但是在此之前，他们最后一次派代表邀请另外两个等级再次到大会堂来，以便共同验证权力。他们还说，如果这两个等级不出现，他们将独自组建议会，并采取相应行动。这一决心对另外两个等级的权力而言是致命打击，因为它直接打击了一切等级差别的根源。
贵族们根深蒂固的骄傲和无知使他们无法在第一次代表集会时就加入第三等级，然而现在他们沮丧地看到，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就像自己发霉的家谱一样正在化为灰烬。教士们更为灵活，或者说某些教区牧师在不同程度上更为灵活。他们出席了传召，来到了大会堂。毫无疑问，在第一次会议上，以及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平民代表都很乐意与贵族联手。这样一来，贵族就可以保留很多特权，并在国民中维持一定分量，这是阻碍民众的多数优势所必需的。因为很容易预见到，民众的多数优势将滋生很多行为上的无度。持续的经验证明这个结论是合理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无论干什么，没有实际知识指导的人总是会从一个极端匆忙跑到另一个极端。当然，从法兰西民族深陷其中的奴性状态来看，肆无忌惮的自由会带来报复，报复是意料之中的，也是令人恐惧的。就像被学校开除的男孩一样，法国人可能希望通过恶作剧，通过完全无视武断的命令来确定自己是否已经自由。先前这些命令只是让他们情绪低落，而没能锻炼他们的理解力。可是还没等理性确定一个时间，贵族们愚蠢的傲慢就已经剥夺了法国人那些无聊的观念差别——这种差别是野蛮的象征，并且还未完全丧失其尊严。
仍然不敢独立于宫廷行事的内克尔指责平民代表这种精神饱满的做法是鲁莽之举，认为国王不应批准这种行为。然而，代表们既坚定又坚决。由于担心宫廷会像一个垂死的野人一样，固然受了致命伤，但仍有可能在死亡的痛苦中不顾一切地对自己下手，因此代表们采取了最谨慎的预防措施，以免激怒正在倒下的敌人。然而这些温和的决议却被昏头昏脑的贵族们误解了，他们误将真正的坚忍与克制当成了懦弱，于是，骰子掷出去了，代表们宣布成立国民议会。
热情点燃了每一颗心，就像思想从国家的一端扩展到了另一端。这项措施的新颖性足以让一个不如法国人那么善变的民族活泼起来，我们也许对这一决定如何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引发了狂喜无法形成正确认识。法国上下回荡的声音激发了最活跃的情绪，连欧洲也震惊地听到了这声音，后人在读到宫廷和贵族在这场重大危机中干下的蠢事和暴行时一定也会大为惊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其关于人类不平等起源的令人钦佩的著作，全法国都读得到，很多人还很佩服，尽管他们无法理解其推理的深度。总之，这些书人们都背过，烂熟于心，即使头脑无法理解其论证链条的人也会如此。他们能够清楚地抓住其中突出的思想，使之成为自己的信念，并且按其行事。也许，雄辩最大的好处是，它在把思想成果印在只对情感才活跃的那部分头脑之上时，也能给理性缓慢的脚步插上翅膀，给冷淡的研究点燃一团火焰。可以观察到的是，随着理解力的培养，头脑会越来越依恋研究的运作，以及抽象思想的组合。法国贵族为了消遣也曾读过这些书，但是这些书没能在他们脑子里留下足够强烈的信念的痕迹，使其可以克服先前的偏见。私利让他们对偏见如此珍惜，以至于他们很容易让自己相信这些偏见是合理的。贵族和教士，以及其所有的附庸者，都受着同样情绪的影响。他们在这个国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瞧不起剩下的人，认为这些人只是地上的草，只适合被踩在脚下，其存在的必要性就是为了覆盖自然。然而现在，这些被鄙视的人开始感受到自己真正的重要性，他们以强调的语气重复着西哀士神父的那个妙喻：“贵族就像植物上的肿瘤，一旦脱离被他们吸干了的植物的汁液，他们就不可能生存。”可是在对待贵族时，只有时间才能默默抚平的傲慢尖角也许被太粗暴地敲掉了。等级制的愚蠢正在迅速衰竭，还有可能在不断发展壮大的理性见解前逐渐消融，并且一边随其消融，一边让土地结出果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等级制的愚蠢被飓风裹挟，在坠落时将毁灭撒播得到处都是。
很多最近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军官目睹了整整一个帝国的居民如何生活在完全平等的状态下，他们被这些人的朴素正直打动了。一个正义的政府如果能够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坚实基础上，人民的朴素正直就会随之而来。于是这些军官回国后开始审视他们自己那种不同的体制正直与否，政策又如何。他们深信自己作为贵族的无能，因此当自由之爱将他们点燃时，他们就不论在心里还是嘴上都支持了平民的观点。然而宫廷的谄媚者和贵族中的大多数对持续享乐以外的任何事都一无所知，对自己站立其上的悬崖也一无所知。起初，他们一步不肯后退，哪怕是为了自救，而这种固执正是国民议会要制定一部全新宪法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法国人早就借助政府的种种恶行养成了那种虚假的文雅，以至于每个人看待自己都如同世界的中心。当这种严重的自私和完全的堕落在一国之中大行其道的时候，社会成员就丧失了那种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人类黏合剂，也就必然会发生一种绝对的变化。确切地说，所有其他恶行都是多余的力量和白白浪费的权力，但这个病态的污点表明人心已死。的确，不管这个由国王、贵族和平民组成的混合政府的智慧或者愚蠢到底是什么，对于当今历史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法国贵族由于其成员的无知和傲慢毁灭了自己。他们在偏见浓重的迷雾中不知所措，既看不到人类的真正尊严，也分不清时代的精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中，法国政府的复兴取决于斗争开始时国民议会的坚毅。因为如果宫廷获胜，平民代表就会待在自己无足轻重的一贯位置上，其所有议程也都会成为隆重的闹剧一场。他们会把自己裹在黑色斗篷里，就像葬礼上的殡葬承办人一样，只能迈着卑屈的步子，跟在无聊的送葬队伍后面走向死人的安息地。人民也只会看到自己古老的暴政穿着新衣、盛装打扮地复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