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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我从波特兰回来的第二天接到中国同学会David同学的电话，他说中国广东省企业代表团到了洛杉矶，周六在市中心的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开座谈会，邀请加州大学中国同学会的同学们参加。
MBA的最后一个学期功课特别轻松。两年全职学习期间，同学们都尽量把学分往前赶，最后一个学期大多数同学只修一两门课，不修还不行。这个时间段里最重要的事情是落实毕业后的工作。
从3月份开始，校园里三天两头有招聘会，除了大型的校招外，美国的企业会深入到院系里去宣传，利用中午时间搞一些研讨会，提供些比萨汉堡之类的快餐，吸引同学们去了解行业、企业动态。我去波特兰就是因为一家叫泰克（Tektronix）的公司邀请，提供了全程的交通、食宿，希望我们几位有工科背景的同学毕业后到他们那里去工作。对加州学校的学生来讲，波特兰不是个理想的城市，雨水太多。但泰克很有名，我们在中学、大学里用的示波器很多都是他们生产的，对电子工程的学生而言，泰克也算是大神级的公司。
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到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有60千米，周六几位同学拼车一起去。本来以为是个普通的座谈会，又是在周末举行，同学们的穿着都比较随意。没想到中国总领馆现场的架势却很正规。洛杉矶附近所有的名校都有同学参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南加大、加州理工……文化参赞致辞，企业领导人发言，然后是企业单独沟通，活脱脱一次“豪华版”的校园招聘会。
我在那天的座谈会上认识一位中兴通讯人力资源部的小伙子，时间太久，名字记不住了。小伙子高个干练，有些腼腆，他把我推荐给了中兴通讯圣地亚哥办公室的蒋建平博士。
蒋博士负责的圣地亚哥办公室是中兴通讯在美国的一个研究所，主要研究无线类通信技术，跟高通（Qualcomm）公司有技术合作，同时负责对中兴通讯全球CDMA市场的技术支持。这位贝尔实验室出来的博士说话温文尔雅，可做起事情来猛得一塌糊涂。中兴通讯在CDMA产品上取得巨大成功，如果没有蒋博士，不能说“红旗不能够扛上井冈山”，但“革命”至少要晚两年成功。
蒋博士手下有一群博士，他很需要一名市场助理帮助他协调产品和市场之间的沟通工作。我当时的感受是中兴圣地亚哥的平台太小了，仅是大公司的末梢组织，而且手上已经有了其他IT（互联网技术）公司的录用通知，因此有些犹豫。
蒋博士看出了我的顾虑，对我说：“Ben，IT之后是CT（通信技术），我建议你进入通信行业。这样吧，我送你张机票，先去公司总部看一下。”
就这么着，我去了趟深圳，见到了周苏苏副总裁，谈得很愉快。周总又带我去侯为贵总裁那里坐了一会。真是很意外，那时候中兴通讯已经有一万多名员工了，见到侯先生的那一刻，我的心其实就定了：这是一家好企业！
在深圳待了三天，我还有幸结识了CDMA事业部的谢大雄总经理和庞胜清博士、质企中心主任曾力，以及赵云、安静等一帮后来共事多年的兄弟。就这么着，我加入了中兴通讯CDMA事业部，不是圣地亚哥办公室，而是深圳总部。
南山科技园米亚罗咖啡厅是我下班后喜欢去的地方。咖啡厅处在一片老宿舍区中间，从科苑路主路拐进去一百来米就到了，小巧安静，不像老树咖啡那么庞大嘈杂。那个时候深圳还没有星巴克，在米亚罗里打开电脑，叫杯咖啡，顺便吃个晚饭，感觉比美式咖啡厅更惬意。
转眼到深圳一个月了，我很喜欢这个CDMA事业部，工作环境艰苦但人文环境很好，跟我以前工作过的电脑公司很像：年轻、朝气蓬勃、有很浓的学生文化。工作上手也很快，毕竟是自己的专业，那些波长、解码、载波、调制解调等久违的词汇，一夜间又浮上案头。
彭然那时在CDMA事业部管综合部，每周有两个晚上组织大家在鹏兴花园打网球，业余生活也过得很充实。
CDMA事业部在深圳莲塘，集团总部在南山科技园，分属于深圳的东西两端，每天有数趟通勤车穿梭其间。莲塘的感觉更像是纯工业区，除了吃饭干活，感受不到现代化的气息。所以尽管在莲塘上班，我还是喜欢住在总部所在地的科技园，那里有硅谷的感觉。
2001年的科技园远远没有今天这么繁华，大冲城中村还没有拆除，因为便宜，好多刚刚来深圳的年轻人租住在里面。所谓的城中村还有个好处，里面啥都很方便，也很便宜，那种情形就像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和芽笼的简版，多年后回想起来发现，深圳和新加坡在发展和人才流动方面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2001年，CDMA网络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联通公司推出的“联通新时空”CDMA网络，开始与中国移动通信的GSM网络竞争。这种竞争给消费者在移动通信上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联通公司为网络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第一期工程就花了240亿元人民币，中兴通讯是大赢家。
一个国家的通信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
人人都需要通信，所以人口越多的国家，通信市场潜力越大；通信网络覆盖越好，客户满意度就越高，所以国土面积越大的国家，通信市场潜力也越大。自打在中国联通取得成功后，中兴通讯一下子收到了很多国家的邀请，其中俄罗斯是个重要的市场。俄罗斯土地辽阔，人口密度低，CDMA 450M技术特别适合俄罗斯的这种特质。
绿色的植被覆盖着广袤的原野，夏天的莫斯科不论市区还是郊外，都掩映在一望无际的茂密树叶之中。莫斯科的夏季微风轻拂，日照时间长，阳光柔和但不燥热，这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
在莫斯科待了一个多月了，这是我第二次来。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冬天，也是为CDMA 450M项目的事情。
2002年冬天在莫斯科
跟踪项目很耗时，已经半年了，局方的立项澄清还没走完流程。
两次到莫斯科都住在乌克兰酒店。酒店位于莫斯科河畔，与俄罗斯政府大楼隔河相望。这里原为苏联的外交部迎宾馆，后来改成了星级酒店。这座苏联时期的宏伟建筑房间内部设施简陋拥挤，床特别小，饭店内的装饰也都是苏联时期的风格，但酒店外表非常宏伟壮观；它是斯大林时期莫斯科“七姐妹”中的第二高楼，据说建成时是世界上最高的宾馆。
我喜欢莫斯科的夏天，不仅是由于她的蓝天、白云、森林、阳光，更是因为能体验到俄罗斯人融入自然、享受自然的生活。
周末，代表处的老宋约我去莫斯科河边一个叫银滩的地方游泳。老宋大名乃琨，比我长几岁，在俄罗斯生活了好些年，俄语特棒。说是去游泳，其实就是到河边晒太阳。俄罗斯人太热爱阳光了，好多人是一家老小来这里度周末。河岸边有些临时的小售货亭，里面兜售冰淇淋、啤酒啥的。
闲暇的小风一吹，喝上杯啤酒，很是惬意！
“丁总今天到莫斯科，你知道吗？”老宋问我。
“哪位丁总？是国际部的丁明峰吗？”我也有一搭没一搭地问。
“是啊！下周应该就能见到他。”老宋说道。
周一在办公室果然见到了传闻中的丁明峰。丁总在公司里有很多传说，多是跟他的能力、业绩相关的，他是公司里最年轻的副总裁。第一次和丁明峰打交道感觉他特别接地气，不摆谱，说话直来直去。后来发现他和客户之间也不怎么客套，不像是公司高管，倒像个工程技术人员。他的问题特别多，学习得很快。到莫斯科没几天就满嘴“Yellow blue bus”“打死魏大娘”，据老宋说他发音还蛮准的。
丁总在莫斯科期间我陪他去拜访过两次客户。可能是聊得比较投缘的关系，临别的时候老丁让我回深圳一定到他办公室去坐坐。
7月初，我回到深圳给老丁打了个电话，正巧他刚刚从印度回来。隔着电话，他着急忙慌地说：“你赶快到我办公室来！”
见我进来，老丁让我把门关上，他破天荒地给我倒了杯水，还没等我落座就冲我狡黠地一笑，搞得我头皮一阵发麻，暗自揣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怎么样？到国际部来吧！我发现一个好地方给你，印度！”没等我接茬，他接着说，“我刚从印度回来，那里就像10年前的中国，通信市场正好处在爆发期前夜，市场潜力巨大。”
我问：“为什么是我？”
“我需要找个工科背景，语言上没有障碍的。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观察过你和客户的交流和宣讲，没问题。而且CDMA技术下一步的重点方向是印度市场，所以我希望你能加入到国际营销的团队里来。”一番话让人热血沸腾。
最后老丁还没忘补上一句：“到国际部可以直接当上国家代表，四层管理干部。”
不愧是山东人，深谙梁山泊拉人入伙之道！
想好就干！
第二天一早，我心怀忐忑地找CDMA事业部的副总经理庞胜清博士谈工作调动的事，没想到庞博士很支持我的想法，并且豁达地说：“印度的确是CDMA最有潜力的市场，我支持你的决定，那里更能促进CDMA事业部的国际化发展。”
领导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