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问题

英国人留给印度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制度，与中国的“官”“吏”制度相似。

“政务官”是政府中的政治性职位，例如内阁、各部会部长、国家总理等。他们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向国会负责任，随政党更迭而更迭。而“事务官”是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升迁、任用、退休、抚恤、考核、褒奖等均依法定程序安排，以能力和经验作为标准，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政权更迭，其实只是政治职位的变动，文官体系则丝毫不受影响。

印度大选五年一次，每次大选的获胜方就获得了组阁的权利，大选区的获胜者可能会出任政府部长等高级职务，更重要的人物可能进内阁，小选区的获胜者也有机会进入议会做议员，或者得到政府企业董事等职务。任何议员都可以提议案，这是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利，但不是所有的议员都能提出好的议案。譬如说某位议员提出了个科技含量很高的议案，结果你一看他的背景，是个大地主，他的知识结构根本提不出那种高深的问题；他这么做无外乎是为了博眼球，那些议案内容往往是他背后的利益群体给他提供的。

如何游说这种议会体制？每位议员周围都围绕着说客，更不用说那些部长等高官。游说能力方面，西方公司比亚洲的公司强很多。中国公司相较于日、韩公司来讲又会弱一些，我们一方面受文化、语言、肤色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公司本地化程度和管理的国际化也还有待于提高。不过，中国公司也在努力学习。

通信产品的竞争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技术层面。早期中国公司的技术跟爱立信、朗讯、摩托罗拉、北方电讯等公司存在差距，因此很多项目我们在技术评标阶段就出局了。不过，随着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场占有规模逐渐扩大，技术上的差距被抹平了，甚至出现了反超。

第二个层面是成本优势，这方面中兴、华为、三星对西方公司有碾压的优势。

第三个层面就是标准和安全的竞争。早期移动和固定通信有各式标准，随着时间推移，各国标准逐渐统一了；唯独安全是个一两句话讲不清楚的话题，牵涉到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差异、政治关系，又夹杂着谍战电影艺术刻画在人心底的无限想象。

2003年8月，印度最大的国有电信运营商BSNL和MTNL分别发了75万线和80万线的CDMA WLL项目大标。被邀请参与应标的有中兴通讯、华为科技、三星电子、朗讯科技、北方电讯和摩托罗拉公司。

正当大家在积极备战标书的时候，突然间就有印度国会的议员提出来中国的通信产品对印度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问题，甚至还提到中印有边界争端，在边境地区使用中国设备和出现中国工程师存在国防安全隐患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在后面捣鬼！

2003年正是瓦杰帕伊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和中国关系友好，而且瓦杰帕伊总理刚刚访问了中国，两国都有意愿扩大经贸往来。因此这个议案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浪，不过印度通信部还是做了技术分析。分析报告最后没有对社会公布，但结果至少没有影响到我们参与投标的后续动作。

我后来问了印度通信部DOT的官员Mr．Jha（杰哈先生）关于评估的结果，他告诉我的大致的意见是：

1．印度需要普惠全民的通信网络，只有中国公司能够把通信资费拉到印度国民能够接受的程度；

2．网络安全问题不单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管理问题。印度通信部下属的印度电信工程中心（TEC）有能力保障国家网络安全。

每次印度国有电信运营商有大的通信项目发标，安全问题都会被竞争对手拿出来炒作一番，但往往不了了之。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印度是个大国，技术能力很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自信。

放眼全球市场，同样的情况我们看到英国和加拿大对网络安全问题也比较客观，因为这两个国家诞生过像马可尼、北方电讯这样的伟大企业，属于有技术背景的国家。每次瞎嚷嚷比较多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两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确不懂，他们是跟在美国后面起哄的。

美国才是最懂通信的国家，他们是现代通信业的鼻祖，美国有世界上顶级的通信实验室。从技术上讲，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应用层……任何网络层级的安全问题他们都有办法进行逆向工程分拆破解。美国政客指责中国通信企业的所谓安全问题都是凭空说的，没有任何科学证据。

美国人喜欢玩一种纸牌游戏叫“德州扑克”，会玩的人经常通过“Bluff”（糊弄）赢别人钱。“Bluff”和“Lie”从本意上都是骗人的意思，区别是“Bluff”靠虚张声势，通过表现出力量、欺骗或某种佯攻来吓唬人，从而达到目的。也就是说，美国人不接受“Lie”，但它的文化中接受专业的“Bluff”。美国是个诚信社会，但给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写传记的作家帕森·威姆斯，凭借一个著名但却无法证实的樱桃树的故事（说华盛顿6岁的时候，主动向父亲承认自己砍了樱桃树），让美国人相信：这个国家，总统的品质之一就是不说谎。我认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Bluff”。 woxavtafj4hBLZ4Qes38boZLNnHxv7eyucAzVLj0nX/F7rFPjGU7Gp73huGzdK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