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服从心理

20世纪60年代初，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地方报纸上招募受试者参与耶鲁大学的一项实验。虽然报酬很低，只有4美元，但他还是找到了几百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受试者，包括邮递员、教师、推销员、工人等。这些受试者到实验室后，被告知即将参与的是一项关于惩戒对学习影响的研究。实验给每名受试者安排了一名伪装受试者，要求两人中的一个教对方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

受试者和伪装受试者从一个装着两张纸条的盒子里抽签，决定谁当“教师”、谁当“学生”。众所周知，这位社会心理学家相当“狡猾”。实验者在两张纸条上都写了“教师”，让受试者误以为自己是随机成为“教师”的。“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把一个词和另一个词联系起来，例如在听到“蓝色”时要想到“盒子”。“教师”说出“蓝色”之后，会给“学生”提供四个词——“天空、墨水、盒子、台灯”，“学生”通过按按钮来从中选择正确的答案。当然“学生”都是伪装受试者。每一组“教师”和“学生”都要学习很多组词。

“教师”坐在“学生”隔壁的房间里，能通过亮灯看到“学生”是否选择了正确答案。在“学生”开始学习之前，“教师”看着他被绑在椅子上。实验者向受试者解释，这是为了防止“学生”被电击时过度挣扎，并声称“虽然电击可能会非常疼，但不会造成永久性组织损伤”。在“教师”的房间里有一台电击装置，每一组开关上都标着15～450伏的不同电压，并用语言描述了电击强度，例如“轻微电击”“强烈电击”“危险：严重电击”。无论按下哪个开关，都会发出提示音。每当“学生”答错的时候，受试者就要电击他。如果连续错误，则每次都要加大电压。如果受试者提出异议，实验者会用“实验需要你这么做”或“你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等理由，督促他们继续加大电压。

当然，实验并没有真正使用电击。伪装受试者会在电压达到75伏时尖叫和呻吟，在电压继续升高时大喊着要出去，或者大声说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如果电压高于330伏，他们就不再出声，也不再回答问题。这时，实验者会告诉“教师”，“学生”不回答问题也要被电击。

令人震惊的是，在第一次实验中，40名受试者中有25名一路将电击电压升高到最高的450伏，即“危险：严重电击”。其他受试者中也有一些将电压升高到了“极强电击”，没有人愿意在“中度电击”时停下。

米尔格拉姆对实验进行了多次改动，不过每次的结果都和第一次一样令人沮丧。女性受试者会和男性受试者一样把电压加到最高，这一点可能会令人感到意外。虽然女性总体而言比男性更心软，但也比男性更容易服从权威（这一点可以从女性更低的犯罪率看出），这两种倾向也许会相互抵消。如果把受试者和“学生”放在同一个房间里，使用最高电压的人数会下降到原来的1/4，原因可能是与“学生”的近距离接触让受试者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是可得性错误的又一个例证；也可能是这种近距离接触让受试者意识到自己与伪装受试者在一条船上，而与离得更远的实验者不是同一阵营，所以对伪装受试者比对实验者更忠诚。最后，如果实验者给出指令之后离开房间，不在那里强迫受试者升高电压，40人里只有9人会使用最强电击，当然这个结果也已经足够糟糕。即使受试者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能够完全自由地决定是否使用最强电击，还是有一名受试者选择升高到最高电圧。

有人会说受试者也许已经发现整个实验不过是一场游戏，知道其实没有进行任何电击。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变得非常紧张，他们会出汗、发抖，乞求实验者停下来。所有受试者的表现驳斥了这一假设。在达到最高电压时，一名受试者问实验者：“如果他死在那里怎么办？你看，他说他承受不了这种电击……”但他最终依然使用了450伏的最强电击。另一名受试者说：“我真的很担心里面那个人。我怕他会突发心脏病，他说他心脏不好。”还有一些受试者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只是麻木地按照指令进行电击。米尔格拉姆在关于这些受试者的记录中是这样说的：“现场既残忍又压抑，受试者面无表情，毫无感情地控制住尖叫的‘学生’并电击他，好像没有从自己的行为中获得任何快乐，只是对完成指令感到满意。在使用450伏电击时，他们问实验者：‘教授，我们接下来做什么？’语气很恭顺，表明他们愿意当一名合作的受试者，这与‘学生’的顽强抵抗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情况说明阶段，如果受试者碍于面子而告诉实验者他们早就发现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其实并没有真的电击，这也合情合理，但几乎没有人这么做。几年后追访受试者时，很多人都说他们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这里举两个典型的说法：“这次实验让我更加坚信，一个人不应该伤害自己的同伴，即便可能要冒着反抗权威的风险。”“在1964年的实验中我是受试者，虽然当时我正在伤害另一个人，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没有几个人觉得自己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都以为自己不过是在服从权威……”由此可见，服从的习惯过于根深蒂固，人们在服从时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服从。

除了美国之外，米尔格拉姆实验也在慕尼黑、罗马、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地重复开展，使用最高电压进行电击的受试者比在耶鲁大学的实验中还要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正派的、遵纪守法的美国公民，用他们以为的450伏电压电击一个完全无辜的人呢？答案是对权威的服从。当实验者借故离开房间，让一个没有真正权威的伪装受试者掌控实验时，使用最高电压的人数下降了1/3，不过仍然高达受试者总人数的20%。

从出生时起，我们就被灌输要服从权威，服从我们的父母、老师、老板以及法律。当然，服从权威也是任何有组织的群体能够运转的先决条件。为了高空中不乱成一团，机长必须服从地面交通管制。现有的社会群体，无论组织规模很小还是庞大而复杂，都必须有人领导、有人服从，当然一种情况下的领导者可能成为另一种情况下的服从者。我们受到的系统教育是尊敬权威人物，不要破坏他们的名声。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很多受试者可能觉得不遵从实验者指令的行为很粗鲁，还会让自己感到尴尬。

在美国，教授往往被视为权威人物，特别是科学学科的教授，这种情况远甚于英国。人们觉得教授是可信的，所以有些受试者可能会相信实验者一开始的保证，即电击不会造成永久性组织损伤。尽管从他们的反抗情况来看，绝不是所有受试者都相信了这种说辞。无论如何，使用最高电压的受试者中，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给别人造成了这么剧烈的疼痛只是为了听从实验者的要求。

在这些实验中，不服从不会受到惩罚。这些受试者都是志愿者，可以随时离开实验室。然而，在现实的很多情况中，例如在军队、警方甚至商界，不服从则会受到惩罚。当这样的制裁存在时，一定会有更多人不假思索地服从，比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表现得更显著。米尔格拉姆认为，人类服从和依顺的倾向，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原本正派的德国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暴行。

实验者开展过其他与权威力量有关的实验，每个实验的结果大都一样。在一项研究中，一位护士接到了一通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是医院里一位她从未见过的医生。这个人要求她立即给一位病人注射20毫克的阿斯博腾（Aspoten，实际上是一种安慰剂），希望在返回病房看到病人时药物已经起效。他补充道，他到时候会签署处方。虽然这个剂量已经是标注最高剂量的两倍，而且有规定护士在看到医生签名的处方前不能给病人用药，但95%的护士都选择了服从。这就是权威的力量。在另一项生活化的实验中，一个长相和蔼的人进入伦敦地铁，对陌生人说：“你能把座位让给我吗？”几乎所有人都会站起来让他坐下。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不管公交车或火车上有多拥挤，应该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座位。

还有一个关于服从的有趣案例。两个人或更多人分担责任，但只有一个人拥有权威时，对权威的尊敬会让地位较低的人不愿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发现。这种情形造成了几次商用飞机坠毁事故，原因是副驾驶觉得机长犯了错误，却不敢指出来。一项有关英国产科病房的研究表明，72%的高级住院医师在治疗过程中不敢反对更高级别医生的意见。在这些案例中，对权威的极端尊敬显然是错误的。

当然人们不会永远听从命令。如果对命令不满，他们就会通过反其道而行之来进行反抗。虽然这方面的实验研究还比较少，但如果给出指令的人并没有相应的权威，下指令的方式又很粗暴，并且不服从不会受到惩罚，或者强烈反对听到的指令时，人们就会以相反的方式行事。

克里米亚战争中广为人知的“轻骑兵的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事件，反映了服从可能会导致可预见的灾难。愚蠢的贵族指挥官拉格伦（Raglan）勋爵让副官传令：“骑兵迅速前进到前线，并设法阻止敌人抢走大炮。骑马炮兵可以随行。法军骑兵在你们左翼。立即行动。”在山谷中，轻骑兵面前是一个土耳其炮兵部队，山谷两侧还有更多土耳其大炮和步枪兵。按照字面意思服从命令意味着轻骑兵将会毁灭，他们会在正面和侧面同时受到敌人的攻击。另外，在没有步兵掩护的情况下，让骑兵去对抗炮兵简直愚不可及。骑兵指挥官们虽然有疑惑，但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他们像阅兵一样以极大的勇气冲锋，最终700个骑兵只有不到200个生还。随后，拉格伦勋爵指责骑兵指挥官没能查明敌军部署并召集其他部队支援。这个事件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军队中到底什么情况下才能不服从命令。

这里更大的难题是，什么时候不服从权威才是理性的。在英国道路上靠右行驶，或者在美国道路上靠左行驶，显然是愚蠢的。虽然权威制定这样的规则有些武断，但如果司机们破坏规则就会导致混乱。不过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不服从权威显然是理性的：毕竟很多受试者都意识到自己仅仅为了完成一个心理学实验，却有着杀死“学生”的风险。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贯穿整个20世纪的完全非理性的大规模杀伤性行为，虽然其中反映的不仅仅是服从问题。我们可以想想在战争即将取胜时由“炸弹将军”哈里斯下令、首相丘吉尔批准的毫无意义的德累斯顿轰炸；想想纳粹对犹太人采取的种族灭绝行动；想想美国在美莱村用凝固汽油弹对付越南平民，他们当中还有妇女和儿童。这些暴行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普通人的非理性服从。从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来看，我们只能说：“感谢上天庇佑，那不是我。”在上面这些例子中，没有人有哪怕一丝怀疑过自己行为会造成的可怕后果。为什么会有这种不理性的服从呢？

第一，执行这些行为的人都在军队或准军事部队中受过严格的服从训练，被系统地教导过不能质疑命令。第二，下命令的人往往并不在现场，不需要看到受害者，他的命令产生的可怕后果也就没有“可得性”。黑格（Haig）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自己部队数以万计的无谓伤亡负有主要责任，因此无法忍受踏足战地医院去亲眼看到他持续的错误指令造成的后果。据诺曼·狄克逊所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把数百万犹太人送去受死，在看到他们自己的命令造成的影响之后却感到身体不适。在轰炸和炮火中，就连实施最终行动的人都不必亲眼见证结果。他们无视后果，因为后果“不可得”。第三，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不服从都会遭受重罚。第四，这些暴行的对象都是“外群体”（out-group），例如德国人、犹太人或越南人。第五，在一些案例中，这些“外群体”会被无所不用其极地被贬低和丑化。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希特勒发动了一系列猛烈抨击犹太人的宣传，集中营有意不提供足够的厕所，所以进入毒气室的囚犯总是全身粪便。如果不把一个人看作人，杀掉他就会比较容易。

第六，相信自己必须始终服从命令的人，往往会通过否认个人的道德责任来为自己开脱。在米尔格兰姆的实验记录中，一些受试者会问实验者自己是否要对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一个人如果认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不会因为伤害他人而感到内疚或羞愧，因为一切伤害都是别人的错。

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我们从米尔格兰姆的实验中所见，服从指令采取行动常常是一种不自觉的习惯。服从指令的人甚至意识不到服从才是他们行动的原因。如果服从是不假思索的、习惯性的，就没有可能去判别其是否理性，因为判别需要思考。

这里列出的一些因素不但会影响人们对服从的态度，也会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态度和他们内部对待彼此的态度。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展开论述，证明这些因素的巨大影响。

启示

1.先思考再服从。

2.质疑命令的合理性。

3.永远不要志愿成为耶鲁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受试者。 BpDL+FimhEb8lJQbTeUgHiYarIfGYjc/n9GuMpEcKiS+H7uCusikPnNHHUsGEoH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