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总的来说，理性总是被称颂。哈姆雷特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理性的狂热拥趸托马斯·赫胥黎的表述则更进一步：“如果有一种神力能让我的想法都真实、我所做的事都正确，就算让我变成一个钟表，需要在每天早晨起床前上紧发条，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无论理性到底是否像赫胥黎相信的那样令人神往，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只是偶尔会表现出理性，甚至几乎从没有表现出理性。举个例子，想想你会怎样回答下面的问题。

“一个蓝眼睛的妈妈有个蓝眼睛的女儿”与“一个蓝眼睛的女儿有个蓝眼睛的妈妈”哪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更大？在英语单词里，首字母为k的单词多，还是第三个字母为k的单词多？面试是有效的选人程序吗？抽烟会使患肺癌的风险增加十倍，使患致命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两倍，那么烟民中死于肺癌的人会比死于心脏病的人多吗？你的驾驶技术是否高于平均水平？在心理学实验中，你会愿意对他人进行可能会致命的电击吗？死于中风的人比死于事故的人多吗？骑自行车和坐摩天轮哪个更危险？有两家产科医院，一家平均每天诞生45个新生儿，另一家只有15个，如果随机选择一天，哪家医院新生儿中有60%是男孩的概率更大？奖励出色完成任务的人总会获益吗？

除非你因为本书的书名而有所警惕，否则你对这些简单问题的回答总会有一些是非理性的，我第一次面对这些问题时也一样。另外，如果你真的回答了所有问题，那你就已经不理性了，因为有些问题提供的信息不足，是我们无法回答的。无法暂停自己的判断，正是非理性最常见的一种表现。

就像亚里士多德将人类定义为“理性动物”一样，多数人都认为，除非精神错乱，否则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理性。当然了，他们觉得亲朋好友虽然没有自己那么理性，但总体而言也算是理性的。西方世界并非一直都秉承这样的信念，更不要说在神秘思想依然盛行的东方了。诚然，亚里士多德代表了古典时代的典型观点，但对人类理性的追求在黑暗的中世纪（Dark Ages）几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应当按照信仰以及一小部分感情行事。后来，笛卡尔（Descartes）重申人是并且应该是理性存在的观点，认为人的行为应该基于直观和演绎。他的理论奠定了至今仍然存在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基础。人不需要神圣的灵感，他的理性本身就已足够。直到最近，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行为是理性的。

著名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曾说：“心理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受骗，而我们可以告诉自己和心理学家为什么我们没有受骗。”换句话说，他认为理性是常态或者理所当然，只有背离理性的行为才需要解释。

赖尔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理性行事也许不是很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同赖尔的观点，即使他在维也纳面对的不是无趣的学究，而是精神病人和常常表现得同样神经质的同事。弗洛伊德假设理性行为是常态，因此只试图解释非理性的行为，特别是梦、神经症症状和口误。他的解释是为了证明，一旦理解了行为背后的无意识过程，特别是力比多和超我之间的冲突，所有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即以其他方式让力比多得到满足，其实都是理性的。向超我掩饰力比多被满足的防御机制是无意识的，但绝对是理性的。吝啬鬼之所以囤积他永远也花不完的钱，其实也不是因为不理性，而是因为他从中获得了婴儿憋住粪便般的快感。

同样，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领域都几乎完全相信理性人的概念。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对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偏好，会权衡价格和偏好，购买性价比最高的商品。企业家的行为也被认为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生产能够赚取最多利润的产品，设定能够使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其因懒惰、愚蠢、低效或追逐权势而犯错的可能性却很少得到讨论。我们将会看到，古典经济学家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证明人们远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理性，并系统分析这背后的诸多原因。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包括我自己。我会选择介绍有关非理性的诸多心理学实验，并举一些日常生活和专业工作中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来证明非理性的普遍性。每个人都会有不理性的时候，要做的决定越复杂，就越容易不理性。有人可能会觉得，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原因是情绪影响了判断。这确实是因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固有的缺陷，这将是本书论述的重点。

非理性只能通过理性来定义，所以必须得先探讨什么是理性。理性有两种形式。一个拥有知识的人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大概率是正确的，而理性决定则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决定的目标才能评估这个决定。如果一个人拥有知识，那么理性行为很可能帮助他实现目标，因此，必须了解一个人的知识水平才能评估其理性程度：一个对天文学知之甚少的成年人试图通过爬树登上月球简直愚不可及，而一个小孩做出同样的举动，即便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误导，也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区分非理性和无知也十分重要，无知同样普遍存在。1976年，40%的美国公民认为以色列是个阿拉伯国家；即便是在今天的英国，仍有1/3的13岁儿童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

我不会试图细致剖析理性思想的本质。总的来说，理性思想是寻找世界的规律性，并用于预测未来，以及推断过去或当前依然未知的领域。这背后隐藏着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悖论之一——理性思想，包括所有的科学思想，都是基于世界被恒久不变的规律所支配的假设。我们无法证实这一假设，辩称“过去没有变的规律在未来也不会变”是毫无意义的，这是用假设去证明假设。在本书中，我不想去讨论这种信仰行为的必要性，而只关心理性和非理性的具体事例，以便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看出两者的区别，起码在别人指出这些区别时能够看得到。

我们还要区分非理性和错误。非理性行为必须是有意为之的，无意中的犯错虽然是错误，却不算非理性。比如，在将两列数字相加时我们可能会忘记进位，这就是无心之错。

无论是理性思考还是理性决策，都不一定能确保得到最好的结果。如果你生活在澳大利亚被发现之前的时期，认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你错了，因为你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的动物没有足够的了解。假设硬币正面朝下，你就得到1000块，反之则给对方100块。如果你的目标是赚钱，也不担心失去一个朋友，那赌这一把就是理性的。不过，硬币也可能会反面朝下，即使你的决定是理性的，你仍然有可能得不到好结果。萨基（Saki）在一部短篇小说中举了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通过理性得出的结果也可能是错误的。在吃早餐时，一个小男孩告诉长辈，他的餐盘里有只青蛙。虽然他详细描述了青蛙皮肤上的斑点，长辈们还是认为绝无可能。根据已拥有的知识，长辈们认为自己的推断是完全合理的，但他们错了，这让小男孩非常满意。萨基解释道，是这个小男孩自己把青蛙放在那里的。因此，哪怕决定再理性，也不能确保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人类行为总存在偶然因素。从人的一生来看，这些偶然因素最终是会趋于平衡的。不过，要想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做出理性的决定，哪怕有时其他选择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本书指出了人们犯错的方式，也许能够帮助读者做出更多更好的决定。当然，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述，这样的期待本身可能也不切实际。

我已经强调过，理性的决定依赖于一个人的知识。不过这个观点有个附加条件，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那么寻找更多的证据，特别是在做出重要决定时寻找更多的证据，就是理性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将看到，人们在寻找证据时通常是非常不理性的，只寻找了那些能够支持自己已有观点的证据。

实现目标的理性方法是有的，不过得先明确理性目标是否真的存在。非理性的目标肯定也是存在的。例如，大多数人会觉得追求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是不理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飞去月球，但这个不可能的目标现在已经被实现了。想同时实现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也是不理性的。你不可能在最大限度利用你的伴侣的同时，还能让她一直开心。非理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很少有人会费心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这些目标的优先次序，他们只是随性而为。有人喜欢这样，有人不喜欢这样，可是随性而为会导致非理性行为的产生。也就是说，人们如果在行动之前先思考，就可能会采取有更大概率达成目标的行动。

哲学家们长篇累牍地讨论作为哲学本质的人类的终极目标。即便人类真的有终极目标，他们至今还未对此达成共识。理性地说，人类的目标应该是所有人都能和平遵循、共同实现的。这里有三个可能的选项：人类种族的存续、最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和对知识的追求，但无论哪个选项都经不起推敲。如果比人类更善良、更有智慧，在各方面都优于人类的外星人来到地球，带来一种会消灭全人类的病毒，而避免人类灭绝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掉外星人，我们应该会毫不犹豫地杀掉外星人，这样的行为似乎既狭隘又自私。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可能会考虑除了人类种族存续之外的其他目标。至于幸福，要如何衡量？一个人如何用别人的快乐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对知识的追求听起来很光荣，但为什么成为智者就比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杰出的棋手更好呢？另外，这个目标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不明智地在求知过程中运用技术的衍生品反而可能会使人类变得无知。对终极目标的思考本身就不在理性的范畴之内。一个给定的目标只能通过另一个更高的目标来证明，就像那句名言，我们不能从“是”推导出“应该”。用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话说，就是“感情自有其理，理性难以知晓” 。终极目标的性质决定了在其之上没有更高的目标，因此我们无法证明终极目标的正当性。现实中是否有人真的在系统地追求这样的终极目标，也值得怀疑。

我们生来就有“生物驱动力”（biological drive），比如饥饿、口渴、性欲、回避痛苦等，还有一些没那么外显却也很重要的动机，比如好奇心、控制欲或归属感等。这些驱动的存在使我们往往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这样做可能是不理性的。我们与他人没有本质区别。我的邻居可能比我勤劳、聪明、帅气，也可能并非如此，但他跟我的生物特征是一样的，跟我感受到的疼痛是一样的，跟我有相似的快乐和哀愁。理性地说，我应该把他的幸福看得跟我的幸福同样重要。事实上，这种论调根本站不住脚。一个人可以辩称自己的体验、痛苦和快乐都是独一无二的，别人无法感同身受。一个人甚至可能是个彻头彻尾的唯我论者，相信只有他自己真实存在，外部世界不过是他想象出来的，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们还必须区分理性和道德。如果我们试图基于理性来捍卫道德，总会以失败告终。大多数人会采取折中的立场，即把自己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同时或多或少地努力顾及他人的幸福。接下来我们将不再过多讨论目标的理性，而只关注实现目标的方法的非理性。

一些读者可能不认同后文中某些非理性的例子，认为那些根本不是非理性。确实，会有一些例子界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

第一，很多非理性的出现都是因为没有用足够的时间考虑清楚。但是，一个人可能会对某个决定感到非常满意，认为长时间思考所获得的收益，完全不足以弥补额外花费的这些时间和精力。在极端情况下，一个经理如果花了非常多时间考虑所有的结果再做出复杂的决定，那么在他做出决定之前公司可能就破产了。相反，一个经理很快做出了决定，即便他的决定不是最优的，也不会被视作非理性决定，因为他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有的时间。另一方面，很多人即便没有时间压力，也可能没有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做出了糟糕的决定。在做琐碎的决定时，省去深思熟虑的力气可能是明智的，但后文中我们将会证明，在做出复杂而重要的决定时，比如在商业、医疗或政治领域，这样做不仅不理性，还经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我们的大脑一次只能记住很少的想法，在做出复杂决定时，就不会去综合考虑所有的相关因素。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纸上列出不同行为的优点和缺点，否则就很容易不理性。达尔文在自传中声称自己使用这种方法来决定是否要娶妻，很有成效，他最终决定结婚。即使如此，现实生活中也不会有多少人会在做这种特殊决定时效仿他，因为有太多的未知数。

第三，在本书最后我将会论述，无论在法庭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最佳决定常常需要用到基础统计学的知识。很少有人能掌握这些理性思维的工具。不过我得说，很多无视数学常识导致的错误实在过于明显，只能被看作非理性的。

第四，很多群体的组织结构纵容了成员的自私行为，因而没能实现其预期目标。群体成员个体的自私行为无论多么不道德，都算不上非理性，但群体没有用最佳的方式来实现目标，这种整体运作方式就是非理性的。

第五，人们常常会扭曲自己关于现实的想法，来让自己更舒服或更开心。一厢情愿就是例证，人们会不理性地相信自己想要的就一定会发生，或高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这种思维方式很普遍。自欺欺人也类似，一个虐待狂校长相信自己打小男孩是为了他们好，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情欲望，他是在欺骗自己。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会让人觉得更幸福，从这个角度来说，算是实现目标的理性方法。不过，我认为，判定一个人做决定时的思维方式是否理性，不能只依据他当前的知识水平，还应该看他在决策过程中是否扭曲了自己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这是我们人类演化出的技能，有时候我们会通过不理性的信念来让自己开心，但这样的自我满足并不能使我们更理性。

简言之，在时间有限的前提下，除非基于充分的证据得出最佳结论或做出最优决定，其他任何思维过程都可以被看作非理性的。毫无疑问，这为理性设定了非常高的标准。不过我将主要关注那些完全非理性的判断和决定，因为它们源自系统性的、能够避免的思维偏见。我们将主要分析和讨论这些非常常见且可能产生有害结果的思维偏见。至于完全理性的行为是否总是可取的，我会留到最后一章讨论。

我们的思维不仅会受到直觉和自私欲望的影响，还会被身体状态，特别是大脑的状态所左右。我不会讨论大脑损伤或严重的精神疾病对理性的影响，不过有两个不同寻常的案例可能值得分享。在我们的右脑中部有一小块区域，如果那里出现了癫痫病灶，病灶中的神经细胞会时不时进入兴奋状态，从而引发癫痫抽搐。这种病灶会让人变得对宗教高度虔诚，主动避免任何形式的性行为，也会使人戒掉烟瘾和酒瘾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移除病灶，这个人就会回到从前的状态，可能成为无神论者，重新开始抽烟，喝酒或追求性爱。基督教信仰的形成，也许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圣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癫痫发作”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对人类理性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精神病人会相信他的思想受到某些外部力量的控制或监视，甚至相信自己是拿破仑或耶稣。有的精神分裂病人会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一切，如果穿过走廊时看到一扇门上写着“请敲门”，他们经过时就总是会敲门。

事实上，心理学家对由精神疾病或大脑损伤引起的非理性行为知之甚少，远不及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常见的非理性行为的认识，我们在本书中也主要关注后者。我们讨论的错误，大多数人都会犯，当然，不一定所有人都会犯。对书中提出的某些问题回答错误的读者，可以安慰自己：你并不是唯一答错的人。要记住，你知道这本书是关于非理性的，所以可能会有所防范，不会陷入我们设置的非理性陷阱。然而，在所有案例中，如果向没有事先得到提醒的、毫无戒备的人提问，他们几乎都会答错，还常常会大错特错。

书中不少案例来自医疗领域。请读者不要因此觉得医生比其他人更不理性，只是比起记者、公务员、历史学家、工程师、将军和法官，很抱歉地说，还有心理学家，医生的错误被记录得更好。本书对以上这些专业人士做出的愚蠢行为都有提及。医疗领域有关死亡率、不同检查的诊断效果等数据，在研究开始时也许是正确的，但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提高，现在未必仍然正确了。就本书的写作目标而言，重要的是做出决定时的知识水平，因为只有了解一个医生当时的认知，才有依据说他的行为是否是非理性的。

在描述心理学实验时，我几乎没有使用任何专业术语，不过以下三个术语会反复出现。 受试者 （subject）是指作为实验对象的人。受试者通常都是志愿者，也会有大学生被教授强行要求提供志愿服务，或被告知参加实验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有时候人们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受试者，比如实验者会安排一场精心策划的车祸，观察谁会绕开事故现场、谁会伸出援手。有的人会贸然加入一个声称是为了减肥、真实目的却更“阴险”的小组。这些时候就得更小心谨慎，不要成为贪婪地寻找受试者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猎物。

第二个术语是 伪装受试者 （stooge），也就是实验者的同谋或同盟。伪装受试者要么会假装成受试者，骗真正的受试者加入实验，要么会伪装成其他预先设定的角色。伪装受试者的一言一行都听命于实验者，以记录实验对真正受试者的行为造成的影响。伪装受试者无所不在。把一碗汤洒到你身上的女服务员、给你找错零钱的店员，或者在戏院坐在你旁边高喊“着火了”的小伙子，都有可能是伪装受试者。对付伪装受试者还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应该小心那些带着笔记本、混在人群中、看起来像个教授的人。

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都会规定要向受试者做 情况说明 （debrief）。这个术语在心理学中的含义与在军队中完全不同。在实验的最后，受试者会知晓一切，特别是被骗的部分。如果受试者被诱导做出令自己蒙羞的事，或者在测试中表现得非常糟糕，实验者就会安慰他并不比别人差，拍拍他的头让他安心离开。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们在本书中将要关注的是那种在实验进行到一半时的情况说明，以探究这种情况说明对受试者后续表现的影响。

本书引用的很多研究都会涉及欺骗。心理学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都不乏用这样的手段。这些欺骗可能会令读者感到不安，我自己则对此没有任何看法，最多会认为如果一名受试者在实验中受骗而做出可耻的行为，他或她可能会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一些教训。很多实验者声称他们的受试者会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趣且有益的经历，他们当然会这么说，不是吗？

导言的结尾通常会逐一概要介绍其他章节的主要内容。我不会进行这样的概括，也不打算减轻读者的负担，让他们觉得没有往下读的必要。不过还是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在第一部分中，第1章讨论了非理性最常见的成因之一——可得性错误，正是这种思维错误引发了后续章节中详细描述的其他错误。接下来的7章讨论了产生非理性的社会和情感原因。第二部分的第9～18章讨论了由于我们缺乏清醒思考的能力而犯的错误。第三部分的第19～20章介绍了处理证据的两种理想方法，如果运用得当，至少在理论上有得出最佳结论的可能。与此同时，将这些方法得出的结果和直觉预测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也证明了我们的直觉存在严重偏差。在第四部分中，第21章再次罗列了前文讨论过的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也是人们普遍不理性地相信超自然现象的原因。最后一章从人类演化史和人类大脑的性质出发，剖析了非理性的深层原因，也讨论了发展理性的可能性。事实证明，这依然任重而道远。最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来收束全书：“理性真的必要吗，真的值得我们如此向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