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个人的群体性思维

除了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 ，男人本质上都是俱乐部动物，要么加入加里克（Garrick）俱乐部 ，要么成为阿森纳队（Arsenal） 或红袜队（Red Socks） 的球迷。扶轮社（Rotarians） 或地方网球俱乐部成员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利益。他们加入一个俱乐部的原因，可能是有利于职业发展，比如扶轮社；可能是喜欢口感一般的红酒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社交，比如加里克俱乐部；可能是想要参与某项需要两人或者更多人才能玩得起来的运动，比如国际象棋；或者可能觉得自己属于某个“少数群体”，比如犹太人、黑人或女性（虽然这可能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女性的人数很多）。成为群体成员会有很多好处，比如获得归属感、凝聚力，以及追求共同目标时的互相支持和帮助。人们通常会加入与自己信念一致的群体，确保自己的观点有人支持。用心理学术语来说，一个人所属的群体是内群体（in-group），没有加入的群体则是外群体。

上一章讨论了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倾向于与他所在的群体行为保持一致。然而，归属一个群体会对个体产生其他更复杂的影响。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行为和他对其他群体的态度。

个体会服从群体，但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方式却更加出人意料。基于上文的论述，有人可能会认为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的态度都会逐渐转变，最终与其他成员达成某种折中。实际上，如果群体成员的观点本身就有倾向性，彼此之间的互动反而会加剧这种倾向性。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女子学院之一的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开展的一项基于现实生活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那里的政治风气一直比较自由，而这项研究发现，学生们在学院里待的时间越长，思想上就变得越自由。这表明群体成员并不只是简单地遵从群体规范、逐渐被群体同化，如果一个群体中存在一种主导的态度，其成员就会强化这种态度。

当然，本宁顿学院规模很大，学生们很难进行群体决策。在我们的社会中，最重要的决策通常都是由小群体，即俗称的委员会做出的，它们常被人戏称是“只会做会议纪要和浪费时间的组织”。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与成员独立决策相比，这些委员会是否有可能做出更理性的群体决策？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实验中，实验者向受试者描述了一个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风险事件。例如，让他们想象把自己的闲钱投给一个正在投标政府合同的公司，如果成功了，会赚取投资金额的1000倍；如果失败了，公司会破产，这些人也会一无所有。当成功的概率是1/1000000时，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投资。为了测量每名受试者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实验者问他们愿意为多大的成功概率做出投资决定。受试者能够接受的成功概率越低，就意味着他愿意承担的风险越高。每名受试者面前有12种不同的风险事件，他们首先各自给出能够接受的成功概率，然后再进行集体讨论，达成一致结果。最终，群体达成一致的能接受的成功概率比每个个体给出的都更低。换句话说，相较于个体决策，群体决策愿意承受更高的风险，这种现象被称为“风险转移”（risky shift）。风险转移效应被证明了不下百次，甚至很多类似研究选取的风险事件更贴近现实，例如权衡受到强烈电击的可能性与获得现金奖励的可能性。

群体态度会比个体态度更极端，这种极端态度不仅仅表现为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一项研究先后记录了法国高中生个体对戴高乐总统的评价和对美国人的评价，随后让他们通过讨论分别就这两种评价达成一致。不用说，学生个体对戴高乐的总体评价是非常高的，而对美国人的评价则不是太好。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学生们对戴高乐达成的一致评价更好，而对美国人的一致评价则更差。这再次说明，群体态度会比其中的个体态度更加极端。

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成员想要得到群体的重视。如果群体态度指向某一立场，其成员会通过各种努力表达相同态度以获得其他成员的认可，要么表明关于这一普遍立场的极端态度，比如细高跟鞋的成功；要么压制关于相反立场的讨论；要么在群体行动时表现得更加极端，这点在风险转移的情况下尤甚，毕竟，正如上文所述，群体成员的身份会减轻个体的责任。有研究表明，群体不仅会做出比个体更极端的决策，群体成员对群体决策的正确性也对个体决策更有信心。这种信心可能是来源于群体形成的团结感，即使群体决策通常会比个体决策更糟。当群体成员一致同意，或者大多数成员都同意，成员们就会觉得他们不太可能会出错。

继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之后，欧文·贾尼斯（Irvin Janis）将紧密团结的群体态度变得极端的倾向称为“群体性思维”（group think）。贾尼斯认为，群体成员会有一种无懈可击和极度乐观的错觉；会忽略与自己认知相悖的事实；会采取不道德的行为来捍卫对自己道德的信仰；会对自己的对手和敌对群体持有成见，觉得他们邪恶或者软弱；会试图压制其他成员的异议；会抑制自己的疑虑以和群体保持一致，这种抑制造成了意见统一的错觉；会隐瞒与群体观点不一致的信息，以保护其他成员。另外还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当一个领导选择咨询委员会时，不太可能选择与自己观点完全不同的人，或是比自己更加聪明、更能主导讨论的人。这一点虽然很难证明，但领导者为了维护自尊，留下的很可能是拥护他的人，从而加剧上文提到的群体倾向。第二，如果委员会里出现了一个领导者，成员们就会想要取悦他，特别是当这个领导者能够左右这些成员的职业生涯时。这一点尤其致命，因为赞同领导者的成员越多，领导者的态度就会越极端，而其他成员就会跟从着做出更加极端的表态。这是典型的恶性循环。

贾尼斯指出，当肯尼迪总统与他的顾问们讨论猪湾事件 时，小阿瑟·施莱辛格 一开始是反对的。罗伯特·肯尼迪 把施莱辛格叫到一边，对他说：“总统已经决定了。不要再坚持了。现在每个人都要尽最大努力来助他一臂之力。”一个群体的负责人，无论是首相、总经理、将军还是教授，都会面临缺少批评意见的危险。撒切尔夫人几乎没有自我批评的能力，还开除了那些鲁莽反对她的人，这对她无疑是雪上加霜。与其相反，里根总统注意到了他的同僚不愿意批评他，在自传中写道：“任何最高职位都有被孤立的风险。人们会说你想听的，不愿意告诉你有人可能没有尽全力，或是做了对你执政不利的事。没有几个亲近之人会愿意说‘你错了’。”虽然没有实验证据支持，但显然一个受到太多恭维的人可能会失去自我批评的能力，因此做出顽固的错误决定。如比尔博姆·特里（Beerbohm Tree）所说：“唯一一个没有在热捧 中昏了头的人，就是但以理（Daniel）”。

贾尼斯还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结论，包括约翰逊总统罔顾战争不可能会赢的情报，在顾问的支持下决定升级越南战争。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将通过阿纳姆战役（Battle of Arnhem）和珍珠港事件来进一步说明群体内部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

委员会显然存在风险，特别是可能会走极端。不过我们将会看到，个体的问题之一，是不去想所有可能的行动方案，而倾向于坚持最先想到的那个。人们可能会期待委员会里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形成比个体更多的备选方案，以及更多的支持或反对各个方案的理由，并对其进行考量。在这方面，目前只有关于头脑风暴的系统实验，即完成一项类似于给一个简单情节想一个漂亮标题的创造性工作，随后将答案交由一组裁判评估。这些实验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头脑风暴小组想出来的答案有时比个体的答案要好，有时也比个体的答案要糟。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压制批评或找一些想法相似的人组成委员会都是非理性行为，虽然委员会成员必须有相同的目标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委员会做出不理性决定的概率比个体更高，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委员会还会普遍存在，以及为什么还有那句名言：“没有人应该独立做决定，除非没法成立委员会。”委员会如此盛行，也许是由于其“安全性”——做决定的责任被分散给多个人，如果决定出错，没有人需要为此感到内疚。虽然委员会成员需要共同决策，但有研究发现，他们大多认为自己的贡献更大。当某位委员会成员被问他在会议中的发言时长时，他通常会严重高估。这是“可得性错误”的另一种表现。在发言之前，人们忙于思考自己要说什么，可能无暇注意到他人的贡献。比起他人的发言，人们对自己的发言会记得更清楚，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发言中投入了更多感情，还因为这些发言符合自己多年来建构起来的信念。

内群体会努力使自己区别于其他群体，提升群体凝聚力，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独特的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顶着鲜绿色莫西干头、穿着机车皮夹克、戴着链条饰品的朋克，剃光头发的光头党，穿着貂皮长袍的贵族，或是戴着学位帽、穿着带有鲜艳兜帽的学位袍的学者之间并无区别。虽然在这个使用吊顶投影仪的时代已经不再需要长袍来应对粉笔灰问题，不过当因为思考更重要的事而把肉汁弄洒时，长袍也能保护院士们的贴身衣物不被弄脏。

穿长袍和制服既是传统，也源于我们对仪式感的热爱。这种习惯相对无害，还能让看到的人轻声发笑，但也有一定的风险，会让人觉得自己很重要而自视甚高，还会造成社会分化。与英国相比，美国社会更加平等，制服就相对没那么流行。此外，身穿制服会拉大与他人的距离，导致极端而不理性的行为方式。一位法官近日判处一个性虐待女性并强迫其发生性行为的强奸犯18个月的刑期。如果这位名叫波特兰·理查兹（Bertrand Richards）的法官穿着便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话，还会这么宽容吗？还会和一个被强奸的女性说，她“因为搭顺风车而有共同过失”吗？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戴司法假发的人会发表如此愚蠢的言论。

这些观点都有实验证据支持。鼓励受试者电击伪装受试者时，如果实验者穿护士制服，会比穿普通衣服少一些攻击性，而如果穿着三K党（Ku Klux Klan） 制服，则会更有攻击性。人的行为被着装影响当然是非理性的，但实验已经证实了这种影响的显著性。如果穿上制服都会对普通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么对于真正有权力穿这些制服的人来说，这种影响又会大到什么地步呢？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服务于有益的目的时，一些制服的存在就是完全合理的。例如，有时我们需要快速识别出警察、消防员、乘务员等从业者，这时制服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当然，士兵们在扣动扳机前也需要知道自己面前的是战友还是敌人。

遗憾的是，与建立独特的形象相比，很多提高群体凝聚力的方式都更加险恶。群体成员可能会鄙视、厌恶，甚至痛恨其他群体。关于这一主题，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进行了一项经典研究，实验结果令人震惊。在连续几年里，他每年都开展这项实验，每次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为了方便起见，这里融合了多次实验的素材。实验的受试者是美国白人中产家庭12岁左右的新教徒男孩，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研究对象，以为只是受邀参加一个夏令营。实验者伪装成营地主管、辅导员，甚至是打零工的人——看来社会心理学家真是多才多艺。这些男孩来自不同的学校和街区，此前彼此并不相识。一开始，他们都住在一间大宿舍里。

三天以后，当他们开始交朋友时，实验者分别询问每一个男孩，谁是他最特别的朋友。随后，这些男孩被分配到两个营地，实验者尽可能将他们和所选朋友分到不同营地。虽然还是会在一起吃饭，但每个营地都开始形成自己的规则。一个营地自称“老鹰”，另一个营地则自称“响尾蛇”。他们把这个名字印在衣服上，当时也普遍用衣服来识别身份。他们开始去不同的地方游泳，每个群体也有了自己的俚语。四天之后，实验者又私下询问这些男孩，谁是他最特别的朋友。他们都抛弃了曾经的朋友，十个人里有九个都在身处的新群体中选择了朋友。

在实验的下一个阶段，实验者开始组织两个群体的竞争游戏，例如垒球或足球。获胜营地的每位成员都能得到一把野营刀作为奖品。一开始比赛氛围还相当温和，但很快两个营地都变得剑拔弩张，开始相互指责对方犯规或作弊，甚至在排队取餐时冲撞、推搡或排挤对方营地的队员。实验者让他们给每个人在比赛中的表现打分时，他们给自己队友的打分都远高于对方队员。一个营地连夜袭击了对方营地，把床铺掀翻、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最后他们拒绝在同一个饭厅吃饭。谢里夫等人重复进行了多次这样的实验，每次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据说有一次还因为担心造成混乱不得不终止了实验。

顺便提一句，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这些研究也表明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赛（甚至是同一个国家不同城镇之间的比赛）根本不会增进友谊，只会助长仇恨，即使在板球这样通常被视为绅士运动的项目中也是如此。板球测试赛造成了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长达60年的巨大敌意，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作弊或缺乏体育精神。在一次对抗赛中，英国人认为西印度群岛队（West Indies）通过减速来拖延时间造成平局，而且西印度群岛的裁判没有制止这种非常缺乏体育精神的伎俩。英国人指责这名裁判极度偏袒，一名英国评论员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了一期广播节目来批评这名裁判及其行为，这期节目在西印度群岛遭到禁播。国际足球比赛看起来也没有为各方球迷建立友谊做出多少贡献，世界杯比赛期间不同国家球迷之间的暴力和仇恨事件简直臭名昭著。

鉴于以上所有事实，从公立学校橄榄球比赛中的犯规和冲突，到国际象棋比赛中的做手脚，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仍然相信竞技体育会改善交手双方所在的国家或群体之间的关系，这着实令人震惊。也许这种错误观念源自game 这个词的含义——不应该较真的东西。然而我们常常较真。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述，“真正的体育竞赛与公平竞争毫无关系，反倒充斥着仇恨、嫉妒、自大、对一切规则的无视，以及目睹暴力时虐待狂般的快感”。

回到谢里夫的实验，他的研究表明不同群体之间仇恨的产生如此容易。说到底，这些男孩都是美国人，都是白人，都信仰同样的宗教，而且朋友被分配到不同的群体，应该能够减轻群体间的敌意才对。这项实验是人们可以只因为一个人属于不同群体就不喜欢他这种完全非理性的完美力证。引发这种敌意的原因，可能是竞争稀缺资源，例如这个案例中的野营刀。在谢里夫的实验中，引入竞技比赛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对立情绪，说明了竞争稀缺资源不是敌意产生的全部原因。或许，不贬低其他群体，人们就很难以自己所在的群体为荣。

在实验的最后阶段，谢里夫成功削弱了两个营地之间的对立情绪。他给男孩们安排了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提供一部两个营地队员都想看，但需要集资才买得起的电影——《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 ）；安排一辆卡车在送补给的途中陷进泥里，需要两个营地合力才能把卡车推出来；随后营地水箱又“意外地”裂开了，男孩们都来帮忙修理。参与这些共同任务的过程极大地削弱了对立情绪，两个营地的成员之间开始重新建立友谊。这可能会使人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不同阶级、不同信仰的陌生人之间保持着的和睦友好的关系，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朝着打败德国人这个压倒一切的共同目标努力。然而，最近有证据进一步表明，只有在合作努力取得成功时，参与共同任务才会减少群体之间的敌意，否则他们只会因失败而互相指责。

现实生活中，群体之间的敌意表现得非常不理智，甚至出现了一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在英国的一个飞机工厂，工具车间工人的周薪略高于生产车间工人。在工资谈判时，工具车间的工会代表试图维持这种差异，哪怕降低自己的工资。他们宁愿选择自己每周赚67.3英镑，而生产车间工人的周薪比自己低1英镑，也不愿意选择自己每周多赚2英镑（69.3英镑），但生产车间工人的周薪比自己多1英镑（70.3英镑）。

当然，处在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中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大多数人都想讨人喜欢，都更愿意其他人支持自己的想法，不愿意忍受反对和随之而来的自我怀疑。如上文所述，人们有重视自己所属群体的需要，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其他群体的偏见：如果不在某些方面贬低其他群体，就很难甚至无法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是“特别的”。这种对外群体的偏见通常会形成刻板印象：犹太人是贪婪的，黑人是懒惰的，诸如此类。这些刻板印象常常缺乏事实依据。英格兰人往往认为苏格兰人小气，但街头募捐时苏格兰的人均捐款数额却比英格兰的更大。

在讨论刻板印象的成因之前，先要排除一个错误理论。有人认为难以接纳其他群体的原因是过于严苛的教育，但这个原因站不住脚，因为容忍度总是会快速发生变化。1920年，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但短短几年之后，纳粹政权迫害犹太人时，不少德国民众也开始鄙视他们，虽然这段时间教育方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刻板印象的存在有很多原因。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和李·罗斯（Lee Ross）指出，并非所有的刻板印象都是负面的，例如对图书管理员、音乐节目主持人、教授、股票经纪人等的刻板印象则不然。坚持刻板印象的第一个原因是便利性，我们不需要一一评估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假设他符合某种刻板印象。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倾向于注意到那些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事物。英格兰人会注意到一个花钱很小气的苏格兰人，却不会过多关注一个大方的苏格兰人。

第三，我们会更容易关注到少数群体成员的行为，而不是多数群体成员的行为。他们比较少见，所以引人注目（“可得性”）。同样地，我们会更容易看到不良行为而不是正常行为，所以对一个少数群体成员的不良行为尤其印象深刻。在女性很少开车的年代，有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当女性违反交通规则时，男性就会瞥她一眼，然后说：“天哪，又一个女司机。”女性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却不显眼，因此不会被注意到。后面的章节中将呈现关于上面第二点和第三点的有力论据。

第四，刻板印象能够自我应验。如果人人都觉得黑人是懒惰的，黑人就很难找到工作，结果就是看到黑人在马路上闲逛，应验了黑人懒惰的这个观点。

第五，刻板印象在某些方面可能有现实基础。总的来说，教授可能比音乐节目主持人更稳重。即使刻板印象有事实支撑，将其应用于具体案例也并不理性，肯定会有一些严肃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也会有偶尔轻率的教授。

第六，已有研究发现，如果把两组对象贴上标签，两者的区别就会放大。在一个简单的实验中，4条短线都标着“A”，4条略长的线标着“B”。在贴上标签时，人们看到两组线平均长度的差异比不贴标签时更大。当我们通过命名来给所有形成刻板印象的群体贴上标签时，可能会放大外群体与这个群体的实际区别。

第七，正如我们讨论光环效应时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有一项突出特质，我们就会误以为这个人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相关特质，即使事实上并没有。这种效应也适用于群体，某些种族群体外表特征跟白人不一样，白人就会觉得他们在其他方面也会跟自己有根本性差异。

第八，本章开头描述的内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可能会加剧我们对外群体成员的某些初始偏见。一个人一旦接受了带有偏见的观点，哪怕不是为了努力取悦群体的其他成员，也会持续地基于这种观点行事。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黑人的偏见研究，结果非常惊人。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公共场所遇到一个需要帮助的黑人，他就会像遇到一个白人一样乐于提供帮助。然而，如果没有人看到，那么他帮助黑人的概率就会远低于帮助白人的概率。实验者在公共场所“丢”了一个贴了邮票但没有封口的信封，里面是寄给大学的申请书，信封上有申请人的照片。相比于黑人，当信封上的照片是白人时，白人受试者不怕麻烦地寄出申请信的概率更大。在开展这些研究的年代，至少在中产阶级圈子里，针对黑人的偏见遭到强烈抨击。因此，人们并不会公开表明自己的偏见，但在没有人看到时，这种偏见仍然会流露出来。

第九，好好先生们会接受对某些特征的偏见，并试图解释其中的原因，结果反而会强化偏见。正如理查德·尼斯贝特和李·罗斯所述，当有人说黑人的懒惰是由于“贫困的文化、父亲缺席综合征，或压迫感和无力感导致的行为失序”时，他们表现出的偏见与相信黑人懒惰而不试图理解成因的人的偏见没有差别。

出于上述原因，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如此普遍，并且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其中的非理性显而易见。刻板印象源于对外群体的敌意，一旦形成又会加剧这种敌意。不过即便是没有偏见的刻板印象，也一样会导致非理性思维。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拿到一些句子，每个句子都包含一个姓名、一种职业和两个特征，例如：“卡萝是个图书馆员，她严肃、迷人。”其中一个特征是刻板印象（“严肃”），另一个则不符合对该职业的刻板印象（“迷人”——对女性图书馆员的刻板印象是安稳沉静）。当请受试者描述职业特征时，他们不出所料地能够记得符合刻板印象的那个特征，而忘记另一个。他们觉得空姐“迷人”而女性图书馆员“严肃”。我们总是倾向于记住自己想听的：在这个例子中，刻板印象决定了我们的预期。

本章讨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群体内部的态度有走向极端的倾向，以及对外群体的偏见的形成。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偏见导致的痛苦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要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程度上也受其影响，至少希特勒的内群体口号“统治民族”（Herrenvolk）帮助他争取到了德国人民的拥护和对“吞并奥地利”（Anschluss）的支持。排斥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天性，可以追溯到我们的部落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或者是不可控的。

启示

1.无论你是委员会成员还是高尔夫俱乐部成员，都要警惕被主流观点左右。要思考并敢于表达不同观点。

2.如果你正在组建一个委员会，要确保成员能够发表不同的观点。

3.如果你是一个团体的负责人，尽量不要被阿谀奉承影响。

4.小心形成刻板印象。如果你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要提醒自己，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完全符合刻板印象。

5.如果必须穿制服，就穿护士制服。 egZ+MHYGCotgIDehoLfh//wvtSfWMmHnW8ucpRrsu/TKc4WJWuqO/QQF6rsDLx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