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皇家海军大战略家“杰基”·费希尔上将曾宣称，“有五把钥匙锁住了世界”，即新加坡、好望角、亚历山大、直布罗陀、多佛。在英国的控制下，它们将守卫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海上航线，并使其免受任何敌方大国舰队的袭击：这一计划很快将经受U型潜艇战争的毁灭性考验。在奥克尼群岛驻扎英国“大舰队”的做法完成了费希尔的布局，并将北海通向公海的最后一个出口封闭起来。在本书中，我们反转了费希尔的比喻，并改变了他所说的大部分地方。19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其间，世界上的海岸和港口从排斥和封闭中解脱出来；广阔的大陆腹地摆脱了因陆路运输成本而造成的与世隔绝；那些因其自身的危险和水流而让上游交通变得艰难的河流（这包括直到1840年代的塞纳河），也通过河道改善和蒸汽驱动的航运而得以开放。到了1930年蒸汽世纪末期，世界上几乎每个人口密集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汽船和铁路定期前往旅行，大宗廉价货物的交易也是如此。这是世界史上的一场革命，其后果直接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这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堪称蒸汽的胜利。但这也是地缘政治的创伤。中国、印度、澳大拉西亚 ^[1] 、美洲以及北亚和中亚大陆的开放，因蒸汽而得以巩固。但是，这些大门是被欧洲诸帝国及其美洲子孙——盎格鲁美洲和西班牙美洲的移民共和国和巴西帝国——的陆军、海军、移民、农奴、奴隶和契约劳工逼迫着打开的。强制外交、军事征服和驱逐（或集体驱逐）土著人，为商人、行政官员、收税员、矿工、种植园主、自耕农或农民扫清了道路，紧随其后的是教师、不同宗教的牧师和传教士，他们是文化剧变的动因。当蒸汽被恰当地用于陆上和海上的人员与货物运输时，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已被新兴西方的商业、行政和移民帝国所吞并。

本书源于对全球化历史的好奇，尤其是对“蒸汽全球化”的好奇。它由一系列关键假设构成：1990年以来“我们的”全球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一系列全球化中最新的一次；我们可以通过对早期全球化的了解，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独特之处；全球化是累积的，但是也会受到危机和倒退的影响；全球化不应只被理解为狭隘的经济现象，而必须被理解为技术、商业、文化、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环境变化的结合，所有这些都赋予全球化独特的特征。因为我们在全球化中交换的不仅仅是商品，还有金钱、人、思想、信息和消费习惯——以及 生物群 ：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正是通过它们的复杂互动，每一次全球化的“特质”才得以形成。由此在逻辑上可以得出，全球化的催化剂——其“调节阀”（蒸汽技术中的一个术语）——就是 流动性 ，即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可以据此从世界的一端跨越广阔的空间到达另一端的难易程度和速度。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的影响，即它对陷入其所造成的困境中的人们或被撇在其边缘的人们有何影响？即使不经意地一瞥也都很明显的是，它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往往是逆转此前赢家的命运。在相对生活水平、文化自信、自由或不受外部支配等方面，人们可能会感觉到得失。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全面改善；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史学争论都围绕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一度繁荣兴旺，但是后来陷入了严重的相对贫困。同样引人入胜的问题是，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强加了更大的文化一致性，或削弱了“传统”文化的连贯性，有时甚至产生了悲剧性的影响。这些问题可以在任何的全球化时代提出，但本书的重点是“蒸汽世纪”，其间的全球化扩展和强度与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最为接近。它也是可供查询的文献和资源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丰富的时期。

但问题依然存在，即如何处理全球化这种扩散的、覆盖面广的现象，并正确理解其复杂的几何结构。它来自何方？它是如何展现的？它的代理人是谁？它是如何被其“主人”所接受的？它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其路径中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和人口结构？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地缘政治——或暴力——以及市场力量所驱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是大型海滨城市——港口城市，其惊人的成长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因为那是一个远超今天（当下90%的世界贸易是通过海运实现的）的海运时代，其间出于商业或军事目的的“制海权”是世界强国的关键。亚洲、非洲、澳大拉西亚和美洲的港口城市是从欧洲流出的资金、制成品、思想和人员以及物质力量的入口，欧洲通过它获取贡品、原材料、利润和租金的“收益”。当欧洲提供推动全球化的能量时，这一切也就按理随之发生了。世界将为资本、劳动力、货物和思想的自由流动而“解锁”——改造和“改善”当时“落后”或尚未开发的欧洲航线沿线的内陆。但它真的是这样发生的吗？西方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控制了全球化带来的变化？

港口城市是全球化的各种动因与当地社会相遇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以特写镜头近距离看到接受、适应和抵制变化的模式，内陆地区被纳入港口城市网络的条件，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塑其新兴腹地的文化和政治。但是，从众多重要的港口城市中选择哪些呢？本书的计划是选择一小部分城市，以检验欧洲主导的“蒸汽全球化”在不同地方的可变影响：在英美的“移民世界”；在英国人统治的印度；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相连的区域，欧洲的影响在这里更为间接。这便只能对非洲、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东的其他许多地方——所有这些地方都同样令人着迷——令人遗憾地顺便提及。我也很清楚，我所讨论的那些城市，其历史方面的专家可能会觉得我对它们不够公正，或者忽略了它们过去的关键方面。我希望将它们放在一个比较框架中，并强调它们的全球重要性，以起到弥补的作用。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快速发展的全球史学科中，港口城市值得拥有它们能够得到的关注。

本书的种子可能在我童年时乘坐联合城堡航运公司的邮轮前往开普敦的航行中就已经播下，存在于集装箱船时代之前码头的景象和声音以及港口的喧嚣中。我一直都能借鉴一支人数众多且不断扩展的学术团体来探索本书所描述的主题。但是，影响本书的诸多观点，则是在牛津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对话和活动中逐步成形的。我对那里的同事们感激不尽。本书主要论点的早期版本强加给了海德堡、康斯坦茨、苏黎世和普林斯顿的读者。特别是詹姆斯·贝利奇和已故的扬-格奥尔格·多伊奇，他们不得不忍受超出其合理份额的我的沉思。本书是为了纪念最友善、最慷慨的同事扬-格奥尔格而写的。纳菲尔德学院为其研究员提供的设施、激励和支持无与伦比：我很幸运能够一直受用。和之前的几次一样，我也非常感谢企鹅公司的西蒙·温德尔的兴趣和热情——以及明智的建议。理查德·杜吉德负责监制，伊娃·霍奇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塞西莉亚·麦凯帮助挑选了书中的图片。地图是由杰夫·爱德华兹绘制的。

本书引用的罗伯特·佩恩·沃伦的诗句，得到了罗伯特·佩恩·沃伦文学遗产受托人的善意许可。我非常感谢约翰·伯特教授与韦尔奇和福布斯有限责任公司的埃德·沙利文先生，他们提供了非常周到的帮助。

这篇序言写于英国仍然处于大流行病肆虐的时候。这提醒我们，一如蒸汽世纪的情形，全球化不仅带来繁荣，也带来了许多冲击和倒退。历史学家喜欢观察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但是，正如我们将发现的，人的一生中一个历史转折点都不用经历再好不过了。

约翰·达尔文
2020年6月

[1]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太平洋岛屿的统称。——译注（全书脚注皆为译注，以下不再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