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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德国鲁尔河北岸、波鸿市南郊的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ät Bochum）建立于196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建立的第一所新大学，对德国的高校教育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郁郁葱葱的林地环绕着校园，南面的缓坡上，绿地从植物园延展开来，延伸到鲁尔河。1990年，波鸿鲁尔大学与同济大学合作，在校园内修造了中国江南园林风格的中国花园——潜园，其名称来源于东晋诗人陶潜和他著名的《桃花源记》，是欧洲第一座中国江南风格园林。园内长廊曲折蜿蜒，有小亭与假山相依而立，池水潺潺。天然石材、木材和砖瓦及其内敛的白色、黑色、灰色和深红色，巧妙地体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完美地呈现了中国园林艺术之美。
成立于1965年的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学院，在日本历史、中国历史、东亚国际政治经济、东亚政治、古今中亚宗教、韩国语言文化、中国语言文学和日本语言文学专业领域有正教授编制，在本科阶段提供汉学、日本学、韩国学，以及东亚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中亚宗教学等专业课程，学术研究和教学覆盖了中国、日本、韩国和中亚等地域。
东亚研究学院拥有自己的图书馆，馆藏约225 800部专著和300多种包含欧洲和亚洲语种（中文、日文和韩文等）的期刊和报纸。2001年，邵华成为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学院图书馆馆员，负责汉学部的馆藏管理和汉语、西文及部分日语书刊的编目工作，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相关资讯服务。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一年？是在南京石门坎吗？”2022年3月5日，写到这一段时，我使劲回忆，不停地发微信语音追问邵华。
北京与柏林有7个小时的时差。正常情况下，我接连发问时，邵华应该正沉浸在凌晨的梦乡里。
邵华是我先生同事的妹妹。从南京外国语学校高中部毕业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德国工作与生活。
1997年，邵华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哈姆高级法院的德汉公证翻译，后又成为哈姆高级法院的宣誓翻译。
2002年，邵华抱着刚满一周岁的孩子回家乡南京探亲。那时恰逢她的哥哥、嫂子及我在安徽工作的先生都在南京，我们刚刚装修完在南京的新房。
我先生邀请邵华哥嫂来新房做客，邵华也跟着一道来访。我们家在五楼，没有电梯。我记得，听到声音，我迎出门去，正好看到抱着孩子的邵华沿着楼梯上来，气喘吁吁。这个场景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可如今，我们共同回忆那一天，邵华说那次的确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在她的印象中，她并没有带孩子。
我们为此努力回忆，最终还是确认那年她是带着孩子一道来我们家的。因为我先生记得，德国的幼童不穿开裆裤，一岁的小男孩穿着蒙裆裤，在我们家里歪歪倒倒地到处跑、跳，而邵华的目光一直紧盯着孩子的屁股，还不时凑近闻一闻。
至于为什么后来每次她从德国回南京探望父母时，只要有时间都会约我见一面，我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以群分”？
现在想来，与邵华的相识分明就是天意。如果没有这段机缘，采访戴克牧师、完成《拉贝日记》新闻专题、促成“37分钟”版马吉影片“一寸盘”回归南京等一系列成果，都将很难实现。
2017年12月1日，我再度微信联系邵华，请她帮我打电话采访戴克牧师。
在后来与邵华的聊天中，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道：“当初我是用‘道德绑架’的方式请你帮我去找戴克的。”虽然我有把握，为人正直的邵华不会拒绝我，但我还是向她摆出了足够的理由：南京大屠杀是南京这座城市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作为南京人，我们都热爱这座城市，而热爱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为她付出。那么现在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机会。
我把采访提纲发给邵华时，她正休病假在家。我说：“尽量去挖掘细节，就像我们平时谈论具体的一件事一样，越细越好，因为呈现新闻事件是需要大量真实细节来支撑的。”
“南京大屠杀需要让世界知道，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日本政府理应反省和考虑赔偿。张纯如的书我们图书馆有不同语言的馆藏。”2017年12月3日，邵华在邮件中对我说：
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向后人传递对日本的仇恨，而是要反省非人性的行为及其根源，预防人间灾难的再现。因为日本民众并非当政者的同类，右翼还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掌握党派、权力和国家命脉的人。日军惨无人道的行为基于民粹主义下的民族优越感，是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以杀人者眼中的中国百姓根本不是人。因此只有互相尊重、理解、包容，放下病态的自尊，才能和平共处。
邵华按照我给她列出的采访提纲帮我采访了戴克牧师。为了获得最重要的细节，我特别叮嘱邵华，“问得一定要细，要有场景，有对话，有来龙去脉”。2017年12月3日，她用微信语音将获得的采访内容一条一条地详细复述给我。邵华惊人的记忆力令我佩服。
邵华告诉我：当年邵子平是海德堡大学法学系博士生，戴克是基督教新教神学系学生。他们在1963年建立的一个学生组织里认识，1963年至1967年间两人建立了友谊。
戴克原为柏林福音教会副会长，是南部非洲、“非洲之角”、韩国和日本处负责人，现已退休。
看到平板电脑上邵华连续发来一条一条接近60秒的微信语音，我知道邵华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我一条一条地听着，眼眶湿润，找不到语言表达我对她的感谢。
我将每一条语音转成文字，再复制到文档里，接近7 500字。邵华还发来戴克牧师提供的莱茵哈特夫人在1997年6月5日写给他的邮件，邮件中叙述了她最终同意公开《拉贝日记》的过程：
陈旻，我希望你需要的细节都在这里面。因为德国人不善于感情表达，所以他们讲述的通常是历史的事实，都是实在的内容，在感情起伏方面的表露会很少。昨天的一个多小时，戴克先生的陈述也非常平静，没有一点煽情的渲染。
邵华继续在邮件中写道：
陈旻，还有两点补充一下：
莱茵哈特夫人原来是遗物的所有人。后来她把日记送给了舅舅奥托·拉贝，即拉贝之子，因此她的舅舅就成为遗物的继承人而获得了所有权，之后遗物由其子托马斯·拉贝继承。在《拉贝日记》出版时，她的舅舅还在世。在出版过程中，她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确定版权。但这都鲜为人知，她自己没有获得任何经济上的利益。
戴克先生提到信中的两句话：“Auch musste ich erst wieder hineinwachsen in ein seit Jahrzehnten verborgenes Leben. Die parallele Erinnerung an die Ereigniss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waren für mich sehr schlimm.”翻译成中文是：我也得重新面对已经隐藏了数十年的生活经历。中国和德国所发生的事件于我而言是无比痛苦的、平行的双重记忆。
戴克的理解是，在南京，莱茵哈特夫人是见证人，而在柏林，她也许是受难人。这点没有考证，只是感觉而已，因为很多人将创痛深深埋在心底，割断记忆而重新生活。这点德国人和中国人非常不同。这些与你的报道也许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提供一些背景。
在邵华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这一整版新闻专题。稿件于2017年12月11日刊发在《大公报》A6版。
邵华尽心竭力地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帮了我这么大的一个忙，我一直想着如何回报她。邵华在邮件中提到学校图书馆有张纯如的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年都会出版一批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图书，如果能赠送一些给邵华所在的大学图书馆，这不也是一种向世界传播历史真相的途径吗？于是，我打开邮箱给纪念馆写邮件：
尊敬的纪念馆馆长：
您好！
非常感谢您对江苏记者站工作的鼎力支持！我们在去年及今年涉及大屠杀历史的相关报道都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视角与空间。
我的朋友邵华是“南外”毕业的，在“北外”上的大学，毕业后去了德国，每年都回南京。这次采访报道多亏了她的热心相助。邵华目前在德国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我觉得可以将纪念馆出版的关于大屠杀的图书赠予她一些，这些图书成为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可让更多的大学生了解这段历史。
馆方当天就表示同意。
2018年初，纪念馆向邵华寄赠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第一至三十卷、第三十五卷，《南京大屠杀词典》（上、下两卷），《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以及《日本侵华史研究合订本》（2015年至2016年）等一批图书。最重要的是，我们还由此开辟了一条向海外传播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成果的途径。我与邵华都认为这么做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