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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电话采访得出的线索还是比较粗略的。我只能算是知道了事情的大致脉络，要做成一个整版的专题报道，我还需要做大量深入的细节采访。
选择先做《拉贝日记》如何被发现的新闻专题，是因为在那晚对邵子平的第一次电话采访中，他回忆寻找《拉贝日记》过程的内容更多。
2017年11月21日，我赴江苏南通海门市双合村（现联合村）采访了三天，回来后加班完成了一篇专题稿。11月27日，在专题稿发刊当日，我已经来到北京，与邵子平夫人罗其云女士约定，次日登门拜访。此时，邵子平身处西半球的美国，正热情高涨地组织同道，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发传单并静坐示威，试图迫使宾夕法尼亚大学将一百余年前购买的昭陵“二骏”归还中国。
2002年，我从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现东部战区总医院）政治部转业后成为职业新闻记者。经过15年新闻职场的历练，我要求自己在新闻报道采写中努力做到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
我上网查阅能搜到的所有关于《拉贝日记》的报道，对比邵子平的叙述，细心梳理出未曾被报道的内容。仔细重听两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录音，在回忆劝说拉贝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公开《拉贝日记》遭到拒绝后，邵子平提到，“我有个同学在德国教会里做牧师，他成了关键”。这句一带而过的话，我当时在采访中并没有在意，在重听时才引起注意，因为在所有关于《拉贝日记》的公开报道中，从未出现过这位德国牧师戴克（Gerd Decke），而在邵子平的回忆中，这位他在德国留学时期的老同学却是力劝拉贝外孙女公开《拉贝日记》的关键当事人。
这个发现令我兴奋。我将戴克锁定为重点采访对象，决定以他为突破口。我马上拿出手机，给邵子平发微信，询问他有关那位德国同学戴克的详情，阐述自己的采访思路，并询问戴克牧师的联系方式。
我的采访思路得到了邵子平的认可。2017年11月30日，邵子平给戴克发了邮件：
亲爱的盖尔德，
我是用英文写这封信的，因为《大公报》的陈旻女士也需要知道邮件内容。《大公报》是一份历史悠久、广受欢迎的日报……陈女士是一名调查记者，她想和你核实一些历史事实。她很想知道拉贝的日记是如何被发现的。我请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通过《纽约时报》将此事公布于众，你很努力地帮我说服她同意出版，这很重要。然后你还帮她复印，打包，航空邮寄到纽约，等等。
请将你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发给她，这样她或她说德语的朋友可以在你的同意下谈论历史。
这篇关于《拉贝日记》的新闻专题稿得赶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期间刊发，时间极为紧迫。
戴克牧师是邵子平在1963年至1968年间就读海德堡大学时结识的老校友，他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友谊。戴克曾去美国旅行，得到了邵子平全家的热情款待。
邵子平说，他多次给莱茵哈特夫人打过电话，劝说其公开《拉贝日记》，均遭到明确拒绝。莱茵哈特夫人回复他时声称外祖父拉贝当时将日记直接交给自己保存，并特别交代，让她保管好留给后人，不要让日记消失，“但只能把日记留在自己家里，不要公之于众”。那么，戴克牧师是如何找到莱茵哈特夫人的？又是用什么样的理由说动她的？公开《拉贝日记》的过程有哪些重要细节？将日记逐页复印、传真并邮寄到美国，这些费用出自哪里？
2017年12月1日，我心急火燎地用翻译软件向邵子平给我的戴克邮箱发出邮件。我写道：
尊敬的盖尔德先生，您好！
我是中国记者，正在采写邵子平先生当年发现《拉贝日记》的经过。邵子平先生告诉我，当年他请他的好朋友，也就是您，帮助劝说拉贝的外孙女公开日记内容，并且帮助她复印和邮寄。
麻烦您将此经过告诉我，我会用在新闻稿件中。谢谢您！
我只会中文，不会英文，这封邮件是用翻译软件写的，如果有意思表达不准确的地方，请您多原谅。
新闻稿件要在一周后刊出，因此拜托您尽快回复我。
谢谢您的帮助！
2017年12月1日，戴克收到我的邮件后，同步回复了邵子平与我。他爽快地回复“没有问题”，“我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同时发来他家里的座机与手机号码。
那两天，我时刻盯着邮箱，不停地打开手机查看。因为邵子平在美国，存在时差，我得算好时间联系他。收到戴克牧师迅速回复的邮件后，我长舒一口气，将采访提纲用翻译软件翻译成英文并发至戴克牧师的邮箱里。
谁知第二天，我收到邵子平转来的戴克牧师写给他的邮件，信中说他不明白我用英文所表达的意图。
显然，仅凭翻译软件来进行采访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是我需要获知大量细节。那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在德国只有一个朋友——邵华，她是南京人。我立即打开微信联系她。
邵华爽快地答应帮我采访戴克牧师。我给戴克复信：我已委托我的朋友邵华抽时间给您打电话，询问我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