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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描绘了一位太过大胆妄为的科学家，但拜伦和雪莱
对科学启蒙运动的前景都感到乐观。歌德不仅是一位文学天才，也是位著名的科学家。爱伦·坡庆祝技术进步。丁尼生预见了人类美好的未来。不过，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某个时候，文学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背叛了对进步的普遍信仰，谴责科学和技术，并鼓吹回归传统美德和永恒价值。
布莱克
抱怨，“黑暗的撒旦工坊”
正在掠夺英国农村。卡莱尔
承认，“在对外部事物的管理上，我们超越了所有其他时代”，但论到“纯粹的道德本性，灵魂和人格的真正尊严，我们很可能是不如绝大多数文明时代的”。
霍桑笔下的科学家摧毁了他们所热爱的一切。对爱默生
来说，“物坐鞍上，驾驭人类”。
斯诺在1959年他的《两种文化》演讲中说，“人文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勒德分子”，他们“从未试过去理解，也不想去理解，甚且无法理解工业革命，更不用说接受它了……几乎到处都一样……知识分子们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家们当然也不。他们中的许多人耸耸肩走开了，就好像一个有感情的人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回避；另一些……试着写出各式各样的幻想，其实只不过是惊恐的尖叫”。
剑桥大学的评论家F.R.李维斯对此回应说，在人类的各种禀赋当中，文学所最看重的是道德自觉，并坚持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对其所处的文明提出了极为重要的问题，但“当然，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通常意味上的答案”。此外，所有这样的问题都会让社会犹豫不决，放慢脚步，对未来失去信心，不再信任社会规划和技术进步。
斯诺—李维斯之争实际上与19世纪80年代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和马修·阿诺德之间的分歧
，以及20世纪第二个十年里H.G.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之间的分歧颇为类同。人文文化对威尔斯的进步信念，尤其是他后期那些宣传小说中的乌托邦图景的回应，是“反乌托邦”。最近这种社会图景又被叫作“敌托邦”，词头来自希腊语，意思是“病态的”“坏的”。这些作品的表述中，状况是越来越差，而不是越来越好，世界更可能会走向毁灭，而不是臻于完美。
然而，反乌托邦并不仅仅是对遍地机器、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统治的威尔斯式美好未来图景所做出的文学反应，尽管威尔斯和他建立一个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而“公开合谋”的组织的努力是反对者们最明显的靶标。被斯诺描述为“不能更强烈地表达了未来不该存在的意愿”的《1984》（1949），其作者乔治·奥威尔谈及威尔斯时写道：
生于本世纪初的热爱思考的人们
，在某种意义上是威尔斯本人创造出来的。一位单纯的作家，尤其是一位作品时效性很强的“大众”作家，其影响力有多大，容或可议，但我很怀疑在1900年至1920年间的作者们，至少在英语世界里的，还能有谁对年轻人有他这么大的影响。
不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也将幻灭的氛围带到了文学当中，这种文学氛围产生了阿道斯·赫胥黎
的《美丽新世界》（1932）、扎米亚京（Zamyatin）的《我们》（
We
，1924）、C.S.刘易斯（C.S.Lewis）的“皮尔兰德拉”（
Perelandra
）三部曲
（1938、1943和1945）、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弥赛亚》
（
Messiah
，1953）、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废墟中的爱》
（
Love Among the Ruins
，1953）、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发条橙》（
A Clockwork Orange
，1962）和许多其他作品。
反乌托邦式的想象出现在科幻杂志上，也出现在斯坦顿·A.科布伦茨（Stanton A.Coblentz）、戴维·H.凯勒（David H.Keller）和S.福勒·赖特（S.Fowler Wright）等作家的头脑中，有时甚至出现在杰克·威廉森（Jack Williamson）这样基本上抱乐观主义态度的作家的头脑中。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和西里尔·科恩布鲁斯（Cyril Kornbluth）用他们的小说《太空商人》（ The Space Merchants ）让反乌托邦在科幻小说的主流中牢牢占据了一块阵地［该小说于1952年在《银河》上以《图利星球》（ Gravy Planet ）为名连载］。
然而，最早和最著名的反威尔斯式敌托邦作品是E.M.福斯特的《大机器停转》。这个故事的发表时间通常被定在1928年，当年他的《永恒瞬间》
（
The Eternal Moment
）一书收录了该故事，但实际上它首次发表于1909年［《牛津剑桥评论》（
Oxford and Cambridge Review
），米迦勒学期
号］。
福斯特是一位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他的作品和观点在数十年间都为人敬重。他最著名的那些小说，特别是《印度之行》（ A Passage to India ，1924），着眼于不同文化间的理解问题；但他也写了一些幻想故事，比如收集在《永恒瞬间》中的作品，以及那篇著名的，被收录于1923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集中的《天国公共马车》（“The Celestial Omnibus”）。
在《大机器停转》中，正如讽刺文学惯常所做的那样，福斯特将威尔斯式的未来城市推向了这样一个极端：其中的居民极度依赖机器，以至于没有它们的生活不仅是“野蛮”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何锐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