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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体裁发展出来，用以描述一种不同的现实，或者描述一种不同的被感知的现实。为了让读者能接受变化，科幻需要削弱现实性——读者于世界中无处不见的现实性。这种新的体裁，发明了一些改变视角的方法，让读者发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随机的，是或然性的结果，而非一种神谕，或一种必然的发展。作为一种体裁，科幻小说提醒我们，没有什么应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H.G.威尔斯，在他的早期（1901年前）大多数科学传奇小说中，试着打破大不列颠的自满情绪。他在1894年发表于《帕尔摩晚报》的文章《人类的灭绝》中对这种思维进行了总结。“我们认为，”他写下，“由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活着变得越来越轻松了，而在未来，我们将继续追求完美的舒适和安全……即使现在，就我们所知而言，即将到来的恐慌正蹲伏于地，为它的春天而蠢蠢欲动，而人类之覆灭近在手边。我再说一遍，这世上曾存在过的每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物种，它完全统治的时刻，即它被推翻的前夜，从无例外。”
但是，展示科学实验的危险，进化的危险，外星入侵的危险和来自昆虫及海洋生物的无形威胁的危险，这只是视角上的一种改变。晚一些的作者，会思考架空历史的可能性，并动摇读者对他们的过去的信心。像哈尔·克莱门特（Hal Clement）和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这样的作者会暗示，物理事实——例如，物质实体、重力，或者将中子聚集在一起的力——是可变化的，而像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和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Le Guin）这样的作者，会推想不同的性别安排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差异。
描述合理的替代方案，即为对给定方案的质疑，但也没有探及陌生感的究极可能。从太空，从未来，或从外星角度看现在，都可以动摇读者所固有的确定感，但是作者们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现实的本质。许多这样的推测，例如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的大多数小说和故事，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的《太阳舞》（“Sundance”），它们是认识论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知的是真的？其他的如罗伯特·A.海因莱因（Robert A.Heinlein）的《你们这些僵尸》（“All You Zombies——”），满足于唯我论：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我们自己。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叙事，它们启示于我们的是时空本质上的基本差异。
有一种转变视角的方式，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他1726年的作品《格列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中所展示的是去暗示尺寸上的根本差异：小人国的事情，是如何使我们自己的担忧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而当放大到布罗卜丁奈格人
的大小时，我们自己的缺陷，看上去又会怎么样呢？而伏尔泰在1750年的《小大人》（
Micromegas
）中改变尺度的方式，是通过把巨人从天狼星和土星带来的。可以说，他是通过把人类事务放到显微镜下的方式，揭示人类的无足轻重。
埃德温·A.艾勃特（Edwin A.Abbott）在《平面国：多维的浪漫》（ Flatland: A Romance of Many Dimensions , 1884）中，带给了这世界一些不同的东西。艾勃特很不像是会为这种发展中的体裁做出贡献的人。他是一位英国牧师，是受尊敬的教师和校长，但他出版的几本书表明，他擅长的领域是古典学。事实上，《平面国》最初是用“一个正方”的笔名发表的，但这既可能是出于艺术原因，也可能是为了掩盖作者身份。
《平面国》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想象练习：想象其他的现实。它描述了如果世界是二维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它具有长度和宽度，但是并没有高度。“一个正方”所描述的生命形式，以及因他们世界中的各种现实而导致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设计得极为精巧。这一思想练习的部分影响，正如所有优秀的科幻一样，在于拓展了读者的世界。在《平面国》的第二部分，在正方访问“线条国”和叫作“球体”的三维存在所时，这一点被表述得很明白。正方在球体面前想象了不可想象（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的四维世界
。
许多像《平面国》这样的思辨性文章都具有科幻小说所拥有的各种吸引力，唯独在叙事上有所欠缺：它们被同样的读者，出于同样的目的所消费，这个目的即为想象力的变幻。《平面国》是第一批现代科幻小说，并为后世作者提供了极好的新工具。它是一个远超出其时代的成就。即便它出现于今天的书店中，看起来也毫不违和——事实上，自它出版以来，一直在被再版。
（刘思慧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