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之路漫长、奇异而又精彩。它始于古代,作为一种到达另一片土地或另一个世界的方式,那里的生命形式、生活方式和这里不同。古代的说书人们创建出这条路,用以前往超越日常经验限制的想象之地:希柏里尔
、至福群岛
、至尊岛
、伊斯马罗斯城
……还有月亮。另一类目的地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创:理想社会,乌托邦。工业革命拓宽了道路,并让目的地似乎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成为现实,而作家依据对这种现实的变化创造了变革的文学——科幻小说。
“科幻之路”第三卷引用了《惊异科幻》 [1] ( 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 )的编辑约翰·W.坎贝尔——那个君临美国人称为科幻“黄金时代”的男人的话:“小说就是文字写下的梦:科幻小说中包含的是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的希望和梦想,以及恐惧(因为有些梦是噩梦)。”这套历史选集的前四卷追溯了科幻之梦是如何成为一种类型文学的:主要是通过美国科幻杂志,这些杂志汇集了那些阅读、写作、编辑和出版科幻小说的人们的热情和奇思妙想,让他们创造出了一个词汇表、一系列文学传统、一个共同期望的世界,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恐惧。
但在各国社会中,科技基础的发展速度并不全然一致,变革经历也不相同,各国人民的梦想也不完全一样。比如大不列颠,它在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对这一流派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对美国读者来说,他们的故事似乎总有些明显的不同。
英国人也是这么觉得的。布赖恩·奥尔迪斯,英国最伟大的科幻作家之一,也是最杰出的理论家,著有《十亿年狂欢》( Billion Year Spree ),晚年与大卫·温格罗夫合著的该书修订版《万亿年狂欢》。他在书中这样评价格雷戈里·本福德(Gregory Benford)的《时间景象》( Timescape ):“这是一部阴郁、悲观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部会让人先入为主地以为是来自英国的作品。”
这种差异正是本卷选集想要探索的。
科幻小说肇始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法两国。布赖恩·奥尔迪斯将起点定在玛丽·雪莱创作于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 ),认为科幻小说是哥特(或后哥特)小说模式的延续。并非所有的美国读者都认同奥尔迪斯对科幻起源的看法,他们发现《弗兰肯斯坦》中的哥特元素——亵渎感、幽然潜伏的超自然阴霾、传统模式趋于穷途末路的感觉——与探索新的科学可能性激烈冲突。奥尔迪斯指出,《弗兰肯斯坦》里那位医生从古老的炼金术大师转向科学,标志着一种现代性态度的诞生;但他也成了“疯狂科学家”的原型——与其说是因为他胆敢行创造生命的亵渎之举,不如说是因为他不像个科学家:由于觉得自己的造物丑陋,他畏缩不前,极力逃避。
在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纳撒尼尔·霍桑,还有出生于爱尔兰的美国移民菲茨·詹姆斯·奥布赖恩对于“变化的文学”做出各自的贡献之后,无可争议地,儒勒·凡尔纳用他的“奇异旅程”系列
让科幻小说有了长足发展,尽管事实上它们的时间设定是在当代,而且主要是在推想已经存在的技术会有什么样的进步。H.G.威尔斯的作品则不需受这些限制。威尔斯创造了现代科幻小说,并确立了其大部分重要主题,其贡献超过了其他任何作家。凡尔纳用他的潜艇和加农炮弹探索远方,威尔斯则探索各种点子;“冒险”提供了一个结构,“推想”偶尔点缀其间,但创造这一类型文学的是“点子”。
英国的科幻传统独特的风味和取向来自威尔斯,始于1894年发表的“一憩科学故事”
,止于1904年《陆地装甲舰》(
The Land Ironclads
)和他的第一部宣传小说《神食》(
The Food of the Gods
)。经过了《时间机器》《莫洛博士的岛》《世界大战》《当沉睡者醒来时》和《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威尔斯让科幻小说——特别是英国科幻小说——带上了达蒙·奈特(Damon Knight)称之为“悲观的讽刺氛围”的东西,而这,是美国科幻小说所缺乏的。
通俗杂志是科幻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本通俗杂志是乔治·纽恩斯于1891年在伦敦创建的《河岸街》,那是在他创建了《珍闻点滴》——一本由各种来源的短篇和剪报组成的流行简编的十年之后。竞争对手很快出现:《路德门月刊》《帕尔摩街杂志》《闲人》……大洋另一侧美国的类似出版物来自塞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和弗兰克·芒西。在它们证明了面向大众市场的廉价出版物的可行性后,《彼得森杂志》和《大都会》等老牌高档杂志降低了价格,调整了内容。
然而,在美国对科幻小说发展最重要的是1896年纸浆冒险故事杂志
的出现,当时从缅因州来到纽约寻求赚钱机会的弗兰克·芒西把他的少年杂志《阿尔戈西》(最初叫《金色阿尔戈西》)改成了“192页的小说只要一角钱”的杂志。这也激励了《大众杂志》《人民杂志》和《蓝皮书》等竞争对手,而芒西以《全故事》和《骑士》作为回应。美国科幻小说在这种媒体上发展起来,第一次零散出现了一些以变化为背景,而不是以狂野西部、南北战争、神秘东方或其他异域社会中的刺激冲突为背景的冒险故事;最后出现了专门类型的纸浆杂志,将同类故事汇集到一份杂志中,比如1926年的《惊奇故事》,接着是1929年的《神奇故事》(
Wonder Stories
)和1930年的《超科学的惊异故事》。
英国没有这样的纸浆杂志,当然也就没有成人科幻杂志(1934年有一份少年科幻周刊《秘闻》出版了20期),直到英国《科幻奇幻小说评论》(
The British Scientifiction Fantasy Review
)的编辑沃尔特·吉林斯主持编辑了《奇谭》(
Tales of Wonder
),该刊在1937年至1942年间出版了16期。另一份沃尔特·吉林斯的杂志《奇幻》(
Fantasy
)出版于1946年至1947年(比这早些时候,1938年至1939年间,纽恩斯出过一份同名的杂志)。E·J.“特德”·卡内尔(E.J.“Ted”Carnell)在1946年至1947年和1949年至1964年(1937—1940年间,《新世界》是科幻协会的新闻会刊
)两度主持《新世界》(
New Worlds
),然后它被卖掉,迈克尔·摩考克(Michael Moorcock)把它变成了——用奥尔迪斯的话说——新浪潮中的“海盗船”。《科学幻想》(
Science Fantasy
,后文有时简称《幻想》)由沃尔特·吉林斯编辑了两期,然后由卡内尔在1950年至1964年间编辑——1949年至1954年间,英国杂志不得不与半打美国纸浆杂志的重印版竞争,其中包括英国版《惊异》。
另一方面,在美国,正如布赖恩·斯塔伯福德在《英国科学传奇:1890—1950》中所描述的:“美国大众小说的行销态势显然折射出美式营销总体上更富于企业家进取的精神。”卢森堡移民雨果·根斯巴克在创建了一系列科普杂志之后,创建了《惊奇故事》。近年来,欧洲科幻作家将他们眼中美国科幻小说的大部分错误都归罪于他。奥尔迪斯在《万亿年狂欢》中称他为“科幻领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
奥尔迪斯表示,“创建专门刊登科幻小说的杂志——排除了所有其他——将高雅和低俗之间的区分制度化了。”“这种从未公开承认的分类最终促成了一些天才的出现;但在短时间内,它吸引不加批判的热情读者导致作品质量下滑;而从长远来看,它导致了一种‘科幻隔离区’
的心态,读者和作家至今仍在努力从中挣脱(或者是假装自己已经挣脱)。”然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经过在“科幻隔离区”的激情培育,科幻小说未必能如此受欢迎,有现在这么多的机遇、多样性和产出。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都没有付出代价,也不是说科幻的现状是理想的。
根斯巴克的批评者可能会设想,这种和主流相对来说有所区别的小说(就像是威尔斯在他的前十年写的那种)会逐渐壮大,但是威尔斯自己在1904年放弃了它,其他人也很少选择写这样的小说。斯塔伯福德相信,这是因为英国的环境不适合。他指出,“1905年后,衰颓之风大兴,影响到了科学传奇,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后,文学市场受战争破坏性经济影响的刺激所致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
此外,即使在英国,科学传奇也不被当作主流小说。斯塔伯福德观察到,“这样的故事总是要克服其所属类别所特有的坏名声才能受到称赞”“而且它们赢得尊重几乎总是作为例外”。甚至包括威尔斯在内的作者本身也把他们早期涉足幻想小说领域,“科学传奇总体而言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学类型。”斯塔伯福德如此评论。
根斯巴克自己的小说很容易因其中的缺陷被嘲笑,但话说回来,根斯巴克是个发明家和商人,而不是作家。他的远见和企业家精神是萨姆·莫斯科维茨在《探索无限之人》( Explorers of the Infinite )中将他描述为“科幻之父”背后的原因(奥尔迪斯也赞扬了根斯巴克的主动性、精力和勇气)。此外,《惊奇故事》并不局限于根斯巴克式的未来发明或未来冒险类小说。它重印了威尔斯几乎所有的科学传奇以及凡尔纳和爱伦·坡的大部分小说。根斯巴克为杰克·威廉森(Jack Williamson)等一整代作家敞开了通往科幻作家和科幻生活的大门,还为克莱顿的《超科学的惊异故事》提供了样板,这本书在1933年被出售给斯特里特与史密斯出版社,1937年后在约翰·坎贝尔的编辑下陶冶成型。
如果没有根斯巴克,所有这些事情照样都可能发生,甚至可能没有奥尔迪斯所说的根斯巴克强调科学准确性所导致的“令人窒息的照本宣科”,但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确定的。《惊奇故事》出现在纸浆杂志时代的后期,也就是英雄故事
纸浆杂志诞生的前几年。有证据表明,《惊奇故事》不是来自纸浆传统,而是来自科普传统。这不仅使科幻杂志在精神上与众不同,事实上,这也是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纸浆杂志的普遍消亡中幸存下来的原因。
一个合理的假设是,科幻小说的类型不会在英国演变出来,因为英国显然需要美国杂志的榜样来激励自己(出版自己的科幻杂志),而没有那些杂志,许多作家将永远无人听闻。初出茅庐的作家需要一个发表作品和发展自我的空间。开始就写长篇小说不仅难度要大得多;对一些人来说,这也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科幻这一种可能更适合较短篇幅的题材,其发展可想而知会差很多。
尽管许多人批评说当根斯巴克创立《惊奇故事》时,将科学传奇转向了错误的方向,但许多著名的英国作家(包括奥尔迪斯)将他们皈依科幻小说的举动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传说是)作为压舱物进口到英国,并以“扬基杂志”的名义在当地的伍尔沃思百货店
出售——的美国杂志。事实上,阿瑟·C.克拉克(Arthur C.Clarke)在1989年写了一本名为《惊异的日子》的回忆录,全书中心就是他对其中一本科幻杂志的阅读。
除了杂志稀缺,还有其他因素导致英国科幻小说有所不同。例如,普鲁士军队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胜利,导致了一连串关于英国缺乏准备的警示性故事:以陆军中校乔治·汤姆金斯·切斯尼爵士(Sir George Tomkyns Chesney)1871年的《多尔金战役》( The Battle of Dorking )为先例。而威尔斯1898年的《世界大战》( The War of the Worlds )则是科幻中最突出的范例,它把焦点转移到了 人类 缺乏准备上。
20世纪,英国和美国的遭遇也大不相同。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来说是一次粉碎性的经历,丧失的不仅是生命,而且是对进步的信心,对大英昭昭天命的信心。“美国是这场战争唯一真正的赢家,”斯塔伯福德写道,“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当欧洲经济衰退时,美国享受着经济繁荣……现代技术似乎确实正在为美国带来一场社会变革,而英国仍深陷经济混乱之中,似乎被进步所抛弃。毫不奇怪,推想小说开始在美国蓬勃发展,从中产生了这样一种科幻小说,它为未来冒险中的无限机遇而欢欣鼓舞,期待着大量的新发明,而英国公众对此无动于衷,拒绝接受。”
作为一个例子,斯塔伯福德指出,在两次大战之间,科学传奇的一个分支——星际小说——在英国变得无关紧要,而在美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一直被认为这是一个满是重新开始的机遇的地方,起先它提供宗教自由,后来它提供发展经济的机会。在这二者之间,“边疆”
被视为能取代停滞和绝望的终极可能。从托克维尔开始,一系列外国观察者都曾提到美国人对人类精神进步的信仰。一位19世纪的美国人曾说:“对任何事物,我们都期待它会有所进步。”
威尔斯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年为英国的“挫折时代”,根据斯塔伯福德的说法,这期间他们创作出“一种焦虑且常常令人痛苦的小说,在这种小说中,未来的世界作为噩梦般的威胁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被当作充满机遇的仙境”。他指出,这种推想小说一点儿也不像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科幻小说,“可以肯定地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英国的科学传奇和美国的科幻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二者的主题和方法之间只有些微重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包括了美国黄金时代的最初几年。
“在大战之后,”斯塔伯福德认为,“英国知识界对进步的观念十分怀疑。”他总结道:“人们可能会抱怨早期美国科幻小说的作者写得太过粗糙,没有考虑到当时关于科学进步和社会变革发展模式的思辨;但也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英国的科学传奇仍然有点过于执着于当时的这种讨论,并被它的焦虑过度束缚。”
始于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的大萧条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及美国对进步的信心的严重怀疑;这场大萧条迅速蔓延到欧洲,那里受到的打击可能更大。斯塔伯福德指出,在这之前一段时间,美国“没什么可以与1924年英国工党的掌权
或1926年的总罢工
相提并论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来说在美国入场前两年多就开始了,英国不仅遭受了以敦刻尔克撤退为高潮的早期失败的打击,还承受了入侵和轰炸的威胁。而美国尽管遇到了珍珠港事件和日本早期的军事成功,却从未认真考虑过战争失败的可能性和后果,并且虽然伤亡惨重,但从未遭受过英国那种程度的损害,无论是心理还是物质上。
连对原子弹的观点也不同于大西洋另一边。斯塔伯福德写道,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虽然原子弹在一个盟友手中,但它仍掌握在他人之手,而且这片土地上存在着一种长期的焦虑,在这里火焰只需要轻轻扇动一下,就能瞬间燃爆,烈若世界末日。”
斯塔伯福德还提到了其他影响英美科幻发展方向的因素。科幻小说传统上属于中产阶级文学,这一类型在英国发展较晚。1890年以前,高雅文学被出租书籍的图书馆所控制,这类机构得以发展是因为那些“可敬的”小说价格高昂,而且通常一出就是三卷本。租阅图书馆占据了出版商印刷量的很大一部分,大到他们可以与出版商合谋让书价居高不下。
在这些书籍和一便士恐怖小说以及两便士的中篇小说之间存在着“价格和声望的巨大差距”。就连狄更斯也未能成功地变天堑为通途。1890年以后,“一大批新期刊,从小报周刊到豪华插图月刊……大量使用短篇小说和短篇系列小说”,填补了中间的空白。然而,《河岸街》及其竞争对手给新作家的机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消失了,虽然威尔斯曾发现这些机会是那么适合他。“短短几年……在新刊的试水阶段,科学传奇曾风行一时。这一时期始于1893年,大约在1898年达到顶峰,到1905年渐告终结。”威尔斯放弃科学传奇而转向宣传性小说,可能就是市场萎缩促使的。
后来当美国平装本出版商们开始与通俗杂志竞争并最终取而代之时,按斯塔伯福德的回忆,英国的平装本领域却被单独一家出版社——企鹅——所主宰,它不需要涉足科幻小说这样的非常规材料。不过,奥尔迪斯回忆说,1960年后,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约翰·克里斯托弗(John Christopher)、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和约翰·布莱克本(John Blackburn)的作品,在这一行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奥尔迪斯被聘为企鹅的科幻编辑。战后,“面向较低端市场的英国平装本出版商享受到了惊人的繁荣。”斯塔伯福德写道。当他们涉足科幻小说时(“讽刺的是,平装本出版商最初是在英国而不是在美国开始发行大量科幻小说的”),他们模仿那些美国的“职业作家,专门制作充斥着可怕怪物和惊人机器的华丽古装剧……在愚蠢和粗陋两方面下探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从I.F.克拉克(I.F.Clarke)的目录书《未来故事》( Tale of the Future )中的出版物清单来看,从1895年[威尔斯《时间机器》( The Time Machine )出版]到1970年(克拉克该书截至于此),英国科学传奇主义/科幻小说的出版一直在缓和的起起落落之中,直到1951年——那一年美国出版业所遇到的战后繁荣也影响了英国。迈克·阿什利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英国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这是“奥尔迪斯、艾德文·查理斯·塔布、詹姆斯·怀特、鲍勃·肖、柯林·卡普、J.G.巴拉德、巴林顿·J.贝雷、莱昂内尔·珀西·赖特和许多其他人的十年”。当然,克拉克的《未来故事》所涉及的可能并不完全都是科幻,并且列表本身也可能不完整(斯塔伯福德对其中一年——1952年的书名列表是否完整提出了质疑)。
1913年至1918年以及1940年至1945年之间的衰退大致与战争时间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纸张短缺以及人们再度把目光转回到当下所致;但大萧条时期的急剧上升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合理化解释。对历年的美国出版物做的类似总结,如果有的话,可能显示出版物数量在二战前几年有同样的下行趋势,但高峰和低谷可能会发生变化。其中一个低谷位于1926年至1945年之间,那时科幻作家的大部分精力都被转移到杂志上,几乎没有杂志小说被重印,直到战后不久——虽然从1937年到1943年时不时有些小的波动。然而,这样的比较无法反映杂志对美国科幻小说阅读的重要贡献。杂志的存在甚至可能对书籍出版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就好像一般出版商会认为在纸浆杂志上出版的小说不值得再被付梓刊行。1926年至1945年期间出版的大多数书籍都来自其他来源——美国主流文学,或是英国。
战后繁荣在英国的出现也落后于美国。美国有同人出版业者来证明科幻市场的可行性,并贡献了数量可观的出版物,然后西蒙和舒斯特、双日、王牌和巴兰坦这些出版社才进入这一市场。
1964年迈克尔·摩考克就任《新世界》的编辑时,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约翰·坎贝尔当编辑时27岁,摩考克24岁。坎贝尔在工作中渐渐发展出自己的想法和方法(“我想学会如何做好一名编辑。”他回忆道),摩考克则是带着一整套议程走上岗位。在他的第一篇编辑社论中,摩考克就建立了一个新范式——正如奥尔迪斯指出的,不是埃德加·赖斯·巴勒斯式的,而是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式的:“……某种意义上,他的作品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那种科幻小说——可读性很高,将讽刺与精彩的意象结合在一起,讨论科学哲学,洞察人类体验,使用高端而感人的文学技巧,等等。”
这一期上还有一篇关于威廉·巴勒斯的文章,作者是J.G.巴拉德(J.G.Ballad),用奥尔迪斯的话说,他将被钉在摩考克海盗船的桅杆上。“摩考克的《新世界》,”奥尔迪斯在《万亿年狂欢》中写道,“几乎百无禁忌……它鼓励而不是拒绝文学实验,并逐渐成为重新评价体裁标准的焦点和新态度的熔炉……摩考克的活力以及巴拉德和奥尔迪斯的形象为科幻小说吸引到了一批新的观众。实际上,这是一批早已在科幻周边的观众,他们要体验他们的时代生活中那些更为异乎寻常的层面,但和老的纸浆杂志用语完全不搭调,坎贝尔的杂志则一直是那些陈辞滥调的继承者。”
科林·格林兰在他关于新浪潮的作品《熵展:迈克尔·摩考克和科幻小说中的英国“新浪潮”》中这样描述摩考克的《新世界》:“许许多多的作家拥入它的页面,他们关注着那些‘合适的主题’,人类的终结——事实上,一切的终结,以及未来在现在的位置。当诗人和演说家正释放出旧的意象——乌托邦和大都市、饥饿者和机器人,这些作家则满心都是一个新的意象:熵。他们把能量的退化视为社会和个人意识崩解的合适图式。”
相对来说,传统科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然而在“新浪潮”一词中,已经隐含着理论家们的革命性宣言,在朱迪斯·梅丽尔(Judith Merril)的选集中表达出来的宣言中,他们相信这种推想小说不仅是新读者的渴望,也是老读者的。
在评估《新世界》的消亡时,格林兰说:“更具破坏性的是它的目标不仅仅是改进或增补传统科幻,而是完全取代它。”在另一章中,他写道:“摩考克的《新世界》社论反复呼吁的对象不是那些在那之前一直支持该杂志的热心而天真的读者,而是那些准备将书架扩展到前所未有的长度的人。在《向前,永远向前》
中,他特别去掉了‘海因莱因、布利什、阿西莫夫、范·沃格特’,并奔向企鹅社最新推出的欧洲作家:‘卡夫卡、加缪、萨特、博尔赫斯、温德姆·刘易斯、考克托’——这份大纲会稳稳地摧毁一个天真的读者,让他的社会、道德和智力感知超载。”摩考克则回忆说:“我们对保守派科幻迷缺乏回应感到惊讶,我们曾以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真实的想象。”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革命者们的狂热。聚集在《新世界》周围的作家,在态度上与1937年被坎贝尔的《惊异》所吸引的作家并没有太大不同,在1949年被安东尼·鲍彻(Anthony Boucher)的《奇幻与科幻杂志》所吸引和在1950年被H.L.戈尔德(H.L.Gold)的《银河》( Galaxy )所吸引的作家也类似。这些杂志每一本都将一个不同的视角融入了科幻;新意不仅令人振奋,而且是基本要求,在科幻小说中也许比在其他艺术领域中更强调这一点。
另一个因素是时代的变迁,部分源于美国越战的体验,部分源于美国民权运动和随后的校园骚乱。格林兰谈到青年文化时提到了嬉皮士做派和服用致幻药物,奥尔迪斯则提到“披头士狂热……留长发,消费主义……迷你裙……一种新的享乐主义情绪弥漫”。朱迪斯·梅丽尔将她向世界其他地方宣告新浪潮来临的那本选集命名为《摇摆
英伦》(
England Swings SF
, 1968)。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与过去的决裂十分普遍,美国那些写着“质疑权威”的保险杠贴纸代表了一代人的态度。
之后关于科幻小说的核心和灵魂之争可说是由传统科幻小说赢得了胜利。奥尔迪斯描述的、摩考克希望的新读者只支撑了摩考克的《新世界》一两年,之后该杂志只能是靠政府支持的艺术委员会拨款以及摩考克本人的补贴维持。传统的读者不接受新的文学实验,也不接受巴勒斯式的堕落和失败的意象。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新浪潮可能取得了胜利,它为主题和风格争取更大自由的斗争被纳入了科幻领域所有作家的作品中。像杰克·威廉森和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k Pohl)这样有经验的作家也由它的榜样获得了更多自由,而像本福德和格雷格·贝尔这样的新艺术家,如果没有新浪潮运动的突破,将很难创作出他们最好的作品。
与此同时,新浪潮那些特立独行的“引路明灯”们继续寻找着他们自己的观众。主流文学的目标一直是个人表达,而不是类型的发展,观众既不够广泛,也不够多,不足以承载《新世界》的谱系。巴拉德凭借他的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登上了畅销书作家的宝座;而奥尔迪斯在他自己的自传体畅销书和一些实验小说之后创作的“海利科尼亚”(Helliconia)系列堪称杰作,但这套书本身的关注点回到了老路上:环境对人类潜能的影响,以及人类为理解和最终应对环境所做的努力。其他的《新世界》作家也间或取得一些成就,比如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克里斯托弗·普里斯特,他有的小说——比如《魅力》——会吸引更大范围的读者。奥尔迪斯写道,他(普里斯特)不再认为自己是科幻作家。普里斯特对此的回应是,他从来就不是。
英国出版业,尤其是科幻小说出版业,在20世纪80年代很不景气,英国和美国小说的“差异”可能使得英国小说在美国不太容易出版。正如奥尔迪斯指出的:“英国科幻作家除了母语相同,基本不具备美国同行的那些优势。没有一个大的国内市场,意味着英国作家需要在海外——特别是美国——出售他们的作品,才能赚得足够养家糊口的收入……许多人发现,要把他们情感更多、科技更少的科幻小说卖到美国市场很难。到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科幻已成了一条死胡同。即使是最好的作家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小说会在美国被接受,几乎没有新作家能熬出头”。
就思想上而言,按C.P.斯诺的“两种文化”的术语,英国科幻小说一直都更接近人文文化而不是科学文化。奥尔迪斯指出:“十分古怪的是,英国科幻小说从未完全脱离主流文学。”斯诺在1959年的演讲中哀叹这两种文化无法相互理解。他们彼此之间读的书不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同,因此无法相互交流。“两种文化似乎全无交会之处。我不想浪费时间说这是个遗憾——实际状况糟糕得多,远不止是遗憾。”
尽管斯诺试图在批评中不偏不倚,但他是跟科学文化意气相投的,这点往下看就十分明显了。他描述了科学家们的信念,并将其和文人对工业化带来的前景所做出的反应进行了对比:科学家们相信知识的领域在不断增大,因而多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在不断增加。“如果说科学家是从骨子里相信未来,那么传统文化的反应是希望未来不存在。”他说,“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天然就是卢德分子
”。
他演讲的动机体现在这句话中:“传统文化支配着西方世界,科学文化对这种支配有所削弱,程度甚微”。
任何类型的科幻作家都离权力的宝座很远,把他们中的任何一群人过于确定地归入某个阵营都是错误的。无论看起来多么合理的概括分类,对于任何特定的作者来说,都存在质疑这种说法的例外:许多英国作家成功地定期向美国杂志投稿,他们的小说在美国出版并广受欢迎和好评,也有许多美国作家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获得好评或受到摩考克《新世界》的欢迎。1939年《惊奇故事》读者票选的最佳故事为威廉·F.坦普尔(William F.Temple)的《四边三角》( The Four-Sided Triangle ),同年《奇幻冒险》的读者票选结果则是约翰·拉塞尔·费恩(John Russell Fearn)的《来自地狱的人》( The Man from Hell ),那之后费恩写信给坦普尔:“这次轮到(我们)英国人大获成功了,嗯?”而迈克·阿什利则加了一句:“毫无疑问,任何一名英国作家都有可能席卷全美……”
然而,英国小说的差异是无法忽视的。同样,把所有优秀的文学技巧归于英国人,把所有对未来的天真信念归于美国人,这样是不行的。巴里·马尔兹伯格(Barry Malzberg)的《超越阿波罗》(
Beyond Apollo
)获得第一届约翰·坎贝尔年度最佳科幻小说奖
引发了一番争议,那之后奥尔迪斯写道,任何好的小说都承认“人类堕落的状态”。虽然不可否认,许多优秀的虚构文学作品都源于这种态度,但也有很多不是,包括史诗。杰克·威廉森就是个证明科幻小说是史诗的现代形式的好例子。
此外,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人类倾向于赋予悲剧更高的文学价值:莎士比亚的喜剧,尽管那般杰出,也被认为不如他的悲剧。公认的世上最伟大的作品列表顶端会是那些以死亡和毁灭告终的作品,那些以个人或他所属的社会群体的快乐或成功结束的作品将排名低些。这可能是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人类堕落的状态”,也可能仅仅因为悲剧其固有的冲突和人类生活阴暗面的吸引力比喜剧更感人,也更容易写好。或许我们把悲剧排在喜剧之前,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些关于人性的根本真相,但这就更难以确证了。
奥尔迪斯对科幻小说有个简短的定义:“傲慢者自招天罚”
。这话简短得略有诗意,但也有些太过轻率。总之,是暗示人类试图理解宇宙的努力注定归于失败,并将受到惩罚。科学家们自己可能也有类似J.B.S.霍尔丹(J.B.S.Haldane)的怀疑,“宇宙不仅奇异得超乎我们的想象,而且奇异得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但他们当中没人认为这种探索是由唯我独尊式的骄傲所驱动,或者预期它会遭到神圣的惩罚。更何况,奥尔迪斯自己的一些故事(尤其是“海利科尼亚三部曲”)也颂扬了这种为理解宇宙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探索。
《万亿年狂欢》指出:“从维多利亚时代下层社会的恐怖环境中逃离出来的威尔斯,看到了科学有希望提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像刘易斯和赫胥黎那些与之争辩者,则只看到了人性永恒的痼疾。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是科学无法改善的。威尔斯也看到了人性中的恶疾,并厌恶它——因此他有强烈的悲观情绪——但他相信人性是可塑的,不会永远一样。”
“尽管许多美国科幻小说会认为自己——这话说来相当荒谬——‘对未来保持信心’,‘世纪末’
的色调占据上风是毫无疑义的。”本质上,一个人应该对未来采取何种态度,其观点视人性是固定的还是能够改善的而定。如果它是固定的,那么变化对此就无能为力;事实上,变化可能会让情况恶化:乌托邦不在未来,而在人类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的过去(伊甸园,或是希腊的黄金时代)。
另一方面,如果你像威尔斯一样相信进化,你很可能会得出结论:人这种动物是和其他动物一样,是由环境选择出某些更成功的特征而进化出来的。人类和环境同样发生变化——事实上,前者是后者的结果——这种“适应能力”的认识是美国科幻小说的哲学背景。
收录于“科幻之路”第二卷的两个故事就展示了哲学上的这种差异:E.M.福斯特的《大机器停转》(“The Machine Stops”),发表于1909年,作为“对H.G.威尔斯早期所写那些天堂之一
的反应”;约翰·坎贝尔的《黄昏》(“Twilight”),1939年刊登在《惊异》上,是他以“唐·斯图尔特”为笔名发表的一系列故事的开端。两者写的都是人类濒临灭绝的末世景象。《大机器停转》中那些蛆虫一般的人们已经要依赖机器来满足他们的每一个需求,包括信息需求。而当机器失效时,他们不仅不能修复它,还否认它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差错。最后机器彻底报废了,所有人就都死了。
《黄昏》中有着相似的物种终结的境况,对机器的依赖也类似,不过它提供了会自我修缮的城市;虽然大多数已经被遗弃了十万多年,但它们仍然完美地运行着,等待着人类入住。与此同时,人类尽管已经极度发达,但他们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消灭了一切有竞争力的生命形式,而且还失去了好奇心——人类赖以生存的特质。残余人类已命定难逃,他们没有灭绝于福斯特笔下的灾难,而是缓慢忧郁地归于虚无。然后,那位前往未来的时间旅行者在离开之前,交给一台机器一个任务:制造一台有好奇心的机器。于是这成了一个人类胜利凯旋的故事——至少对科幻读者来说——尽管起初它看来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悲剧,因为人类的存在事关重大,而那些将会通过揭开宇宙的秘密来实现人类存在意义的机器,按照新的定义,已成为人类。
这两个故事的关键差别不是说有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这点只能由将来的历史本身判决——而是作者对他们故事的基本要素有不同的评价。福斯特说,人的决定性特征是它会堕落;如果有机会让它完全发挥出来,人类将失去自己的判断力、心灵和“灵魂”。坎贝尔说,人的决定性特征是好奇心,它会倾向于问什么、怎样、为什么,并且,尽管它可能会被遗失,但(整个科学事业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好奇心,它比发展出科学的这个物种更重要。
此外,福斯特把机器定义为某种会让你依赖它的东西,而且你一旦失去了脱离它生存的能力,它就会崩溃。坎贝尔则将机器定义为并不必然崩溃,理论上可以永续的东西;与易出错和会老化的肉体不同,机器可以自我修复,它们可以永远持续运行。
谁是对的?是福斯特还是坎贝尔?回答取决于一个人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又或者只取决于他读故事时的心情。确实人类这一物种在很多时候看起来是容易堕落的,但偶尔它也会表现出不灭的真诚,甚至高贵的精神;而且有许多个瞬间,好奇心似乎是它最重要的特征。人类对机器“恶意”的体会——正如福斯特所说,它们总是会崩溃——会支持福斯特的正确性;但最终获胜的也许是坎贝尔。在我们梦想中那些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社会里,机器像坎贝尔的永恒城市一样熠熠生辉。
当然,答案是两者都不对,也都对。奥尔迪斯的提法是“现代幻想小说的两极……威尔斯和像斯威夫特那样可敬的前辈们在一极;另一极是巴勒斯和那些像奥提斯·阿德尔伯特·克莱因(Otis Adelbert Kline)一样的为稻梁谋者,还有那些商业志怪和恐怖小说的作者,比如H.P.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还有从托尔金到今日的那些不停手地构建着幻想世界的人们……”思维之极,以及梦想之极。
奥尔迪斯显然更喜欢思维之极,在这边“站着伟大人物,尽管很容易写砸……在梦想的一极没有……而且很难写好”。这意味着两极都是必要的。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悲观的人文品系和乐观的技术品系,这二者都是科幻小说的“支流”。科幻因为两者共具而更加丰富,它们彼此互为批判。人文文化提醒我们,人不是机器,而是固执、感性、脆弱的人类。科学文化提醒我们,故事还没有结束,前方仍有未来,人类或许还会找到某个解决——或者至少是减轻人类痼疾的方法。
我的一己之见已经在很多地方写过了,其中包括“科幻之路”,另外我还得承认,我有种让两股力量融合的冲动。也许这在第四卷中最为明显,埃德·布赖恩特(Ed Bryant)的《粒子理论》( Particle Theory )的说明文字标题是《小说与科学》,格雷戈里·本福德的《底片》( Exposures )则是《科学与小说》。若能各尽所长,这两条支流可以汇合成一条比二者都更为壮阔的河流。
(何锐 译)
[1] 前身是《超科学的惊异故事》( Astounding Stories of Super-Science ),后文有时简称《惊异》,约翰·W.坎贝尔(John W.Campbell)接手后将其改名为《惊异科学幻想》( Astounding Science-Fiction ),后又改为《惊异科幻》( 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 )。
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生存的本质,然后,第一次科技使人类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使得作家们思考科学变革的过程。过程中人们创造出了一种文体,这一文体最终变成了今日全世界人人皆知的科幻小说。起初,变化似乎掌握在像中世纪的魔术师或炼金术士这样的人手里,而重点是他们选择是否采取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带来的后果。玛丽·雪莱在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中让人们看到了从超自然到自然的演变,以及从哥特式小说到类似科幻小说的文本的转变,因为自然科学看起来比魔术师的魔杖更为强大。
1826年,玛丽·雪莱发表作品《最后一个人》( The Last Man ),这是英国的第一部大灾难小说,或者说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式的小说(法国作家德·格兰维尔在1805年发表了《最后的人》,第二年,英国出版了一个未受关注的译本)。在美国,埃德加·爱伦·坡和纳撒尼尔·霍桑开始抓住“科学技术所创造的改变”这一主题(布赖恩·奥尔迪斯在雪莱和布尔沃·利顿1871年的《即临之族》之间,没有列出任何英国作家,但I.F.克拉克列举出了一打“未来的故事”,作者多数是匿名的)。到了1851年,正如布赖恩·斯塔伯福德所指出的,这一发展中的文学体裁将变得足够引人注目,以至于一位叫作威廉·威尔逊的作家,在《关于一个伟大而古老的主题的一本认真小书》中,提到他称为科幻小说的一种文学类型的存在——除此之外他籍籍无名。“在这种文学作品中,所揭示的科学真相可能是假设的,它们与令人愉快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些故事本身可能诗意且可信——因此,它以生活之诗的外衣,传播对科学之诗的理解。”
但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段话,直到雨果·根斯巴克在大约八年后,独立地重新创造了这一术语,用在他的美国杂志《科学惊奇故事》( Science Wonder Stories )上,而威尔逊的贡献在文学史上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尽管他的术语和描述十分贴切。
1871年,随着《道廷之役》( The Battle of Dorking )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其后印成小册子)发表,一种新的元素进入了这个发展中的文学体裁,这位作者起初是匿名的,后来人们发现他是陆军中校乔治·汤姆金斯·切斯尼爵士,他由此创造出了未来战争文学,或者说入侵文学。当然,这种样式也有先例,例如1851年的《1852年5月……法国突如其来入侵英国之历史》(匿名)和H.朗(H.Lang)1859年的《空战:对未来的展望》。但切斯尼的这篇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受普鲁士军队在1870年的战争中,运用撞针枪奇袭法国人获得成功的启发,这篇中篇小说描述了英格兰是如何因缺乏准备而被德国军队成功入侵的。
故事是由一位战役的幸存者向他的孙子讲述的。《道廷之役》对英国人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以至于首相格莱斯顿公开反对它和它对英国财政部的攻击。而《道廷之役》却立刻在其他国家出版,被翻译成数种欧洲语言,包括德语在内,多数情况下,文中被侵略的国家会被转换成译本所在国。它引出了数量巨大的跟风之作,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是H.G.威尔斯的《世界大战》(1898),这本书经历了一种相似的地区场景的转变,它在哪里出版就改成在哪里发生,一直延伸到包括奥森·威尔斯1938年著名的无线广播版本,它呈现了新泽西和纽约的毁灭,以及乔治·帕尔1953年的电影版,该版本热衷于炸毁洛杉矶。
除了它的主题,《道廷之役》对于这一题材的独特贡献是它的暗示:在人类物种身处其中的新环境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而我们要决定的,并非是否创造这种变化——在它出版的时代,这一新生文学体裁中多数作品都是如此,当然其中包括雪莱和霍桑的所有作品以及爱伦·坡的大多数作品,只有少数例外——而是如何适应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从带来变化的人,变成了被变化所改变的人。
(刘思慧 译)
我的孙辈们,你们让我给你们讲我在50年前那件大事中的亲身经历。回顾历史中那哀痛的一页,是一件糟心的事,但或许,在你们新的家园里面,你们会因这一教训而受益。对于那时身在英国的我们来说是太晚了。然而我们也曾收到过很多的警告,倘若当时能重视就好了。危险不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它须臾爆发而至固然不假,但它的到来是有先兆的,若非我们故意视而不见,本该足以使我们看清真相。对于发生在国土上的耻辱,我们英国人只能责怪自己。那个备受尊重的古老帝国啊!要我说,是行为不端的古老帝国,因为它循着我们这些不端的人行事。我得说,即使是现在,即便过去了50年,每每思起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在青年时代经历了老英国的潦倒不堪、有负祖辈传承的无瑕的信任和托付,便没有勇气凝视一个青年人的脸。
50年前,这是一个多么骄傲和幸福的国家!自由贸易已运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带给我们的财富似乎是永无止境的。伦敦越扩越大;对于想住在伦敦城里的富豪来说,对于赚了钱从五洲四海定居于此的商人,还有律师、医生、工程师及诸色人等,以及从利润中抽成的中间商来说,房子似乎永远都建得不够快。街道一直延伸到克罗伊登和温布尔登
,这两个地方在我父亲的记忆里还是荒郊野地;人们过去常说,金斯敦和赖盖特很快就会并入伦敦。我们曾以为我们可以不停建造,不停繁衍,直至永恒。不消说,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并不缺少贫困。一文不名的人的增长速度,和富人的增长速度一样快,贫困问题业已变成一道难题;但如果税率很高的话,就有足够的钱给他们;而对于所谓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增长与繁衍似乎是无止境的。当时的人们似乎认为,将一打孩子带到世界上,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或者,就像以前的人常说的,是上帝派给了他们如此多的婴儿;如果他们并不能把女儿都嫁掉,便会设法好好培养儿子们,因为在各行各业总有新的空缺职位在等着他们,包括一直在持续扩张的政府部门。此外,那段年月里,年轻人会被派去印度,或者加入陆军或海军;即使在当时,移民也并不少见,尽管现在已不太寻常了。学校教育者们,和所有其他专业阶层一样,也受资本交易的驱动。诚然,他们教授的东西不多,但招纳多达四五百名男生的新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兴起。
我们那时都是傻子啊!我们以为所有这些财富和繁荣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出于盲目,我们并没有看出我们只是一个装配来自世界各地的东西的大工厂;如果其他国家停止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运给我们,我们就无法自己生产它们。彼时我们的确在廉价煤铁方面有优势;要是我们注意不去浪费燃料的话,或许会让我们撑得久些。但是即使是在那时,也有迹象表明,煤铁很快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变得更廉价;至于食物和其他东西,英国的情况不比现在更好。我们之所以如此富有,仅仅是因为世界上别的国家习惯于把他们的商品输送给我们,在我们这里售卖或制造;我们本以为这种情况会永远不变。所以,要是我们能采取适当手段勉力保持,或许会持续下去;但我们太愚蠢了,漫不经心到甚至未能够保持这样的繁荣;而且,贸易航路一旦转向,就再也不会回头。
然而,如果有那么一个国家曾收到过清晰的警示,那一定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当时是最大的贸易强国,那么我们的邻国,就是欧洲的军事列强。他们当时也进行着良好的贸易,因为这事发生在他们愚蠢的社会思潮之前(你们再长大一些会听说的),这种思潮毁了富人,也没给穷人带来什么好处;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国家,但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是他们的陆军。这是有理由的。他们已经打败了俄国人和奥地利人,过去还打败过普鲁士人,他们认为自己所向无敌。我还记得拿破仑皇帝
在巴黎的万国工业博览会
期间所举行的盛大阅兵,他向纷至沓来的各国国王亲王炫耀他精锐的皇家近卫队时,是何等的自豪!然而,三年之后,这支长期以来被视为欧洲第一的陆军,可耻地被击败了,全员皆成俘虏。这样的惨败是世界史上未曾有过的;这样的证据摆在面前,愚蠢的我们仅仅因为自己没有先例,就不去相信灾祸发生的可能,本以为我们会将这样的教训牢记在心。当然,我们国家曾一度群情激昂,陆军应该整饬改编,国防力量有待加强,以遏制突然进攻的巨大威力。这种呼声高涨,毕竟,他国将这种进攻付诸实施的能力已明眼可见。但我们的政府,是在紧缩开支的呼声中上台的,他们也不能食言。他们的党内也有激进分子,这些人的选票必需要通过拉拢才能获得,而他们盲目地要求削减军费,以作为获得他们效忠的代价。这一党派总是谴责军方,并以此作为削弱皇室和贵族影响力的既定政策的一部分。他们不明白,时代已经完全变了,皇室已无实权,政府只能顺遂下议院的心意才能存在,就连议会规章也渐渐让位给暴民法。无论如何,国防部喜出望外,有了这个借口,他们就可以放弃这份违心的军事计划当中所有的重点。在他们口中,皇家海军舰队与英吉利海峡已经拥有了足够的防御力量。所以陆军继续裁减,民兵和志愿兵也照旧未进行训练,因为召集他们操练会“干扰国家的工业”。确实,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本可以放弃一些工业,就算那样,仍比现在的情况还要来得忙碌。但何必给你们讲一个耳朵长茧的故事呢?全国上下虽惶惶然,却被国家领袖言之凿凿的虚假安全所误导;席卷全法国的灾难所发出的警示如耳旁风般过去了。法国人信任他们的陆军和其威望,而我们信任我们的海军。两种盲目的信任导致的都是灾难,我们的先辈在最艰难困苦时都无法想象的灾难。
我毋庸告诉你们,毁灭是如何发生的。首先是印度的起义,拖住了我们本就规模不大的陆军的一部分。然后是与美国之间的纠葛,之前的征兆已经有些年头了,于是我们派出了1万人的部队去保卫加拿大——这点人谈不上切实加强了加拿大的防御,反而对美国人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想要试着俘虏他们,尤其是派遣部队里还包括三个营的皇家卫队,然后美国人也做到了。因此,国内正规军的规模甚至比平时还要小,其中半数还在爱尔兰,去防备传说中芬尼亚兄弟会
在英国西边
的整备入侵。更糟的是——虽然我现在尚不得知事情最终会有何重大影响——海军舰队分散在海外;一些舰只在守卫西印度群岛;另一些在中国海域打击海盗行径;还有很大一部分,在试图保卫我们在北太平洋沿岸的北美殖民地,在那里维持我们不可能守卫得住的土地财产,简直愚蠢透顶。40年前,美国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大国;但让我们尽力在美国的海岸线上守卫我们的领土,就只能绕过合恩角
才能到达那儿,这可荒谬的很,就像假设美国想要在爱尔兰独立之前占领马恩岛
一样荒谬。我们现在能看得明明白白,但当时都视而不见。
彼时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我们的舰船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们那丁点儿陆军七零八落;此时秘密条约被公开,荷兰和丹麦被吞并。人们现在说,如果当时我们在解决自身其他困难之前少说几句,那么我们本可以避免麻烦降临在我们身上。但英国人总是很冲动:全国上下怒火中烧,而政府受报刊的怂恿和对民意的顺从,对外宣战。我们以前总是大难不死,便深信以前的运气和勇气多多少少会助我们渡过难关。
接下来当然是遍布这片土地的喧闹忙乱的景象。并非是预备役军人的征召引起了这样大的骚动,因为我记得总共也就5 000来人,而且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还没有被找到。但是新兵召募在全国各地进行,并且附带高额奖励,又有5万人被编入陆军。然后又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额外增加5.55万人的招募,编入民兵部队;为什么不敲定一个整数我不太懂,但是首相说了,稳固国防所需的兵员定额就是这个数。然后开始造船!铁甲舰、通讯船、炮舰、浅水重炮舰——国内的每个造船厂都有活儿,一个人只要会上铆钉,就能得到一天10先令的工资。你们可以想得到,这对征募新兵没有任何帮助。我也记得,鉴于工匠需求量巨大而是否应该被征兵的议题,下议院里也打过嘴仗,回想起来他们应该是得到了豁免。这么一来就有很多工人进入造船厂;要是我们能有几年而非几星期来备战,我敢说我们会干得非常不错。
正式宣战是在某天星期一,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看出了敌方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实际上早已挑起了这场战争,宣战却实实在在地由我们开始。敌方回了一通电报,内容无非是他们向战斗之神的虔诚祈求,还说神是被我们激怒的。从那时起,我们与北欧之间的通讯就被切断了。我们使馆的全体人员被通知一个小时内打包走人,这种做法好像让我们忽然回到了中世纪。第二天早上,报纸没有新闻,仅仅是对发生的事给出些微暗示,这让整个伦敦都惊得哑口无言,成了这场意料之外的战争中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但是一切都已事先安排好了;且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因为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我们就已看到同一个列强,只消在命令之后几天,就调动了50万人员,来征服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一切井井有条,没有比过去我们的陆军部把一个旅从奥尔德肖特运送到布莱顿来得更忙乱——而且这个列强当时还没有现在的盟友。眼下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也没有多神奇。但是我们国家的人无法使自己相信,英国从未有过的事,有朝一日竟会发生。和邻国一样,我们清醒得太晚了。
当然,报纸没多久就得到了消息——即使是工作中的实权机构也无法将特约记者拒之门外;寥寥数日之后,尽管整个欧洲之间的电报和铁路都在被拦截,主要事实还是不胫而走。从波罗的海各国到奥斯坦德
,所有港口的运输船舶都已实施禁运;两大列强的舰队起锚出发,据说要在北方大港会合,部队正匆匆登上所有扣留于此的汽船上,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船。显然,入侵是早有预谋的。尽管那样,如果舰队当时能准备万全,我们还有可能得救。保护敌方运兵船队的要塞可能太坚固,光由运输船只无法试图夺取;但只要有一两艘铁甲舰,由懂行的英国水手来操控,就可能击毁击伤部分运兵船,推迟这场登陆远征,给我们争取到最急需的时间。但当时,舰队最精锐的部分被诱到达达尼尔海峡,而余下的英吉利海峡分舰队,正在爱尔兰西海岸对付芬尼亚兄弟会的暴徒;所以十天之后,舰队才聚在一起,到了那个时候,敌人的战备工作已经快要就绪,显然已无法通过奇袭来阻止。情报主要通过意大利传递过来,速度太慢,而且多少有些模糊和不确定;但是我们已经确定,敌方至少有二三十万军力已经或正准备登船,而护卫运兵船队的铁甲舰数量比我们那时所能集结的铁甲舰多得多。现在想来,敌人登陆目标的不确定性,以及唯恐与敌军擦身而过的担忧,使得我方舰队在唐斯锚地
滞留数日,直到宣战两周后的星期二才起锚生火,驶向北海。当然,你们已经读过女王之前一天访问舰队的故事,知道她是如何乘游艇绕所有舰只一周并登上了旗舰,向舰队司令送别;知道她感慨万千地告诉舰队司令,国家的安危托付于他,交由他守护。你们也记得这位勇敢的老军官的回应,记得水兵们如何分区列队敬礼,记得女王陛下驶离时水手们热烈欢呼的情形。自然,此情此景被记录下来由电报传至伦敦,舰队的高昂情绪感染了整个城市。当女王的专列从多佛到达伦敦时,我就在查令十字车站外面,她乘车驶离时欢送她的喝彩声和叫喊声,可能会让你们以为我们已经赢得了一场大捷。在前段时间里大力呼吁裁军,又在过去两周里言词战战兢兢,现在又献计献策各种让步妥协以求摆脱战争的期刊,在翌日早上以欢欢喜喜的姿态出现。“惊慌失措的质问者们,”他们写道,“现在要问,迎接入侵的手段在哪里?我们会回答说,入侵永远不会发生。一支大英帝国舰队正前往迎战来犯的狂妄之敌,而大英帝国水手的勇气和热情在这个国家的人民身上充分体现。大英帝国舰船与其他任何国家舰船之间的争端角逐,在任何不做让步的条件下,其结果都是板上钉钉的。英国怀着从容不迫的自信,静候即将到来的战斗发生。”
这就是社论的原话,我们当时也都是这么想的。8月10日,星期二,舰队从唐斯锚地驶出。舰队一边前进一边沿途铺设海底电报电缆,以保持着不间断通讯。报纸每隔几分钟就发布最新的消息。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出现,大家都认为是个好兆头。海军部用电报不断下达前后矛盾的命令,跳过舰队司令越权指挥的事是真是假我不好说;但舰队司令回复的所有讯息都简短得不能再短,不管是海军部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利用不上。诸如某舰已出发侦查,另一艘舰已归队——舰队沿纬线航行,等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星期四早上。我像平日一样坐火车进城,当我步入办公室的时候,我听见报童的叫卖声“最新号外——敌军舰队近在眼前!”,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伦敦当时的景象!尽管保家卫国的战斗在我们眼皮底下打响,但银行的业务还在继续。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为了处理到期票据;投机者们也是真够活跃的。但即使是这些要么发大财要么赔大钱的人,他们对这支舰队的兴趣也压倒了一切;去银行存取钱的人会停下脚步,将最新的简报拿给银行柜员看。至于街道上,满是停下来购买并阅读报纸的人,你几乎都挤不过去。每间商行或办公室里,成员们焦躁不安地坐在公共休息区,仿佛是抱团取暖,每隔几分钟,就让其中一个人出门买最新的号外。至少这就是我们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但是干坐着是不可能的,随便做些什么事也一样不可能,于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出去在人群中闲逛,感觉这样子消息能来得更快。尽管之后的时代也很糟糕,但我现在想来,那一天令人作呕的提心吊胆,和随之而来的惊魂未定,几乎是我们所曾经历过的最糟的事儿了。大约10点钟的时候发来第一封电报,一小时后,电报报告说,舰队司令已打出信号,舰队排成一字战列,旋即下令接敌接战。到了12点传来电报,报告“舰队在三英里许向我方下风向开火”——这是拖着电报电缆的那艘船说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符合预期。接着,灾难的第一个前兆出现了。“一艘铁甲舰爆炸”——“敌军鱼雷造成重大损失”——“旗舰接敌跳帮夺船”——“旗舰似乎正在下沉”——“舰队副司令发号施令”——然后电报沉寂下来,接下来的你们都知道,我们没收到任何讯息。直到两天后,仅余一艘逃出生天的铁甲舰驶入朴茨茅斯港。
而后整个过程真相大白——我们的水兵是如何一如既往彰显勇气,设法逼近敌舰,而后者是如何在近距离交火时回避直接交战,转向躲开从其后方向我方舰船发射致命鱼雷,将我方战舰一艘接一艘击沉海底;一切都只发生在几分钟内。我们的政府,貌似早已收到了警惕这项新发明的警告,但对于举国上下的民众来说,这场沉重的打击完全出乎意料……
那天充满了恐慌与兴奋——资金储备是如何跌至35%的;银行挤兑歇业;城里商行倒闭了一半;政府如何发出通知,暂停用金币支付及偿还票据——这种最后的防范举措,对大多数的商行业已太迟,其中包括卡特公司,我父亲刚踏进公司办公室的时候,它刚刚停止支付款项;战斗的号令,以及全国上下一致的回应——这些都是我无须去重述的历史。你们想要听那时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好吧,从宣战之日起,志愿参军的人数就大大增加了,然后我们步兵团在一两天内从平时的600人增加到近1 000人。但是来复枪的库存不足。上头承诺我们几天后会再次配给,不过我们再也没有收到过。等候配给的时候,全团不得不分成两部分,上午是新兵携步枪操练,我们老兵在下午。“黑色星期五”
造成停工歇业,使大量年轻人失去工作,第二天我们招募一批人后达到了1 400余人;但是所有这些人赤手空拳又有什么用呢?到了星期六,上头宣布说,有大批滑膛枪贮存在塔楼内,可以分发给提出申请的步兵团,于是志愿兵们展开惯常的争夺,我们的人则弄到了两三百支;但是用这些老旧燧发滑膛枪来操练,还不如用一把扫帚,反正效果差不多;此外,国内都没有滑膛枪弹药。后来发起了全国性募捐活动,用以在伯明翰生产来复枪,捐款额两天内就达到了小几百万,但就像所有其他事务一样,来得太晚了。继续说志愿兵的事:两星期前在多佛、布赖顿、哈里奇和其他地方设立了兵营,正规军的和民兵的都有,大多数志愿兵步兵团的指挥所不是隶属于这个兵营就是隶属于另一个,志愿兵们习惯了把自己关起来每天操练,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到了星期五,有命令下达,要将他们永久编入现役,但首都的志愿兵仍然作为预备役留在伦敦,直到能够看清入侵会发生在哪个地点……
我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天已经很暗了,好一阵子我都无法辨明自己身处何地。我如梦似醒般躺了好一会儿,一动也不想动。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在一间屋子里,躺在铺有地毯的地板上。战斗的喧嚣声一点儿都听不到了,但是有一种声音,好像有很多人在不远处。终于我坐起身,然后慢慢站了起来。这动作让我疼痛难耐,因为我的伤口已经高度发炎,我的衣服粘在伤口上,疼得要命。最后我站起来摸索着走到门口,打开门的一瞬间我就知道自己身在哪里,因为疼痛让我恢复了清醒。我一直躺在特拉弗斯家走廊尽头的写作室里。我沿着走廊向前走,走廊里没有煤气灯,客厅的门也关上了;但是蜡烛的微光从门开着的餐厅泄出,微弱地照亮着大厅,在大厅里能辨认出6个睡觉的人的轮廓,而餐厅里则挤满了人。桌子上摆满了杯盘酒瓶,但是屋里大多数人都在椅子上或地板上沉沉睡去,几个人在抽雪茄,有一两个戴着头盔的人还在一门心思地吃晚饭,大口吃喝的间歇还不时嘟囔出一两句置评。
“这些英国志愿兵,都是些英勇的士兵啊
。”一名膀阔腰圆的壮汉一边说,一边用银质餐叉将一大坨牛肉塞进嘴里,我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这种餐具。
“是的,是的,”他的一位战友回答的时候,身体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肮脏的双腿架在餐桌上,嘴里还叼着一根可怜的特拉弗斯最好的雪茄,“他们跑得可真够快的。”
“是的,当然,”最初的说话者回答说,“但还是没有那些法国新兵蛋子跑得快。”
“当然,”一个躺在地板上的傻大个嘟囔着,一边支着胳膊肘,一边从丑陋的下巴处吐出一团烟雾,“他们还有一些神枪手呢。”
“你说得对啊,大块头彼得,”第一个人回答,“如果这帮混蛋也能好好训练过防守
,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
“很对!很对!”第二个人说,“操练才会造就好士兵。”
更多评判我们不幸的志愿兵的缺点,或许被我错过了,我没有留步去听,而是被楼梯上的声音吸引住了。特拉弗斯太太站在楼梯转角平台上,我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和她碰面。铭刻在我记忆里的、那些在夺去性命的日子里的许许多多的画面中,我最记忆犹新的就是我这可怜的朋友在顷刻间丧偶失子后哀痛的样子,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那里,仿佛一个来自死者房间的幽灵般出现,手上的蜡烛映照着她的脸,使她苍白的脸色与周围凌乱的黑发形成强烈的反差,脸上显现的疲态与悲痛掩不住她的姣好容颜。她很平静,甚至没有眼泪,然而哆嗦的嘴唇无声地诉说她正极力克制的情绪。
“我的好友,”她拉起了我的手,说道,“我是来找你的。请原谅我的自私,忽略了你这么长时间,但是你会理解的。”她瞥了一眼上面的门,“我一直都忙不过来。”
“在哪里,”我问,“我的儿子?”她料到了我要问什么,接上了我的话。“我将他安放在了他父亲的旁边。但是现在你的伤口必需处理:你看起来多么苍白虚弱!——在这休息一会儿。”——然后,她下楼去到餐厅,带了点葡萄酒回来,我感激地喝下,接下来她让我坐在楼梯第一级台阶上,拿来了水和亚麻布,剪开我上衣的一只袖子之后,清洗包扎了我的伤口。
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自私,因为我给她添麻烦了;但我实在太虚弱了,没剩下多少意志力,而且我也实在需要她强迫我接受的这些救助;伤口包扎的过程给了我难以名状的安心。照料我的期间,她用断断续续的语句向我解释了眼下的情况。除去她自己的卧室,和她在伍德的帮助下把我抬去的那个小客厅,每一个房间满满当当的都是士兵。伍德被抓去修铁路,露西因为恐惧逃走了,但是厨子留在了她的岗位上,准备了晚餐并打开酒窖,供士兵们享用。她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他们又野蛮又粗俗,但倒也不算未开化。我的伤口包扎完毕后,她说,我该走了,去照顾好我自己的家,那里会需要我;对于她来说,她只求能获准继续照看那里——意味着安放着她丈夫和孩子尸体的房间——在那儿她不会受到别人猥亵。我觉得她的建议很对。我在这里无力保护她,我也急于知道我生病的母亲和妹妹怎么样了;此外,葬礼也需要她做安排布置。于是我一瘸一拐地走了。没有互向对方表达谢意的必要,而且任何外露的宽慰都无法触抵如此深切的悲痛之情。
屋外的动静很大;好多辆车夫是来自苏塞克斯和萨里郡的马拉大车向前行进,毫无疑问是被士兵征用了并且在一旁看守着;虽然没有煤气灯照明,但通往金斯敦的马路上被手打火把照得敞亮,打火把的人沿路站成一排,间距很短,他们是被抓来当差的,其中一些是附近大宅的佃农。这些打着火把的人里,离我最近的是一位老先生,他的脸我很熟悉,我们经常乘同一列火车往返。我没记错的话,他是政府办公室的一名高级职员,是一位长相温和的老者,一本正经的模样,长脖子上常围着一条双层宽领巾,就算在过去那些日子里也不多见的装束。即便在那个痛苦的时刻,我还是不免被这位可怜的老伙计为了照亮征服者之路而展示出的荒诞形象给逗乐了,他一脸庄重,颈上系着长领巾,以在自己家门前举着火把的方式来悔罪。但眼下一个更要紧的目标出现了,一个班的士兵经过,押着两名双手反剪的英国志愿兵。他们向我投来恳求的目光,我走到马路上,问那位下士班长这是怎么回事,在他从我身旁走过的时候,我甚至冒着风险用手扯住他的袖子。
“赶路呢,流氓!”这个壮汉一边大声说道,一边举起他的来复枪,作势要将我砸倒。“向我们开枪的俘虏必需被枪毙。”他接着补充道;然后会枪毙这两个可怜的家伙,我猜想,要不是当时我向一位碰巧骑马经过的军官求情的话。“长官先生,”我尽可能地大声喊着,“这就是你们的纪律吗,没有命令就能枪毙手无寸铁的俘虏?”那位军官注意到了我的申诉,便勒停了马,命令这个班的士兵也停下来,让我把话说完。我通晓的其他语言在这儿派上了大用场,对于这两个一看就知道以前是在北方厂里干活的俘虏,他们显然完全无法让对方明白自己的话,甚至连自己犯了什么罪都不知道。因此,我翻译了他们的解释之词:在迪顿附近的遭遇战里,他们落在了部队后面,躲在谷仓里,然后从藏身地出来时正巧落在敌军中间,他们手里拿着来复枪,让敌军以为他们会在后背开枪。他们没有被当场击毙已然是一个奇迹。这位上尉听了这个故事后让士兵放他们走,他们随即溜进了一条小巷。他是一个有军人风度的人,但尤甚于此的是他无比傲慢的态度,这种傲慢可能会越来越强,因为它不是做作出来的,而是从无法估量的优越感里油然而生的。为战友求情的瘸腿志愿兵,和征服者军队的上尉,在他眼里,两者之间存在着无限的鸿沟。就算那两个人是狗的话,他们的命运也不能被更轻蔑地决定。他们被释放仅仅只是因为他们不值得被俘虏,而且没来由地杀死活人活物,或许与军官的正义感相悖。但何必特意提起这种羞辱呢?每一个当时活着的人,不正是诉说自己的屈辱与不堪的故事本身吗?哪里都是一样的故事。在第一次列队后,敌人们命令我们齐步走时,他们嘲笑我们。我们屈指可数的正规军牺牲在几乎是以一敌众的徒劳的战斗里;我们的志愿兵和民兵,有的只是一窍不通的军官,没有弹药和装备,也没有管事的参谋人员,在富裕的物资里忍饥挨饿,我们很快就变成了无助的暴徒,绝望地到处战斗,对上入侵者纪律严明的机动作战部队,正中他们下怀。真是幸福啊,那些尸骨染白了萨里郡田野的人,他们至少不必忍受我们这些活人要承受的耻辱。甚至是从未尝过只能看人脸色而活的滋味的你们,当我们谈论起那些日子时,你们的脸颊也会发烫。试想,这些人,和你们的祖辈一样,曾经是世界上最自豪的国家的国民,是从未经历过耻辱和失败的国家的国民,是曾夸耀自己高擎的国旗上太阳永不落的国民,在那时忍受的是什么!我们听说过战争中的慈悲宽大,但我们并没有见到过;有人说,这场战争是由我们挑起的,我们就要承担后果。伦敦和我们唯一的兵工厂被占领后,占领军便可以任意摆布我们,他们就狠狠地踩住我们的脖子。需要我告诉你剩下的吗?——我们不得不支付的赎金,和为了满足赎金而征收的税款,让我们至今都穷困潦倒?——宣布我们必须让位给一个新的海上列强,且要被改造得无力报复,这样残忍的直白?——胜利方的军队白吃白住,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这一切使得他们貌似合法而有条理的征用,让我们义愤填膺?被他们的军人直接抢劫倒还算了,总好过被我们自己的父母官巧立名目敲骨吸髓。当时我们究竟是如何熬过来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承受的穷困潦倒,我现在都已不甚了了。我们能指望还剩下些什么?我们的殖民地全部被夺走;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归了美国;澳大利亚被迫独立;印度,在来自本国同胞的援助被切断,在那里徒劳困守的英国人被全歼之后,永远地丢失了;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割让给了那个新的海上列强;爱尔兰独立并一直陷入无政府状态和革命当中。当我看到我们国家现在的样子——贸易流失,工厂沉寂,海港空空如也,成为贫穷和衰败的猎物——当我看到这一切,想起我年轻时候的大英帝国,我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怀有真心或爱国情操,使我就算亲眼看见这样的潦倒不堪后仍然愿意活下去!法国人不一样。他们也不得不在征服者的枷锁下吞食苦果;他们的沦陷不比我们来得更突然更猛烈;但是战争不能夺走他们富饶的土地;他们没有殖民地可以失去;使他们富足的宽广土地,依旧在他们手里,他们在遭受重击后又站了起来。但是我们英国人当时看不到我们的繁荣是多么的虚假——都建立在对外贸易和金融信誉上;而贸易航路一旦转向,哪怕就一次,或许就不再回头;而我们的信誉一旦被动摇,或许就不会再恢复。那时人们的谈话会让你以为,我们的政府能永远以三厘利息向外借款,贸易因我们住在汹涌大海一隅的雾中小岛上而朝我们汇聚,这都是上天注定的。他们无法看清四面八方堆积起来的财富,都不是在这个国家里头创造的,而是在印度、中国和世界各地;而对于通过买卖土地里出产的大自然的财富来赚钱的人来说,携财货离开到别的地方生活,这是非常可能的。那时人们不会相信我们的煤铁也有殆尽的一天,也不会相信会比美国的煤铁贵上太多而失去开采价值。并由此坚信,我们应该通过让自身变得强大安全、受人尊重,来确保不会失去最大贸易中心的虚假地位。我们曾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盛世,这种繁荣会至少持续一千年。毕竟,我们反思中最为痛苦的一部分,是所有这些痛苦和衰败本来可以轻易避免的,是我们的短视和满不在乎招来了横祸。在那里,狭窄的海峡对面,预兆就写在墙上,但是我们不愿意去读。少数人的警告淹没在大众的声音里。当时权力已经从一个向来由他们去统治去面对政治风险、在从前的斗争中带给我们国家无限光荣的阶级,交到了未受过良好教育、未受过如何参政议政的培养、易受蛊惑煽动的下层阶级手中;在那代人中少数明察秋毫的人,要么被谴责是在危言耸听,要么被说成是一个想通过在军备扩充上浪费公帑来争权逐利的权贵。有钱人骄奢淫逸,穷人不愿承担国防开销。政治活动业已变成争取党内激进派选票的一种手段,而那些应当领导国家的人,躬身迎合当时的自私自利,并且顺应大众呼声,谴责那些想要加强国民武装以增强国防的人,称他们是在干涉人民的自由。这个国家彼时确已盛极而衰,但当我反思,如何凭借些许的坚定与克己,或些许的政治魄力和远见,便可能避免这场灾难之时,我会感到这一判决确实是我们应得的。一个自私到连自己的自由都无法捍卫的国家,不配拥有自由。至于你们,我的孙辈们,你们将在一块更繁荣昌盛的土地上寻找新的家园,千万不要让这一痛苦的教训,在接纳你们的国家当中逐渐被遗忘。至于我,我太老朽了,不适合在一个陌生国家里重新开始生活;尽管我一生艰难而不幸,但也不会在孤寂中等待太久。这个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那时我这把老骨头会长眠于我深爱的这片土地里,安息在我曾长久经历过的这片土地的幸福和荣光中。
(刘思慧、Mahat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