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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翔
自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翠绿的信笺》走上文坛至今，王小鹰的创作历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从1980年至80年代后期这大约十年左右，她的关注集中在当代女性的生活和命运；198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一路风尘》标志着她的审美取向的转移，她的艺术表现开始跨出女性世界，走向更为深广的时代生活。自1980年创作《忤女逆子》开始，1993年出版《我们曾经相爱》，到1996年发表《丹青引》（单行本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止，她又连续创作了三部长篇。这三部长篇体现着王小鹰对改革开放时代生活的感受、对时代新人精神建构的关注探求和对文化大厦建设的责任感。
假如说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中，往往有一个最能显示灵气、喷射激情的母题的话，那么对于王小鹰的前期创作来说，这个母题就是对于女性的命运和心理的关注与表现。作为时代女性代言者的女作家，对于女性的命运和遭际有其特殊的敏感和独到的体察，所以其艺术表现也往往有男性作家所难以企及的深切和细腻，这在王小鹰的作品中表现很突出。
王小鹰孜孜屹屹地建造女性母题的大厦，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视角的问题，而是作家总体审美取向和情感经验的显示。就是说，作家的审美情感对于女性母题有着特别专注的开发与体验，其感觉、激情、思索、偏爱与想象也始终交织在这个母题之中。这当然是与作家本人的经历、人格、气质、文化修养和对于世界的理解分不开的。王小鹰出身于充满文化艺术气氛的家庭，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使得她对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有了初步的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窦娥冤》、《西厢记》、《望江亭》、《琵琶记》等，她都看得很熟，古代那些美丽女子的不幸的遭际和无告的哀怨，激起她的悲愤与共鸣。也许就在王小鹰的世界观处于朦胧和渐近成熟、对生活的感觉最为活跃和敏感之际，上述使她受到最初震撼、萦绕脑际的“情结”已经悄悄植入了她的心灵深处，使得她每当接触到女性的欢乐与悲哀都会不可抑制地激起情感的阵阵波涛。中学毕业后与黄山茶林场的女伴们的数年相处，以及回城后伙伴们各自不同的经历都给她留下了丰富的情绪记忆，所以一旦遇到适宜的写作契机，那久藏在内心的“情绪”就自然而然激发了她的创作母题，她真诚地探索、发掘着这个母题，她的作品犹如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水底的砂石游鱼，水面浅草涟漪，都真实体现了她对这个母题的探求、搏击和心灵的战栗。
王小鹰是从揭示茶林场知识青年的情感走上文坛的，从1980年开始，她连续写了多篇这类题材的小说；回城以后，伙伴们在陌生的生活面前的迷惘和失落感，也引起过她的许多思绪。她为伙伴们的前程焦灼，总想为他们探寻一条道路。这是她早期创作的两个主要情绪来源。
初读王小鹰作品的读者恐怕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她似乎比较热心表现那种温柔、善良，受到欺压的弱女子，而对于巧言令色、势利庸俗的女子却每每只以很少的笔墨，就结束暴露其灵魂的过程，这或许与作者自身的温柔缠绵的性格气质有关吧。但假如较为深入地考察，我们又会觉得上述绪论并不确切，因为王小鹰笔下的许多“弱女子”实际上并不弱。尽管这些人物一般都有着妓好的容貌和沉静柔和的性格，但在其柔弱的性格之中却有着对于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执著追求，有着自尊自重的人格信念。作者并不着眼于她们的弱，恰恰是着眼于她们的柔中之刚、弱中之强，着眼于她们闪光的理想情操。如（翠绿的信笺》女主人公小静的性格就很值得回味。这个性格内向娴静的姑娘对纯真的爱情却有着火热的追求，但她的爱却不盲目，使她反感的是在爱情里掺进许多杂质使之变味，所以她也能承受失恋的打击。在她发现己经考上大学的女伴在接近（或者是追求）自己在上海读大学的男友时，她并不跟踪盯梢、泼醋吵闹，而是悄悄收回脚步独自回到林场：“什么都想穿了：他若是个负心人，哪值得我爱？他若对爱情矢志不变，那……我将用生命爱他！”这个内向的“弱女子”对爱情的信念是何等坚定，在可能发生的恋爱纠葛面前又是何等的清醒冷静！这正是她的柔中之刚、弱中之强，是许多把精力耗散在醋海风波里的外悍内虚的女子所不及的。
《她不是灰姑娘》描写的是一位菜场女工断然拒绝一个骄傲到连名字都忘记了（或者不屑）打听就满以为能够把自己“俘虏”的高干子弟的“求爱”。面对着送上门来的意味着权势和荣华的“高干媳妇”的“身份”，她毫不受宠若惊，却被对方的“粗心”（其实是发自骨子里的轻慢）所激怒：“你不了解我，也没有向我表示过你的感情，你甚至不屑问问我的姓名、年龄。你以为一个小小的菜场上卖鱼的丫头能够得到出身高贵的你的爱慕，那将会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哪还有拒绝的资格呢？不，我不稀罕这种恩赐的爱情！”在物欲横流，大批女青年为着物质金钱不惜出卖青春年华，甚至盲目外嫁的今天，这些维护女性的人格与尊严的话语出自一位普通的卖鱼姑娘之口，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作者不是抽象地编结理想的花环，而是真诚地在生活中发掘女性的美质：“常常激起我创作欲望的便是那些在我心中久久留下痕迹的人与事，我感觉到他们是美的，是有价值的，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品”，这种对生活的真诚和对女性世界的爱使得她对人物的感情体验深切真实，刻画细腻传神。
当作者深情地描写（鸟儿飞向何方）的主人公怡儿无法把孩子的户口迁回上海，带着失意的惜悯回到安下了家的安徽去时，已经把笔触探入到回到了上海的各类知青的生存状态。那在事业上春风得意的女作家小娅、那在生活的烦恼中疲于奔命的秀秀、那浑浑噩噩庸碌颓唐的源源，其实已经包含了回城知青的三种类型。尽管在小说里这三个人物只是主人公怡儿的陪衬，对其生活状况也并未具体展开，但却分明预示了作者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其生活现状，她将不再拘囿于以往的生活感受中去探求理想抱负，而是具体地考察和思索周围女性的生活和痛苦，并追寻这种生态的根源。这对于文学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开发了新的创作源泉，也为加深艺术感受和思索开启了门键，使得她的作品内涵丰厚起来。
读《新嫁娘的镜子》，人们诧异于在男婚女嫁的喜庆日子里却笼罩着不愉快的气氛。哥哥教训女主人公霞娣：“到样生家，要争气，不要学得女人不像女人样！”什么是“女人样”？爹爹现身说法了：“看看我和你们姆妈，结婚四十年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这才叫夫妻恩爱哪！”可只有霞娣和她嫂嫂才懂得妈妈为了这四十年的“夫妻恩爱”付出了什么代价。四十年了，在常常肆无忌惮地发火的爹爹面前，永远是温顺的语调，不管爹爹怎样电闪雷鸣，妈妈的脸永远像是三月的春阳。难怪嫂嫂要愤愤地说：“仿佛姆妈生下来就是为了来服侍爹爹的！”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夫妻恩爱”吗？可是当霞娣问两老日子“幸福吗”时，那个挨了丈夫四十年训斥的奴隶竟然“眯眯笑地点点头”，传统观念的强大力量使得她麻木到了这步田地！作品是以霞娣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结束的：她有理想、有个性、有主见，她会与丈夫相互尊重和理解（不用说，这当然也是作家的愿望）。然而愿望仅仅是愿望，在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工人家庭要实现这个愿望实在并不容易，所以霞娣的忧心忡忡也就不奇怪了。
《星河》中素素的悲剧更发人深思。她有歌唱的天赋，曾幻想当一名歌唱演员，可是被哥哥“还是太太平平等上调吧”的一顿教训，就心平气静地回到农场去了；她结识过一位有才华抱负的农场青年情人，但想到“妈妈不会同意的”，又回绝了人家；回城后她按照妈妈订下的“标准线”来挑选对象，结果高不成低不就地又错过了宝贵的年华。表面看来，她的人生奋斗的重要契机―报考业余大学―落空，是偶然由于厂里的事情缠住手脚耽误时间，其实正是她的生活境遇的必然结果。在婆母的压迫下，她除了在工厂上班以外，每天战战兢兢地从睁开眼一直忙到夜晚，丈夫在家绝不帮她分担一点劳累（部分原因也是服从婆母的旨意），还要带孩子、服侍小姑--妇女在家庭里如此低下的地位早就斩断了她腾飞的双翼！所以她是未必能考取业余大学的（她曾有过哪怕一天复习准备的时间么？！）。退一步说，即使她侥幸考取了，也断然不免像前几次决定命运的关口那样，被婆母或丈夫，甚至小姑的儿句话，就中断学业，打退堂鼓的！服从母亲、服从哥哥、服从婆母、服从丈夫、服从充满封建气氛的家庭秩序，惟独没有自己的意志，中国妇女传统的服从“美德”正是噬啮素素心灵的悲剧所在！素素固然性格软弱，但更重要的是造成素素们这种安于屈辱命运的环境，正如作家所哨叹的：“生活就像一条河，素素是河里的一块石头。河水流啊流，石头渐渐地消磨成石卵子，生活也把从前那个天真地充满了幻想的素素销蚀尽了。”恒久的超强负荷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氛围消蚀了素素的理想，并且还会继续噬啮成干成万的素素，这才是关键之所在。这是作家对生活的抗议，是要求改变中国妇女境遇的呼声。可惜的是，王小鹰到此却止住了脚步，似乎觉得在强大的生活氛围面前只能作自我安慰的退让，竟然通过素素的丈夫之口转而抚慰起失落了理想的素素们来了：“大多数人都是尽努力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平凡者并非不崇高”，这种使素素们不觉其苦其悲的说教，只能使更多的素素把理想之舟沉没在现实的礁石上，对于发掘中国妇女的潜在能量活力，不会起到促进作用。
对于妇女中的“强人”―那种怀着女性自重感的热烈冲动在人生竞赛场上奋争的女性，王小鹰怀着极大的兴趣。小说《岁月悠悠》所描写的是主人公胡梅莉为着实现理想所作出的失败的努力。命运的坎坷，生活的磨难，同样驱使这个不安于现状的妇女疲于奔命，可她却看准了目标―为升到工业局电视大学去任教而奋争着。她从小心高气强，也曾有过“当中国的居里夫人”的辉煌理想，但她与素素的最大区别在于尽管严酷的现实同样砸碎了她的理想，但她却不甘于失败，时刻准备着踏上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的岗位，虽然她为此使用了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但这种对生活主动进攻的姿态却难能可贵，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追求的是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而“只有不断地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方能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境遇”，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是中国妇女彻底解放的惟一途径，这种自强意识是可贵的。作家既不把胡梅莉的心灵蜕变归于抽象的人性，也不把责任一古脑儿推楼给社会，这个人物人生道路与历史条件的碰撞造成的复杂心态使读者回味不已。
中国女性的奋争，还得克服自身的弱点。一方面中国女性意识往往只限于初步的觉醒，以陶醉在爱情中为满足，这表现在对丈夫的依附观念。短篇《前巷深，后巷深》中川儿身上的这种依附意识就相当浓厚。她在除了自己的绘画以外压根儿也没想到过妻子也应有自己的事业的丈夫面前一再“内疚”，似乎依赖于回味爱情、自谴自责度日。她只是以丈夫的事业为荣，让童年的伙伴“羡慕”和“妒忌”，以此作为自己的幸福的基石，这种人格的依附观念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相差真不童万里。这其实也正是干百年来中国女性难以获得与男子平等地位的重要主观原因。然而，王小鹰在描写川儿的这种空虚精神生活时，对其甘作丈夫附庸的依附意识却似乎颇欣赏，为其心理的平衡吁了一口气，这是不是说明在作家自己的意识深处也有这种因素在作祟呢？
另一方面，正由于在一般中国妇女心灵深处对于追求自身幸福的理想思考不足，她们对于现实的痛苦仅仅停留在情绪和情感的层面，压迫过甚时，也不得不反抗，但仍感到羞怯，随时准备妥协，这就使得她们与幸福之间总为世俗势力所阻隔。中篇《春天踪迹》的主人公邵心如就属于这一类型。通过邻居晓岱给她的信，作家强调：“生活得高尚还是委琐，全靠自己了、你只有努力使自己成为生活的强者，你才能使你的蔚蔚（邵的女儿）幸福，你才能使你的婆婆尊重你的人格。”这对于邵心如这样的知识女性尚属振聋发啧，那么对于一般的劳动妇女，这种启示就更其重要了。
“我在困惑中徘徊”。这是王小鹰创作道路上面临的深刻苦闷。多年的创作模式，使她总是从女性为争得独立的人生权利和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出发来审视她们的奋争，笔下人物多数属于过去了的时代。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却在于女性要抹去历史在灵魂深处烙下的瘫痕，意识到自己也是“大写的人”，从而同男子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共同改造人生，女性应该有同男子共同创造世界的自豪感。但是这种充满现代女性自豪感的活生生的人却需要作家在这改革开放的时代去寻觅、去感知，女性的美质也必须在新的生活磨石＿仁，才能迸溅出耀眼的光辉，这是作家开展艺术想象的酵母。王小鹰有一些作品在旨意上难以深化，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尚缺少对新的时代生活和新的时代女性的艺术感知。她在到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的起首，突然“感到一种空虚，一种恐慌，仿佛有一张透明的玻璃把我与外界隔绝了”，这种苦闷标志着她体验到文思枯竭的危机。所幸的是，她及早与以往的创作告别，不硬写，从1985年开始，不带任何创作目的地到司法界去生活了两年，这给她的创作生活带来了新的生命，也是她的女性母题创作超越的契机。她虔诚地到人生的大世界去呼吸新鲜空气，去感受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生。闪耀着新时代色泽的人物、事件，各种复杂的案例所联系着的复杂人生，使作家的审美触角变得灵活而敏锐，她在充满新奇和启示的生活之水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就在她思索各种案例、感知各色人等的不同面目之时，内心已经孕育了许多呼之欲出的人物，一部长篇小说已经逐渐酝酿成熟了。198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是生活的赐予，特别是优秀司法工作者的人格心灵激发了作家震撼灵魂的创作激情。
《你为谁辩护》主人公女律师梅祯身上焕发的是当代女性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忘我的使命感和不容置疑的自信心，这种时代女性的自豪感使得她趋于完全，更富于人性，这也是作家以往描写的女性身上所看不到的。梅祯固然承袭了中国妇女传统的温和忍让的性格基因，但却绝不脆弱，这是她的社会使命感和自信心臻于理性认知的表现，她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伦理抛在了一边。虽然没有发表什么惊人的宣言，但她对事业的执著忘我、对于工作的自信，却表现出她的血管中流着的是真正解放了的妇女的血液。她不再像《星河》中的素素那样疲于奔命地消极应付，而是不带个人功利地主动进取。
作为律师，梅祯承办案子当然要依据法律和事实，但她的思绪却比一般同行要深刻高远。这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女司法工作者胸中跳动着一颗对人，特别是对有着数千年受压迫历史的中国妇女的深挚的爱心，对于妇女遭受的歧视和压迫、对于她们往往是哀苦无告的境遇，有着体贴入微的感应和体察，这使得她能够对许多似成定论的“铁案”产生怀疑，对一些貌似“合理公正”实则包藏着某种个人功利的“判断”发出义正辞严的驳洁。为了这种信念，她在办案中不知要比别人多耗费多少时间精力，为了取得一个证据，甚至不惜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到数百里以外的山村去查访追寻。看看她在“言风娇遗产案”中，为身为资本家范老太爷与女佣的私生女、受尽大家族的轻侮欺凌，临了又被无理剥夺继承权的小学教员沈惠婷所作的辩护词吧，这是一位具有真正现代意识的女司法工作者对中国妇女发自肺腑的关切的流露，是对阴魂不散的封建伦理观念充满思辨色彩的控诉，也是对承袭这种腐朽观念，企图继续欺压妇女的人的强烈谴责！没有对中国妇女所尝受的数不清的凌辱和苦难的切肤之痛，不可能进发出如此意深辞切、大义凛然的辩护词。比起另一位“名律师”方泊定所持的违悖事理的相反议论来，这番演说确实更能打动读者，因为这不是就事论事的辩驳，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抨击非人性的封建伦理的立场来分析案情，这就不仅使悲剧制造者的伪善心理昭然若揭，而且对当前相当部分人对于此类事件所持的观念心态，也具有削切的启示。难怪听了这番辩护词，那个惯常文静和彬彬有礼的被告范圣驹会沉不住气，一反常态地跳起来，面孔涨得通红地“抗议”，他心灵深处的腐朽领地确实被击中了。
对于女性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所暴露的自身弱点，王小鹰以前的一些作品也曾有过揭示。在《你为谁辩护》中，作者不仅深化了这一方面的思索，而且纠正了自己以前的局限。比如写作《前巷深，后巷深》时的作者对小说中的川儿充满对丈夫的依附心理似乎颇加欣赏；而对《你为谁辩护》中的自杀者董晚秋内心的刻画则显示了作者对这种依附心理的鄙弃。董晚秋这个容貌妓好又颇具才情的当代女性，其内心竟然如此空虚，除了死死缠住丈夫以外，似乎未曾有过别的盘算。为了保住丈夫的“爱情”，她不仅丢失了自己的一切，就连丈夫所从事的事业也不能容忍，“爱”，成了她惟一的精神支柱。这正是中国女性带有根本性的弱点。这种“幸福观”固然有其母亲影响的因素，但根本上还是她自身的非理性的依附心态。小说通过董晚秋的口记极其细腻地展示了她惟一期待的是丈夫赐予“幸福”的病态心理，而她为之献出了一切的丈夫吴恒却偏偏又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伪君子，则不仅点明其性格悲剧的并非偶然，也显示出作家对束缚着于百万中国妇女的传统心理充满深切的忧愤和怜悯。
在董晚秋的自杀案中，梅祯和另一位“名律师”何钮的境界分野，在于对董晚秋与其夫吴恒之间毫无爱情基础，名存实亡的“婚姻”判断上。何任的出发点是如何塑造自己所谓“愿跑断双腿，磨烂自己的嘴唇”，“促使即将离异的夫妻破镜重圆”的动人形象，而干方百计说服当事人把婚姻维持下去，终于酿成了董晚秋自杀的惨剧。梅祯却是立足于现实，清醒地看到董晚秋一生最大的愿望只是给住吴恒的心，她只为这种盲目的爱情活着，“爱”成了她的惟一精神支柱。这正是前面已述及的许多中国女性的重大弱点。梅祯痛感当人们为着董晚秋不失去那无望的“爱”而四处努力时，却没有人能把她从这种狭隘的“爱”的囚笼里拉出来，增强其自尊，以避免上述惨剧的发生。正因为梅祯不带任何虚伪的功利动机，她才能从这个清醒的认识出发，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大胆推翻吴恒谋杀董晚秋的“铁案”，认定董晚秋是自杀。这不仅是她与何任之间境界的分野，也是她的力量所在。
其他人物的表现也颇为细致。在描写律师方泊定的才干抱负时，不忽略他在“言风娇遗产案”中也有拘私枉法的一面，在批评他承办“女流氓杀人案”玩弄小聪明时，又不否定他想伸张正义的初衷。1957年被划为“右派”，二十多年的磨难并未消磨他的雄心，他懂得在一个未曾有过法制的国家要建立法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很想为此建功立业，他也确有成为大律师的风度才干。但在“言风娇遗产案”中，他却抹不开范家借房子给他办律师事务所的面子和上面“打招呼”施加的压力；帮着范家硬是否定了沈惠婷是遗产法定继承人这明明白白的事实。为着事业，他在“女流氓杀人案”中不惜冒险到北京去“走后门”，面对儿子小天的经济案却坚决不肯插手。在同何任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陷入两难之中：他爱的是梅祯，后者的丈夫庄世同临终前又曾把妻子托付给他，他理应拒绝何任的复婚要求，而同梅祯结婚；但他知道若不同何任复婚，他就保不住律师事务所主任的职务，失去做事业必需的权力。于是，还是为着雄心和事业，他不得不跳进感情上的痛苦深渊：同何饪复婚。这个人物的悲剧并不完全是性格悲剧，还有着许多历史和社会的复杂因素，这是一个颇有心理深度的人物形象。庄世同、何任等也都各有个性特色和心理内容。庄世同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到来之前，屈服于巨大的压力，不得已违心地劝说梅大律师放弃那桩冤案的正确辩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其内心承受的犯罪感是不难想见的，所以他几十年一直隐姓埋名，不再出庭；但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关心和支持妻子在法庭上伸张正义，又表现出这个善良的司法工作者胸中跳动着的始终是一颗正直的心。这个人物形象寄寓着对历史的深沉反思。何饪则属于多年来一帆风顺的一类。她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城府很深，方泊定被打成“右派”以后，她同方离了婚，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她眼看着方泊定风采不减，前程远大，就一方面向上告密陷方于挨整的地位，另一方面乘机利用方不能舍弃事业的心理与之做交易，终于达到了复婚的目的。这些地方都表明何任作为经历了几十年政治风云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向历史汲取到可宝贵的人生启示，仍然一切都以个人的功利为出发点，这是相当危险的。司法工作者要在建立和健全法制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同时正视和涤净自身心灵上的霉斑，这是一个虽然痛苦却不能回避的过程。
作为王小鹰的第一部长篇，《你为谁辩护》头绪较为冗杂，结构未免松散，有些情节（如董晚秋和唐淑女的婚姻悲剧）的叙述失之过细；而梅祯似乎对作为老同学老同事的何钮、方泊定与自己在人生观念方面的深刻分歧毫无觉察，从而影响了思想冲突的展开。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个人物太不敏感，倒不如说是由于作者担心自己心爱的人物形象会由于这种感觉引起内心矛盾和外在冲突而遭到损害吧。
王小鹰在1986年访美以后发表的《天涯客》和《天涯何处无芳草）等作品表明，即使表现域外生活，她的视点依旧集中在中华女性身上，这可真是一种心灵的探险，因为很难说作者对于笔下人物能有多大程度上的熟悉。但由于她与这些人物在女性的自重自强这一点上感情相通，故而能在实地审察的基础上驰骋艺术的想象，笔法娴熟地勾勒出其灵魂中可宝贵的亮点。与有些域外生活题材的作品的不同之处，是她并不热心反映域外华人如何为那个金钱决定一切的社会所熏染和奋斗发财，她所关注的是在那极其艰难的生存角逐中，中华女性如何维护民族尊严和人格自重，高扬其奋进的雄心，在事业上艰苦卓绝地攀登。那被暴风雪埋在了树林里的女研究生小叶（《天涯客一片冰心在玉壶》）、那品尝了屈辱和卑下，然而也学会了“奋斗和自立”的伊蔓（《天涯客·少年不识愁滋味》）、那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且在联合国为人类的进步而工作的文琪（《天涯客·天下何人不识君》）……她们无愧于炎黄子孙的奋争使人掩卷难忘，内心涌起由衷的感佩。作者表现的是她们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人生。我们不难体察到王小鹰对异域姐妹们的期待。
从1986年开始，历经三年、三易其稿的长篇《忤女逆子》表现的是作者面对新的时代生活所产生的困惑和求索。由于这部作品以年轻的叙述者（二十五岁的女编辑周华）第一人称的活泼语气来展开，又以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家庭生活作为背景，其中不少是家宴、吃饭闹哄哄的场面，容易使人觉得只是讲了一个多子女大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忽略其内涵及作者所提问题的价值，所以出版以后，并未引起文坛的注意。
通过一户周姓老干部家庭中两代人之间、各子女之间的不同价值观和为人准则的碰撞，作者既否定长期以来左右人们思想行为的那种教条主义、明哲保身，在“革命”名词掩饰下的利己主义，也否定新时期一些年轻人所奉行的“天下大事不管，只晓得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和削尖脑袋往上爬的伪君子。周家的爸爸、妈妈这样的离休老干部，曾经为革命浴血沙场、出生入死。可是建国以后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变得教条、僵化、自私、庸俗。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墨守陈规，把年轻一代对道路的探求看做狂妄浮躁，甚至把引进国外先进的东西也称为是“崇洋媚外、投降主义”。爸爸平日满口革命词句，但在为一位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革命王伯伯澄清事实的紧要关头却明哲保身，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忘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良知，致使王伯伯最后含冤而死。大儿子周昊真诚信仰共产主义，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不是死搬教条，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勤于思索，坚持真理，不倦地探索追求，在他平时对现实问题的言谈评论中，不时冒出思想的火花。他富于创造性，在学校讲中国革命史课程时，对学生循循诱导启示，在生动的对话中，阐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受学生的欢迎。针对父亲对王伯伯冤案采取的明哲保身的态度的自私心理，他理直气壮地指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在他看来，许多冤假错案与一些党员的素质问题有关，不能都往“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事。正由于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明哲保身甚至落井下石的都有”，做这样的党员，“我宁可不入党的”！他为王伯伯的事到处奔走，表现出可贵的良知和责任感。可就是因为做人做事“太认真了”，以致写过八次入党申请书的他却迟迟不能入党。小女儿周华不很成熟，但富于朝气、正义感和自我反思精神，曾被内定为编辑部主任。也是因为处世不圆滑，鄙视庸俗，在爱情问题上又不苟且，结果主任的职位竟被一个无耻小人夺走了。作者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周昊、周华值得赞许的那种认真生活、独立思考、富于锐气、格守社会良知等正面素质，在现实环境中却四处碰壁？为了实现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究竟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精神建构？
由于在构思写作《忤女逆子》的同时，作者正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五十多万字的长篇《你为谁辩护》，一时还不可能真正投入她所缺少的女性世界以外的社会生活，所以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生活还是较为狭窄的，内涵也还不够丰厚。
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倾注着王小鹰对改革时代的关注，并且显示着她是上海惟一在改革文学领域取得成绩的女作家。
小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改革的艰难。决心励精图治、推进改革的明达厂新厂长朱墨面对的不仅仅是前任副厂长徐大宝之流的阴暗心理和小动作，更使他不解的是大家共同制定的新规章执行起来竟然如此困难。按照新的章程，对因技术通不过考核而下岗，却又违反厂规擅自与人“掉包”上班，结果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唆使家属前来闹事、打伤干部的女工戴巧玲的辞退处理，竟招致了几乎全厂工人的反对，一顶顶大帽子横空飞来：“简单、粗暴”，“冷酷、狂妄、自私”，“你只盯着你厂长的威信，你的业绩，你的功勋，你心中还有我们工人的地位吗”？而且一会儿总工会派人来了解情况，一会儿妇联又下来召开座谈会，市里的企业纠纷仲裁委员会甚至否决了厂里的处理，一时真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势。朱墨只得向法院起诉，通过法律手段来坚持不能后退的原则。他不能不看到人们习惯了以固有的思维方式来评判是非，习惯了在固有的框架里面活动，倘若你向框架外跨出一小步，便会引起天塌下来一般的惊呼，你简直就是耶稣的叛徒一般，“破旧比立新更难啊”！而当他带领着全厂职工顶住压力，冲破障碍，扭转了局面，闯出了路子，成败就在此一举的节骨眼儿上，上级却又以“关心”为名，硬把他调离了岗位！这部小说完成的时间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之前，作品描绘的情景，在当时的一些部门和企业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曾经相爱》在展现明达厂改革艰难过程的同时，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对改革时代人的发展和时代新人精神建构问题的探求上，深切地展示改革家朱墨及其亲人的人生和彼此的储感纠葛，评价其不同的价值观的人生追求。在王小鹰笔下，改革决不单纯是管理体制的变革，它之所以艰难，不但由于存在着许多作品都揭示过的由于不同人的利益而形成的阻碍改革的消极力量和阴暗心理，而且由于改革牢牢地联系着当事人的人生，因而也是时代生活和人的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改革的意义不但在于发展生产和经济，也在于围绕着改革所引发的观念冲突，从人的自我实现和发展这一视角启迪人们反思历史，思索人生道路的价值观，从而选择新的、合理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作者把求索的笔触上升到人们在推行改革、发展经济的同时，常常会忽视的人的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的层面上，这就超出了以往写改革纯粹从促进生产和围绕着体制改革而发生人的利益观念以及性格品质的冲突着眼的作品。
小说主人公朱墨把改革以前死水一潭的生活看成是对人的摧残，并不是耸人听闻，这种对人性的压抑，他在“孵办公室”的几个年头里感触最深。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人除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等基本需要以外，还有一种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的本质特征是人的潜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但是在那种官僚主义的机关，每天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看完报纸看文件、听传达、写总结，代头头去参加那些不十分重要的会议，同事之间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算计别人，传播小道……这样的生活“像一锅迷魂汤，让人沉溺让人麻木，庸俗吞噬着崇高，舒适窒息了激情”，难怪他望着微微凸起的肚子和苍白浮肿的面孔惊恐地想：“这样的生活等于自杀！”为此，他上书局领导，对局机关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意见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议。他到明达厂去投入改革，固然是由于提了尖锐意见而受到的报复（他原来内定提拔为副局长），但从他个人来说未尝不是发挥自己潜力、创造性和施展抱负的一个选择。当他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克服重重障碍，采用科学理论和方法把明达厂的改革推向前进时，除了产品创新获奖和经济效益以外，难道不就是人尽其才，工人和技术管理骨干得到了公平竞争，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积极性么？这正是生产力得到解放的重要表现。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而人的幸福莫过于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满足。因此，改革的成败是同大多数人能否得到自我实现的满足联系在一起的。女工刘定金在市里举办的企改研讨会上代表工人们发言说：“是的，改革给我带来了好处，我的收入比以前高了，我获得了荣誉和奖金，但这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我得到它们问心无愧。”这发自肺腑的话语里充满着一种自我实现的自豪感。这也可说是朱墨在明达厂改革的最大成效之一。
在反对平庸，实现自我这一点上，朱墨与其妻子范舞月之间存在着人格境界高低的分野。朱墨拒绝老同学郑仲平让他去外资新大陆公司任职的聘请，而决意去那个年亏损一百多万，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明达厂当厂长，固然或许也包含一点对郑的妒忌，但主要的还是看到明达厂和那里的上干工人确实更迫切需要他，在那里大有可为，这种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的思路，体现出一种崇高性和使命感。他在明达厂的改革能够那样的执著忘我，不怕暂时的孤立，就连妻子抛弃他，家庭破裂也在所不惜，正是由于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方向。他的妻子范舞月虽也不甘麻木平庸，但除了“傲视凡俗”、“受人尊重的地位”这些抽象价值以外，对于怎么实现自我的问题并没有多少深入的思索，着眼的只是朱墨所鄙视的虚名荣华。她无法理解丈夫放着“锦团花簇”的阳关道不走，偏偏要走那“风急浪险”的独木桥，认为丈夫的理想和事业不过是“过了时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乌托邦”，故而千方百计动员丈夫到外资公司任职，死死地反对他到明达厂去。向来自尊的她后来居然会被那个她所鄙视甚至很讨厌的“有点俗气和委琐的”郑仲平“总经理的头衔”、“从上到下的名牌服装”，以及那“颐指气使、一掷千金的派头”迷住，抛弃了自己刻骨铭心爱着的丈夫，而委身于郑了。朱墨夫妇之间的决裂是那样的撕心裂肺，又是那样无可奈何！这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是能否把实现自我融合在高一层的境界之中的原则分野。缺了这高一层的境界作为支柱，人是很可能在“实现自我”的心态下迷失乃至淹没在当下的物欲横流的潮水中的。范舞月被郑仲平玩弄、欺骗，最后又被抛弃的根源就在这里。
同样是奉献，在朱墨是一种张扬主体价值的理性选择，在范舞月的姐姐书月却是一种压抑自我，为着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角色”和“形象”来“演戏”，两者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范书月作为优秀的小学教师，呕心沥血地工作，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孩子们，从而赢得了荣誉和学生们的爱戴。不料，这种荣誉和自己的形象却异化成了压抑其人性和生命的锁镣，把人生变成了“戴着镣铐跳舞”。为了在别人眼里保持“形象”，她放弃了人生所有的权利，连一件好一点的衣服都不敢穿。而周围的人，包括学校领导却都认为理所当然，连上级专门拨给书月的一个高级职称都不给她，要她“自愿”地让给了别人。她明明极其看重这个职称的，“自愿”让掉了以后，“心痛得要命”，脸上还得带着“笑容”。她的丈夫早已同她分居，在外拈花惹草，可为了保持“模范家庭”的形象，在外人面前她还不得不与丈夫装得“恩爱无比”。只有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她才哭得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她其实是因为丧失了对自己人生价值的信念极度失望而死的，是这种人性的压抑和残害夺去了她的生命！范书月的一生和悲剧是逝去了的时代曾经有过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生命模式，同样是我们时代的新人所不可取的。可惜的是范书月这个人物与小说的情节主线缺少内在的关联，其活动又多半是别人带着情绪的叙述，缺少必要的心理揭示，因此立体感不强。
总之，当王小鹰走出女性世界，把审美触角伸向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时，她迅速找到了探索时代新人精神建构这个很有价值的审美取向。这种精神建构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时代生活里感受和提炼的。朱墨当然不是“高、大、全”，他也有软弱的一面。出于交情和“良心”，在处理他的“铁哥们”小傅的经济问题时，他有过动摇（因为小傅为工厂立过大功）。他不讲究工作的技巧，不善于团结人。但正因为他能为国分忧，并且在实践中探索和锤炼，他的品格和生命体验也是可贵的。他称得上是时代新人的一个艺术典型。
王小鹰说：“热爱生活并不等于掩饰生活中的丑和恶，生活之所以值得爱，就在于它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有着对生活的热爱而激发出对真善美的讴歌和对假丑恶的憎恨，这便是创作了”。假如说刘心武在数年前发表的长篇《风过耳》所描写的，是一些知识分子膨胀的物欲如何贪婪地吞噬了自己的为人的本性和灵魂的话，那一么王小鹰19%年发表的新作《丹青引》所揭露的，则是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如何在恶的名欲驱使下泯灭良知，欺世盗名，而又处心积虑地压制和摧残他人发展的丑恶现象。和物欲一样，名欲也是人的一种基本欲求。本来，通过社会实践作出不凡的成绩和贡献，让人和社会记住自己的名字，这种名欲是无可指摘的，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不切实际的虚名，为此甚至不惜毁损和摧残他人，就是人所不齿的丑恶行为了。《丹青引》正是艺术地展现后者的这样一幅“群丑图”。
王小鹰在80年代就曾经通过创作揭露过为着自身利益而压制后进的行为，这就是前面曾经提及的长篇小说《一路风尘》。但当时作者还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尚未把这种现象进一步提炼深化，而创作《丹青引》则显然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开掘。围绕着某省美协换届和两个重要画展所展开的争夺，作者直面丑恶，把笔触深入人物内心的深层，以色彩斑斓的文字和扣人心弦的情节，冷峻地刻画和鞭答其损人利己、欺世盗名的反道德的丑恶灵魂。作者显然在如何把现实中的丑化为艺术的美上很下过一番功夫。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作者的直面丑恶，这是创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所谓直面丑恶，是指承认现实中存在压制摧残后进、残害人性的现象存在，不回避，不熟视无睹，更不为其遮掩辩解，并且能够进一步把握和申斥其丑恶的本质，使其昭然若揭，无从逃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挣脱了精神上的枷锁，张扬个性，发展自己，实现人生价值，这本来是合乎历史需求的时代潮流。小说中老画家陈亭北壮年时曾创陈氏“鹤行笔”、“卷云墨”，风靡一时，执画坛水墨画牛耳，但在平步青云之际，忽遭低毁贬滴，而被打入尘埃数十年。他在新时期有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时跃跃欲试，是无可非议的；省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所所长安子粪、辛小苦夫妇，以及省美协艺术办公室主任马青城等人渴望辉煌，企求在艺术上出人头地，这也不失为人生追求的题内之义。间题在于他们为了沽名钓誉丧失了良知和道德，不惜弄虚作假，对弱者巧取豪夺，暗算和摧残画苑的真正英才，这就是应该唾弃的恶的名欲了。《丹青引》所展示的，正是这些人在冠冕堂皇的伪装下联手压制中年画家韩此君的勾当。这种“既要做裱子，又想立牌坊”的伪善者比明火执仗干坏事的人更为可憎，因为他们更加隐蔽和狡猾。他们一方面干了损人利己的勾当，另一方面又用假面欺骗人们，而被当作典范和英杰来颂扬，所以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更为严重。这是一种可怕的负面文化。“在任何一种已经耸立的正面文化大厦的台基下，负面文化同时就在为大厦拆台”。假如在文化大厦的建设中，只顾添砖加瓦，不顾补直跨漏，必定会屈杀真才，破坏工程，造成大厦的倾覆。直面丑恶，是为了追求光明。在创作中表现现实中的丑，是为了把它转化为艺术中的美，以便帮助人们在艺术鉴赏之时了解丑之为丑。如前所述，恶的名欲一般不会明火执仗地显露出来，常常在各种“善”的外衣遮掩下，显得隐晦朦胧。艺术家应该通过艺术形象把这种隐晦朦胧的丑集中起来，并进而揭示其损人利己的本质和根源，而变得清晰昭著，让读者感受到丑恶之所以为恶，从而彻底否定和超越它。《丹青引》把恶的名欲这种负面文化作为表现内容，并且通过不同人物的个性加以深切的揭示，这一方面体现着作者对文化大厦建设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对现实的丑转化为艺术的美的目的和规律有独到的把握。
揭示性格最有力的手段莫过于展示其起初的心理活动。削切透彻的心理揭示正是《丹青引》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王小鹰通过对人物阴暗心理的大量描写，着力揭示其恶的名欲的伪善、无耻和歹毒。陈亭北是中年画家韩此君的老师，但他深知自己已江郎才尽，且年事已高，难以有惊世之举，而韩此君虽半世风雨、沉冤莫白，却技压群雄，功力造诣早已超过自己，“无极画派”的真正传人无疑非此君莫属，所以表面上虽然“热络”、“青眼相待”，暗中却视之为眼中钉。他每每做出关心状，“担心”后者“终难成就大家”，实则处处提防和压制此君。他的信条是“无毒不丈夫”。为了在画展上显山露水，夺取画坛魁首的宝座，他对韩此君的呕心沥血的作品《天池长短歌》大泼污水，说什么“花里胡哨，哗众取宠，沾染了许多市井俗气”，不惜威逼女儿把它从画展上取下来，以此来断送此君盼望了几十年实现抱负的机会和前程。这充分显示了其心志的伪善和歹毒。小说对其功名心切，俨以“画坛泰斗”自居，却又故作“抱朴守拙”的“淡泊”的虚伪也有传神的刻画。被下放到令舞小镇以后，虽自号“云中闲人”，整日价病惬惬的无精打采，他的心却“一刻都不曾闲过”，梦寐以求破壁腾骤、东山再起。在造访的港客面前，他本做出神色黯淡的样子，“闭了双目不搭腔”，但一听说要开画展、出他的画册，顿时“目光如炬、声如洪钟”，马上送上作品，与前判若两人。下令从画展上取走韩此君的作品后，没有了比较，它的作品就“价值连城”了，他也踌躇满志了，脸上却“严肃得像块狰狞的巨石”，可一旦有人恭维他在省美协换届时是“众望所归”，又不由得“脑袋轰地一响，心怀坪地跳起来”。这些地方都体现出作家对其真实心态的透彻把握。小说对他当众挥毫时煞费心机掩藏致命弱点的描绘也相当精彩：他的手腕终于灵活起来，顷刻间，一位英姿飒爽又俏丽妩媚的穆桂英跃然纸上，只剩了没画面容，却见“先生用毫尖挑了些许朱砂，稍蘸些清水和匀了，就势一揉一拖。穆桂英出枪如旋风，风卷起大靠上的锦旗遮住了面容―极生动的一刹那！旁观者均为先生这出奇不意的一笔叫好！”这所谓的“精彩表演”其实不过是个“障眼法”，不画出面容是因为他老先生早已手颤，点不出人的眼睛了！他的那套《红粉君子图》也是一个人面也不画，正是出于这个苦衷。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物画断无不画面容之理，陈亭北此举真是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态可掬！安子粪把别人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的歪门邪道就更等而下之了：他自知在艺术上并无优势，却凯觑画坛的头把交椅，甚至不惜剿窃妻子的作品。发现韩此君这个“鬼才”（他这样恨恨地骂对方）“笔底功夫竟磨砺得如此苍逸隽奇、出神入化”，他不由“大惊失色，心胆俱裂”，甚至于“脸色变得刷白，双手揪住胸襟，人便蹲了下去”。于是，他向专卖的字画店套购韩此君的全部作品，日夜揣摩，放肆剿窃其笔法画意，然后“创作”出自己的“杰作”来欺世盗名。在他看来，“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有时是要利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所谓兵不厌诈嘛”！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此外，省美协艺办主任马青城为了报复韩此君这个二十多年前的“情敌”，就昧着良心压制后者，女画家辛小苦为一厂出人头地，也竟然与丈夫联手坑害自己的老师……总之，为了各自的名欲和目的，这些人结成了针对韩此君的“神圣同盟”。作者无情地撕下他们的伪装，拷问他们的灵魂，端出他们在名利面前尔虞我诈、六亲不认，丧失了良知和人格的可鄙嘴脸。其实虚名总是不牢靠的，马青城用尽心机出版了自己的“画册”，可是油墨未干就已经成了包生煎馒头的包装袋！其他弄虚作假者的下场也可想而知。这可谓作者对一切恶的名欲狂的辛辣嘲弄！
在刻画恶的名欲群丑图的同时，小说着力展示受害者韩此君虽经竭力挣扎，终于惨败的过程，揭示其失败的必然性，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自强之路的思索。像韩此君这样正直善良、造诣极高的艺术家，又经过如此艰难的努力和挣扎，却依然逃不脱被吞噬的命运，这就充分说明他的失败绝不是偶然的。作者在对人物寄予满腔同情的同时，也以其发人深思的结局表示了尖锐的批评，告诉读者，对现实中的丑恶，不但要洞若观火，还要有“韧”的抗争。市场经济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平等竞争的可能，但要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竞争，却还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
韩此君虽“要名要利”，却不想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他要“凭他的画艺扬名于世”，这本是光明正大的抱负，所以他一再拒绝港商要他假冒“古人”作画发财的利诱，他企求平等竞争的呼声也是合理的。但他对客观情势缺少足够的估计，更为严重的是他缺少对失败的负面价值辩证的认识，自我调控能力太差。所以他不能科学地化解眼前的失败。当他的作品在两个重要画展上被抽掉，他的“无极画派”真正传人的身份被抹煞，他在报复艰难的境况中终于下决心自己办个人的画展，这本来也不失为一着好棋。但他把自我实现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件事上，却依旧是不够明智的。所以当画展遭到挫折，甚至连全力支持他的师姐陈良诸也因故未前来参加开幕式时，他就再也承受不了这失败的磨炼，以致把自己和那些呕心沥血换来的作品付之一炬了！韩此君在人生和艺术道路上的不倦努力，以及陈良诸为了助他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而费尽心机，都是动人的美质。但墙倒众人推，在针对韩此君的“神圣同盟”面前，他们毕竟显得势孤力单。美的毁灭使我们感受到作者的强烈倾向和对恶的名欲的严厉抨击，这其实也是对重铸国民精神的一种呼唤。只有如同鲁迅所说的，在现实尚存在丑恶的时候，造就一代“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路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国家才有振兴发展的希望，这就是《丹青引》给读者的启示。
王小鹰正当创作的盛年。从1980年以来将近二十年中，她已完成了包括5部长篇和大量中、短篇小说在内的约四百万字的作品。近年来她逐渐停止了中、短篇的创作，而致力于长篇，表现出生活、情感积累丰厚，产量稳定的态势。相信她能在艺术长河中继续跋涉，不断拿出新的力作来。
1999年3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