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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临大事，汪精卫都喜欢把自己单独关在书房里思考问题，瞻前顾后，深怕有什么闪失。这会儿，华灯初上，趁“他们”还未来，他将“他们”在脑海中又细细过了一遍，像在仔细地挑捡什么东西。
即将跟着自己逃离重庆的曾仲鸣，是由他一手抚养、培育长大的心腹，名为同志，情同父子，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梅思平，毕业于北京大学，做过大学教授，战前曾任南京近郊县――江宁县县长，在任上“政绩显著”。其人办事认真坚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头脑冷静，与高宗武是温州老乡，往来密切。日前，因高宗武肺病复发，吐血不止，经他批准，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在香港继续同日本人谈判和谈条件。梅思平回来了，等一回也要来。
陶希圣，原籍湖北黄岗，北京大学毕业，坚决反共，是他身边的政治谋士。
周佛海是几位中职务最高，也是蒋介石历来最为器重的人物。湖南人。早年留学日本，曾是中共一大代表。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这个人的情况要复杂些。他不由得想起历史上曾经与这个人几度交手，现在却又“捆”在一起的其间种种。
1935年，重新同蒋介石言归于好的他――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在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他同张学良等人在议会大厦门前已经站好准备合影时，原19路军的一个排长，时任《晨光》通讯室记者的孙凤鸣冲了出来，他原本想利用这个机会暗杀蒋介石。不知为什么，那天，蒋介石恰恰不在，孙凤鸣只得临时改变主意，暗杀他汪精卫――他一连中了孙凤鸣三枪。左臂一枪较轻；右颊一枪伤及骨头，弹片落入左眼中，弹头留在了左颊。背部一枪最重，弹头至今夹在第五、六根肋骨间，伤及脊骨，不时隐隐作痛。
当他应声倒在血泊中时，少帅张学良飞身上前，一脚踢飞剌客手中枪；与此同时，卫士枪响，刺客孙凤鸣立毙。
“要留活口！”这时，蒋介石不知从哪里箭似地窜了出来，一边下着命令，一边左腿跪下，将汪精卫抱在右膝上，关切地问：“汪先生，你不要紧吧？”神情显得很是痛切。与会照相的陈璧君气得黝黑的面孔涨得通红，竖起眉毛，指着蒋介石大骂：“你不要汪先生做官，你就明说，汪先生不做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应声抬头怒喝：“璧君，你不要乱说！”
“蒋先生，你大概今天明白了吧？”他汪精卫表现得很理智，在蒋介石怀中抬起头，说：“我死以后，你要单独负责了……”
他没有死去。养了一段伤后，他辞去党内一切职务，携妻陈璧君和心腹秘书曾仲鸣等一行去欧洲治疗休养。在德国，世界著名的“战伤”外科大夫诺尔治愈了他的左眼左颊，但对他的背伤却不敢轻举妄动。
蒋介石借此机会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作为“吃政治饭”的他，有一种被剥光的感觉，他没有想到，这是他今生最后一次漫游欧洲。
“道不行，乘桴桴于海”。以往，他一遇到挫折便漫游欧洲。1925年3月，先总理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是总理遗嘱执笔人。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他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长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可谓登上了权力顶峰。可惜好景不长。8月，国民党左派中坚人物廖仲恺被刺身亡后，形势急转直下。到1926年3月20日，军权在手的蒋介石根本不把他汪精卫看在眼里，策动了“中山舰事件”等一系列的反共夺权事件，在打击共产党的同时动摇了他的权威。一怒之下，他愤而辞职出走法国，他不相信中国的事情能离得开他汪精卫。
他的估计似乎很快应验了。
在他出走法国三个月后，身任北伐军总司令兼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的蒋介石，攻下武昌后，就在那里成立司令部，同当时的革命中心――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因为威望不够，电邀他回国“共商大计”。武汉国民政府也竭力拉拢他，发表了“迎汪复职”宣言。两方一抬，他顿时身价百倍。1927年4月9日，他做够过场后回到了武汉，摆出一副左面孔，调子唱得一出比一出高。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的一天，他还在说，“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严重时期，革命的往左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他的讲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工农大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热烈欢迎。“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义愤填膺地谴责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见着就捉，捉着就杀”；“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云云。
蒋介石接连使出杀手锏：封锁武汉国民政府，同时让帝国主义的军舰在长江上游弋威胁。地主流亡分子乘机造谣惑众，资产阶级工商业主闭厂怠工……在反革命势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形势下，头一天还信誓旦旦的汪精卫这时摇身一变。他将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要求武汉国民政府迅速武装两万共产党人和五万工农分子的“绝密”文件拱手送给了蒋介石，为蒋介石提供了大肆镇压共产党人的证据，以换取蒋介石对他的谅解。同时，他发布命令，限制工农运动，强迫总工会制裁工人，解散农民协会；他还得到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配合，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接着，他同蒋介石再次争夺国民党领导权，又失败，1927年12月，他再度出走法国。他留在国内的心腹大将陈公博、顾孟余等粤籍国民党二届中执委和监委们不甘失败，聚集在上海进行反蒋活动，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史称改组派），并拥戴汪精卫为领袖。
1929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警告汪精卫和将陈公博等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随即，1930年爆发了蒋桂冯阎中原大战，最终，蒋介石取得胜利，汪精卫逃往香港……旋即，蒋介石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并开除汪精卫党籍。1931年初，在国民党中央内，蒋介石与另一元老人物胡汉民围绕约法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斗争的结果是，2月，胡汉民遭到软禁。紧接着，暴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强烈推动下，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暂时的“和平统一”。
汪精卫这时旅居法国，在他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时，“西安事变”发生了，国内政局产生了剧烈动荡。留在南京静观其变的国民党中常委陈璧君，当天晚上向远在法国的汪精卫连发三电，谓：“……兄应即归……除我及中央外，勿为他人言”。时值胡汉民在南京病逝，最高当局一时群龙无首。汪精卫认为执掌最高权的机会到了，他在给陈璧君回电时称：“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次日又电，“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立即起程。”并在登舟离法时，发表公开声明，“……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继续剿共”云云。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回到了上海，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派去迎接他的首席代表就是小他14岁的周佛海。两人亲热握手时，周佛海特意对汪精卫解释，“蒋先生本来是要亲自来接你的，因临时有事无法脱身……”
“哪位蒋先生？”他闻言不由一惊一愣，他不知道“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蒋介石获释，并重新执掌了大权。
“就是蒋介石蒋委员长啊！”
汪精卫这一听，顿时，头都大了……
“当、当、当！”桌上的自鸣钟敲响了七下，将沉思在往事的回忆中的汪精卫敲回到了现实。钟声刚刚停熄，时年47岁的夫人陈璧君惊风扯火地进屋来了。陈璧君是个性格上男性化的女人，她没有人才，又好吃，已经发胖，却又偏爱穿紧俏衣服；一身裁剪也还得体的黑绒旗袍穿在她身上，身材越发显得矮胖，圆圆的一张脸像汤园似的，皮肤也黑。不管什么时候，她与大她八岁的美男子丈夫站在一起，显得很不般配，而且在年龄上倒显得她大些。陈璧君的外貌是平庸的，唯有那双很像马来族人的微凹的眼睛又大又黑又亮，透露出她办事果断而又暴燥的性格特征。表面上，她比丈夫厉害，高声大嗓，有时说话对丈夫近乎呵斥，但内心却是始终爱着他护着他，而且终生不渝。
陈璧君同汪精卫的结合，既有传奇色彩，又有脍灸人口的浪漫情调。
陈璧君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家庭富裕。1908年，汪精卫和胡汉民随同孙中山去马来西亚从事反清宣传活动。时年17岁的陈璧君很为汪精卫的仪表才情吸引，遂勇敢地向汪精卫表达了她的爱慕之情。开始，汪精卫谢绝了陈家小姐的追求，不意陈家小姐却紧追不舍。汪精卫回到日本后，陈璧君背着父亲，找母亲要了些钱，追到日本，跟随汪精卫左右。是汪精卫吸引她参加了同盟会，又是汪精卫让她想方设法在经济上接济同盟会。不久，陈璧君同何香凝、秋瑾成为了同盟会中三位女杰。当汪精卫赴北京刺杀清摄政王时，陈璧君亦随同前往。当汪精卫被捕后，她又进行全力营救，用光了自己的钱，还动员母亲拿出了全部私房钱……终于，“金诚所致，金石为开”――汪精卫被释放后，于1912年民国成立前夕同她结了婚。婚后的陈璧君，在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对他们最为知根知底的陈公博说得很中肯：“没有陈璧君，汪精卫成不了事，但也坏不了事。”
陈璧君说话的声音却很柔和。人面前，她管汪精卫叫“主席”而且从不带副字；人背后，她管他叫“四哥”；发怒时，她大声管他叫“兆铭”。
这会儿，夫妇两刚说了几句话，陈璧君耳朵尖，对他说，“他们来了。”于是，他们手挽着手出了书房，进了客厅。
因为时间紧急，汪精卫招呼大家坐下后，模样精明的梅思平庚即打开一个大黑皮包，从中取出一迭公文，送呈到汪精卫面前，毕恭毕敬地说：“汪先生，这是日方御前会议上通过的‘重光堂协议’。我按照你的指示，已同日方签订了协议，详情已经电呈，这是副本，其他没有什么要特别报告的。”汪精卫接过副本，并不敷衍，而是认真地一字一句阅读。在座的都清楚这个密约，只见汪精卫在紧要处大起声来：“日华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满洲国。中国承认日侨在中国境内有居住、营业等权利，日本则考虑废除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实现互惠平等，进行经济提携。承认日本有开发华北资源优先权；贴偿日侨损失，日军拟在二年内撤退完毕……”
汪精卫念完了，没有说什么。在座的都看着汪精卫。梅思平想想又补充了一句，“日本内阁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梅机关’，机关长影佐少将在我离开香港回国时，他让我转告汪先生，说是，汪先生一旦出走河内成功，近卫内阁将再次发表对华声明，以作响应。”
汪精卫听到这里，高兴起来，挥了一下手说：“好，万事齐备，只欠东风。”并对在座的进行了布署：“璧君日前对云南王龙云做了许多工作，收到了成效。龙云答应，我若假道昆明赴河内，他愿助我一臂之力。机不可失，时不宜迟。我看，就是明天――12月8日，大家按原计划分头出走昆明会聚。”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他又确定了各自的行动方式。周佛海以赴云南宣传抗日为名，先期抵达昆明与龙云联络，布置一切，静候汪精卫一行的到来。
陶希圣因为家眷在成都，赶紧回成都由蓉转滇。
梅思平还是回香港，不在此次逃离之列……
“汪先生！”汪精卫布置完后，周佛海说话了，满口的湖南口音。时年41岁的周佛海，身材高大匀称，穿件很中式的丝棉长袍，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双鬓染霜，高高的鼻子上架副近视眼镜，镜片后有双见微知著的眼睛。毕竟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周佛海为人乖巧。他与陈公博一样，都是当年中共的一大代表，以后又双双退出共产党，成了国民党要员。但周佛海与汪精卫的心腹大将、这时贬在成都，屈居于四川省党部的陈公博在历史上就是生冤家死对头。这时，也许他是有意讨好汪精卫，这样提醒了汪精卫一句：“我看，我们还是得赶快通知在成都的陈公博吧？”陈公博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
“那是当然的。”陈壁君插上一句：“未来的和平运动，没有公博是不行的！”
“可是，”陶希圣却阴沉着脸说：“公博从一开始就反对我们搞和平运动，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我了解他。”汪精卫微微一笑：“公博虽然从一开始就反对我们的和平运动，那是政见有些不同而已。他是如今唯一有君子遗风的人，为朋友肯两肋插刀。你们要相信，无论他怎样唱反调，最终还是要跟我走的。”看陶希圣连连点头，汪精卫笑了一下，掉头对周佛海吩咐：“今晚你就电告公博，就说我请他来重庆，有要事相商。”见周佛海点头，西装革履的梅思平把皮包一挟，看着汪精卫说：“汪先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就先告辞了！我今晚还得乘飞机赶回香港！”
“好！”汪精卫说时站了起来，“就这样定了。我们分头活动，让我们在昆明胜利会师！”说时，善于表情的脸上满是激情。他把部属部送到门边，一一握手作别。
屋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二人时，汪精卫从裤包里掏出一张洁白的手帕，擦了擦他那保养得又白又嫩的女人似的手，往屋角纸篓里一扔。
“璧君！”汪精卫是个慈父，他问妻子，“儿女们是怎样安排的？”
“我让侄儿陈春圃明天一早以旅游名义送文悌、文恂先去昆明。大女他们随我们一起走，机票彭学沛已派人送来了，是明天下午的班机。”
“好。”汪精卫边说边搓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突然，他站下来，疑虑重重地问夫人：“这个时候，蒋介石该不会回来吧？”
“怎么会呢？”陈璧君对丈夫不无挖苦地一笑：“哲人有言，‘每临大事有静气’，你怎么做事总是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蒋介石正一心在桂林组织他的抗战行营，我们的行动万分机密，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回来？”
“嘀铃铃！”夫人的话还未说完，桌上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陈璧君上前一步拿起话筒，大声问：“喂，你找誰？”就这一问，她的脸色大变，用手扪着电话筒，调头看着汪精卫，神情紧张地说：“陈布雷找你。”
“谁，他在哪里？”汪精卫大吃一惊，本能地向后一退。
“陈布雷回重庆了。”陈璧君瞪了丈夫一眼，将话筒递到他手里。
当天晚上九时半。
按照约定的时间，陈布雷准时来在汪精卫那间中西合璧，暗香浮动的书房时，身着一套银灰色西服的汪精卫，满脸漾笑地迎上前来，一把握着陈布雷的手，又摇了摇，无限关切地说，“辛苦了，布雷！委员长好吗？”在待人接物方面，汪精卫最为圆滑，特点是热；而在这方面，蒋介石就差多了。汪精卫的特点是对人热，蒋介石则对人泠。在重庆国民党上层，私下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同胡汉民说话，只有他说的，没有你说的。同蒋介石谈话，只有你说的，没有他说的。同孙科谈话，两个人都没有说的。同汪精卫谈话，两人各说一半。”可见，在待人接物上，最有技巧的，还是数汪精卫。
“好好好。”陈布雷按他想好的路子演绎下去，“委员长还专门问汪先生好。”
“这次回重庆，有什么要紧的事吗？”这会儿，他们坐在了沙发上，汪精卫问时，把话题又是恰到好处地一宕，他指着茶几上摆在陈布雷面前的那杯茶，满怀关切地说：“这是刚给你泡好的茶，我知道，你爱喝你们家乡的西湖龙井。”说着，又知疼知热地将摆在茶几上的一厅美国烟罐里拈起手中，从中拈出一根三五牌香烟递给陈布雷。汪精卫不抽烟，但他知道，陈布雷是要抽烟的。
陈布雷欠了欠身子，从汪精卫手中接过香烟，坐下来，再用打火机点燃，用劲地吸了一口，缓缓吐出时，借着袅袅升起的烟圈，他细细打量着坐在茶几对面的汪精卫神情，试探性地说：“委员长近日要赶回重庆，他请汪主席等他回来，有国是相商。”
“好。”汪精卫答应得很干脆，他将身体舒舒服服地靠在金丝绒沙发上，含着笑问：“不知委员长有什么国是要同我相商？”
“这就不好问了。”陈布雷这又端起茶杯喝茶。
“委员长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就这两天吧。”准备以不变应万变的陈布雷，这时有些沉不着气，他对汪精卫又试探了一句：“汪先生，我想请教你一些问题。”
“请讲。”
“抗战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战局维艰。”陈布雷说着故意皱起眉头：“我们要如何应对才能走出低谷？不知汪先生对局势如何看？”
“布雷，你太客气了。你是委员长身边的红人，问我这样的问题，真是为难我了。”汪精卫说着一笑，“不过在我看来，愈是国难当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愈是要服膺于蒋委员长的领导，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而不是其他。”汪精卫的话说得滴水不漏，态度也表现得温驯、谦虚、恭谨，卓有见识，无懈可击。
随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双方都借着喝茶、抽烟的功夫打量着对方，观察着对方。
陈布雷当然知道这段史实：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两位元老――汪精卫和胡汉民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屡屡败北，态度却迥然不同。胡汉民虽然从1931年2月就被蒋介石软禁，直至1936年6月病逝，但从来没有在精神上垮过，始终对蒋介石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表现得极为桀骜不驯，开口闭口直呼介石如何如何；而汪精卫自1932年1月同蒋介石“谅解”，组成“统一合作政府”，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以来，对蒋介石表面上表现得很温驯，动辄是“委员长”如何，言必称“报告”云云，自认矮一头。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急匆匆从欧洲赶回国内夺权，誰知蒋介石又被少帅张学良放虎归山。没有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浙江奉化溪口拜望在家休养的蒋介石。蒋介石却对他十分冷淡，虽给他了几个虚衔，可他从此手中再没有了实权，一直坐冷板凳。
陈布雷非常清楚汪精卫的虚伪，他越是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得顺从，内心就越是不满。
“不知汪先生注意到日前日相近卫发表的对华声明没有？”陈布雷又开始了进攻，“在这篇声明中，近卫称，‘国民政府只要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之门外’……”他说着看了看全神贯注的汪精卫：“不知副总裁对此有何评论？”
汪精卫笑了一下，以攻为守：“我正想就此请教委员长呢，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秘书长，一定是了解委员长胸中之韬略的，怎么倒问起我来了？”
“这个……”陈布雷语塞。他知道自己不是汪精卫的对手，便搪塞道：“委员长很快就要回来了，这个问题，还是请汪先生届时同委员长商讨吧。时间不早了，布雷是遵照委员长嘱咐特意来看看副总裁的，布雷告辞了。”说着站了起来。
汪精卫亲自送陈布雷下楼，再到公馆二门。临别时，他握着陈布雷的手，很关切地说：“布雷先生，你要注意休息，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看陈布雷的身影刚刚消失在花径尽头，汪精卫转过身来，脸色大变，恨声低低骂了一句，“混蛋！”
汪精卫刚刚返回楼上书房，陈璧君惊风扯火地从屋里冲了出来，满面惊惶地看着丈夫，连声问：“他们看来是发现了，怎么办，怎么办？”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汪精卫虽说内心也紧张，但毕竟宦海沉浮多年，他竭力沉着气安慰夫人：“现在情况还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老蒋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只是，”他一边分析着一边在屋里沉思着踱起步来：“很可能老蒋从近卫的声明中嗅到了什么味，所以派陈布雷回来探探虚实。老蒋这个人向来疑心很重，嗅觉也灵。再说，即使老蒋嗅到了什么，只要没有抓到我们的真实把柄，以我汪兆铭的威望、影响，他蒋某人又能把我怎么的？”他这话，一半是说给陈璧君听，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犹如夜晚吹着口哨过坟场――给自己壮胆。
“那我们明天下午飞昆明的几张机票还退不退？”陈璧君问。
“还退什么机票，夫人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汪精卫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神情。他这话的意思分明是，在这非常时期――戴笠的军统负责对航空进行着严格的管理，凡是飞离重庆的要员，买票都得先行登记。他们这几张飞昆明的票，还是通过他的人――改组派交通部部长彭学沛直接送来的，费了好大的劲。为省几个钱，去退票，岂不是自投罗网吗，还会把彭学沛也拉进去，坏了大事！他在心中嗟叹，毕竟是女人，辫子长，见识短！不过这几句话他可没有敢说出口，惹恼了夫人，那可不是好玩的。
第二天一整天，汪精卫夫妇哪儿都没有去，一整天都担心吊胆地猫在家里，为陈春圃带着女儿他们去昆明担着心。到了下午，得到女儿和陈春圃他们从昆明打来的电话，报告一切平安。他们一颗悬起的心，这才咚地一声落进了胸腔子里。
“好，我得给他们打个招呼了。”汪精卫精神大振，走到写字台前，坐下，旋开派克金笔的笔盖，在一行素笺上飞快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兰姊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写完递给旁边的夫人：“你交给仲鸣，让他赶快用密电发给已去昆明的周佛海。”陈璧君接过细看，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又是姊又是妹的？”
“兰姊是我的代号。”汪清卫指着写在素垂上的几行字对夫人解释：“秀妹指的是日本首相近卫……我要周佛海通过梅思平、高宗武转告日本人，假如我不能如期赶到昆明转去河内，日本人可按既定计划开展和平运动，不必等。同时，我也是要周佛海，春圃他们在昆明安心等候我们。”
“好，我马上去让仲呜用密电发出。”陈璧君明白后，风风火火走了。她出书房时，轻轻掩上书房门，好让她的“四哥”静心思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