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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类的生命是从海那里“走”出来的，所以人们对海的感情超越了万物。然而一次次的沧海桑田之后，一次次的人类自身“文明”之后，许多人离大海越来越远，于是渐渐对海开始陌生，开始不识，甚至不知海是何样。
海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的人不用到有海的地方，就可以通过各种传媒新技术知道海的样子，然而没有真正到过海边的人所了解的“海”绝对不是真正的海……
所有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海的人，都可能会有发疯般的兴奋和难以抑制的惊恐之感，因为海之大，海之宽，海之壮观，海之奇妙，海之梦幻，海与地“接吻”时的那种惊天动地、摄人心魄或缠绵难舍，以及海与天融为一体时那般或绚丽夺目、厮磨雄浑，或霞光似火、落日如血的绝美……
走到海边的人，都想去抚摸一下海——用手或脚，去轻轻地碰一下那些拍岸而起的浪涛，去追逐那些爬沙而行的卷波，或者用有些咸凉的海水拂一下脸颊……这大概是初识海者常有的动作，之后，这些初识大海的人就会有进一步的欲望：让自己的肉体去与大海融为一体，去亲切拥抱，甚至想把全部的情感与灵魂的世界放在大海之中，让其永远永远地沉寂与静默下来，最后再来一次世俗的轮回。
这是在海边和有过海的观感的人对海的欲念与行为。可对那些把“海”视为一种神圣与梦想和梦想尽头的宁夏人特别是西海固人来说，他们第一次见到海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景况呢？没有与他们交流和同行的人是无法想象出来的。
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就突然有了去看真的大海的想法和机会——
“因为渴得时间太久了！渴得太厉害了！再不想渴了！”宁夏人如此直白地告诉我。
没有水，说什么都没用。想脱贫别穷，没有水就是一句空话。
太久远的往事，今天的宁夏人记得也不是特别清楚。那就从40多年前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那年说起吧——
在南方的广东，已经有人偷偷托香港的亲戚往家里带日本电子手表和照相机了；而江苏、上海一带的农村，有人则把家里织的毛衣、做的衬衣和小五金摆到城镇的汽车站、马路边开始做起买卖了……甚至有的村庄（那时称生产队）的农民盖起了小洋楼！
然而，同是1978年的新年，西海固所在的固原地区的干部在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就向自治区领导哭诉：“救救我们这里的百姓吧！去年又是大旱，许多家庭已经无法度过这个年关了呀！”
“秋收至现在也才两个来月，就揭不开锅啦？”自治区领导一听同样心急如焚。
“可不是！至少一半家庭这个春节里揭不开锅……”固原地委的干部是哭着向自治区领导诉说的。
“马上！你们……马上把报告打上来，看看我们区里和国家能不能再救急一下！你们这已经是连续好几年求救了呀，自己也得想想法子，自治区还有其他地方也很难哪！”
“知道知道，我们也一定想尽办法的。”
这是地区领导与自治区领导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现在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似的，可40多年前，在宁夏、在固原，这是常有的事。
求救的报告请求自治区回销粮食2460万斤……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们是喘着粗气下笔批准的，因为他们手中实在没有更多的粮食给西海固了，而这2460万斤粮食又能分给全西海固每人多少斤呢？能度过多少天呢？
不敢有人去想。所以也没有人敢去想这个时候的西海固人的生活景况如何。
次年，即197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又似乎“违禁”的决定：对山区每人平均口粮不足140斤的农户免征农业税。要知道，国家免征农业税是在27年后的2006年1月1日才开始的，自治区党委对西海固的农民们真是发了“慈悲心肠”。那个时候，交公粮、交农业税可是中国农民身上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可想而知，西海固百姓的贫困与生活的艰难程度是如何让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下这般决心的！因为西海固的穷与苦太出名了，所以中央政府完全理解宁夏作出的相关决定。中央也从来没有忘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延安视察，之后专程到了西海固。这里的百姓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说他在听取这些山区人民生活状态的汇报时，脸色异常凝重，“比在延安还要凝重”（随行工作人员说）。直到最后离开前，胡耀邦总书记对干部说话了，说得非常激动，也非常沉重，提的要求也非常严厉。
1981年春，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到西吉县实地考察，提出了援建132.75亩防护林的计划。胡耀邦专门就这件事重重地指示给相关部门和领导：“这是你们的一件大事，又是关系国家名誉的重要问题。只许为国家争光，不许为国家出丑——这两句话要使西吉党组织人人都明白，并为之奋斗。”党的总书记说这样的话，实属罕见，也足见西海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
俗话说，冬天将至，春天还远吗？改革开放的春风此时已经从沿海慢慢吹向西部，吹到宁夏和宁夏的西海固……
机会来了——这个历史性的时间应该是1982年年中。这个时间点与一个人有关，他叫林乎加，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奠基者，时任农牧渔业部部长。
在共和国的建设史上，林乎加这人名声很大，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前都是中央高层中的“实干者”“能干者”。粉碎“四人帮”后，各地和各条战线百业待兴，林乎加在中央和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屡次“救火”，到上海、天津、北京这几个直辖市当领导，抓难题，干扭转局面的重要工作，而且每每“能够解决问题”和“把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并让这些地方恢复了秩序，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中央对林乎加的肯定足以说明此人的才干与务实作风。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注意到扶贫工作，开始高度关注那些贫困地区的百姓生活与发展，所以又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调任农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任命时间是1981年2月。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当时的农民有9亿多人。林乎加接手的是一个9亿多农民基本上都处在“少部分人能吃饱饭，一部分人能吃上饭，一半以上的人吃饭成问题”的这么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的农业部。
“他每天拼命地工作，像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每天不舍得浪费一分钟时间。”其秘书贾幼陵曾这样回忆说。
农业部在北京农展馆旁的长虹桥东侧。林乎加当时的家在西单文昌胡同11号院。这是一座三进四合院，一进院的左侧两个房间，是秘书的办公室。林乎加住在中院正房，儿女住在东西厢房。那个时代许多领导是在家里办公的，林乎加也习惯在家里办公。部办公厅主任曾两次请林乎加去部里坐班，林乎加怒道：“每天来回的路上至少花一个小时，一年下来要浪费多少时间？你赔得起这些时间吗？”林乎加依然不从，只有部里开会时才去部里。
林乎加有一个“计算机的脑袋”，这是出了名的。他对数字极为敏感，有出入能马上听出来。一位领导干部曾批示，要在呼伦贝尔养殖1000万头乳牛，林乎加听后当即说道：“完全不识数！”同时他又是一位爱憎分明、不说假话的领导。一次在部里讨论贵州的畜牧业发展，一位领导提议发展养驴业，因为“黔之驴”很有名，林乎加听后回道：“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
在林乎加上任农业部部长之后，有一件事始终牵动着他的心，这就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时刻牵挂的扶贫问题。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中，邓小平提到：“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当时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约2.5亿。中央当时确定的国家发展宏伟蓝图是要在2000年前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中央全会上，那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中共元老们感叹十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国家发展的大好时光，同时又为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仍然没能基本消灭贫困而惭愧。
“你这个农业部部长啊，我希望你到甘肃的河西、定西去看看，那里的百姓仍然有一家人合盖一条破被子、姐妹俩换着穿裤子出门的情况啊……太苦了！跟旧社会没啥两样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这样对林乎加说，“我们总该让那里的女孩子出门有条裤子穿吧！要不我们共产党哪对得住百姓嘛！”
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林乎加这位老革命家的心。“我要亲自去甘肃的河西、定西看一看，马上准备行动！”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是林乎加一向的作风。
就这样，1982年春天，在西北地区仍在飘着雪花的日子里，林乎加一头扎到了甘肃的河西、定西调研与考察。林乎加走得很细，也走得很实，不要当地干部做任何准备地走访了那些最贫困的农民家庭，也到了孩子上学的学校、收养流浪人员的收容所等，之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兰州，同甘肃省的领导和有关部门连续开会，商讨帮助河西、定西扶贫的措施。与此同时，他又亲自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建议国家专门确定支持甘肃这两个特贫地区扶贫工作的方案与措施。
“那些日子，兰州的这些事迅速传到了远在银川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机关干部耳朵里，并且有人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李书记马上作出反应，说甘肃河西、定西贫困不假，可我们的西海固紧挨着这两个地方，贫困的程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中央要研究帮助河西、定西地区，可不能搁下我们宁夏的西海固呀！于是我们这边就按照李学智书记的指示，迅速派出几名重要的自治区领导专程赶到兰州，想向林乎加作专题汇报……”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扶贫办二级巡视员的马振江是宁夏扶贫几十年的见证者，他这样向我讲述当年这一段历史。
“宁夏来的？林部长是到我们甘肃搞调研的，而且他们开的是闭门会，我可不能随便放你们进去！”兰州方面根本不让宁夏来的同志见到林乎加部长。
“见不到林部长？见不到你们就别回来！”李学智书记给前方的人下了死命令。
这下几个从银川来兰州的领导干部着急了，于是到处想法子打听如何与林乎加部长接上头。“秘书找秘书，啥事不用跑。”后来身在兰州的宁夏领导干部与北京的林乎加部长的秘书接上了线。
“行行，你们等着，我跟部长报告一下……”林乎加的秘书很快把宁夏同志“未见”的情况报告给了林乎加。
“行嘛，那我就到西海固走一趟！”林乎加见了宁夏同志并听他们初步介绍了西海固的贫困现状后，神情异常凝重。片刻，他立即表了态。
这一趟西海固实地考察，给林乎加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以前只听说那里的百姓苦，地干旱，走了一趟，才真正知道啥叫西海固之苦。苦啊，苦得叫你心发痛，眼泪会不自觉地往外流……新中国成立也有30多年了，我们对不住那里的人民啊！”据说，回到北京的林乎加在向中央领导汇报西海固的所见所闻时，老泪纵横，几度哽咽。
“看来我们确实有些官僚主义啊！那个地方我是要再去看看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感叹道。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听林乎加介绍了甘肃定西、河西及宁夏西海固的情况后，内心同样泛起了巨大波澜。
这一年年底，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了“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简称“三西”）地区扶贫计划，并设立国家支援“三西”地区专项资金，那时叫“农业建设补助资金”。“开始是2亿元，我们宁夏3000万元，其余都是甘肃的；现在这项资金达到了6亿元，至今从未间断过。”马振江说。
次年1月，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分别在兰州和银川召开（11日至18日在兰州，23日至25日在银川），林乎加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两个月后的3月24日，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自治区政府正式成立了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指挥部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自治区副主席马英亮为指挥部主要负责人和自治区第一任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马振江等一批宁夏“老扶贫”就是在这个阶段先后到扶贫办工作的。“那时扶贫工作的对象主要是西海固，我们的办公室门口挂了两块牌子：西海固农业建设指挥部、自治区扶贫办公室。”大学一毕业便到扶贫办报到的马振江对此历历在目。
林乎加在宁夏考察之后，中央对宁夏人民尤其是对西海固人民的温暖也由此开始——1983年春节前后，许多西海固人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绿色军服，许多家庭也盖上了军棉被。这是中央军委响应中央号召动员海陆空部队为“三西”贫困地区的百姓捐衣捐物的行动所致。绿军装成为当时西海固的一道美丽风景线，无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如果获得了解放军的衣物捐助，他们就把军装穿在身上，那时西海固人第一次感受到格外的温暖……这里的人由此也特别热爱亲人解放军，特别期待冬天有人从四面八方上门送来中央和各地的温暖。
“中国政府有组织的开发式扶贫的历史性序幕拉开了。”马振江这样说。自参加工作就在自治区扶贫办工作的马振江明年就到了退休年龄，他说他的一生基本上见证了宁夏的扶贫历史，他说宁夏的扶贫比任何地方的扶贫都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在清朝时左宗棠上书朝廷说过一句大家熟悉的话，叫作：陇中苦，瘠苦甲于天下。而今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包括当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句话已变成：陇中甜，甜到你我心底……
马振江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一个西海固之子，一个从农业学校毕业出来就走上扶贫工作岗位的“老扶贫”的亲历，应该是最真实和最有说服力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对包括宁夏西海固在内的“三西”地区的扶贫指导方针是：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都不通另找出路。没有路，“另找出路”就是指移民或整体搬迁移民。
当时甘肃有甘肃的方案，宁夏西海固的方案是：以川济山，山川共济。宁夏不是没有一点水，北部的黄河就是有“水”之地，“山”当然是指西海固一带的干旱山区。
宁夏老一代扶贫工作者认真地告诉我：这段历史不能忘却，因为它是中央对宁夏特别是对西海固扶贫工作打下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塞北江南”——银川一带的新黄河灌溉区的“水韵北国”和南部山区的“掘井工程”都是其成果。老宁夏干部心头有笔账一直记得清清楚楚：
从1982年到1989年的7年时间，因为中央对西海固的关心，这个地区的前后有个对比：到1989年时，与1982年相比，人均产粮从185.6斤增加到509斤，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2.4元增加到211.5元，粮食回销从2.55亿斤减少到0.5亿斤。
这个进步与变化，对富裕地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对贫困的西海固而言，绝对可以用“巨大”两字来形容。这期间，宁夏还做出了一件在扶贫史上具有历史性影响的创新工程，这就是在宁夏人人都知道的“吊庄”移民。
然而，宁夏的扶贫之路并非那么简单，尤其是极度贫困的西海固一带的脱贫攻坚之战，可谓每一次前进之路，都如徒步上一次高高的六盘山……那滔滔东去的黄河之水因为地势原因，无法灌至南部山区，黄河扬水工程虽被水利部门列入宁夏和西海固扶贫计划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中，水利专家钱正英为此不知白了多少头发，但终未能在那个年代梦想成真。山地上掘井，即使下挖几十米，甚至百米，水仍然难维人畜日常所需，更不用说浇地灌溉……
“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车轮在滚滚向前，中国东部和南方的现代化建设令世界瞩目，这些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我国制订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争取用7年时间，到2000年，完成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并提出“不能把贫困人口带到下个世纪”。
8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举世瞩目！能不能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行动和做法。
“东西部结对子，进行对口支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行动方案，从此真正吹响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脱贫攻坚战役的号角……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6年9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了我党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为实现国家扶贫攻坚计划作出具体部署。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分别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中央根据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到2000年年底基本解决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按照那个时候的贫困标准，当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6500万人，约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20。
“今后五年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面对仅有的5年时间，江泽民这样说。他在此次会议上第一次将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步伐、解决贫困农民的温饱问题，上升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是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这样的国家战略安全高度。
在之前，国务院已经制定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确定了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宁夏有8个。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实际上是落实这一攻坚计划的动员会，也是第一次提出具有中国智慧和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案，即从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全面迈进的全新行动。而这个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同志后来所言的那样，它是“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人类伟大举措。“江泽民同志在此次扶贫大会上共提了四点，其中有两点我至今仍能背出来。”马振江随后激情满怀地给我背诵：“江泽民同志说：‘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是扶贫工作的重大改革，也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他又说：‘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贫困地区，是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的重要举措。各经济发达省市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省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切实抓出成效。要把帮扶任务落实到县（区），落实到企业，明确目标任务，并作为考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达到目标不脱钩。’”马振江说：“正是由于中央的部署，后来才有了我们宁夏与福建两省区之间长达20多年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以及它所盛开出的鲜艳花朵和丰硕成果。”
“我说领导啊，听说北京方面正对东部几个较发达的省市与我们西北的几个欠发达省区安排分配方案呢！不知道我们宁夏跟哪个省市对接？……”这年5月底，自治区扶贫办有人跑来跟扶贫办主任郭占元说这事。
已经在主任岗位上4年的郭占元笑了笑，说：“你消息还挺灵通啊！从哪儿弄来的‘情报’？”
人家告诉他：“上回我们不是在北京参加扶贫工作会议嘛！国务院扶贫办有‘内线’透露的，说就这两天要定方案了！”
“这事很重要。咱们宁夏虽小，但穷兄弟穷姐妹不少，最好找到富裕一点的跟我们结对子，这很关键！”
“对啊，要是像富得流油的上海、广东来支援我们，就等于天上掉馅饼给咱宁夏了，江苏也行！”
“不行，我得马上向自治区领导汇报，让他们立即到北京找找国务院领导……”郭占元认为这是未来宁夏扶贫的“关键环节”，必须请自治区领导亲自出面，而且要立即行动。
但是郭占元到主管扶贫的领导面前一说，没想到不仅没受到表扬，反而被批评了一顿：“中央这么关心我们宁夏的扶贫工作，已经在很多方面给予我们自治区关照和支持了，我们怎么可以向上面提这种要求呢？啊？你这政治纪律哪儿去了？这事绝对不能做，不能做！一句话：我们要听中央的安排。”
“那好吧，听中央安排……”郭占元挨了一顿批评有些灰心，但又一想领导的话也确实有道理，我们下面怎么可以随便去干扰和打扰中央的事呢？
不几日，北京方面来电，是国务院扶贫办的同志通知自治区扶贫办的人去领取《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的通知》，并且听取有关对口单位的具体工作安排。
“我们就去了北京。到那儿才知道，新疆、甘肃等同样是欠发达地区的几个省区早就‘抢’走了上海、广东、江苏等富裕省市作自己的对口单位了。国务院扶贫办的同志笑着对我们说：‘谁让你们来晚了，现在就只剩下你们和福建配对了……’我们当时一听愣了半天，啥话都说不出来。怪谁呀？怪我们自己呗！”早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郭占元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一听说是福建，心头有些凉巴巴的，因为在东部较发达的省市中，福建应该属于‘小弟弟’，他们自己也有好几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么一个并不太富裕的省份来对口扶贫我们宁夏，我们当时确实有些担心人家的帮助会不会有心无力呀！”
“但这跟你做其他事一样，你老老实实排了队，轮到你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宁夏人安分、老实。”郭占元说这话时有些自嘲，另一方面也说明宁夏的同志干什么事尚不够开放和大胆，用东部地区的人说的话，这叫作“脑子不够灵光”。
一群“脑子不够灵光”的人，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次到福建这个对口的“亲家”家探探虚实，名曰“宁夏回族自治区赴福建考察团”，郭占元自然是考察团人选之一，并任这个团的秘书长。临离开银川时，自治区政府领导向他交代：你要先行一步，一是与福建省扶贫办对接上，摸摸人家对对口的底，也就是人家到底准备怎么帮助我们宁夏，热度如何，哎，说白了，就是看看人家准备给我们送什么样的“蛋糕”，“蛋糕”有多大！二是为自治区领导正式到福建访问和召开第一次对口协作会议作准备。
“我就是肩负这样的使命，作为自治区领导访问的‘先头侦察兵’，提前到福建打前站。”现年80多岁的郭占元老先生对此次福建行记忆犹新：“因为工作关系，我以前不是没有去过我国东部的沿海省份，也见过海，但可能以前都因为时间关系，对大海仅一眼掠过而已，没有真正注意大海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回到福建属于第一次踏上闽地，而且我年轻时就知道那边是海防前线，与台湾隔海相望，所以到了福州，就有了特别想到海边去看看的强烈愿望……”
来到大海身旁，来到海水扑涌到双脚边的海滩时，年近花甲的郭占元竟然热泪盈眶……因为他看到的大海，大得无边无际，与远方的天连在一起。那种宽阔，是壮丽的，是能让你心胸跟着一起扩张、扩张、再扩张的，能够让你感觉自己的胸膛瞬间变大了，大到可以装下整个世界，装下人间所有的一切！是的，人在此时此刻，会把过去积存的所有苦与怨、憎与恨、愁与恼，统统扔到一边，因为与大海相比，这些算什么，包括荣誉、进步、金钱等各种身外之物！唯有无私，唯有无限，唯有壮丽，唯有眷恋这个世界的爱在心胸、在眼里奔涌……
此刻，老郭看到那叠叠层层的海水，正满盈盈地朝自己涌来，它们在夕阳的照耀下，宛如自己顽皮的小孙女、小外孙似的一边跳跃、一边欢笑着朝他簇拥而来。它们的身上披着一片金光，嘴里喊着又脆又亮的“爷爷”“姥爷”……那一刻，他醉了，心与神思一起醉了……
突然，他的眼睛潮湿起来，开始有些模糊，甚至有些恍惚……他看到一个赤着脚的自己，独自在一丘又一丘的沙地上奔跑，他跑啊跑，就是跑不出那个只有沙粒、没有水滴的“海”……后来他倒下了，嗓子眼在冒火，他吃力地抓起身边的一把沙粒，想往嘴里塞……可手在半空中停了下来，他突然嘶哑地喊了一声：“水——我要水！”
没有水，也没有人回应，只有两滴眼泪从他的眼眶中流出……
后来，他发现躺在他身边的还有许多许多人……他们与自己一样，都是被沙的“海”迷糊了生命，迷糊了判断，甚至连眼泪都不再流出了。他们想着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己家乡的这个“海”虽然有“水”的偏旁，却连一滴眼泪般的水都没有……
于是，他和家乡的人们都在吟叹中梦想着真正的海该是什么样。
海是什么样的呢？海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特别特别的伟大，是不是可以装进我们整个宁夏那么大，是不是可以装进我们整个缺水的西海固那么大的水的世界？
是，这才是海，福建就是大海……我们宁夏有福气了！因为我们要与“大海”结亲了。与“大海”结亲的宁夏，将会拥有海一般的深情和厚谊，海一般的丰饶与美丽，沙漠和干丘都将能够变成绿洲……
呵，大海无垠，福建和福建人对我们宁夏的爱同样如大海般无垠……福建，“福——见”，我们宁夏人要在新世纪见——福了呀！
这一次见到大海让郭占元的人生和灵魂甚至生命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用他的话说，是认了一个“亲”——为宁夏人民认了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有着与海一样壮美、辽阔和深厚之爱的“亲”……
而这以后的20多年岁月，证明了郭占元这一拥抱大海之后的梦想成了真！
“开个记者招待会介绍一下宁夏？这个主意好啊，太好了！我们许多福建人只知道宁夏这个地名，其实宁夏到底是啥样并不知道……需要有人介绍介绍呀！”沿大海走了一圈的郭占元回到福州，找到了自己的对口单位负责人——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谈了自己的想法后，风华正茂、办事干脆利落的林月婵一口答应：“行，我来帮你张罗。”
“那次活动非常成功，来了100多个新闻记者，一下子把我们宁夏的情况特别是贫困的现状给福建方面做了一个大体的介绍……我估计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都看了。”郭占元对自己打前站的这一招甚为满意，因为当时的《福建日报》都以“宁夏专题介绍”的形式作了大篇幅的报道。
“宁夏方面的同志来后不久，我们福建方面便成立了由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任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我是这个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任由省委秘书长兼任，具体工作就落在我头上。有一天，习近平同志对我说：‘你也带些人到宁夏那边看看，然后再商量商量我们如何与他们那边对口……’这是1996年中央决定我们福建与宁夏对口帮扶之后，习近平同志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向我交代的第一件事情，而从这时开始，我就跟宁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迈步，就是20多年。我也从一个干啥事都风风火火的40来岁的女同志，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老太婆、半个植物人……”
到福建采访，是在宁夏之行后。在宁夏从北到南的一路上，只要说起福建与宁夏的扶贫对口工作，林月婵这个人几乎无人不晓，她在宁夏扶贫干部和宁夏人民心目中近似女神。为什么？因为20多年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给宁夏人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太深刻。可以用这样的话说：如果把这种对口扶贫协作比作一座连接福建与宁夏之间走向小康社会的幸福大桥，那么林月婵就是这座桥的一个坚实的桥墩……
“问我……去、去过……多、多少……次？起、起码……有4……40多次……吧！”这是我从事写作40余年第一次遇到一位被采访对象竟是这般说话的。每说一句话，她都会在坐着的椅子上像鲤鱼打挺似的扑腾、扑腾……这就是宁夏人心目中的那个“女神”吗？这就是当年风风火火，“只要是宁夏的事，就会去冲锋陷阵”的那个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吗？
是她。但过去照片和新闻上看到的那个林月婵与眼前相比差别太大了！看着眼前这个患有严重帕金森病的林月婵，我的心头异常意外并且有些疼……
“我、我……退休……好、好几年了……你、你还来……采访我呀！”她显然非常激动和兴奋，因而也比平时病态的反应更强烈——一旁的保姆这样对我解释。
“我这、这一辈子……就是、就是帮……穷人……做、做事……”林月婵的话停不下来。同样停不下来的，还有她半打挺式的颤动。
我很不习惯，甚至感觉自己这样采访太不够人道。
“没、没关系……”她坐着的椅子颤动得更加厉害，“我的……后、后半辈子……的心……就、就给了……宁、宁夏！”她笑了，眼里闪着晶莹的光。
这是我所采访到的一位扶贫干部，一位为了两个远隔千山万水的省区的对口扶贫协作而倾注了自己全部智慧与热情的女扶贫干部。采访之后我才明白宁夏人为什么那样爱戴林月婵，也知道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初始与后来。
福建是革命老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一片曾经为了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而经济却一直不发达的贫困地区。福建省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公室（简称“福建省老区办”）就是专门从事帮扶老革命根据地贫困人民发展的一个部门。林月婵原来就在这个机构工作。爱和必须去爱，成为这位女干部的全部工作内容。后来她成为省民政厅副厅长，干的工作仍然是与“爱”有关的工作。之后“老区办”和新成立的“扶贫办”合并，她便成了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直到退休。
1996年5月底，国务院扶贫办通知林月婵到北京开会，她才知道是让她与宁夏来的同志商议两个省区对口帮扶的具体事宜。
“相比东部其他几个经济较发达省市，你们福建的个头小，给个大的贫困省区背怕你们吃力，宁夏‘个头’小，就由你们福建来背吧。”国务院扶贫办的负责人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林月婵，这时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也是在这时她才知道其“亲家”是宁夏……
没的说，接呗。林月婵心想，这是中央对我们福建的信任，是中央交给福建的重任。
宁夏的贫困到底是什么样？最贫困的县大概有几个？林月婵第一次与宁夏的同志见面后，最关切的就是这件事。
“最贫困的基本集中在西海固，加上中部地区的，共8个县。”宁夏的同志这样说。
“那我回去向省里汇报，我们争取准备8个比较好的县市与你们那8个县作为对接单位。”
“太感谢了！”
这是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最初意向。这个意向后来很快获得了两个省区领导的认可，并成为之后长达20多年的对口帮扶的基本路线……
1996年10月，宁夏和福建分别成立了对口帮扶领导小组，福建方面由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任组长。也正是因为这一机构的成立，20余年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才可能成为伟大的中国扶贫史上一个闪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光芒的特别样本。
“他、他派我……去……去宁夏看看，我就……去了。”林月婵为我回忆起她接受习近平的指示后，第一次到宁夏的全过程。
“我……我、我有……有许多……想不到……”她很激动，椅子又剧烈地跟着震颤起来。
林月婵说，她在岗位上时，属于那种要干事就必须要干成、干好的人。当接受习近平的指示后，她就琢磨起来：既然是对口帮扶，那就得两个省区之间的有关部门，比如农业、工业、科技、教育、卫生、交通等部门之间作深入细致的了解，之后才能细化对口帮扶方案。于是，风风火火的她，带着“近平同志”的指令，很快调集了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一行14人，组成对应郭占元他们“宁夏回族自治区赴福建考察团”的“福建赴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团”。
到宁夏怎么走啊？1996年年底的福建，已经是非常开放的地区，可这十几位省直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去过宁夏，也没有人知道去宁夏该怎么个走法。
一查，有人就伸舌头了：“林主任，那个地方跟我们福州没通飞机呀！”
林月婵也没有想到堂堂一个自治区，宁夏与福建之间竟然还没有一条省际的空中通道啊！这事在她心中烙得很深，也因此她后来大力促成了这条省际“空中走廊”。这是后话。
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林月婵，从福州到银川，可以走两条线路：一条线路是先从福州到北京，再从北京到银川；另一条线路是先从福州到西安，再从西安到银川。后者线路短些，快一点。但林月婵选择了前者。“贺国强省长正在北京开会，我要向他报告一声，并听听他有什么指示。”就这样，林月婵一行从福州抵达北京，然后由她去面见贺省长。
“好家伙，你一下带这么多人，他们那边可还是比较穷啊！可别给人家添麻烦呀！”贺国强一听林月婵带了一个十几人的学习考察团，便这么说。
“我、我想应该是需要全面了解一下宁夏各方面的情况，所以就……”林月婵感到压力很大，心想：此次学习考察团必须遵照贺省长的吩咐，绝对不能给宁夏方面添麻烦，尤其是接待方面，要体现出革命老区人民的本色。
为了不给宁夏方面添麻烦，林月婵一行竟然从北京出发时没有通知宁夏方面到机场迎候，一行人下飞机后自己找住处。
从北京搭乘的那班飞机到银川时已经很晚。“我们坐出租车吧！”林月婵心头装着贺国强的话，所以双脚一踏上宁夏大地，时刻想着“不要找当地麻烦”，于是学习考察团找来机场的出租车，向银川市内驶去。
“宁夏人太好，又实在。”第一次到宁夏，第一次坐了宁夏出租车后的林月婵，从此见人都会这样说。
“我们想先去银川最繁华的地方看看，然后再到目的地……到时我们多给你几块钱！”林月婵坐上出租车后，很客气地对出租车司机说。
“你们是从福建来的？你这就小看我了吧！”不想这位出租车司机一脸不高兴。
“不是别的意思，是我们麻烦你了，所以……我们都是第一次到宁夏来，特别想看一看银川的繁华夜景……”林月婵赶紧解释。
“噢——明白了！”司机马上高兴起来，熟练地将油门加大了一档，边掌着方向盘，边热情地跟林月婵聊了起来：“我一听你们口音就知道你们是从福建那边过来的！”
“你去过我们那边？”林月婵有些惊讶地问。
“不是，以前我给在这儿做生意的福建老板开过车……”司机说。
“这儿也有福建来的老板？！”这让林月婵十分意外。
“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我们这儿除了浙江来的老板外，就你们福建来的老板多，而且我很喜欢你们福建人，跟我们宁夏人一样——实在！”
“哈哈……”这个司机的话给林月婵的印象太好了，于是她把自己一行人的真实身份亮了出来，并说她很想见见这些在银川的福建老板们。“家里人来了，想跟他们见见面、聊聊天，请他们给个面子！”她说。
“这事包在我身上！”出租车司机豪爽地答应。后来这位出租车司机真的把40多名在银川做生意的福建企业家都叫到了一起。“谢谢你们，想不到这么遥远的地方还有我们福建人哪！敬佩！敬佩！”林月婵一番寒暄后对这些福建老乡说明了自己一行人的来意，并提出希望这些福建老乡以后能参与到福建省支援宁夏的扶贫工作中。
“我有个建议：你们这些人在外面做生意也不容易，如果能够归入我们省里的统一工作之中，把与宁夏的合作做好了，让这里的百姓富裕起来了，也就给诸位做好生意营造了一个好环境，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成立一个组织，比如在这里成立一个福建扶贫企业家协会什么的，你们觉得行吗？”
“好啊！林主任这个意见好。我们以前都是各干各的，有了事情也找不到‘娘家’，要是成立了这个组织，就可以不用回福建，也能回‘娘家’了！”众福建老乡立即响应。
“我也举双手赞成成立这个协会，但是不是把‘扶贫’二字去了？我们主要是做生意嘛！”有人提出。
林月婵笑笑解释：“有这个‘扶贫’意义就不一样了，一是我们福建人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做生意也要为扶贫和脱贫攻坚战服务，也就是说你们在宁夏做生意，要做有利于为当地百姓解决贫困问题的生意，做薄利生意，不做黑心生意；二是我们做好生意的同时还要尽自己的爱心，贡献我们福建人的无私和仁爱之心，要做我们的华侨前辈陈嘉庚一样的人。你们说我讲得对不对？”
“太对了！经林主任这么一说我们全明白了，‘福建扶贫企业家协会’这个名字好，意味深长！”这些企业家们纷纷举双手赞成。后来事实也证明林月婵的这个建议为福建人在宁夏更好地做生意创造了让企业家们意想不到的好环境。自然，20多年来这些企业家中有许多人成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典范和杰出贡献者。
这是后话。
我们再说林月婵他们当晚从机场坐上出租车驶入银川市区后，应林月婵的请求，司机把他们带到当时银川最繁华的华联商场街头转了一圈。“我一看那里的情况，就知道了宁夏基本是个什么生活状态：大街上很少有人，虽然那个时间是晚上八九点钟，但如果在我们福建，厦门就不用说了，即使在下面的市县城市，肯定也会是灯火辉煌，比银川热闹许多……但银川这里的夜市基本没有。除了最繁华的华联商场门口那条街外，其他街道基本上都冷冷清清的。从街景可以看出宁夏这里还没有市场意识，百姓的生活水平显然与我们那边差距不小。”林月婵这样感慨道。
后来的十几天，除了在银川与自治区扶贫办等单位进行对接外，她还马不停蹄地南下到了最贫困的西海固及另外两个地区的8个贫困县考察。
“那一次给我的内心触动太大，太震惊，实地看到当地贫困百姓的生活真的可以用‘触目惊心’‘闻所未闻’来形容。”林月婵后来回到省里向习近平等领导如此汇报道。
那天我采访林月婵是在她家。说到这一段情形时，她坐着的椅子震颤得咚咚响，说话的间断频率让人心疼与心酸。我只能改用平常的文字来记录她对当时所见所闻的描述：
“我走进百姓住的那种又黑又掉土的窑洞后，揭开他们的锅想看看他们吃什么，有没有存粮……可大多数的锅是空的，偶尔有几块已经凉了的土豆。再看看窑洞里还有没有其他存粮，但基本上看不见。一般家庭就只有那么一小堆生土豆放在一边，这就是一个家庭全家四五口人的口粮。窑洞里只有一盏油灯，灯芯很小，即使点亮后仍看不清整个窑洞里人的脸。有不少家庭的孩子甚至是大姑娘需要轮流起床或外出，因为他们家里可能只有一身部队捐助的军装，所以只能轮流着穿……”
林月婵也看到了一汪汪颜色黄澄澄还爬着蛆虫的窖水……甚至也看到了传说中的在炕头上挖了几个坑作为饭碗的家庭。
“有一天住在县上的小招待所，我早早就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推开窗户一看，下面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卖土豆的农民。当时天已很冷了，有的人只穿着单薄的衣服，肩上披着麻布袋，我看着直掉眼泪……”
西海固山村旧貌
那一天在林月婵家，她跟我说了许多她在宁夏所看到的让她流泪的情景，也正是因为这位善良、富有同情心的福建省扶贫办女主任对宁夏人民的特殊感情，她在宁夏考察十几天后回到福州，立即向习近平等领导作了专题汇报。之后她又在省委、省政府研究对宁夏对口支援工作方案时不停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她甚至不怕有人说自己：“怎么嘴上一天到晚挂着‘宁夏那边’‘宁夏那边’，你就不想想我们这边也有不少难事嘛！”每逢这个时候林月婵就会毫不退让地回击：“咋啦？我们‘宁夏那边那边’的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福建‘这边’吗？没有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强盛与富裕，我们福建和东部就能永远飞速发展吗？”
“多数时候，我总是赢。因为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也支持我们的工作和好的建议。”林月婵开心地告诉我，从宁夏回来之后，有一天贺国强省长见了她，高兴地拍拍她的肩膀，说：“林月婵你做得对，应该多带些人到宁夏那边去把情况了解清楚，把那边的事情摸清楚了，我们就知道对口扶贫工作如何做，如何做到关键点上。”贺国强同志后来特地叮嘱林月婵：“你以后要多去‘那边’，多把‘那边’的情况告诉我们，多给‘那边’办好事，办实事……”
作为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更是直接指导与领导林月婵他们的工作，每每见到林月婵或在电话里跟她通话时，他都会亲切地问问“那边”的情况如何了，“那边”还有什么事需要多下点力气，等等。
“那边”的事从此成为林月婵至今一直肩负和惦念的责任与心事……从1996年冬天那一次受习近平委托到宁夏起，林月婵每年都会去宁夏，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几次……到底去过多少次“那边”，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
2016年7月，习近平在银川主持召开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林月婵应邀专程出席，这是她已经从扶贫工作岗位上退休后被邀请的一次宁夏行，也是她患病前去的“那边”……
“我、我……现在……走、走……不动了……可我、我……一直惦、惦记……那、那边……啊……”那天采访结束，离开林月婵家时，她坚持要让保姆扶着送我走到楼梯口。
“你替我……向、向那边……的父……父老……乡亲们……问好，看……看他们……还有、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我已经几次到林月婵身边，劝她回屋子里去，别再送我了。可她仍然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吃力地向我说着断断续续的话……我无法不再加快步伐，迅速离开她的家，因为我不忍回头再看一眼这位为“那边”的扶贫、脱贫工作而倾注了全部感情与心血的女扶贫干部那弱不禁风的身影和她无限眷恋的眼神。我只能低着头，加快步子，嘴上说着：“放心，林主任，到‘那边’后一定会把你的心意带给他们的……”
我怕再不走我的眼眶里会溢出热泪。
“你是……何、何建明同志吗？我、我要跟、跟你……说话……说说‘那边’……‘那边’的事儿……”在福建采访完回到北京五六天后的某一日，我突然接到电话，一个陌生而又非常不顺畅的声音在我手机里响起。
“你是谁呀？能说清楚点吗？啥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对方。
“‘那边’……你去了吗？我、我……还有许多事……可以跟你说说……”我终于反应过来这是让“那边”牵走了全部心思的病在家中的林月婵。
手机里无法听清她在说或者她还要说什么，可我听清了她说的“那边”二字。
“那边”离福建很远，“那边”是远方的宁夏，“那边”是无数福建人心中的远方，“那边”也是后来成为我们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时常惦念的远方……
“那边”到底是什么？去了一次林月婵家，亲自访问了这位心系“那边”的福建省扶贫办女主任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宁夏人都称林月婵是“宁夏的女儿”，我似乎也懂了重病在身的林月婵为什么只要一听到“那边”来电话，即使颤抖着身子、迈着摇晃的双腿也要亲自去接。保姆告诉我，有一次林月婵接电话时倒在了地上，她竟然双膝跪地很长很长时间，一直等“那边”的电话打完才让保姆扶她起来。
“唉，我、我……现在……啥都、都……干不了啦……心里……就惦念着……那边的……那些事，那……些人！”林月婵的这句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她说这句话时的那般情形也常常在我内心泛起阵阵波澜。
有人说海大无边际胜于天。大海确实如天一般大，我们人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在一生中把大海的旅程走完；但我要说，还有比海更宽阔的，那便是人的心。
20多年来，林月婵和福建人民对宁夏扶贫、对宁夏人民的脱贫之情，就是这般无限宽阔和激荡的“海”……这“海”，在习近平的直接关怀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照耀下，变得那样深情与绚丽，那样壮美与激荡；这“海”中的每一滴水，都饱含着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和一个东部较发达地区的千百万人民的深情厚谊，它滋润了华夏西部的一块贫瘠土地，并书写成中国扶贫史和世界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