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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过这么多小说，还没想到过会去写自己的丈夫。
一天，在《上海文学》工作的小姑杨晓敏从河南回来，拿了瓶杜康酒找我们，说是那里一位青年作者送给她哥哥的，那位作者的作品我读过，可又怎能平白受酒？丈夫却不间缘由早已收下，可见是“好酒之徒”。
晓敏告诉我，他们的刊物想约写我们的家庭，我的丈夫。我思忖，找人来采访，东盘西问，会把夫妻间的私事都套得去大做文章，多别扭，还不如自己写，竟神差鬼使地应了这篇稿。真有些后悔，拿起笔无从落，太熟悉的人反而觉得没啥好写。然而是非写不可的了，为了那远方的朋友，也为了那杜康酒。
有一天，几个文友突然上我家吃饭，我爱人开了那瓶杜康酒，大家喝个痛快。他这人从小便这样，自家再珍爱的东西也舍得拿出来“共产”，家中的阿婆叫他“憨大”。
他大名叫王毅捷，听他父亲说，这名字是为了悼念两位烈士而取的，两位烈士名叫钱毅、胡捷，一个在敌人扫荡时被杀害，一个在攻城中被抱火击中。父亲曾作赠儿诗一首，日：“……苏北敌后赓战急，携子漂海归心切，取名毅捷悼烈士，长大成人要杀敌……”并有小序：深夜忆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那时，毅捷在黄山茶林场劳动，因为反对过张春桥，属“内控”对象。他父亲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被隔离。即使在那时，他们也能做出这般“豪言壮语”，父子两代都是理想主义者。
他的小名叫“小胖”，据说小时候壮实得可以，荣获合肥市儿童健康比赛第一名。可惜我没眼福观赏他那时的尊容，只见过几张模糊的照片，头大头发少，傻愣愣的，一副憨大样。如何现在就长成一米八〇的大个了呢？高大，但并不见胖，头发竟变得又浓又密。我站在他身边，只及他胳肢窝，走在路上，倘若挽着手，熟人便笑话我是吊在他的胳膊上的。幸亏如今时兴高跟鞋了，稍稍可以弥补一些这样的悬殊。
他逢人总说，我和小鹰从摇篮里就开始谈恋爱了，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又一同上山下乡，一同上大学……
说得漂亮，在中学里你是团干部、三好学生，青年报上登过大照片，我认识你，你压根儿不认识我。
下乡时，你把头埋在你父亲最珍贵的藏书里，马、思、列、斯、鲁迅全集、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毛泽东选集……连女友陆华也很少说话，哪儿顾及上我这个“小妹妹”。
陆华她们十一个人在山洪暴发时，抢救木材牺牲，你把陆华和你的通信交给我，只身跳上木筏，冲出六十多里，找回了陆华的遗体。你把你喜爱的像章佩在她的身上，却因此成了“反革命。”他们批判你，我冲上台哭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他？”就是那时，你还时时躲着我，远离集体独自在荒凉的山顶琉伐毛竹林。你远避我，不和我说话，我又对着你哭喊，“不，我偏要和你说话。”
也许，从那时你才“注意”了我……
陈祖芬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当代青年》，叙述他考大学―研究生―留学生的经过，读一年半大学他考上了研究生，又一年多，他出国留学，在美国又是一年半获了硕士学位。有了这般的“三级跳”，许多人认为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其实，他只是爱读书，他并没有很大“野心”，是个普通的人。
最初从农场回上海，他在传染病院当炊事员，我以为他会怨气冲天，他却干得卖力，乐呵呵的。后来又当采样工，采集水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还别出心裁，怕水样不全面，潜到水底取水样。也许因为这些，他又调到卫生局办公室，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他又异想天开地想为民排优解难，认真得近乎迂腐。若不是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想他会在那些信里埋一辈子的。他终究抵挡不住读书的吸引力，他考上了上海师院历史系，随即又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再后又赴美留学去了。
他在美国读书，我们曾经通过六次长途电话，三分钟，三十八元七角人民币，或者十三美元。爱情比钞票价值高得多。隔着大洋，时差十几个小时，有时我下午挂电话，他那儿是半夜里，话筒里他的声音非常清醒。
“喂，把你从梦中吵醒了吧？”我很抱歉。
“哪里，我还没睡呢，在做PaPer……”
我这才知道他读书读得艰难，每天都要到凌晨二、三点才睡。两年来，经常的伙食是熟泡面和三明治。他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又瘦又黑，简直比在黄山茶林场砍柴开荒时还苍老，叫人难以相信他是从被许多人想象成天堂般的美国回来的。
“我在那儿是拚命。”他说。他必须取得最优秀成绩以获得最高助教金，他规定自己要在两年之内完成学业，结果是花了一年半时间取得硕士学位的。他到餐馆里千了两个月的零工攒了一些钱，便开始了横跨北美大陆的旅行。当他返回祖国，走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身无分文，连贴身穿的短裤汗衫都替换不下来了。我记得他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上街替他买短裤汗衫。不过，他带回的东西够多了，有二十八箱书籍，单寄费就花了三百多美元。还有一千多张幻灯片，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了他在美国的生活和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回国时，过海关，海关检查人员看看他的护照，问。“回来探亲了”
“不，回家了！”
“噢―”非常吃惊，就变得非常友好，行李都不检查了。自费留学回国的，很少，很少。
许许多多人说他傻，为什么不再继续攻读博士？为什么不把小鹰接出去伴读？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
我知道他这个人，不是傻，也并不是想老婆，我了解他，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是随医疗队第一批赶到唐山的，当时他还在卫生局工作。别的救灾队员十天一轮换，他可是去了三个十天还不回来，我急得睡不着吃不下，生怕他被余展震死。我急中生智，每天写一封信去，谎说我得病了，要开刀……他托人带回一封信，一本正经地批评我“动摇军心”，说：“唐山人民在流血流泪，你还一直为个人着想，不感到羞耻吗？”
有时，我和妹妹在一起谈天，说起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常常要发些牢骚。牢骚发得过火了，他听了就会发怒，会制止我们，会和我们辩论。
“大姐夫，中国共产党不吸收你加入组织，真是一大损失。”我妹妹常常不无讥讽地说他。
从读中学起，他前前后后共打过七次入党报告。
如今，他并不讳言自己对党组织的向往，然而他并不着急。
他现在在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及工程系任教，开“当代美国概况”的选修课，他口才好，所以每堂课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加了许多位子，窗台上门口都站满了人。我去听过他一堂课，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有个学生递条子问：“王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吗？”
他就让同学们猜，有一半同学举手认为他是党员，有一半同学举手认为他不是党员，他回答：“不是。”教室里扬起一阵掌声。他接着说：“可是，我打过七份入党报告！”教室里顿时爆发出更热烈更长久的掌声。
关子这些事我正在构思一篇小说，题目叫“党外布尔什维克”，我想，我也许能把它写得布良生动。
他是个随和而厚道的人，爱说笑话，有点幽默感。我们和他父母住一起，还有弟弟、弟媳、外婆、表姐，是个大家庭。凡有他在场，家庭气氛总会很热闹。当然，他也有和家人争吵的时候，凡是一时对长辈发了脾气，过不久他便会去认错。阿婆总夸他：“小胖跌得倒爬得起。”
他爱管闲事，凡有人求他办事，他总是尽力而为。我是常常嫌他“殷勤过度”的。自从他留学归来，我们家便成了“出国留学的咨询站”。时常有人来找他，同学、亲戚，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打听如何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到了国外应当注意些什么？国外人最喜欢什么小礼品？等等、等等。他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的，这类事占据了他许多时间。
他喜欢买书，我们上街，倘若我要进布店，他说：“我在门口等你。”可一见书店他钻进去就不肯挪身了，不带几本书回来是不肯罢休的。倘若他身上有二十元钱，他就一定把这些钱统统买成书。逼得我不得不控制他的零用钱。他也有对付的办法，与书店营业员熟了，让人家把书存着，回家间我要钱，这叫先斩后奏。
他极爱看球赛，无论大球小球，凡球赛都看。看时全神贯注，天塌了也不管。倘若是中国的球队输了，他会气得训人，睡不着觉，好长时间不跟你说话。
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不会“含蓄”，我常常要提醒他：什么什么事不好说给人家听的。他点头称是，然而一出去就忘了，咕噜咕噜地兜底翻出来，有得罪人的，也有引起人家猜忌的，他从不后悔，我却为他操透了心。
别看他到当今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美国去啃过两年洋面包，他却始终有点封建主义的大丈夫派头，他不赞同我有过多的社交活动，还半真半假地说：“什么理事？就是帮我理家务事！”
最近，他写的纪实体小说《信从彼岸来―一个中国学生的留美札记》在《小说选刊》上转载了，许多人说：“嗯，写得比小鹰好！”他不免得意，却对旁人说：“是小鹰帮我修改的。”
在人前，他希望我表现出对他百依百顺的样子，倘若我当人面批评他，他会非常生气以致于和我吵起来。其实，他还是非常爱护我的。有一次，我病了，肚泄，他急得心神不宁，到处找药给我吃。他拿出一瓶黄澄澄的药片，说是黄连素，止泄最有效。又是倒水又是递药，哄我吃下了。还是泄，又吃了两片。我只觉得头晕目眩，牙关下须都发麻了。他见我神色不对，再细看药瓶，药的标签落在瓶底了，原来那药不是黄连素，而是颅痛定―一种镇静安眠药，吓得他魂飞魄散，急忙陪我去挂急诊，医生说了不要紧，药量还不大，他还是不放心，让我喝发苦的浓茶解药性。我对他说：“幸亏我俩感情好，否则人家要当你谋害我呢。”
这就是我的丈夫，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却是一个称我心的丈夫。也许，我将来会为他也是为我写一部自传体的小说的。写我们自己，也是写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