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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非花”历史小说系列新三种的校样送到我的案头，距离前四种的出版，已经八百多个晨昏。两年余的时间，前四种平均印数逾二万，在长篇，总的来说大体不竞的今天，这个成绩也可算不俗。作为丛书的创意方，我对成书的各位，以及与其事而最后因故未能出版的另一位作者感激而抱愧。对于出版社的认真，参与者都报以加倍的认真，既不计报酬或补偿的菲薄，也无惑于报端某些所谓“时俗”、“炒作”的议论。两年余来，对于这些议论，我们未曾作答，因为批评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仅以“帽子”为论，是算不上严肃的评论而无须作答的；然而今天，当我看完新三种的校样，目光停留在蒋丽萍女士那篇后记中长长的书单上时，喉间竟有一种硬塞的感觉，这种感觉，催促着我必须写些什么对我们所尊敬的作者负责，也对我们共同从事的严肃的事业负责。
蒋丽萍的这份书单在丛书中是有共通性的，从七部小说所涉及的史料来看，每一部背后都有这样一份长长的书单，只是有的开列了，有的未曾一一注明。单纯的算术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写同样篇幅的现代题材小说，以各位知名女作家的才力，也许只要半年一年时间；然而她们却放下了驾轻就熟的路径，以二倍、三倍，甚至四倍、五倍的时间沉潜于那些连不少专业人士也不免望而生畏的故纸堆中。常常地，艰辛使她们数度想要中辍；然而感动，对自己所们及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切肤揪心的感动，支撑着她们义无反顾。于是她们为读者奉献了这样一批著作：并非戏说，也并不“先锋”；虽有大量的想象与虚构，却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因果链索；虽以富于历史氛围的切实描摹为共同特征，却又对历史作出了各具慧心的个性化解读。她们其实不仅大量占有了史料，更以心灵含泪叩问历史的纠结；于是她们在对中国妇女历史命运的上下求索中，将读者带入了诗一般的艺术境界。
《高阳公主·长歌》是赵玫在她的系列历史女性小说中“自己想写要写”的一部。小说的副题“长歌”，似乎就表达了作者对这部作品的感情倾注。也许小说中所表现的理念，在部分读者看来有些“另类”，但作者一贯的而此番又更为激越的感情奔流，却于“长歌当哭”中，展示了被政治联姻与宗教戒律深深压抑而强烈反弹的人性之伟力。赵玫，其实是企望从妇女问题一个最原初的命题来表抒自己对历史的疑问。这尤见于她对史料的刨根究底的穿透综合与由此形成的以心理演绎为内涵的情节架构上。有关高阳公主的直接史料是相当有限的，然而作者以其女性的敏感，却在两点看似独立的平实记载中，发现其间容有非比寻常的疑问与联系：开国重臣房玄龄家庭兄弟阅于墙竟终双双败死，而公主正良莠错置地下嫁于房家，并处于贤伯凡婿纠葛的中心；公主又与僧人辩机有一段婚外情，而偏偏这辩机正是高僧玄类的入门弟子，在初唐伟典翻译的宏伟文化事业中成绩卓著。赵玫对于被史家深深垢病的公主显然满怀同情。她所设计的情节，虽然事不可必其有，但情则不可必其无，且在史料上有若干线索可循。因着对错置的政治联姻的厌恶，她诗化了惊世之美与出世之才的那一段孽恋，而由这孽恋中公主必然具有的心理倾向重新审度房氏的惨变，她更不无理由地坐实了被史书视为“诬称”的儒雅的大伯遗直对公主的“非礼”。她执着地探究着这两段孽恋中互为因果的关系，从而对史家把有着皇嗣之争重大背景的房氏变故归结于女祸，愤然质疑，在展示女主人公热烈而惨痛的心史同时，不仅代公主发出了“是谁把我逼到这罪恶的深渊”的呼号，更将视点契入了历史的纵深。赵玫笔下的高阳公主，作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个以色欲而伏诛的贵族妇女，其实先兆了影响初盛唐政治格局至巨的武后、太平公主以至杨玉环事件的连锁出现。高阳公主作为总是与性爱缠杂于一体的初盛唐政治角斗场上第一个美丽的牺牲，由此获得了“长歌当哭”的悲剧品格。在丛书七部作品中赵玫对高阳公主的解读，无疑是最大胆、最个性、最现代的，然而她同时也是非常历史、非常严肃、非常真诚的。这种极其个性化的历史解读，完全有理由成为历史小说的一种有生命力的样式。
相对于赵玫个性张扬的求索，王小鹰的《吕后·宫廷玩偶》似乎显得温丽细腻；然而当我仔细玩味小说“刘盈之死”、“左丞相审食其”、“前度刘郎何时来”上、中、下三卷的结构及其所要传达的讯息后，却感到仅以温丽细腻目王小鹰是大错特错了。不同于一般倒叙，她以时序的大块面挪移与对冲，辅以密合无间的伏笔接桦，使女主人公曲折的心理历程，随着汉初宏大的历史场景波涛汹涌，回流九折般地展示。从而不仅于细腻秀雅中见出内蕴的相当老到的纵擒开合的笔力，也使“宫廷玩偶”这一初看有点俗套的小说副题用常得奇，有效地表达了作者并非泛泛的历史思考。王小鹰要传达给读者的是这样一种近乎无奈的感触：通常在人们心目中强悍雄鹜胜于男子的吕后，不仅逃不脱历史的宿命，而且越是强悍，越是雄鹜，就越是被“宿命”的圈索拴套得更紧更牢，而这一背反的现象，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际登极的堂堂开国正宫的身上，较之后来以“掩袖工谗”而登基的武后，就来得更为惊心动魄。小说中吕后的一切政治行为都与其女性的地位及心理机制融为一体。夫君刘邦、情人审食其、爱子刘盈，这三位为她所倾心爱怜的男子她真诚地认为，她在以自己的才智魄力辅助、照顾、保护着他们实际上成为那“宿命”绞索的载体。形成这样的认识，王小鹰不是通过赵玫式的个性色彩极强的合理推理，整个故事的大节目，即使是与审食其的私情，也史有明文。她所要做的除了以合理的想象虚构来丰满血肉，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情节安排来凸现散在的历史事件经由人性而隐隐逗露的因果关系。
作为母后自然人的母亲与政治人的太后之融合，吕后为懦弱的爱子所作的一切政治设计，无不出于极其真恳的护犊之情，然而一切真恳的设计，反而一步紧一步地驱策着爱子步向死地。将吕后一生的中点惠帝刘盈事件作为故事的上卷，固然因为吕戚（夫人）相争的惨酷背景，具有震撼人心的吸引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刘盈之死内含着这样一种心史与历史的关键性纠结：它既是吕后人性扭曲的积渐过程的爆发，又是她的权欲不得不从后台走向前台的关披。这心理与政治缠杂的双重转化，在辉煌“胜利”的同时，其实已注定了她的最终败局。中卷“左丞相审食其”的意义绝不止于铺叙吕后与刘、审的三角关系，在描写女主人公对夫君与情人的感情依违中，作者展开了刘盈之死前后扑朔迷离的政治军事格局。这强悍的女人，以死生以之的执着助成了夫君刘邦的帝业，而刘郎所留给她的不仅是叠加着无数次背叛的感情真空，而且是她必须费尽心力面对的权力真空；她始却终就的情人审生虽然一度填充了她的情感真空，然而当刘盈死后，他成为她营造刘吕平衡政治格局中唯一可寄希望的依傍时，他的机会主义的本性，却成为令她最终败亡的杀着。于是中卷在逆溯与顺叙的对冲中，解答了上卷留下的两个悬念：她那原初美丽的人性为何被扭曲成兽性，她对于戚夫人从人身到政治的残酷而辉煌的胜利，又究竟意味着什么？要之，她以真恳的母爱绞杀了爱子，也同时抽紧了自己脖子上“宿命”的绞索。作为小说第共卷的“前度刘郎何时来”，简叙吕后死后，诸吕覆灭，在情节上虽已是尾声，然而在理念上，因着标题的暗示，却在冉冉升华。一片杀伐声中，人们似乎能听到那业已弃世的强悍的妇人在长安上空绝望地呼号，为什么她的爱、她的一切才智与努力，总是招致一次惨于一次的杀戮。她一定在为历史宿命的强大而战栗，她大胆地嘲弄了正统观念、宗法观念、男权观念，以她的爱和恨；然而这些观念又通过男人们最终不仅玩弄了她的身，也“玩”死了她的心。“前度刘郎何时来”，这冥冥中的呼号，似乎已不仅是吕后绝望之后的企望，它同时也表现了小说作者由吕后这一特定人物所引发的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与赵玫相比，王小鹰毕竟还是温和的，她似乎不愿对所谓“女权”作种种刻意的强调，她只是实实在在地希望，作为“人”的女人，应当有“真正地爱”的权利。这也许就是妇女摆脱历史宿命的起点。
就素材处理而言，蒋丽萍创作《柳如是·柳叶悲风》所遇到的困难，与赵玫、王小鹰全然不同。对她而言，直接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特别是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三大本的《柳如是别传》，固然为小说提供了足资参考的蓝本，但同时也威重地限定了小说家想象的空间。一切过分的想象，都会因《别传》的经典性权威性而遭到非议。蒋丽萍是十分聪敏的，虽然她必须别开蹊径，自成体段，然而于《别传》，她绝不刻意求异；相反，她充分利用了《别传》的丰富史料甚至人物性格评述，而同时又尽情发挥了自己的两种优势：女作家对历史女性的心理体验与小说创作不同于考证性传记的体势特点，从而成功地进行了再创造。从最基本的层面而言，小说的成功处在于首次将连不少业内人士也望而生畏的经典性学术成果，转化为雅俗共赏的优秀大众读物。我一直认为，学术思想成果与社会大众文化的隔阂，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延续至今的一种重大缺憾，而蒋丽萍的尝试，对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性成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种转化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完全可能是艺术的，亲切而感人的。
小说中的柳如是保持着《别传》所抉示的柳氏性格的诸种特征，然而蒋丽萍更抓住了《别传》虽然涉及但未充分注意的柳氏诸性格因素中一种最根本的心理机制：作为一个妓女身份的奇女子，她不满足于摆脱屈辱的生活，更渴望并力争拥有与一般女子同等的社会地位与个人尊严她，必定要成为一位“夫人”。蒋丽萍又未曾以理念化的“拔高”来描写女主人公的这一心路行迹，小说中的柳氏依然有着风尘女子的那种恢荡、世故与狡黯，然而因着那种向上的憧憬，因着她作为才女的另一面的素养，一切风尘痕迹都表现得有所节制。正是在聪慧与狡黯、倔强与世故、才艺与恢荡的互节互融中，柳如是的性格、心理、追求得到了有血有肉的展示；而当她以这种气质与心理周旋于江南才士之间时，也以其特定的视角与态度，描出或映出了性格气察不同的文人群像。在《别传》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柳如是推动钱谦益反清复明的事迹，在小说中由于着眼点的不同，所占比重自然相应较小，但是那种超乎须眉的气节、机智，却因着前文的大量铺垫而获得了心理与行为上的逻辑依据，甚至她的犯难脱险，也与其妓女兼奇女的一贯气质前后相应。我们不能将学术性的《别传》与文艺性的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相比较，然而完全可以小说中的柳如是与同为文艺性的其他作品，比如孔尚任《桃花扇》中李香君的形象对看。可以决非拔高地说，这位柳如是比那位近乎大家闺秀的李香君，有血有肉得多，原因在于孔尚任更多地将才女兼志士的理念赋予了香君，而蒋丽萍则首先将柳如是作为女人，作为妓女兼奇女来平实地看待，志士与才女只是她的第二属性。
与人物塑造密切相关的是小说的背景渲染和场景铺叙。我颇惊诧于蒋丽萍的文史功底，大至当时的历史事件、江南的士风民情、柳色烟光，小至琴棋书画、壶艺茶道、宅居陈设、衣饰佩环，在小说中都有相当精细且比较准确的描写，其引述与化用古诗词的广度与贴切度也非琼瑶小说可比。蒋丽萍在后记中谈到她希望能以《红楼梦》、《金瓶梅》的语言风格来写这部小说，但是很难。而我在读到小说的五分之一（当时还未看后记）左右时，却渐渐感到有一种对我这样的古典文学工作者来说相当亲切的情韵。尽管可以摘出某处某处的对话与铺叙不够精确，不够圆熟，但是在我看过的为数不少的今人所作历史小说中，如果说有哪一部能得几分《红楼》《金瓶》的气息韵致，那么就是这部《柳如是·柳叶悲风》。我想这决非刻意摹仿所能办，而是由于长期的文史累积，与对所描绘的那一时代的历史文化沉潜揣摩甚至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自然而然地有所沟通。于是，蒋丽萍以她似淡而腆，沉稳而清新的笔致，使她的女主人公置身于这样一种氛围之中：由骚乱的时代、浮动的人心、清丽的江南山水、精致的情感才思汇会而成的激楚与哀美之混响；于是，蒋丽萍虽然写到柳如是对宋代同是妓女出身的女杰梁红玉心向往之，然而读者绝不会将她的女主人公与梁红玉混同。蒋丽萍成功地塑造了明末清初、江南、秦淮河周遭，一位名妓的感人形象，虽然她没有像赵玫，甚至没有像王小鹰那样明确地或较明确地传达出她对中国妇女历史命运的某种思考，然而我们能感到她同样在思考，在沉思，在深深地沉思……
作为丛书的新三种导言，文章已写得太长了，我很遗憾不能再回过头来对“花非花”的前四种再一一评说。搁笔之前，油然而生这样一种感触：女子而生在中国，真是很难很难，过去难，现在也仍旧难，难到只是企望以自己的心叩问一下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命运，竟也会招致莫名的非议，于是我想“花非花”丛书，是必要的、是完全必要的。
赵昌平
二〇〇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