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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做梦也想不到像王淦昌这样国际著名的大学者，竟如此平易近人。就这样，他后来成了王淦昌最信赖的门生之一。这位从小爱好物理的学子，偏偏一生命运坎坷，无数次不得不放弃心爱的专业，而正是王淦昌的一次次帮助，最终使许良英成为了著名物理学者。许良英先生现在是中闻现代物理史学家，他对导师王淦昌在抗战时期的那段教学生涯有太多的了解和感受。他说：王淦昌先生是我一生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多次解救我于危难之中的恩师。每当回忆起青年时代跟随王先生学习的情景，总感到无比温暖和舒畅。自从那次在岩洞里第一次接受王先生教诲启迪后，我就更加对物理科学产生了兴趣。但那时我是个低年级学生，知道王先生是国内外都知名的大学者，加上自己向来在长辈面前说话就羞怯，所以不敢轻易找王先生。何很快我的这份羞怯心理被乇先生他们那种淳朴、坦率和活跃的学风所冲淡。我最早是从旁听王先生和束星北教授开设的物理讨论课，发现王淦昌先生这种大学者的风采的。浙大当时的物埋讨论是四年级的课程，分甲乙两种。物理讨论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同学轮流作学术报告。物理讨论乙，主要是由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位教授就物理前沿学术作系统报告。甲乙两种报告都是每周一次，出于王先生对我的鼓励，我便经常壮着胆子躲在教室门外旁听。王先生和束星北两位教授一个擅长实验，一个擅长理论，性格都开朗坦诚，又彼此是好友，但在作报告时，他们常相互提问插话，碰到问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像小孩子吵架似的。开始看他们争论觉得好奇又紧张，后来才明白大学者之间这种直率的学术争论，才是探索科学真理的好学风。受了王先生他们开展的物理讲座这种学风的影响，我联合了物理系、电机系几个一年级的同学也搞了个定期读书报告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39年7月的一次物理讲座，那是由王先生报告15801130111111。虽然我不知18500是何意，但还是去旁听了。出人意外，王先生报告的是当年1月底坡尔在美国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发现：1938年12月和1939年1月间，哈恩和迈特内发现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迈特内估算出一个铀核裂变时会释放出2001.6。的能量，比同等電量的煤燃烧时释放的能量大几百万倍。正是迈特内和哈恩的这个发现，直接推动了后来核反应堆的建立和原子弹的研制。当时教室里的气氛异常热烈，作为组织者的我感到特别兴奋和震惊。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著名女科学家迈特内原来就是王先生的博士导师，而正是这位了不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推动世界核原子能发展关键一程的著名大科学家，还欠了中国学生王淦昌先生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宝贵机会。可在当时的那场报告会上，王先生既没提到自己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难忘经历，也没有在同学中夸耀迈特内与自己的个人关系。王淦昌先生的这种学风和人格力量后来影响了我一生……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侵略和袭击，浙江大学从1937年11月底开始，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八年间，先后被迫搬迁6次，学校的教学和生活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王淦昌他们发誓要用科学和知识来强国的坚定信仰。中国物理学奠驻者吴有训先生在1953年回顾我国物理学发展史时深情地说道：很难想像，抝果没有浙大王淦昌教授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和在敌人的产弹下坚持不放弃教学和研究工作，新中国的物理学战线怎么会有辈出不尽的优秀人才厂在如今一大批浙大毕业的院士中，包朽长期移居@国他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内，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窄：当时在侵略者攻势面前步步退却的蒋介石为了正制国内的民主力量，装腔作势地喊出国家至上，军事至上的口号，企图掩饰其卖国的行径。浙大的学生许良英出于对蒋介石的义愤，在浙大遵义物理校舍的木门上写下了科学至上，物理第一八个字。王淦昌看见，大为赞赏，此后一直把许良英写的这块有标语的木门带着，伴随着浙大颠沛流离于抗战的烽火岁月，以此激励自己的学生不忘科学强国之梦。
写到这里，我不免又想起了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全国匕下的有识之士都在讲述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要想不受以美国为首的当今霸权主义的欺负，除了我们有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爱国心外，还必须有自己的科学技术包括军事技术上的杀手锏。很多人自豪地说，当年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就研制出了两弹一星，现在国家的经济与物质条件比王淦昌他们老一辈研制两弹一星时不知要好多少倍，更应当拿出可以与美国人的隐形飞机和导弹防御系统相较量的杀手锏来。这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对当今科学家和军事部门提出的最紧迫的要求。两年前的那个夏天，我曾经当面问过王淦昌先生，为什么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能在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苏联也一下子翻脸的艰难环境下研制出了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深深震惊的原子弹呢？王淦昌从一个科学大师的角度说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话，他说任何一门髙新尖技术或一项伟大科学成就的发明，物质条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惟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科学家对科学真理的探求精神与正确的方向。以上的两个条件如果同时具备的话，当然是最理想的，但中国的科学家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同时具备这两种优势条件，那么增强和提髙对科学真理的探索精神与正确方向便变得尤为重要，而我们正可以弥补自己的劣势，在完全不同等的物质条件下，取得与西方强国同样的尖端技术甚至在某些方面创造出超越他们的杀手锏来，完成别人没有完成的对全人类都有进步意义的伟大发明。王淦昌先生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理论，举例道，像物理学，实验是最重要的，具有先进的设备当然可以缩短实验时间并进行更广泛的发现与发明，但在简陋条件下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笨手笨脚的实验有时同样可以完成别人在最先进的设备条件下没有完成或注意的伟大发现与发明。其次是对理论问题的正确归纳与概括，同样可以总结和发现物质世界中存在的那种普遍现象和特殊规律。王淦昌特别指出，几十年来，为数不少的诺贝尔物理奖项，都是科学家依靠自己独到和敏锐的科学眼光，而获得了影响人类进步的非凡成果的。
我还是坚持几十年前自己有过的说法：就是作为一名高明的科学工作者，就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搭桥本领。什么叫搭桥？就是归纳、分析和判断前人巳经发表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并且极其熟悉地了解各种文献资料，给已有的理论工作搭桥，进而推动自己的科学实验。木工师傅能为不同的户主做出不同的木器家具和房屋，就是他熟练掌握了家具和屋架的标准尺寸。一个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要取得发明创造，就必须像木工一样，对自己应该掌握的各种知识与信息能够做到广泛了解与深刻认识，并运用自如。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在常人眼里不可能的奇迹来。王淦昌如是说。
在中国物理学界没有人不知道王淦昌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时提出了一项用X电子俘获办法寻找中微子的科学建议，而正是他的建议使后來者用他的理论最终发现了中微子，并获得了耀眼的诺贝尔奖。关于这一具有划时代辉煌意义的科学建议，另一位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在他那篇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一文卷首语中说道：在粒子物理的历史中，中微子是基本粒子家族中特别神奇的一员。从泡利1930年提出中微子可能存在的假说和费米1934年提出划时代的日衰变理论以后，环绕着它的理论和实验工作很多，其中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直接验证它的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在1934年至1941年间文章很多，可是都没有找到关键，这是因为中微子没有电荷，不易直接用探测器发现，而且它几乎完全不与物质碰撞臂如可以自由地穿过地球，很难抓到其踪迹。1941年10月，王淦昌先生在浙江大学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浙江大学避难在贵州遵义写了一篇文章，提出用X电子俘获的办法寻找中微子。这是一篇极有创造性的文章，在确认中微子存在的物理工作中，此文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此后的10余年间，陆续有实验物理学者按照这一建议做了许多实验，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功地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
关于中子和中微子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过去我们普通人对它太陌生，但自从有了原子弹等核武器后，我们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点有关它们的肤浅知识，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谁捕获了这些只有瞬间生命但却威力无比的小东西，谁就可以主宰世界。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几乎是全世界物理学家在20世纪上叶至中叶竞争最激烈和最热门的课题，因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关系到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科学家没有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野心与功利，他们只有一颗探求自然界奥秘的赤诚之心，王淦昌毫不例外。当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的迈特内手下痛失获得中子的发现权后，又重新投人了另一个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实验与探索。
正如杨振宁博士指出的那样，自从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先生为解释衰变能谱的连续性提出中微子假说后，第二年6月又预言日射线连续谱应有明晰上限。我以为，原子核的发现，仅仅是我们对自然界基本粒子发现的刚刚开始，在那个原子的家族里，除质子和电子外还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认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里的小子们都了不起！泡利在纽约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和他的朋友拉比在聊天时这样说。半年之后，正在柏林大学读书的王淦昌用计数器精确地测定出只从的日谱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1934年，大物理学家费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对中微子的假说为基础，建立了著名的日衰变理论，费米的论文寄至英国自然周刊，结果被一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远离了读者所感兴趣的实在的评语而一枪毙死，幸亏费米后来把论文寄到德国另一家杂志得以刊出，才使一项震惊世界的科学理论正式被承认。
然而物理学是科学，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最终使一个正确的理论得到应有的归宿。自泡巧和费米对中微子的假说在理论上被肯定之后，一时间，全世界的科学家几乎都盯着中微子这个未出世的金色小子，并拼命想抢占最先的发现权。约里奥居里夫妇、维克、贝特、派尔斯、阿尔圭雷兹等都先后赤膊上阵跃跃欲试过，但后来都没能抱住中微子这个金色小子，其原因都是因为没有掌握正确办法。
大科学家感到异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无策。
这时的王淦昌感到是该自己出击的时候了。他认为不能用中微子的电离效应来探测它的存在。测量放射性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是能够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的惟一希望。因此他建议用X电子俘获的办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指出当一个类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X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依赖于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由于没有连续的日射线被射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著名论断。
用X电子俘获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学家独特而敏锐的见解，开启了20世纪一项伟大发现的大门。当他智慧的目光从容地投进这扇大门时，王淦昌遇到了他难以逾越的大山，那就是战乱，他无法进行最起码的实验。那时王淦昌所在的浙江大学被日本侵略者的炸弹赶到了贵州湄潭山区，由于抗战开始时，浙大在短短几年间一连搬迁了6个地方，最后到贵州湄潭落脚时除了人员尚保全性命外，整所学校实际上是个空壳了，要什么没什么。当时师生和家属们只能住山洞，教室都是由临时搭建的小茅棚或天然溶洞代替，附近的几所寺庙是当时浙大惟一像样的殿堂。校长竺可桢对王淦昌的物理实验给予了最优厚的关照，所以能在一个叫双修寺的破庙里落户。谁都知道，一项髙精度的科学实验，没有最好的实验条件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实现的。然而王淦昌面对已经被侵略者剥夺了所有最基本的科学实验条件的状况并不懊丧，而是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进行不懈探索。当时敌机天天轰炸，整个学校的上课时间都不能保证，说停就停。但王先生的实验从没停止过。敌机来了，别人都躲到山洞去了，他一个人还留在破庙里全神贯注地搞他的测试。有一段时间王先生得了肺病，他老伴为了给他补补身子，便养了只奶羊。可当时王师母还要带三个孩子，忙不过来。王先生身为大教授，竟然每天在去双修寺进行实验时还要牵着那头奶羊，因为寺庙前有块草地可供奶羊吃草。我们同学们开玩笑地称王先生是牧羊科学家……当年老浙大的人给我讲述了王淦昌的这段奇闻轶事我听后又新鲜又心酸。就是我们这位对科学强国信念坚贞不渝的科学家由于牵着羊、穿的衣服又破，上街为有病的女儿买块肉时，那肉摊的屠夫瞅了他几眼，瞪起眼珠子说：走开走开，别挡了我的生意好不好？瞧你个穷相，还买啥子肉？王淦昌当时气得差点吼起来，可看了看自己可怜兮兮的德性，只好长叹一声回了家……生活与环境的艰难并没有使王淦昌放弃他的科学发现与实验，他在教学的同时还不停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实验俘获当时世界物理学界人人都想获得的金色小子一中微子。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炸弹与封锁使王淦昌无法把自己想出的俘获中微子的方法投入实验而获得成功，为此，他不得不写成论文寄到了美国的物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王淦昌对此不无遗憾地说我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敢想问题，也想得很多，我坚信用自己的办法能够俘获中微子，但抗日战争时国内的条件不具备，所以这实验只能让别人去做了。王淦昌的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论文开始并没有直接投给美国杂志，而是投给了国内的中国物理学报，可由于战争原因，这家中国杂志根本没有经费印刷，王淦昌只好将稿子改投了外国。
当王淦昌名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于1942年1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他随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实验，并一举获得成功。这就是中微子发现过程中有名的王淦昌一阿伦实验。10年后，阿伦与另一位物理学家戴维斯一起正式确定了俘获中微子的完整实验。瑞典皇家科学院因此将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当年进行成功实验的美国科学家。其实本来这项科学桂冠应该有中国科学家王淦昌的份儿，但王淦昌对此没有半点遗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为美国同行感到高兴，他说物理学的成就还是应由实验证实的，荣誉也应该给予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可见王淦昌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宽阔胸怀。
中微子的发现使诺贝尔奖又一次与王淦昌擦肩而过。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出，诺贝尔奖并不是髙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项奖项。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就在日本人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大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大学生，都是因为多少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课的影响而将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竟然要亲自动手研制祖国的原子弹。在浙大同学为王淦昌庆贺40岁生日不久，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大党校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之后，正在茵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人能列人其内的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桢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已经无可非议地成为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使他更加欢欣鼓舞的是新中国如一轮东方旭日升起在地平线上。1950年，郭沫若先生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约王淦昌赴京主持开展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坦，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按照物埋学本身的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因为假使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或许早已把诺贝尔奖杯牢牢揣在了怀内。
现在，他要抓紧一一为了共和国的建设与科学事业的发展。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90卨龄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两眼闪着光芒。根据国家的统一布置，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四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并在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了一枇科研成果。他的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抝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同行的强烈反响。王淦昌就是这样一位对科学执著又从不迷信的人。那时中国的科学工作中有许多苏联专家，一些老大哥处处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当时与王淦昌同时开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的一套电子系统操作，不久就声称已发现一种叫变子的新粒子。这两位院士还因此在苏联走红，获得斯大林奖金和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王淦昌对苏联同行的成果表示怀疑，便重新实验，结果他认为仅凭一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并当即在公开场台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这是什么年代，王淦昌竟敢对已经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成果说三道四？但后来无数科学家们都证实了王淦昌的判断是对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变子。几十年后，物理学家、院士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我的心灵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我一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底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在那时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王淦昌的行为和何院士的话发人深省。
1956年了月，正在新中国曙光下干劲冲天的王淦昌，在莫斯科出席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会后，中国政府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使命：留在这个研究所，与苏联同志一起利用这里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进行更好的科学研究工作，新中国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说不定以后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等大家伙！明白吗？王淦昌点点头，他是搞核物理的，怎么会不知道新中国賦予他这千斤重量的国家秘密呢？
啊，太棒了！王淦昌第一次站在杜布纳研究所那台核王国里的庞然大物高能加速器旁，心潮澎湃，同时深感肩头的责任重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有你就没有我的冷战状态，必然造成两大阵营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与竞争。特别是以原子弹为标志的核武器的诞生，使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核物理实验研究变得更加抢手。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政府制订了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杜布纳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实施这一计划的首要部署。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派了最具发展潜力的核物理学家到此进行充电，除了王淦昌外，还有朱光亚、周光召和丁大钊、胡宁等。此时的王淦昌还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他的学生李政道和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一起在美国留学期间，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提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质，从而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奖。王淦昌既为自己的学生髙兴，同时也在内心憋了一股劲儿：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早日拿出成果！
有一首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苏联歌曲，时常在今天的中国歌舞厅里悠扬地响起，它那略有些哀婉的歌词很容易让50岁以上的老一代中国人固想起当年与苏联老大哥的交往及那些情怀。王淦昌一生不善言笑，更不用说能歌善舞了，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他也能唱得婉转动听，有时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从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时间里，王淦昌认为这是他一生从事科学实验工作最得心应手的好时光，因为一方面这儿的生活条件很好，比他在柏林大学留学和在浙江大学的近20年间不知要好多少倍，当然比起刚解放的国内环境也要好不少，更重要的是这儿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美国比苏联早一年即1955年有了第一台640。髙能质子加速器，但苏联这台高能加速器是100。又级的，超过美国的级别。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着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领域获得最快捷的途径，美国科学家张伯伦和塞格雷在美国的高能加速器建成仅几个月后，就利用它发现了反质子，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苏联高能加速器在当时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因此应该可以成为出成果的好基础。在当时，世界物理学界大有谁拥有了高能加速群，谁就可以去拥抱诺贝尔奖，谁就能主宰东西方世界之势。杜布纳联合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领域搏一搏。在刚到杜布纳研究所时，苏联朋友在用伏尔加酒招待中国客人时就流露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
美国的张伯伦和塞格雷算什么？比起我们的北极熊，他们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驴。小毛驴怎么能与我们雄健的北极熊较量？哈哈哈……苏联朋友自豪地拍打自己造的1006丫高能加速器，用红红的哏睛盯着王淦昌等中闻朋友，半醒半醉地说道，我们一起……一起把美国佬赶到大西洋里，喂……喂鲨鱼去！你是7不起的科学家，我们全看您的了。啊，来来，为我们的苏维埃，为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干杯！
王淦昌不会喝酒，尤其是苏联的那种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几口常熟老家的那种米酒。但那天在苏联朋友的盛情下，他没喝酒心却也快醉了一一那时与老大哥之间的革命情谊和两国科学家之间的真诚合作乙心无坷非议，更何况人家是拿出最先进的科学设备让洛在这儿出成果，仅凭这一点你作为科学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第一次到莫斯科郊外来，王淦昌觉得也该领着一起来的年轻助手们看一看杜布纳市的风景，当他领着周光召、丁大钊等漫步在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伏尔加河、姐妹河、杜布纳河边时，心旷神怡，而这之后，王淦昌他们似乎再也没有时间进行如此悠闲的散步了一切都得服从工作的需要，每天必须十几小时甚至近二十小时站在那台庞大的高能加速器旁边，或是几天忙碌在见不着一丝光亮的云室内……王淦昌开始是作为课题组长指挥中国助手们的，后来他担任了联合研究所的副所长之职，手下的人数也比开始多了许多，而且不仅是中国的科学家了，还有苏联、越南、东德、波兰等国的几十名学者。王淦昌成了整个研究所的一名指挥官，一名向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沿冲锋的军团指挥官。
关于在杜布纳研究所的那段历史，王淦昌当年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院士都有难忘的感受。在此摘录周光召说过的一段话：我和王先生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他已经接近50岁了，我们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髙能物理都没有经验。王老作为中国组的组长，为了维护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荣誉，组织大家从头学起。每天晚上在中国同志内部开展互帮互学，王老自己也不例外，与大家一起学习，以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很快，王老领导一个小组建成了苏联当时第一个大型丙烷气泡室，并开展实验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近50岁的科学家要转向新的学科领域，学习新的知识是何等地困难。但王老以他高度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艰苦的学习战胜了困难，不仅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很快就成为了新领域中出色的专家。
王淦昌心里清楚，他作为中国组的组长和联合研究所副所长，他身后不仅有一批来自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更有像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在看着他工作呢！当然作为对手的美国人也在死死地盯着他。从当时的物理科学领域看，竞争也是处在白热化状态。特别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热门的研究前沿课题，加上政治家们狂热的叫喊，对基本粒子与原子核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性的认识，成为当时著名科学家最醉心的研究项目。王淦昌现在执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抢先研究出成果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然而诺贝尔奖为什么对基础研究的科学成就特别偏爱呢？就是因为任何一门基础科学的突破太不容易了，而当一个基础科学领域里出现新的重大发现，它就有可能改变我们整个世界！
摆在王淦昌和整个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选择研究方向，这好比决战前的指挥方案，制订得好，战斗就胜利了一半，相反一份不成熟的作战计划就可能断送整个战役。由王乃彦院士审校，李瑞芝、孙晓光、常甲辰编著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记述了当年王淦昌领导中国科学家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利用苏联高能加速器进行一系列实验探索和完成一项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发现的过程一……王淦昌到联合研究所工作时，正是国际上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时期。他以准确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寻找粒子包括发现各种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统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的产生规律。科学的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预言的实验，这种发现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选好技术路线，一般来说是会有所发现的；另一种是带有偶然性的，就是在众多的实验结果中察觉到异常点，并进行确认，这种工作对实验工作人员的要求就相对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学发现，其价值一般比不上后者。王淦昌在设计研究课题时，对这两种工作都给予了重视：新粒子的发现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类所掌握的实验资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则必然会有结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击核靶，既可能产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对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过程中的产生规律提供许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选择的两个研究方向，正好发挥了联合研究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能量优势。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按照王涂昌的编排，乐曲的展开都是以由他亲自负责的寻找新粒子的课题为主旋律，并辅以两个平等出现的旋律一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异粒子的产生规律由丁大钊和另一位苏联同志负责和介子与质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负责，后来把其中非弹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划给另一个以苏联工作人员为主的研究组当然，研究组的主攻方向是寻找新粒子。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难度自不待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联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后，人们都期望能尽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论谁分配在哪个课题组，在观疙原始实验资料时，都要为这个主攻方向积累资料。
那正如一场紧张的战役著名物理学家丁大钊院士在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中这样说道，工作分成3个小组并列进行，即新粒子研究、奇导粒子产生特性研究和介子多重产生研究。在联合所加紧进行100乂高能加速器建设的时候，各种探测器的建设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到1956年秋季只具备一套确定次级粒子及其飞行方向的闪烁望远镜系统，一台大型扩散云雾室，和一台膨胀式云雾室。这些探测器固然有一定的用处，但不能发挥高能加速器的优势来进行前沿课题的研究。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优势在于选择有利的反应系统，全面观察所研究粒子的产生、飞行、相互作用或衰变的全过程。根据这一特点，选择放置在磁场内可以进行动最分析的大型气泡室作为主探测器将是合适的。气泡室的工作介质既是髙能核作用和靶物质，又是基本粒子的探测器。气泡室是1953年由格拉泽发明的一新型高密度粒子探测器，当时在联合所已积累了研制小型丙烷气泡室的经验。为了争取时间，王淦昌教授提出抓紧建立一台长度为55厘米、容量为24升的丙烷气泡室。它富集氢原子核，技术又比较简单，有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可以放人现成的为放置膨胀云雾室所准备的磁场中，以便与加速器调试进程相互匹配地进人所要研究的课题。如果选用氢气泡室的路子，则在探测器的研制上将花费过多时间。选择什么反应系统来研究新奇粒子巧基本粒子的特性？从要发现反超子的角度讲，利用反质子束的？反应是非常有利的。1957年王淦昌教授与肖健教授的私人通信中即谈到这一想法。要得到比较纯净的反质子束，必须用复杂的电磁分离系统，把比反质子多几千万倍的。介子、比反质子多几千倍的介子在同样动量的次级负粒子束中剔掉，这种系统非常复杂，在联合所不是短时间内能建成的。因此，王淦昌教授于957年夏天提出利用高能甘―介子引起核反应来进行研究。这条技术路线从寻找反超角度讲，有不利的一面一一本底大，但有其确切意义的一面，即在原始反应系统中没有反重子，如果发现反超子，那么这个反粒子就是真正被产生出来的，并且为研究其他新奇粒子及基本粒子产生的系统性质，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由于技术路选择得当，24升烷气泡室于1958年春建成。1958年秋即开始了第一批6，80。/0。介子与核作用数据的采集；1959年春又建立了8306。17介子束，开始新一轮的数据采集。前后总共得到了近十万张气泡室照片，包括几十万个高能介子核反应事例。王淦昌教授把握着研究课题进程的每一个环节。在大批实验资料开始积累之初，他即根据各种超子的特性，提出了在扫描气泡室照片时选择有意义事例即可能的反超子候补事例的视觉标准……扫描气泡室的立体照片是一项很辛苦与繁杂的工作。王淦昌教授虽然那时已50多岁，又是近视眼，戴了眼镜用立体扫描仪工作，因焦距不对很不方便，摘了眼镜则又很伤视力。但他每天坚持扫描大量照片，并告诫青年人要认真注意扫描中发现的现象，尽可能分辨真相与假相。例如一位民主德国的大学生来我们组实习，初期经常把高能正负电子对当做。粒子记录下来，王淦昌教授教导他如何运用已知的物理知识来区分这两者，使本底大大降低。正因为王淦昌教授的言传身教，我们研究组的年轻同志在积累气泡室照片的同时，另一方面又都能抓紧时间扫描照片，并相互认真校检，以便减少漏计数。即使头一天晚上在气泡室运行上值班后，第二天也能认真地投人扫描工作，而长期乐此不倦，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能以较快的进度开展……
大家过来一下，看看这张蛛蜘网奇特吗？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惊呼他的助手们，并且让他们都过去仔细地看一下气泡室里出现的一个奇迹。
对对，看到了！真的像蛛蜘网呀！助手们顿时欢呼起来，围着王淦昌让他给这个新奇粒子起个名字，因为这种新奇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将震惊整个世界。
它是反西格马负超子，当然应该叫反西格马负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一边笑着一边自言自语道。
中国朋友发现新奇粒子啦！
乌拉，伟大的苏维埃高能加速器万岁！
王淦昌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义不亚于一项单纯的诺贝尔奖，因为它使当时的基础科学又向纵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钊院士所言，王淦昌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学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从50年代认为是基本而发展到60年代认为不基本，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发展到更深人的层次。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归功于这些有丰富、活跃科学思想的学者的创造性劳动。
为了让美帝国主义看看社会主义科学成就，当时的苏联真理报和中国的人民日报都为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专门作了重要报道。苏联的科学权威刊物自然杂志还指出实验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微观世界的体系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25年后的中国政府在那个难忘的科学春天里，特别向王淦昌等当年参与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科学家颁发了新中国以后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最髙奖一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5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秘密回到中国，一次谈起苏联当年的杜布纳研究所时，悄悄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惟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当杜布纳科学城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时，中国政府突然给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放弃手头工作，立即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为什么？什么新任务这么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核事业与政治又联系得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说，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重要的。王淦昌在决定离开杜布纳的那一夜，他一个人静静地思索了一下政府命他急回的各种可能。他已经好久没顾上看报纸了，于是他拿起一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一份苏联的真理报。
糟糕，太糟糕啦！王淦昌从不会对政治时势作出准确的评语，只会用糟糕两个字来形容。然而在他内心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要与苏联分手了，中国的科学发展同时也要与苏联老大哥们长期断绝交往了。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淦昌面对这种局面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相对而言，苏联要强大得多先进得多。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着。第二天，他把留苏几年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以买设备的方式全部交给了国家。
今天我把大家召来，想开最后一次会议。片家知道，我已经接到回国的命令。离开杜布纳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联合研究所的中国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气对大家说道。当时的助手们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突然想起应该给王先生开欢送会，准备点水果茶点什么的。汪容，你们别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话对大家说。
汪容等几位正想出门悄悄去准备临时欢送会的年轻人只好折回身子，坐到原来的位子上，静等一向严要求的王先生训话。
现在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今后的高能物理实验方向应该如何选择？这是顶顶重要的，我比你们先离开联合所，但你们也要做好马上回国的准备。回去后我们的条件比这儿差了，但新中国的物理科学实验不能停止！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必须有数。这是我离开杜布纳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道题，你们回答好，我心里也就塌实了。这个会比给我开个隆重的欢送会要开心得多！王淦昌说完自个儿又乐呵起来，真有意思。
刚才还被导师绑得神经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弟子们，一下又跟着乐起来了，于是这些科学迷们像往常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开仗……
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当着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着，而这样的事在杜布纳联合所是常有的。导师与学生进行角色的交换，发生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鲜事儿。这不，今天已经打好领带的王淦昌也还是一一颗平常心，坐在台下听自己的学生纵说高论。
嗯，有道理。台下的王淦昌聚精会神地听着，嘴里不时称赞着。
这时，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轻轻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在干吗？汪容转头一瞅，差点笑出声。原来，聚精会神过度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么时候从沙发上出溜了下来，整个身子蹲坐在地毯上，然而他竟然毫无察觉。
先生，您还是坐起来舒服些。汪容侧身将他扶起，而王淦昌似乎仍然没有感觉发生了什么事似的，两眼直盯着黑板……这一幕，几十年来汪容一直没有忘记过。他说：王淦昌先生对科学的真诚与专注，教育了中国物理学界几代人，并且永远是后人的榜样。
王淦昌回国没多久，一天，他被通知到二机部部长办公室。
什么事，这么急呀？王淦昌走进部长刘杰的办公室时，见老朋友、好搭档钱三强教授也在里面。钱三强此时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于是王淦昌内心的那份紧张似乎减少了―半。
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有人想卡我们，我们就要争口气！
我们中国也要造原子弹了？！王淦昌心头一阵激动，他看看老伙计钱三强，对方朝他重重地点点头。
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觉自己的手心热得很。
毛主席给原子弹研制工程定名代号为596工程，它是国家最高机密，对外绝对保密，从现在起你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你所从事的工作，即使是家人。另外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
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第一次入伍的战士一样，站起身來，毕恭毕敬地向刘杰部长保证道行，我能做到！
刘杰和钱三强相视一笑，请王淦昌先生坐下。
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个化名吧？总不能叫我们王先生阿狗阿猫呀！刘杰的一句话，使方才还气氛异常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笑声。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来，他眨了眨眼睛，说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么样？
好呀，王京同志！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吧！刘杰高兴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钱三强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从这一天起，外国科学界惊奇地发现，那个即将要拥抱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者王淦昌博士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
1997年那个夏日，我准确地问过王淦昌先生：你当时真的没预感国家髙层有朝一日让你去研制原子弹？
90岁的王淦昌依然不改年轻时的习惯，在自言自语嘿嘿，当时真有趣后，也准确地回答我：怎么没有预感呢？我是搞核物理的，当然知道先进的国家都在把物理科学技术运用于国防和军事上，我们核物理科学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终体现都落在了核武器试验上。我们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钱三强教授把我从浙江大学调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们就制订了新中国物理科学的前沿课题，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当然真的要搞原子弹，还是我从苏联回国接受命令后才知道的。
中国搞原子弹是被逼出来的。代号596工程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政府针锋相对时，留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心口上的一个痛记。
谁第一个提出在世界上搞原子弹的？当美国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德国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国陆军部建议研制核炸弹，他在信中这样对陆军将领们说：我冒昧地请你们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发展将使人们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比现在的炸弹大许多倍的炸弹……显然，如果我上述所说的可能性得以实现，这肯定是在可能范围内的一那么，首先利用这种炸弹的国家就具有一种超过其他国家的无比优势。尊敬的将军们，相信科学家们的见解吧！然而自髙自大的德国陆军将军们并没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议放在眼里。后来也有人曾经把一些研制核武器的资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过幸亏没有被希特勒重视，否则今天人类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了。与德国人相反，美国人对原子弹的兴趣远超过德国人。在二战后期，著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用同样的手法写了一封建议造原子弹的信，不过他的信是直接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的。爱因斯圮说的原子弹还是一颗新型炸弹，他信中说：利用大量铀进行核裂变链式反应已成为可能，这样将产生巨人的能景翱生成类似镭的新元素……这一现象将导致制造炸弹。反然还不能肯定，但可以设想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巨大的新型炫弹……只要一枚这样的炸弹，就足以毁灭一个海港及附近地区……受因期均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心头为之一动：造一个给希特勒看一看无妨。于是经过為年准备，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研制原子弹计划被正式病动担任此项工程的组织指挥是格罗夫斯将军，技术负责人是著名物理学家、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罗斯福本来是准备把原子弹用在打德国法西斯的，结果希特勒投降了，最后只有日本人还在东方战场挣扎。罗斯福觉得应该让全世界知道一下未来世界第一强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了日两个日子里，连续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一枚代号为男孩和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并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这场悲剧出现后，震惊全球，弄得当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的爱因斯坦后悔莫及，痛苦不堪地发表声明呼吁停止核试验，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无能为力，因为核物理科学成就早巳成为被政治家们紧紧地握在手中，并用来向别人耍威风的武器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原子弹虽然不能再随便扔了，可它在对手苏联人的眼里可是件必须对付并且一定要超过的武器。于是苏联专家们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核试验。而从这时期开始，美苏两国的核竞争空前激烈地开始了。美国至1967年时，库存核弹头曾多达32000个，苏联也不甘示弱，光这两个核大国的核武器数量足以将整个世界炸毁数遍。
我们希望也有点那个东西。那一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一起游泳，毛泽东向苏联老大哥伸出一个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么？赫鲁晓夫从水中露出一颗硕大的光脑壳，装做不懂毛泽东的意思。
当然是你们可以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原子弹嘛！
什么？你们也要搞它？赫鲁晓夫先是一愣，随即直晃脑袋，不行不行，那东西要花很多很多钱。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至于军事上，有我们给你们张着核保护伞，兄弟的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你就只管放心。
毛泽东看了一眼这位苏共总书记，再也没有理会对方，独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熊猫烟，稍后，他让秘书给周恩来接通电话……
主席说得很清楚，世界上两个强国现在都有了原子弹，我们也应该搞一点嘛！这点的意思就是从我们中国的实际出发，一点不搞是会受人欺负的，搞多了呢不利于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一点是必须要搞的，主席是铁了心要搞一点自己的原子弹！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出席会议的老帅们和将军们讲述着毛泽东主席要搞一点原子弹的指示。
第一步我们先搞一点原子弹。下一步就再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工夫完全可能。这话我在几年前就说过了，大家还一定记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泽东又一次开口道。
各位老帅和将军们都听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们不仅要搞原子弹，也还要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今后世界强国有的武器，我们也都得有一点。周恩来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了一圈，把语气往上一提十年，主席给我们下达的是十年时间，先要搞出原子弹、氢弹来，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有！
会上顿时响起一片坚定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