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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北京天安门

这张照片摄于1967年秋天,身上穿着褪了色的旧军装,腰间系一根皮带,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这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装束了。

其实,军装是向朋友要来的,军裤是买来的草绿布自己做的,红袖章是小店里买来的到1967年的秋天,这些东西已经不稀罕了。

照片上的我喜气洋洋地笑着,其实,拍照的时刻我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而且一天中只吃了三分之一的面包,下一顿饭怎么解决还不得而知呢!然而,1967年的秋天我和几个女友从洛阳绕到北京去的目的,就是想站在天安门前拍一张照片,其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只有20岁。

我第一次串联去北京是在1966年9月,“文革”刚开始不久,我的父母暂时还未被“揪”出来,我暂时还算“红五类”。那时,我们学校的秩序还没有被彻底打乱,班级的形式还在。毛主席于8月18日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后,大家都蠢蠢欲动,都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记得当时区里分配下名额,每个班级可以选派4名同学到北京去,我侥幸被选中了。我们班上和我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张露著、史仁良、庄国盛,那时我们都是属于“红五类”之列的。

登上火车,我们就感觉出秩序有些混乱,大家都不用买票。我们这些推选出的代表都规规矩矩地排着队上车,可有许多并不是代表的学生也争先恐后地拥挤着上了车,而且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也有权利上北京见毛主席!”结果每节车厢里都挤得满满当当,连椅背上都坐满了人。

记得那次到了北京,国务院设有红卫兵接待站。登记以后,我们被分到北京钢铁学院居住。第二天即9月15日,毛主席要第三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这一夜我们真可以说是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啊!天刚蒙蒙亮,就整队出发了。住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各地红卫兵也有好几百人,一走出校门,就跟其他学校的红卫兵队伍汇合了。只见满街都是红卫兵,大家都兴冲冲地急行军似的柱天安门广场赶去。上午8点多钟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时间在焦虑的等待中一分一秒地移动,大约一直等到下午3点钟的光景,只见广场上疲惫的人群突然沸腾起来,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说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了!人们跳啊!喊啊!往前拥啊!我也跟着人们跳啊!喊啊!朝前拥啊!……这样疯狂的情绪一直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毛主席连续三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挥手致意。等到毛主席离开天安门城楼时,暮色已经悄悄地降临了。人们激动的心情一时还难以平静,又聚集了一段时间,方才渐次散去。人群散去后,广场上到处都是散落的鞋子。

我们向明中学的同学碰在一起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也装出非常激动的样子,但是心里却很懊恼,因为,我个子矮,根本就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人影,再加上我近视眼,没有看清哪个是毛主席。但我不想讲明真相,就装出看见毛主席,而且看得很清楚、很激动的样子让别人来羡慕我。

激动过后,大家商议下一步行动。既然我们是大家选出来的代表,就应该尽快把北京的“革命大好形势”带回去。次日,我们就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去抄大字报,抄了整整一天,傍晚,就搭上了回上海的火车。

这次去北京前后只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没有游览一处风景,只是抄了满满一笔记本大字报带回上海。可是,回到上海后,形势已急转直下,学校已经停课,学生们都走上社会闹革命去了,根本没有人来听我们的汇报。有人说:“要见毛主席我们自己抬脚去北京得了,还听你们讲干吗?”那时我们方才后悔起来,为什么不在北京多呆几天好好地游览一下?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一个影呢?

这个遗憾一直藏在心里。

转眼到了1967年的秋天,那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真可用“天翻地覆”这个词来形容。我的父母先后成了“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我也由“红五类”的革命后代变成了“黑七类”的狗惠子,其间的风风雨雨且不必细说了。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这场所谓的“革命”,便离开学校,和几位女友一起参加了青年宫的文艺宣传队,唱歌跳舞似乎能让人忘记忧愁。

这年秋天,有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来上海联系,邀请青年宫小分队去洛阳、郑州演出。那时学校已经发出通知,要“复课闹革命”了,希望大家不要再外出串联。可是,我们舍不得失去这么好的机会,就瞒着学校去了河南。我们对家里人信誓旦旦,说完成宣传演出任务后就立即赶回来参加“复课闹革命”。然而,在洛阳、郑州演出结束后,我们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到北京走一遭呢?我们过去太规矩了,去北京玩儿也不玩儿,像也不照,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们猜测,这次学校虽然通知“复课闹革命”,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哪会真的复课呀。于是,便心一横,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列车依旧拥挤不堪,记得我们想出了妙招,用旧报纸往人家座位底下一铺,整个人钻进去躺着,还挺舒服。半夜里厕所堵塞了,污水溢了出来,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浑身已经湿流流臭烘烘的了。

1967年秋天的北京,已经没有一年前那么热闹了,国务院的红卫兵接待站已经撤销,我们首先得解决住宿问题。当时一起去北京的是5个人:我和张露著、吕绳云、应小球4个女生,外加沈海明1个男生。吕绳云有个姐姐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工作,她领着应小球到姐姐家去投宿了。我和张露著在北京没有亲戚,我父母亲的许多老战友,现在都成了“走资派”,怎么敢再去求助于他们,我们俩正面面相觑,沈海明说了:“我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他们家是工人,一定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若不嫌弃,跟我走吧!”当时,我们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什么也没考虑就跟着沈海明去了。

当晚,我们就借宿在沈海明的远房亲戚家。他们住着一个四合院中的两间北屋,本来就很拥挤。但他们非常热情,腾出一间屋来让我们住。我们也顾不上男生女生的界限了,就跟沈海明住在一间屋里。我和张露著睡一个大床,沈海明睡一张小床。我们累极了,头刚挨着枕头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们开始尽情地游览北京。我们走到大街上才发现我们口袋里已经没有多少钞票了,我们从家里带出来的二三十元钱在河南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我们3个人凑了凑,一共还有一元九角三分钱,我们不好意思去向沈海明的远房亲戚张口借钱。怎么办?幸亏那时候“革命小将”参观访问什么地方都不用买门票,我们又不怕走路,惟一要花钱的地方就是必须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个影(我们3个人都没有照相机)。我们掐指算了算,拍一张像五角几分钱,3个人共需一块六角多,这样我们还剩下二角几分钱,正可以买一个长方形的枕头面包,那就是我们一天的伙食了。以后的日子怎么挨,我们当时根本不去想它,我们只是贪婪地游玩儿。我们每个人吃了三分之一的面包当午饭,下午,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将仅有的一块六角多钱付了摄影费,终于在天安门前留了影,了却了一桩心愿。后来,我们在香山公园巧遇吕绳云和应小球,经济危机便迎刃而解。吕绳云的姐姐给了她们几十元钱,她们匀了一半给我们。那时有一二十元钱在口袋里已经是“大富翁”了。

这就是天安门前留影的前后经过。

还有几句题外话。那年秋天我们从北京回到上海,竟成了“千古罪人”。学校已几次三番地派人到家里催促我们返校“复课闹革命”,我和张露著的父母虽然都是“走资派”,但组织观念仍然非常强,他们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并逼着我们给学校写检讨书,应小球的母亲原本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自然也主张我们写检讨书,吕绳云的父亲是资方代理人,她母亲胆子特别小,总是喜欢随大流。于是,我们4个人一起写了检讨书。只有沈海明家中无风无浪,他拒绝写检讨书,他是响当当的工人子弟,谁也奈何他不得。

日后,我们每每看着这张天安门前的留影,回忆着那次北京之行的种种欢乐,写检讨书的阴影也就烟消云散了。 /EUUrDqlqHEyGf1R5b4s2+LOFzQNj0GLfZ4cqhKh8dSQS/gNNVU5nBgqbmxomB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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