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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我离开上海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四连（彩云队）落户。天蒙蒙亮就起程，天墨擦黑才到达农场场部，又扛着行李跟随老队长翻山越岭进彩云队。那一路上离别父母的愁绪与对未来不可知的忐忑不安交杂在一起，重重、忧心忡忡，并不曾预料到自己将从那里不知不觉地探索着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并从那里出发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我们简陋的青砖灰瓦的住舍前，大约五步之遥，是一条清澈见底日夜鸣溅的泉水，这道泉水是从两座山峰上流淌下来的，到我们生产队前汇成了一股，水不深，水势却很湍急，遇到河道中的石块便撞得粉碎，溅起细珠般的水花。刚进山时正是初秋天气，被晨日暖洋洋地照了一天的泉水不凉，很爽人。我们那时候又很年轻，很好奇，三四个女同学一起要去探寻这泉水的源头。把裤腿卷至大腿根，踩着泉道中的石卵子往上游走，越走泉道越窄，越走泉水越深。到后来，泉道中都是巨大的石块和密匝匝的灌木丛，人已经很难插身进入。况且暮色四合，远近山影都模糊了，树丛中卷起一阵阵激励的风，水渐渐冰凉彻骨了。我们不敢再往前探寻，便退了出来。这算是一次失败的寻源吧。不过，事隔30多年，每当被人问起如何会走上文学之路这一类问题，头脑中便会出现那一次无所作为的探险。我想，作为文学的精神根源，恐怕也像那灌木巨石中丝丝缕缕的泉水，它究竟从哪里流出？实在是很难追寻的呀！
但是表面呈现出来的事物发展过程还是可以描述一下的。应该承认，在上山下乡之前，我虽很爱阅览群书，却从未有过自己写书的念头，打起背包上山下乡了，总以为一辈子会在大山中采茶叶了，也没有起过写的心思。许多作家谈起初始，都谈起他们的“文学梦”，我却没有做过那种五光十色的梦。在农场，一天劳累下来，头挨枕头就睡，连梦都很少，更别说梦到文学了。
在大山中生活6年，我简单的行装中与文学有关的东西只有两件：一本《唐诗小札》，一本《唐宋词浅释》。都是薄薄的。当初从父亲被封存的书柜中偷出这两小本已颇费了些心思。将封条一分一毫轻轻揭开，取了书后又用面粉调浆糊按原来痕迹粘住。不敢多取，怕造反派来检查看出破绽，也怕仅一只小提箱盛不下大部头的书。带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并没有自己学写诗的念头，只是那些诗词常常能慰藉孤独和忧愁的心灵。
文学活动却终究在人毫无意识的时候开始了。一百多个二十多岁左右的男女青年生活在这个狭窄的山沟里，每天除了上山采茶伐木垦荒打柴，没有任何娱乐。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文学名著，连听半导体广播都提心吊胆，生怕别人说你听“敌台”。年轻人的精力和激情就像火山岩浆般时时要迸发出来，于是，我们，有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或同伴，自发组织起“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利用工余时间排练一些表演唱、舞蹈、对口词等节目，先在生产队里表演，又给附近山庄的村民表演，后来就到场部大礼堂表演，后来又到当地驻扎的部队表演。远古时期，人类在为生存而劳作之后，为庆祝收获或为解除疲劳，便舞之蹈之，歌之咏之，这便是艺术的起源，便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我想当时我们自发组织文艺小分队也是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只是与远古人不同，我们那时必须冠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号，必须举起为政治服务的旗帜。
开始，我们排演的节目只是模仿和照搬，有一段时间就是演出“样板戏”的片段。我记得我演过《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每天出工，一路上对着大山练嗓子。当时我没有长辫子，同伴将自己的辫子剪了，接在我的短发上，还很像那么一回事。后来，我们不满足模仿照搬的一些节目，我们就开始自己编节目了。把生产队发生的一些好人好事编到表演唱里，或者把我们觉得应该谴责的不道德的一些事情编成小话剧、对口词等加以鞭挞。这类节目一出现，颇受生产队伙伴们的欢迎，我们便一发不可收拾。发展到后来，整台节目两个多小时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了。那时候的创作，准确说是一种集体创作，你出个主意，我出个点子，七拼八凑，边排边想，边写边排。我记得我们小分队的节目簿记了厚厚两大本，从来也不注明哪个节目是谁创作的，那时候没有“知识产权”意识。很可惜，这两个簿子在岁月流逝中丢失了。
而我却在那段时间里发表了我的“处女作”。
是一本薄薄的群众歌曲集，其中收录了我们文艺小分队创作的一首歌，叫《茶林女炮手》。也许这首歌词是由我执笔记录的，所以在作词者后面署上了“王小鹰”三个字。我很汗颜。我想这首歌一定是几个女同伴们你一句我一句凑拢来的。我还记得里面的一句歌词：“风梳头，雨洗脸，我们是茶林女炮手。”可惜的是这本歌曲集也湮没在岁月的流逝中了。
正因为有了在文艺小分队编歌词的经历，以后当文艺出版社到农场来组织小说稿的时候，农场宣传系统的领导才会推荐我，由此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我总觉得我是被命运不知不觉带上这条路的，而文学的种子却是潜伏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它就会自由自在地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