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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冬天砍掉一棵树，以为是一棵死树，次年春天树发出了新芽。我就是一棵给人砍伐的树，女儿像一个鲜嫩的芽儿出生，给了我一点点慰藉。生活中有这样一棵心爱的小树，心里增添了无穷的生活乐趣。
我为女儿取了个小名叫春凤，春天出生的凤凰，大名叫晶晶，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水晶石”，喜欢她的坚硬透明，在阳光的照射下，绮丽多彩。自己想女儿长大了，也和水晶一样，纯洁可爱、坚韧挺拔、不屈不挠、健康成长。
女儿的出生缓和了我和丈夫的关系，看到一天天长大，白白胖胖的女儿，对丈夫的恨也一天天减少。张龙也比婚前进步了很多，对我也开始体贴、照顾，有时看我忙不过来，主动帮我干些家务活。
当时的农村人，男子汉大丈夫的观念特别强，哪位男人在家帮老婆干家务活，传扬出去就会被村里人看不起，说他怕老婆，说他是“妻（气）管严（炎）”，那样在人堆里抬不起头来。好多家庭来了客人，男人陪客吃饭，剩下好吃的给小孩吃，最后才轮到女人，祖祖辈辈都这样重男轻女。男人稍有不顺心，拿老婆出气，埋藏在男人心中的信念就是：“打到的老婆，揉到的面。”
说来也快，不知不觉中女儿已经半岁多，我经常抽空抱着女儿回娘家看看，帮助父母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父母亲看着白白胖胖的外孙女，喜欢得不得了，特别是父亲，每天用手托着女儿的两只小脚，让她站在手心上锻炼站立，女儿也确实可爱，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长长的睫毛，一笑脸上露出一对深深的小酒窝，人见人爱。
女儿出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刚过，农历八月十七，叔公公突然来家，他带来了消息，他们居住的枫树大队现在收户，收户的主要对象是木工或者男劳动力多的户。枫树大队地处城郊，靠种菜收入为主，生活条件比白山大队强，离县城只有两公里，买卖东西都方便。
我叔公公把这件事和公公一说，公公非常高兴，因为他弟弟妹妹都在县城边上住，所以他非常愿意搬到弟弟妹妹身边，枫树大队唯一的不足是烧柴禾不如白山大队。
“我去看看情况，回来再说。”公公说。
婚后，我丈夫由于心情好，劳动积极，政治思想进步，已经当选为副大队长，主抓生产。身强体壮，非常能干，全公社都闻名。
白山大队已经发展到一百五十多户，一千四百多口人。人口多了，耕地面积还是原来的土地，显得人多地少，土地不够用。大队就根据省里土地局下发的文件精神，寻找地方开荒建新村。白山村地处的位置是宝清县、密山县、虎林县的交界处，属于三不管的地方，周围又是生产建设兵团。那时要建新村，也不用上报公社、县里，只需要大队自己踩好点，选好位置，地随便开垦，只要不破坏原始森林就没有人管，新开的耕地五年还不用交公粮。
大队经过几次研究，决定派我丈夫带队，到南山里去踩点，找地方，准备开荒建新村。
“大队派我去开荒，你说行吧？”张龙问我。
“不管，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自己决定。”我说。
其实并不是我漠不关心此事，男人的事女人也管不了，我能做到的是给他收拾好行装，多带些换洗的衣服，偷偷塞入口袋里几包蛇药，开荒者睡临时搭建窝棚，怕蛇咬了他。
张龙准备启程去南山里之际，公公从枫树大队回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全家人，他已看好了地方，准备搬家，准迁证都开来了，明天就去公社迁户口，卖房子，割地之前把家搬完。
我听完公公的话，心里很不高兴，觉得搬家是件大事，他不应该这么武断，应该和儿子、媳妇商量商量。
“爹咋说搬家就搬家呢。”张龙也不满意他父亲的做法。
可是做儿女的拿老人没办法，不满意只能放在心里。大队听到我们要搬家的事，车书记马上把丈夫找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留在白山，不跟他父亲去。我丈夫当时也不愿意搬枫树去，因为在白山，他是大队干部，搬到枫树，他就啥也不是了，只是一个普通社员。
“张龙，你到底搬不搬家？”车书记敲钟问响。
“哦，我回家商量一下。”他没有马上答应车书记是走还是留。
丈夫从大队回来后，愁眉不展，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准备和父母亲搬到枫树去，又不敢说，怕父亲骂他翅膀硬了，娶了媳妇忘了爹娘。我也觉得很为难，儿子不敢说，我这当媳妇的更不敢说，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个晚上，最后决定让大队车书记和公公说，这样也免去我们俩挨骂。
公公从枫树大队回来，张罗着卖房子，收拾东西准备搬家，我什么也不说，只是不声不响地帮助婆婆收拾东西。直到要搬家的前两天，车书记把公公叫到了大队部，跟他说，大队不放张龙走，准备让他带队到南山里去踩点建新村，明天就出发。
“那什么，”我公公一听火冒三丈问，“张龙不是我儿子？”
“是你儿子不假，可是他是副大队长，是公家人。”车书记用组织卡他，说，“你眼里还有组织吗？”
“枫树比白山日子好过，组织不反对社员过好日子吧？”公公说。
公公说什么也不答应，车书记一看没办法，说：“你不要发火，张龙已经成了家，他也是一家之主，有自己的权利，留去由他自己决定。你回家去问你儿子，愿意搬家还是不愿意搬家，我说留他也没有用。”
“我就不信，他扳我的脖梗。”公公气哼哼地回到了家，把我和丈夫都叫到他屋里，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两口子都在这儿，今天把话说清楚，是跟我一块搬家还是留在白山？”
我丈夫非常怕他父亲，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我看了丈夫一眼，对公公说：“我们不搬家。”
“为啥？”公公横眉竖目。
“我不能离娘家太远，弟弟妹妹他们还小……你们要搬就自己搬吧，反正你也不是一个儿子，离开他不能过，还有三个儿子在身边，有我们没我们都一样。”我说。
“你，你们给我滚……”公公暴跳如雷，马上让我们两口子滚出去，净身出户，一粒粮食也不给。
“不给我们粮食看能不能饿死，我早就和你们一起过够了，谁稀罕你给那点臭东西，离开你们一家人，我们三口会活得更好。”我也来了脾气，和他吵了起来。
“滚，立刻就滚！这个家一分钟也不搁你们！”公公绝情地说。
“走就走。”我抱起女儿，出去找房子。
我把女儿送到母亲手里，告诉她要和公公婆婆分家。
“分家？怎么啦？”母亲问。
我学说一遍事情的经过，母亲也不同意我们去枫树。
母亲家的前院老王家闲置一间房，很爽快地答应借给我们住，妈让两个妹妹帮我打扫灰尘，很快收拾妥当了。
“我去找车书记。”我先到大队去，请他派车和人帮我们搬家。
安排好后，我去张家一看，丈夫被公公骂得坐在屋里哭。我看到他那副窝囊样，气不打一处来。喊着说：“房子找好了，也和大队要了车，一会儿就搬家。”
几双愣然的目光望着我。
“张龙，搬家。”我大声说。
张龙望着公公，没敢动地方。
“你不搬，我和你离婚。”我要挟说。
吁！院里响起吆喝牲畜的声音，搬家的人和车来了。
“你滚吧！”公公轰赶儿子。
张龙这才站起身，只搬了我们自己屋里的东西，其他什么都没要，真是净身出户。
人们都说世上有狠心儿女，没有狠心爹娘，可我的公公、婆婆够狠的，一年的口粮才吃了一半，一粒也没给我们，连一双碗筷都没舍得给。世上可能很少有这么狠心的爹娘，可偏偏被自己摊上了。
我们搬出去的第二天，张龙带领几位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去南山里踩点，我开始住上了娘家。
张龙走后没几天，婆婆家卖完了房子，枫树大队来了两辆胶轮车，为她们把家搬走。
我心里一直在生他们的气，所以，在她们搬家时也没去看她们，更谈不上为他们送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是二十几岁的人，也身为人母，真是心眼又小又自私，光想着自己怨恨，没有去为老人想过，没想过父母把儿女养大，成家后儿女要离开父母的那种感受。今天，我的儿女大了，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儿女不在我身边的那份相思之苦。莫道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
一晃过去半个月，我在这段时间里，把自己刚搬的新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又为我买了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把磨好的米、面各用小布口袋给我装了一袋，我满怀信心地等着张龙回来。
当年，二妹也订了婚，她的婆家是通过别人介绍的，是集贤县的。二妹是一桩买卖婚姻，可也过到现在，儿女成双，谈不上幸福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女人是一只筐，随便往里装吗？也不管什么菜啊！天下多少女人过着苦菜一样的日子哟！
张龙九月初回来的，半夜到家。
“明天上午大队开会决定，先去八户，我想算一户，你看行不行。”他问我。
我问他南山里什么样？交通、水电都有吗？出入方便吗？
他眉飞色舞地描绘富饶的山里，那个地方叫小青沟，地势非常好，四边靠着林场，只是没有路，下山要走三十多里，才能看到人家，吃水有小河，电是肯定没有的，可是土地面积非常大，那一个沟里就可以开几百垧地，五年不交公粮。夏天种完地可以跑山采蘑菇、木耳。冬天到林场采伐，挣现钱，再说山上的野兽也非常多，狍子、鹿都排着队走，根本不怕人，野猪、黑瞎子满山都是，到冬天有的是肉吃。
“这么好的地方不去，太可惜啦。”他说。
山里固然诱惑，但是父母亲他们呢，谁来照料啊？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去，带着气说：“父母亲把我嫁给你，是想让你帮助我家，现在才结婚不到一年，你们家搬到枫树，好不容易我们才留在白山，现在你又要去南山里，要去你自己去吧，我说啥也不去，就在白山住一辈子。”
几天过后，张龙再也没和我商量，我以为他改变主意不去了，没想到，大队突然派人来我家，说开荒小分队已组成，张龙带队。现在开始收粮，准备工具，三五天就要上山。闻此我非常生气，跑回家和父母说：“张龙要带队去南山里开荒，也不经我同意，自作主张，今天开始收粮。”
“随他去吧……”父母亲只好劝我说。
他们早听说了张龙带队，以为是我同意的，没想到我不同意，可已经是事实了，没办法。
过了两三天，上山开荒的工具、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都已备齐，准备出发。白山八个身强体壮的三十几岁小伙子去山里开荒、建村。大队为他们派去了一辆牛车，一辆马车。装上吃的、喝的、用的、被褥行李。我们八位女人抱着孩子到大队去送他们，就像当年电影演的闯关东一样。
小妹妹泪花流……
张龙走后，我一直没开灶做饭吃，每天都回父母家吃饭，帮父母干些活，女儿也一天天懂事，父母亲、妹妹、弟弟们都喜欢她，只要一放学，争着抢着抱女儿。特别是我六岁的小妹，她还没到上学年龄，自从女儿出生后，她每天都离不开女儿，抱还抱不动，有时摔倒一对。母亲一看没办法，给小妹做了一个背孩子用的后背带，小妹高兴坏啦，每天早起把女儿背在背上，满院子玩。女儿也特别喜欢她这个小姨，每天睁开眼睛就到处找小姨。小姨背着胖胖的外甥女，像只小猫拖个大老鼠一样，让人哭笑不得。
收完秋后，母亲腌两缸酸菜，储存好了白菜、萝卜、土豆，准备过冬。谁知道张龙突然回来要搬家，说到山里去过冬，我和父母听了都很震惊。
“我们在山里这一个多月，为每户挖个地窨子，已经做好了临时门窗，搭好了火炕，大家开会研究决定今年冬天都搬家，安顿好家里的生活后，好上山到林场采伐，明年春天开地也不耽误。”张龙说。
我父亲觉得张龙说的有道理，也没有反对。可我母亲不赞同，她既舍不得我，又舍不得她的外孙女。
“春凤那么小，万一有个天灾病热的找个医生都没有。”母亲抱着女儿流泪，她说，“南山里又不通客车，大雪一封山，想下山都下不来，要是缺少油盐酱醋的，都没地方去买，还不活活饿死。”
到南山里过冬，环境恶劣，挖地窨子住，又没有电灯。什么地窨子，就是土洞。我也担心孩子小，说：“那我不去了。”
“那不行。”张龙说。
“今年冬天让她们娘俩在家猫个冬，明年开春孩子大一点再搬去，大冬天的在地窨子里过冬，我不放心。”母亲说。
可是，张龙非常固执，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坚决地说：“又不是我们一户，八户人家都能上山过冬，你家的女儿怎么就不能去，她是千金小姐呀，不行，一定要搬家。”
张龙一副凶相，我劝父母，说气话：“爹、妈你们别跟他说，没有用，等于对牛弹琴，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的，总不至于死在山里吧。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他不心疼我们也不心疼。”
父母亲一看再谈也没有用，只好含着泪帮我收拾东西，沉重的大件家具搬到父母家，只拿点现穿的衣服，生活用品，父亲为我装了一麻袋土豆、一麻袋萝卜，几麻袋白菜，母亲到卫生所为我买了感冒药、消炎药，油盐酱醋，和点灯用的煤油和蜡烛，大包小包地收拾了一大堆。
“大姐，我要春凤。”小妹就哭着喊着不让女儿走。
父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带着女儿，决定让六岁的小妹跟我一块去山里看孩子，也好为我做个伴儿，在家里就她是闲人。
一切都安排好后，赶车的老板子甩起了鞭子，马车开始上路。
父母亲跟在车后面流着泪一直送到前面的大道上，我望着站在风中满身是病的父亲，和为了家庭而操劳过度，早早就弯了腰驼了背的母亲，心像刀割的一样难受，心里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孩，永远不离开父母，照顾他们一生，看来不怪农村人重男轻女，女儿真是没用，出嫁后就要听人家摆布。从上车开始，自己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更不敢多看父母一眼，因为自己强忍着悲伤，怕一开口就会失声痛哭，那样父母亲就更加难过，更不放心了，所以自己只好咬着牙，狠着心，头都没回坐车就走了。
白山村变得苍茫和遥远，我哇的一声哭起来。一种离别远行的痛苦在我心里火一样燃烧。
车是早上九点从白山走的，一直走到半夜十点多才到了山里。月光下是巍峨高山，参天大树，根本没有路。他们来山里踩点时把树放了，榛柴棵子割倒，露出一条空地来，又用拖拉机压了几遍，马车在这样的路上艰难行走。
约摸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我才看见一处山窝边儿上闪烁几点亮光，如萤火一般。
“瞧见了吧，眼看就到了。”张龙告诉我，前边儿那几处亮光就是先搬来的人家点的灯光。
车行驶的路边，杂草丛生，大树遮天，心里就产生了恐惧感，特别是听到来自山里的各种野兽的嚎叫，头发都吓得竖起来了，心怦怦直跳，一手紧紧地搂着小妹，一手抱紧了女儿。
车到了山跟前，我才看到灯光是从地窨子照出来的。
“我们的屋子。”张龙指着山根边上的地窨子说。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地窨子，甭说住过。原来是往山里挖个洞，上面用木头、杂草棚上，前面钉上门窗，从外面看不到房子，同陕北的窑洞一样，陕北人祖祖辈辈住在窑洞，非常宽敞，亮堂。我们的地窨子是临时搭建的，又阴又潮，四周都往下掉土，无法与陕北的窑洞比。
春凤和小妹都睡着了，车到我家的地窨子前面，张龙喊邻居刘大嫂，帮忙把孩子先抱到她们家。
迈进她家屋，立刻感觉一股混杂树根发潮的暖气迎面扑来，心里觉得热乎了许多，坐了一天车，没吃中午饭，又冷又饿，山沟里边气温要比山外低好几度。
“快回腿上上炕，暖和暖和。”刘大嫂非常热情，帮我把孩子放下，说，“晚上山风很硬哩。”
哪里是房子，准确说是山洞。在岩石上直接掘的洞，和原始人居住的洞穴差不多。唯一先进一点儿的就是有门有窗户，门、窗都是用白色透明塑料布钉的，每户的格局都是统一的，里外两间，外间是厨房，里间搭着火炕，屋里面特别潮，在北面墙根上搭了一个土炉子，每天家家都拼命地烧土炉子，为了烤干四周墙壁。
刘大嫂一家是山东平度县人，也是白山招户来的，人非常好。炕上睡着三个孩子，桌上点着的煤油灯，像萤火虫一样，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常言道：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可自己却走进了这深山老林，过上了和原始人差不多的生活。
“唉，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越想越难过。
大家很快就卸完了车，张龙把锅安上，点着了火，炕上也铺好了我母亲买的地板革。
“咱们到刘大嫂家吃饭。”张龙的脸上洋溢着对新生活的喜悦神色，说，“这儿比白山强多了。”
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刘大嫂忙活着做饭，帮卸车的人也进屋来看我，没结婚前我一直和他们在大队上班，大家相处的都很好，这次来到了山里，共同创业，好像感情又加深了一步。
他们一齐劝我说，眼前虽然苦一点儿，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山里有发展前途，要不了几年，别人想来落户我们还不要呢！山里地随便开，烧柴随便砍，夏天跑山，冬天到林场干活，一年四季都有钱挣，以后会发展到有学校、卫生所、供销社。电灯也会有的，慢慢来，只要大家心齐，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小青沟会富起来的，我被大家的雄心壮志给感染，心里也舒服了许多。
刘大嫂把做好的玉米面大饼子和白菜土豆汤端上桌，我叫醒了小妹，我们一家吃完了饭，大家都陆续回家睡觉。
回到了我们的新家。整个房间也只有十多平方米，中间用柳条编的间壁墙把屋一隔两间，外间小，里间大，外间除去锅台，放个水缸后连人转身的地方都没有。里间的火炕只能睡两三个人，门窗都是用小圆木杆钉的，上面钉着塑料布，三面墙直往下掉土，跪在炕上头顶房棚，中间还高一点，将能抬起头，房上面的杂草被热气一熏往下掉水珠。
“睡觉。”张龙说。
我心里特别难过，本来设想结婚后，一心一意好好组织一个小家庭过日子，帮助父母把妹妹弟弟都培养成人，没想到会跑到这山沟里，过上暗无天日的生活，看来自己这一生就是受罪的命。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清楚这山沟里就是家，只好安心过日子了。每天和丈夫一起收拾房子、平整院子。房子四周用小木头夹起来，又钉了一个大门，看上去像户人家。
收拾完家里院外，开始准备过冬的烧柴，我和邻居几位大嫂每天拿着绳子到山上捡柴火，背回来垛在院里，以防备冬天大雪没烧的。
山里的夜异常漫长，太阳落山后人们钻进地窨子里。无事可做，年轻夫妇就用“做”来打发无聊时间。对于我来说，“做”成了件极勉强的事。试想一下，那种事假若勉强，最最没意思，甚至是负担。
婚后我和丈夫的感情一直不冷不热的，性本是一种美妙的生活，自己一直讨厌过性生活，他强奸我的阴影怎么也抹不掉。每当他到晚上提出要求时，我就以各种借口回避他，气得他有时就粗暴地强迫我，我也反抗他、骂他。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已经成了人家名正言顺的老婆，只能忍受着这份被侵略的痛苦。
在阴森的地窨子的炕上，我成为一块僵硬而冰冷的石头，任凭那个男人粗暴地穿凿。
一天夜里，丈夫不知道在哪儿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看到女儿和小妹都已经睡着，急不可待地说：“我……”
“下去！”我怒不可遏。
“憋不住了。”他覆盖住我。
每每“做”，我百般阻挠，怕惊醒了小妹和女儿，到最后只好勉强应付他。
我惊讶他的力气，山里的汉子只两件事舍得力气，一是干活儿；二是在老婆身上。假若恩恩爱爱，力气男人哪个女人不喜欢啊！
“得（读音děi）！”他发泄完总是很满足，大咧咧地告诉我说，“今天真叫人痛快，林场的活已经订完，离家不远的二里界林场，一冬天订了两千立方米采伐任务。如果顺利，干到开春，每个劳动力最少能分五六百元，够明年开荒的费用。”
“是嘛。”我闻讯高兴，不喜欢丈夫在家，特别害怕过晚上，不愿意和他同房。如果林场采伐任务订下来，他就可以上山了，一冬天不在家，对我也是一种解脱。他不在家，我心里特别轻松，苦点累点也心甘情愿，一见到他，心里像压一块石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结婚后，从来就没有过过新婚燕尔甜蜜恩爱、相敬如宾的生活。每天只是履行女人的责任和义务。
张龙开始到各家去收粮食，下山去磨米、磨面，准备每户过冬的成品粮，又派人去为每户购买油盐酱醋和孩子们穿的棉胶鞋等，男人要上山，一两个月也回不来，剩下八个老娘们儿在家下山非常困难。
经过几天的准备工作，所有越冬的粮食和日用品，都准备足了，他们就赶着一辆牛车、一辆马车、拉着行李、吃的、用的上了山，工具是林场发，不用自己准备。
男人都走了，莽苍的一个大山沟剩下我们八位女人带着各自的孩子过日子，既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每天从早晨起床吃完饭开始，小孩子在家玩，大人上山捡柴火。有时也聚到一起说说话、聊聊天。
冬天还没有过去，上冻前吃水到前边的小河沟去挑。下雪后，用雪化成水，澄清后食用。虽然日子过的既原始又简单，倒也清静。
一个冬天，张龙只回来家两次，第一次送回来一只狍子。
“有肉吃喽！”小妹鹊跃起来。
在大山沟里，许久没闻到肉腥味了。
一只肥胖的狍子，大大改善了我们的伙食。一时吃不完，放在外边冻，虽然能保鲜不坏，但又怕招来其他野兽，那会儿狼和狐狸饿红了眼，白天大摇大摆地进村寻找食物。
“晾肉干儿。”刘大嫂建议道。
我按刘大嫂教的方法，将狍子肉切成条，涂上盐、辣椒面，在炭火上烤熟，然后储存起来。
张龙第二次回来是送钱。每次都是他们八位男人一块儿贪黑回来起早走，目的是为了解决生理需要。
转眼间到了春天，困难也跟着春天一块来临。山上一冬天的积雪春天开始融化，流下的雪水顺着山根往屋里淌，我们用铁锹挖顺水沟，往山下放水。
山沟里的春天充满杀机，冬眠、蛰伏的动物纷纷醒来，野兽出来寻找食物。晚上，狍子跑到房子上面找树叶吃，野猪也不怕人，在房子前面的草地上打闹，蛇也苏醒过来，说不上在哪儿就碰到一盘，真是能把胆小的人吓死。
“老妹，呆在屋里别出去。”我不准小妹出门。
“我要去采花儿。”小妹向往山野，喜欢野花。
“不行，给黑瞎子（熊）舔了脸怎么办？”我说。
小妹很懂事，老老实实呆在屋子里，透过窗户缝儿眺望春天的草地。
不到外边去，避免了野兽的伤害，但并不意味着远离动物，蛇有孔则入，爬进屋来。
女儿更是不敢上炕，有时一掀炕席，会看到炕席底下几盘小蛇，虽然不咬人，但也会吓人一跳。有时晚上蛇钻到被窝里，你说可怕不可怕。我只好一到晚间用手拉着小妹，背上背着女儿，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看来没有男人在身边的日子还真不好过。和其他七位媳妇一样，想盼男人回来，和她们不同的是，她们的想和盼，含意往往丰富，多特指那件不言而喻的事情。
春天是缠绵季节，民间有句老话：春雨绵绵，妻子独睡。看来，春天最好不让妻子独睡。
我不想张龙，只剩下盼。
女人们总算是把他们男人盼下山来。山上的树也绿了，小河水也开始了歌唱，满山的野花绽开，我的心也一天天亮堂起来，春天给人带来了希望。
隆隆的春雷响起，冻僵了一冬天的土地渐渐化透。
开犁前，张龙用一冬天采伐挣的钱，到外面的农场雇拖拉机开地。当时是集体化，统一开地，统一种，到秋天按人口、按劳动力分红。
种完了地，张龙下山去办事，小妹也该上学了，我让他顺便把小妹带下山，送回家。小妹跟我们在山上呆了七八个月，和女儿朝夕相伴，小妹也舍不得女儿，“小姨不走……”女儿一周岁多，刚会走路和说话，用小手紧紧地拽着小姨的衣服，说什么也不放开。
“春凤，小姨该回去上学。”我边流泪边哄着女儿。
“不嘛，我要小姨。”女儿不肯撒手。
小妹哭我也哭，女儿也哭。
“能不能快点儿啊。”张龙催促。
“回去吧小妹，上学不能耽误，放假了姐接你过来。”我劝走了她。
“一定去接我呀！”小妹跟着张龙上了下山的马车。
“小妹……”我抱着女儿跟出去很远。
“姐！”小妹挥动着手。
直到看不见小妹的影子，女儿才止住哭。那种离别真的好难过啊！有时我当着小妹和女儿的面给她们俩讲述那次南山里的分别……她俩现在都已长大，时不时地还当笑话讲，可我一想起来就心酸、掉泪。小妹一直呆在我身边，直到现在我小妹也逢人便讲，大姐对我付出的感情是两种情，一种是姐妹情，一种是母爱。说真的，我对小妹的照顾和关心不少于我的女儿。
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整整生活了三个春秋。三年之中只下山两次，去看父母，妹妹、弟弟。不通车，走又走不动，想回家看看也没有办法，只好把对父母的担心和对妹妹、弟弟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在这孤寂的大山里，伴着盏小油灯，每天做饭、吃饭、捡柴火、挑水、喂猪、喂鸡、看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打发日子，同时也在履行一个婚后女人繁殖后代的使命，这也是任何女人逃避不了的义务。
繁殖，请朋友们原谅我使用了这个冷酷的词汇。近乎死亡的婚姻，毫无感情而言，孩子照常生，是什么？繁殖，繁殖最贴切。
来到大山沟两年，男人粗暴的穿凿，我再次怀孕。女儿已经三岁，长的可爱、聪明。
中秋节前，三妹搭车进山来，大包小裹的。
“看你累的，满头大汗。”我心疼妹妹，接过她手里的东西。
“妈让我给你送来。”三妹喘了口气，说，“给我舀瓢水。”
“歇歇再喝。”我没立刻端水给她，当地有一种始终没被验证的说法：人激烈运动，马上喝凉水会炸肺。三妹呼哧带喘的，我怕她炸肺。
母亲听说我快到预产期，打发三妹给我送些生孩子吃的鸡蛋、红糖、小米。
“妈让把春凤接走。”三妹说。
两天后，三妹带走了女儿，母亲怕我生孩子女儿在家没人照顾。
到山里这两年，张龙别的方面没有进步，喝酒上是大有长进，见酒必喝，每喝必多。我从心里烦透了他酒后那种德性，可是没办法，这都是来山里后他当上头头，大家把他惯坏的。
女儿被妹妹接走后，家里剩下我和张龙。他每天都不着家，不是东家喝，就是西家喝，山里粮食多，每户都用粮换酒，家家都用大缸装酒，当时喝酒像喝水一样，现在想起来很可怕。
过了中秋节，我早已过了预产期，身子笨得要命，每天点火做饭要先双腿跪下才能哈下腰，张龙从来都不关心我是否能做饭或者吃没吃饭，在外面喝够酒，回家倒头便睡。在农村，相对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个好男人呢！因为他从没打过我，大多数男人在外面没本事，回家打老婆骂孩子可有本事。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女人被丈夫打得鼻青脸肿，自己觉得还挺满足的，愚昧落后的农村女人的生活啊。
农历八月十七这天一早起来，我肚子开始疼，有生女儿的经验，我知道是生孩子的症状。
“我要生了，你赶快下山去接‘老娘婆’吧。”我说。
当地土语，管土接生员叫老娘婆。
张龙没有看到女儿出生时的情景，所以他也没有紧迫感，不着急。他不紧不慢地做好了饭，叫我吃饭。
“张龙，求你了……来回五六十里路，去晚了不赶趟怎么办，上次生女儿我差点没死喽。”我捂着肚子说。
“你着的是什么急呀？”他嫌我唠叨，生气地说，“谁家老娘们儿不生孩子，我看到好多人家连老娘婆都不找，不是照样把孩子生出来，谁像你，大惊小怪的，‘是儿不死，是财不灭’嘛。”张龙放桌子捡碗，从容不迫。他问：“你吃不吃？”
“肚子疼，我吃不下啊！”
他四平八稳地吃完了早饭，还喝了一壶白酒，饭碗一撂，然后对我说：“你在家等着吧，我套马车，下山去接老娘婆。”
张龙走后，我流着泪咬着牙吃了一口饭，收拾完碗筷，再也顶不住了。爬到炕上，肚子一阵儿比一阵儿疼得厉害，眼看天接近晌午，还不见他回来，我想出去喊人又不能走，只好一个人在炕上翻身打滚地使劲叫，盼望能有人听见，过来照顾自己。女人生孩子时真像过了一次鬼门关，我左等右盼，也不见张龙的动静，那种生死关头企盼见到救星的心情，没有亲身体会的人永远也理解不了。
张龙到山外离小青沟有二十五六公里的奋斗村去接老娘婆，他回来时太阳都快落山了。总算把他盼回来，可我也折腾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老娘婆姓丁，五十来岁，从辽宁东沟县搬来的，人很利索。她进屋后二话没说，让张龙给她打盆水洗洗手，开始为我检查。她先按按我的肚子，然后像农村老太太为母鸡摸蛋一样，把手伸进了我的下身，乱摸了一通，洗洗手说：“没事儿，骨盆还没开呢，头半夜没问题，要生也得后半夜。”
说来也奇怪，自从张龙和老娘婆进屋，她检查完毕，我的肚子疼也好像减轻了许多。张龙去叫邻居，刘大嫂来我家帮助做饭，他去卸车。
刘大嫂为老娘婆炒了四个菜，擀碗面条，又为我做了小米粥，还煮了几个鸡蛋。“吃，多吃点。”老娘婆逼着我吃，说生孩子时好有劲，生的快点少遭罪。我勉强吃了一碗粥，两个鸡蛋。
“呵，正好有菜下酒。”张龙卸完车，进屋看到刘大嫂为他们炒好菜，已经把炕桌放好，他到酒缸里舀了两杯酒，盘腿上炕和老娘婆对着喝起来了。
我的肚子还是紧一阵慢一阵地疼，他们只顾喝酒，早把我这个产妇忘在了脑后。也不知他们喝了多长时间，总算喝完了。
“喔。”老娘婆过来看看我，又摸摸肚子，对丈夫说，“没有事儿，先让她一个人折腾吧，我们先睡会儿，等她快要生了再叫我。”
夜的脚步朝深处走去，山沟里没有电，小油灯又不亮，屋里黑沉沉的，他们两位由于都喝了酒，躺下不一会儿先后睡去，打起了呼噜。我越听越生气，可是没办法，只能一个人捂着肚子流泪，发誓无论如何再也不要孩子了，同时也恨自己命苦，为什么要做女人，来到世上受这份罪。越想越委屈，再加上肚子疼，自己一个人折腾了一夜，也没有什么变化，直到天大亮，我疼得实在忍受不了，叫醒了丈夫：“张龙，张龙！”
“唷，你昨晚没睡？”他看到我满头都是汗，眼睛流着泪，也动了恻隐之心，浸湿了一条毛巾，为我擦擦脸，然后叫醒了老娘婆，让她再看看，孩子为什么还不生。
老娘婆急忙起来洗把脸，她开我丈夫的玩笑说：“这可不是着急的事，孩子差一个时辰他也不会出世的，这和老母鸡下蛋一样，老母鸡下蛋之前还要先跳到窝里趴一会儿，到了时辰蛋才能下出来，生孩子和母鸡下蛋是一个道理。”
乡村的接生婆，如此这套母鸡理论。
其实，像自己当时那种状况，要是在城里，早到医院剖腹产。绝对不会让我受那么多罪，现在自己来到城里后，看到城里的女人和农村的女人，真是生活在两种天地，享受两种待遇。不能比，一比农村女人简直没活路。
直到农历十八早晨八点钟，太阳高高吊在山顶，折腾我一天一夜的儿子才降生。此时，我只剩下了一口气，连喝碗糖水的力气都没有了，是丈夫用小勺一口一口喂我喝了一碗红糖水，疲惫不堪地晕睡过去。
等我醒来后，瞥见躺在身边的儿子，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分娩时的无助，忧虑与痛苦，原始的接生方法加上原始的居住条件，给只有二十四岁的我心灵深处涂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内心深处迸发出一种呐喊，那就是要想尽办法摆脱这可怕的环境，冲出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我早已忘却，那一望无边的原始森林，那无垠的原野，我不敢朝风儿袒露我的前额，我没有博大，拿什么稀释忧愁？我就是浅色，既失去了清白，又冲淡了深色，我只想现在打开尘封的窗，扔出那栽培半生的苦涩。
既然心已经破碎，还在乎刀割来割去吗？生活，有时太折磨人啊！
花开花落，雁来雁去，转眼间到了第二年秋天，儿子已经快一周岁。
有一天，山沟里突然来了一辆212吉普车，和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小孩子一听到车声，拼命往出跑，山里的孩子把外面来的人和车当作新鲜事。儿子也有些懂事了，一听到车声拽着我，央求道：“妈，看车。”
稀罕玩意——两辆车一直开到我们家门口，张龙也从车上下来。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了什么干部。我把孩子塞到张龙手里，为他们每人端上了一碗开水。
一位领导模样的人问我：“多大年纪？”
“二十五岁。”
“住了几年山沟地窨子？”
“三年。”我答。
三年？他们感叹地说：“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大山里还居住着这么多无辜的人们，过着原始生活，想不到，真想不到啊。”然后向张龙了解小青沟的人口、吃水问题，并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县卫生局和防疫站的，来检查水质和地方病，不管哪里建新村，都要通过我们检查水质，看看生不生地方病。”
那时黑龙江的地方病主要有粗脖根、大骨头节两种。
从进山开始我们喝门前小河沟里的水，他们用几个玻璃瓶子到小河沟里去装满了水，准备带回去化验，又挨门挨户对孩子们进行了检查，结果是所有的未成年小孩子手指、脚趾都开始变形。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要不是县里防疫站来现场检查，我们这些在山沟里住了三年的人，从来没有想过孩子会生大骨节病。
检查完所有的孩子后，防疫站的领导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继续住下去，将来后代全都是大骨节，个子长不高，手脚又短又粗，什么活都不能干，全都是残废，你们说可怕不可怕？”
这回大家真的害怕了，都急着问卫生局和防疫站的领导，怎么办？
“他们回到县里马上到县政府去汇报情况，最好是把南山里的几个新村合并到一起，国家有改变水质的投资指标，打深水井，这样才能彻底改变水的问题。”防疫站的领导说，“你们不用着急，三年都住了，也不差几天，县里会给大家安排好生活的。”
悬着的心未完全放下来，我已经打好了主意，哪儿也不去，搬回白山去住。这三年，自己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父母亲和妹妹、弟弟，特别是女儿也回到了姥姥家，一住就是半年，实在是太想念亲人。
“张龙，我们搬回白山去吧。”我动员丈夫，现在有了理由，小青沟有大骨节病，不能再住下去，早晚得搬走，还等什么？
“我是村领导，建村时是我带大家来的，走，我也要和大家一块走，有一户不安排好我都不走，等等吧，县政府会给个说法的，领导不会不管我们的。”他说，丈夫死活不走。
实在说服不了丈夫，我一个人又搬不了家，只好耐心等待吧，等待县政府的安排。
又熬了两个多月，到了九月，县政府派了由县、公社两级组成的工作组来到了小青沟，为我们这些焦急等待的人传达了县政府的决定：要我们这八户人家和山那边的中信公社新村合并。那个村有五十多户，建村五六年，可也有大骨节病，两个村合并后，县政府拨款安电，打深水井，改善生活环境，做到根治大骨节病。
县政府的决定，令大家都高兴，从心眼里感谢党、感谢县政府对我们山沟里人的关心。
工作组由县、公社两级领导组成，组长是县里主抓农业的王副县长，公社有党委书记和民政助理，及派出所所长和公社统计共五位成员。当天就带领八位男劳动力到中信新村的常熟屯去开会。
两个村的社员开了一天会，小青沟和常熟屯距离六十多华里，翻山走小路十多里路程，悬崖绝壁的不太好走，山民还是选择翻山抄近路。
“这回可熬出了头，常熟屯不错，队长姓肖，叫肖国庆，非常热情，中午还请我喝酒……美中不足是人口多一点，他们家八个孩子，十口人，可生活还过得不错。”晚上张龙开会回来，喜气洋洋地说，“今天开了一小天会，把合并的问题定了下来，重要的是双方的财产作价问题，领导班子问题还没定，明天还要过去开会，把固定财产作价，选领导班子，各户去找房子，准备搬家……合并后的村子重新起个名字。”
“出头啦。”我听后也非常高兴。
全村五十多口人像过年一样，各个喜气洋洋的，特别是学龄儿童，听说常熟屯还有学校，乐得一蹦老高，满山沟喊：
“我们能上学啦！”
“我们上学读书喽！”
那份欢乐喜悦真是用语言难以形容。山里的孩子渴望读书，十里八村的没一所学校。
常熟屯建村早我们两年，说来也许是天意，人家一建村就规划得非常好，集体盖房子，街道整齐，每家房前屋后都有菜园地，面积一样大。而我们小青沟的人，没有一个长远打算，建村三年多，还住着地窨子，一户盖房子的也没有，别说想起办学校，就是生活中常用的东西一直要下山去买，连个赤脚医生都没想过培养一个。
第二天，张龙带大家去常熟屯开会，我也要跟着去。
“去瞧瞧，既然已经定下来合并，我们抢先找个房子好搬家，小青沟我一天也不想住下去了。”我说。
“有道理。”他瞥眼孩子，问：“那儿子呢？”
“我背他去。”我说。
男女老少翻山越岭，一起去了常熟屯。
到常熟屯后，张龙把我和儿子安排在肖国庆家。
我丈夫和肖国庆又去开会了，肖国庆出门前交代肖大嫂，让她带我去找房子，并且准备午饭，他和我丈夫散会后回来喝酒。
常熟屯建的不错，有学校、卫生所、大队部。家家的小孩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就可以上学，不耽误孩子的前程。人人喜欢上了这个小村。
在肖大嫂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一家姓申的房子。山里找房不用花钱，都是借住。
“今天，可得好好喝一顿，我和张龙当选为大队长和支部书记，是不是该庆贺？”肖国庆说。
“找到合适的房没有？”张龙问。
“找到了，最前趟街那栋三间房，老申家。”肖大嫂抢着说，“下午过去收拾房子，你们三两天就可以搬家。”
在肖家吃午饭，两位新上任的村官相互碰怀祝贺，并发誓要把这个村搞好。让新村有个新起色。下午协助其他七户人家找房，马上让大家都搬过来，好正规地投入到秋收生产当中去。
两个村合并后，县里马上拨款，张龙忙着张罗打机井、拉电线、埋电线杆、安电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全村人欢欢乐乐、喜气洋洋地过日子，我的心情也和全村人一样，觉得日子有盼头了。开始筹备明年盖房子，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干劲十足。
秋天，大队组织一部分人打机井、拉电线，剩余的劳动力上山放木头，种木耳，然后按户、按人口分到各家。我又养了几头猪，有时间也跟着邻居上山采蘑菇，采榛子……生活充满了阳光。
春天种完地，开始筹备盖房子。山里盖房子非常方便，木头有的是，随便放。我们家的房子，从墙到房盖都是用的木头，共用了一百多立方米，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和全村人帮忙，我家终于盖起了一栋全村最大最好的房子，室内间壁的格局也先进，按照城里住房的模式间壁的房间，一进门是走廊，东边一间搭的火炕，走廊两边都是用砖搭好火墙，西边两间，外间放了两张床，里间搭的火炕，前面都是落地窗户，非常明亮，厨房和储藏室在后面。方圆几个村，我家的房子都算最好的。
这一年秋天，一九八一年的秋天，公社突然来了通知，让张龙到县里开会，会期五天，非常重要。
张龙学习回来后不久，农村实行体制改革，首先摘掉了原光辉大队的牌匾，挂上宝清县中信乡向阳村民委员会的大牌子，开始丈量土地，评估固定资产，准备搞土地承包和分责任田，向阳村迈出了改革第一步。
一股春风悄然在山沟里刮起，万物复苏。
我一直蕴藏着的野心（当时也只得称为野心），在改革开放的政策鼓舞下，决心抓住时机，干点儿什么事。左思右想觉得向阳村缺个杂货店，全村几百口人的生活用品都要到十几公里外的二里界林场去买。
“办个杂货店。”我想。家里又有条件，房子大，自己还有文化，可以进货，主要经营日用杂品。
我把想法告诉张龙，他坚决反对，说：“你一个老娘们儿怎么这么多事，不缺吃不少烧，你一天给我照顾好孩子比啥都强，办什么杂货店，离县城这么远，又不通车，谁帮你来回倒腾货？我可不管。”
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来，我非常生气，本来打算和他商量能得到他的支持，没想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想好了的事决不放弃，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办成这个杂货店。张龙也有一个优点，一天大大咧咧，从不问我攒了多少钱，花钱他也不管，只要不缺他酒喝就行。
找来村里的木匠，做了一个货架子。张龙一看我动真格的，也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但他也不过问。
我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数了数，不到一千元，我又托人把圈里养好的两口肥猪卖了，共凑了一千三百多元钱，拿去县城进货。
“没人管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不过要带上孩子，我可没有时间给你看孩子。”张龙说。
我也没在乎丈夫的态度，第二天一早就领着女儿，背着儿子，把钱缝在贴身衣服里，到二里界林场去等车。当时山里附近十多个新村到县城都要到头岗林场去坐车。每天一班车，早上九点从二里界林场发车，下午两点从宝清县城客运站往回发，途经白山村，就是我父母亲的村子。
客车到白山村刚好十一点，我们娘仨下了车。
“怎么了，把家扔下娘仨儿都下了山？”母亲惊诧。我带着孩子回来，她以为家里吵架了。
“没有，妈。”我告诉她，家里没有什么事，只是我想办个杂货店，张龙不同意，也不帮我带孩子，一赌气，把孩子都带下山。“妈，你帮我看孩子，不用他。”
春凤女儿已经五岁，她一直在姥姥家住着，一见到姥姥、姥爷、姨姨舅舅特别亲，抱着她姥姥的腿向姥姥诉苦。
“凤，”母亲也特别心疼她，说，“这回不跟你妈回山里，在姥姥家上学前班吧。”
“姥姥真好，我上学喽！”女儿高兴地满院子跳着喊着，“不回山里啦！”
“小辉，还是算了吧。”父亲也和张龙一个态度，“张龙不同意就别办什么杂货店，也不缺吃少烧，操那份心干啥，把孩子带好比啥都强，你可别自找挨累。”
“你爹说得对……”母亲也劝我，“在家住两天，背着孩子回去吧，别张罗了，要开杂货店，还不让张龙给你吃黄喝黄铺。”
“开，一定开。”我主意已定，说啥也要办这个杂货店。
白山村到县城是一天两趟车，早一班晚一班，比山里方便。我坐早班车进了县城，当时自己啥也不懂，以为有钱就可以买货，谁知到了县里百货批发站，人家跟我要营业执照，和烟酒专卖执照，我顿时傻了眼。
开杂货店，首先有村、乡的介绍信，然后到县里的工商局个体科办理执照，卖烟酒，还要到烟草专卖局和糖酒公司去办执照。
返回村里开介绍信路又太远，这可怎么办呢？我到乡里去找民政助理徐文才，他经常到南山里求我丈夫给他弄柴火、木头。中信乡政府离县城八里路，两个小时后我赶到那儿。
“大嫂，这还不简单，你等着，我给你开两封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徐文才热心地说。他开了一张乡政府的介绍信，并写了个便条交给我：“你去县工商局去找于局长，他是我的同学，会帮忙的。”
“谢谢徐助理。”我感谢徐文才，匆匆返回县城，好不容易找到了工商局，已经下班，没办法，只好坐在工商局门口等下午上班再办。
于局长看完徐文才的信，亲自到个体科去为我办了营业执照，然后安排人带我到烟草专卖局和糖酒公司，办完烟酒专卖手续。
“缺烧柴吱一声，山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你们的。”我说。
“好。”于局长笑笑。
手续办完，百货批发站下了班进不了货，只好住在县城。这时才想起来一天没吃饭，眼花腿软，一点儿也走不动，就近找了家小饭馆。
找旅馆住下，再到街上看看有没有自己认识的车，明天好捎脚进货。
走来走去，觉得还是住大车店便宜，那还可以存车，也许能碰上南山里的车呢。对，去住大车店。
大车店在县城北面，靠着客运站，是县城唯一的一家车马店，既能存车又能住宿，宿费还便宜。我开了一个最便宜的大铺，宿费才一元五角，没带什么东西，只是手里的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刚办好的手续、执照，钱在贴身衣服里缝着，一直没拿出来。住下后，不担心没地方睡觉了，我就到大车店门口，看来往住店的车辆。
一直在门口坐到夜晚降临，也没见有南山里的车进来。我想：“这回可凉快啦，白忙活一天，还是进不了货，雇车又太贵，真是不容易。”
这时，一辆胶轮拖车开进来，是邻村四棵树的，司机我们非常熟。
“大嫂，你在这儿干啥？”司机打招呼。
“郑长杰！”这下可来了救星，我说，“真是谢天谢地，你怎么来啦？”
“咋啦？”他被我说得有些糊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睁着一对大眼睛看着我问：“大嫂，怎么了，有什么事，你快说。”
从头到尾我把这一天的经过告诉他，正盼着遇到一个南山里的车来帮我捎货回去，没想到就遇到了你。
“郑长杰，你没吃饭吧？”我拉上他，“走大嫂给你拿钱，到饭店喝酒去。”
“大嫂，你放心，我明天一定帮你把货拉回去。”郑长杰拍着胸说，“我刚喝完酒，在乡农机站长家喝的，今天给他送柴火。”
我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不容易才等到八点钟，看到郑长杰起床，跑过去叫他一块吃早饭。
我们先到日杂公司又到百货批发站，最后去烟草公司，整整跑了一上午，直到把我口袋里的钱花的几乎一分都没剩，才离开了宝清，开始往回走。
车到了我妈家，已是中午。
我拿了几瓶鱼、肉罐头，母亲炒了两个菜，给郑长杰烫了二两酒。
父母亲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多病的父亲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气管炎、肺气肿、心脏也不好，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二妹也出了嫁，三妹和大弟弟相继退了学，在家种地，家里拴了一挂牛车，妈妈一个人苦苦支撑这个家，小弟弟和小妹在读书。虽然累一点，但生活比过去提高了好多，口粮不但吃不了，而且吃的都是大米白面。
刚刚过上好日子没有几天，一九八二年春节前，父亲突然病重住进了县城医院，等我知道信儿赶到县医院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不省人事了。
“爹呀，小辉来啦！你睁开眼睛看女儿一眼呀！”不管我怎么呼喊，大声地叫着爹，父亲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这天夜里十二点钟，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也没有再看我们这群孩子一眼。临终连一件新衣服都没能穿上，他才只有五十三岁啊！父亲病逝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如果有钱，到大城市找家医疗水平高的医院为他治病，他是不会死的。
我发誓多挣钱，离开农村，到大城市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