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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生活
1901年《辛丑条约》后，八旗兵丁的钱粮就常减半发放。1899年出生的老舍说自己只赶上了大清皇朝的残灯末庙，10年后，到郎绍安这一拨儿旗人连这也没赶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皇帝退位，钮祜禄氏和大清朝都已衰落。每个旗人的月银禄米没有了，那时候家中靠俸禄生活，每月准时送钱送粮上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郎家断了生计。爷爷拉起了板车、洋车，奶奶为人缝穷以维持生活。
——郎志丽
过去《民国日报》上有人把没落的旗人分四类：吃家底儿的贵官派、清亡前提前做打算的谋生派、干苦力的劳动派和混吃等死的待死派。
郎家属于第三种——干苦力的劳动派。
我父亲也是个一无所长的人。除掉拉洋车、卖豆浆之外，不会干什么。可卖豆浆需要本钱，拉洋车只要力气就好了。所以后来就专靠拉车过日子了。父亲拉车不认得路，多费了力气，跑了远道，人家还少给钱。全家全靠父亲拉车挣钱，日子很不好过。后来祖母死了，大姐和大哥没长成人很小就都死了。
——郎绍安
郎绍安的父亲，年届不惑的郎成泰开始干起了重体力活儿，他不但拉洋车，还拉排子车。排，在这读三声，排子车又叫板车，就是两个轮子的人力货车。《旧都三百六十行》里说：“拉排子车的，又称为‘拉小绊的’。穿着小短褂，拖着一辆两轮小车，用肩头拉绊，于凌晨聚集于各城门外煤栈，等候买煤的主儿雇用。小车只能拉半吨煤末，视其路程远近，索要车脚费。互相议价成交后，拉主儿将煤末用铁锨铲在车内，拉到住户家。有的经人介绍，给住户搬家，拉东西管装卸，这样可多挣点钱。”
不知郎成泰具体拉什么？很有可能是煤吧？那时阜成门瓮城里就有煤栈，出售用煤面儿和黄土混制晒干的煤球和煤坯
。
光靠父亲养活不了一家人，母亲还得给人家做针线，做一条裤子挣七分钱，做三条挣到两毛一的时候，刚够一锅棒子面窝头钱。我们等急了饿得难受，锅刚蒸上窝头还没冒气，我们就嚷着“窝头得了吧？”母亲说“孩子呀，窝头还没得，你们再等会儿，得了我叫你们，先玩去吧，听话。”
——郎绍安
给人家做针线，缝缝补补，那时候叫“缝穷”，这个词现在怕是没几个人能听得懂了。缝穷旧指贫苦妇女代人缝补衣服。忘了哪天，偶然看见北京电视台一个曲艺节目讲老北京的事儿，一个说“过去大街上有缝穷的”，另一个接“过去大街上有穷疯了的”，虽说是故意打岔，但“缝穷”确实已是消失的旧行业之一。年轻人即便听过这俩字，应该也是在郭德纲的相声里。传统相声《八大改行》
中有一段，说过去某评剧女艺人得罪了北平某市长，就不让人家演出了。她被困在北京没饭吃，只能在天桥那儿给人缝穷，大家伙儿一看都认识，非让唱一段儿，结果一边儿缝一边儿唱，还把裤腿儿缝死了。旧时相声哈哈一笑里渗着的是特别深的辛酸，就像1920年代《缝穷婆》
那歌里唱的：
家无隔夜粮，儿女泪汪汪，手提针线篮，缝穷到街坊。
缝穷啊，缝穷啊，谁家儿郎破衣衫，拿来替你缝两针。
缝穷啊，缝穷啊，公子小姐不光临，我们的主顾是穷人。
父亲拉车母亲缝穷，一家人却还是吃不饱。郎绍安说：“母亲没办法，只好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天不亮去粥厂打粥。背着小的拉着大的，为了糊口，一大早连赶四个粥厂。身体支持不住，就渐渐坐下了病，可是不舒服也得去打粥。”
小双喜很小就每天跟着母亲摸黑起大早到家附近的广济寺粥厂，排队等着打粥。经常是从凌晨三四点等到早上6点，一人能轮上一勺，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儿。那时候北京有歌谣专门说打粥：
火车一拉鼻儿，
粥厂就开门儿，
小孩儿给一点儿，
老头儿给粥皮儿，
擦胭脂抹粉儿的给一盆儿。
按这个“施粥原则”，想必那郎家能排队打上一勺照见人影儿的就算不错了。
“大杂院中的苦哥们儿，男的拉车，女的缝穷，孩子们捡煤核儿，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冬天全去赶粥厂。”《骆驼祥子》里这个场景说的几乎就是郎绍安童年时的家。只是郎家的男、女、小孩儿比书里写得更艰难。女的，原来那个性格开朗的乌氏终于病倒了，得了肺病。小孩儿，哥哥就因为在土堆里捡东西吃，后来闹肚子死了，小双喜自己不仅要捡煤核儿，“凡儿童力所能及的事”全都得干。
家里虽苦还是让我上学去了。希望我成为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三岁时搬入纱络胡同，五岁时父亲把我送到茶叶胡同一家私塾念书。我的老师姓廉，他教了我三年，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论语》《大学》我都背得滚瓜烂熟。那时候，先生只让死背书，不教写字。所以我嘴上能念，会背，眼睛看着字可不认得，更不会写。八岁时搬入南顺城街阜成门里，又进入官学堂学习二年，九岁时搬入横四条。后来，母亲病倒了。
我四十二岁的母亲不幸患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病。那时候没钱医治，我们都还小，白天全靠姐姐侍候母亲。我们常常一整天没饭吃。母亲病得难受也只能喝口冷水，要等父亲晚上拉车挣回来钱才能买点东西吃。熬了一年多，母亲在贫病中故去了。我白起了吉利的名字，也不能带来喜庆的日子。母亲去世以后，我家生活愈加艰难，我失学了。
为了帮助父亲维持家庭生活，我不得不去做小买卖，白天卖臭豆腐，夜晚卖半空儿。走街串巷，捡煤核儿、拾破烂、打执事，凡儿童力所能及的事，我都干过。
——郎绍安
郎绍安童年时的北京有点儿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意思，1912年到1924年，大总统从孙中山到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又到黎元洪、曹锟、段祺瑞，折腾了七回，皖、直、奉等各系军阀来去了四拨，这还没算张勋闹复辟的12天。张恨水曾说袁、段、黎等全是“月老”，取误尽苍生之意。
水先生幽默。被误的苍生之一郎家，此时又遭变故。缝穷的母亲因患肺病去世，丧事办没办？怎么办的？不知道，就知道郎家的孩子从此辍了学，上了街，在别人家的白事上打起了执事。
执事就是仪仗，红白事上都用得到。“打执事的大多是十几岁失学的儿童，打一次执事，可挣几吊钱维持生活。他们单有头儿担任组织者，遇有红白事，由头儿召集打执事的少年，及时去打执事，不得误场。”
在迎亲的队伍里举着金瓜钺斧、对扇、对金灯，在出殡的行列中捧着古玩、衣帽，左一声“啊”右一声“唉”喊着“助哭”
的时候，小双喜一定想不到，此时的自己若干年后会走进自己捏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红白喜事》里。红白喜事的题材郎绍安捏过很多次，仅白事就捏过虎妞出殡、孙中山出殡等，都是从几十人到上百人组成的大场面。这是后话，眼前，小双喜为了吃饭养家，要做的事儿还很多。
去赶丧事打执事，一天挣三毛钱。早上先给一毛五，晚上把执事交回再给一毛五。这比捡破烂强，可是办丧事的不是天天有，饭却得天天吃。肚子就还是老不饱。
下雨天，我就向亲戚家借点钱买豌豆，煮熟了卖。戴着破草帽，淋着蹅着雨，吆喝着“牛筋的豌豆……”听哪户有要买的，赶紧挎着篮子进去。人家雨天不出门就可以给小孩买点零吃的，我可要泥泥水水湿个透才能挣出饭来。下雪天，我到臭豆腐王那儿买些臭豆腐回来零卖。我穿着旧棉袄，破棉鞋，露着肉，露着脚，在雪地里走着，叫卖着。手脚都冻木了。有时候要小便都解不开裤子，尿了裤子都冻上冰了，还得沿街跑着，有人买赶紧去。唉！穷人家的孩子呀，愈是坏天气愈要挣扎着赶买卖。闷热的天，我就去卖茶水给拉车的人喝。一个铜子一大碗。这样又过了一年，那时候我们住在宫门口横四条三清观里。
——郎绍安
这就是10岁出头儿的郎双喜，整日走街串巷，捡煤核儿、拾破烂；白天卖豌豆，夜晚卖半空儿；夏天卖冰核儿
、大碗茶，冬天卖水萝卜、臭豆腐。
1920年前后的北京城，坐在屋里，听着胡同中小贩的吆喝声就能知时辰、识四季。“萝卜赛梨哎，辣了换”，“半空儿啦多给，空儿啦一大捧”，当卖“心儿里美”和半空儿的吆喝声传来，“哨子风”（西北风）再一起，就知道冬夜来了。
水萝卜、半空儿都是小本儿买卖。水萝卜据说能治头痛吸毒气，正好在冬天烧煤球的屋里吃
。半空儿
，就是瘪花生，多穷家孩子在卖。民俗专家翟鸿起在1991年写的书里感慨“街市上已有五十年没见过半空儿啦”
。这个到今天消失了80年的东西，曾是《城南旧事》中小英子林海音下学路上的挚爱
，曾是梁实秋冬夜里“远在白胖花生之上”
的回忆。多少年后，身在台湾的老北京陈鸿年说起冬境天围着半空儿享天伦的一家，那往来应答，清晰得好像就在昨晚：
傍着九点来钟，胡同里必然传来一嗓子：半空儿，多给，或是：萝卜啊！赛梨哦！辣了，来换！刚会说话的小孙子说了：奶奶！吃半空儿！在外间屋，假装用功的学生也炸窝了！爷爷！买点半空儿吃嘛！老太太破钞了：去！老大买去！外头屋，两大枚半空儿，一个萝卜。内间屋，照样也来一份，分两回买，叫他多给点！半大孩子的童男子儿的嗓子，在院子里，还没开街门，就嚷开了：卖半空儿的！过来！卖萝卜的！挑过来！
挎着篮子的郎双喜多少次这样被叫住？不大工夫儿，隔着街门，院子里头的那个半大小子“大棉袄的大襟，兜着一大包半空儿，上面还放着两个大萝卜，到了屋……每人分两块萝卜，一把半空儿，一边聊着，一边吃着，这个乐子……”这个乐子是街门外边那个半大小子见不着的，收好几大枚，小双喜心里盘算着再卖多少才够一顿窝窝头……
“哩来喂咳！冰核儿来咳！”夏天了，那个十来岁的孩子还在胡同里转悠着吆喝着，篮子里的半空儿换成了冰核儿。冰核儿就是从大冰块儿上凿下来的小冰块，算一种夏日冷食。更好的冷食是酸梅汤，凡没钱从打冰盏儿的
那儿买酸梅汤的就只好买冰核儿，穷孩子买，更穷的孩子卖。侯宝林说小时候“用三个大铜板到冰窖去买一大块冰，请冰窖的人拿冰镩把冰破成两块，我挑一副担子，前边搁半块，后边搁半块……三大枚的成本最少也能卖六大枚，赚一倍”
。
卖冰核儿得来回转悠，紧着吆喝，那调子打小儿吆喝过的人侯宝林说“有意思，声音很好听，事隔五十多年了，没忘”，打小儿听过的翁偶虹说“有心人闻此货声，恻然兴民蔽时艰之思，不觉其声之婉，而感其声之凄”
。于郎双喜，多卖点儿才是硬道理，“天气热，生意就好；天气凉，生意就差。要是下雨天，就苦了我了，卖不出去，家里没饭吃”。侯宝林这话想必郎双喜也说得出。俩人儿一个住护国寺附近，一个住白塔寺附近，不远，现在话，按走路算也是在半小时生活圈儿之内的，真没准儿去过同一个冰窖呢。后来，卖冰核儿的也成了郎绍安手中的小面人儿。
总这么做小买卖也不是办法，还是得学个手艺有一技之长。“十一岁后，经别人介绍，我到宫门口头条恒善社当学徒。在纸作科折页子、做信纸、信封。”
郎绍安说的这个恒善社应该是恒善社第六家庭工厂。福建恒善社是1911年陈梁开办的慈善组织，北京总社在太仆寺街，天津、上海、福州、汉口等地都有分社。在北京有若干家庭工厂，织袜、绣花、纸作等。纸作，三百六十行里有这一行，其中专做公事折卷的有折卷作坊，专做各种信封、信纸的是贴套作，手艺颇为精巧。
白天累一天，到晚上睡下之后，别的学徒们淘气互相打闹，我只顾睡我的。有一个晚上，听到打闹声，管事的先生来了，他们说是我闹起来的，管事的不问青红皂白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就打。我睡着了糊里糊涂挨了一顿揍。那个孩子又去告诉管事的先生，说我骂管事先生了。管事的又气冲冲地把我毒打一顿，并扔到八仙桌底下，直到打昏过去才停手。我醒过来，浑身疼痛，遍体鳞伤。哭也没人理。我才明白，我是被扔进空屋子里了。这个地方实在待不下去。趁天不亮，我忍着伤疼跳过墙去逃走了。当时我们家住在北营房。我回到家里也还是没法生活……想起了病故的母亲、哥哥和姐姐，不禁哭了起来。
记得母亲病着的时候，我和哥哥玩布球，扔来扔去，布球由纸窗户上弹进了屋里，把病重的母亲的头上砸了个包。母亲病得那么重，一个布球也禁不住了，可我和哥哥当时竟那么不懂事。母亲死了，我们没人管了。哥哥捡土堆里的东西吃，肚子饿顾不上脏净，可是吃出病来了。十一岁上哥哥竟这么死了。那个伺候母亲的姐姐在母亲死后也病倒了。她禁不住一再劳苦饥饿而得的病。没有钱，没饭吃，更谈不上治病，姐姐也死了。她死时才十九岁。
——郎绍安
可是，哭没有用，还得想办法生活才成啊！
“十一岁后，我还学过石印，拉过洋车。”如果说做小买卖还勉强算是儿童力所能及的，那拉车也算吗？有一天，晚饭后，年轻的巴金匆匆跳上了一辆小孩拉的车：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吊钱！”
1918年1月《新青年》上有一首胡适写的白话诗《人力车夫》 [1] ，里面的小孩十三岁开始拉车，坐车的客人心里不落忍，可好心当不了饭。小双喜年龄还没十三呢，怎么拉的车，拉车挣多少钱？“没说过”，郎志丽说父亲不怎么说过去的事儿，除非话头儿赶上了就说几句，但学石印这段儿倒是讲过好几回，因为他还是想学手艺。
我十二岁的时候，天津来人到北京招收满族子弟，成立博爱工厂。那工厂经理，我们称他罗四爷。他待小孩很善良。我在那里学徒两年。第一年学提花，第二年学石印。学石印的那个师傅可凶极了，印新疆图时，要印七个色，印错了一个色，师傅就“啪”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打得牙疼流血，痛哭半天没人理。
——郎绍安
这里插句题外话，1923年，天津博爱印刷局印行过一本重要的大书《新疆图志》。这本书由王树楠等人总纂，宣统三年出过一版，因错误较多，后来由王国维等勘校，在博爱印刷局又出第二版。书中对地图绘制极为重视，“是书图志并重，不敢偏重于志而略于图”。天津博爱印刷局是否就是郎绍安说的天津博爱石印厂？而“印新疆图”是否和《新疆图志》有关？如果是，对地图印刷肯定要格外严格吧？只是非打即骂的师傅，终于一嘴巴扇走了郎双喜，但又也许，没有这一巴掌，小双喜可能会安心地学石印，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面人郎。当然，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肯定知道不了那么多，此时，他只是一心想逃跑。
我们三个当徒弟的，都只有十二三岁吧，实在受不住了，商量好了，夜里跳墙走。先从院里扔出被褥，然后人再一个一个地爬出去。三个孩子在天津举目无亲，怎么办呢，就把衣服什么的卖给打鼓的
，凑了点儿钱买车票回北京。我们都是小孩，在新车站只打了半票，下午四点火车到了东便门，哪晓得这时从车底下钻上一个人，也许是铁路上的人吧，可是旧社会的铁路上坏人也不少啊！他看了我们的车票，说：不行，你们怎么打的半票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车站上去了。车站屋里坐着一个人对我们拍起了桌子，作好作歹（一会装好人一会又满脸凶气）的要扣行李、罚款。我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十吊钱也被他们蒙骗去了。可怜我的同伴一个姓荣的连脸盆、被褥、肥皂盒、破皮鞋都让他们扣下了，结果我们还是从东便门被撵下了车！就这样，我两手空空地由东便门步行回到横四条三清观的家。我们家里的生活仍是很困难，我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郎绍安
出了东便门火车站，小双喜沿着京奉铁路继续往西走，身后，东便门城楼和箭楼渐渐隐在夕阳中。下一站就是正阳门火车站，那里是多少文人笔下刚进北京一下车就被迷住的地方，但郎双喜应该没心思看。从东便门到阜成门内横四条三清观的家，20里地，从东南到西北，穿了整个北京城，他想的只有一件事——该做什么好？
出了嫁的表姑给了我父亲一块钱，他拿五毛钱买了一个竹篮子、一个小盆和一个小盖儿，剩下的五毛钱，趸来点王致和的臭豆腐沿街叫卖，夏天还卖冰核儿，冬天夜晚卖半空儿。
——郎志丽
两次学手艺失败后，郎双喜重操旧业，继续做着小买卖，但他不甘心。“那时很想学点儿手艺，但无钱置办简单工具，因此十分苦恼”
，直到后来在白塔寺偶然看见一个捏面人儿的手艺人……
[1]
此诗最早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后来收入我国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中。
《人力车夫》胡适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