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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家是旗人，是镶红旗下的老北京。前面引用了老舍没写完的自传，从羞于向人提起自己是旗人到把自传取名《正红旗下》，因为那是丢不掉的血脉与文化。说郎家，也得打这儿说起。
我爸爸小时候没照过照片，我爷爷奶奶也都没有照片，长什么样，穿戴什么的都不知道。但爸爸晚年的时候想这一家子，就捏了一套满人家庭，算是怹记忆里的全家福了。一家八口儿，全穿的旗人衣服。
——郎志丽
我们是满族镶红旗人，祖籍是吉林省珲春石山子，入关已有三百多年了。我父亲郎成泰，钮祜禄氏后裔，我母亲乌氏
，也是满族名门闺秀，性格开朗。据说乌氏都是唱京剧花脸的。
——郎绍安
关于祖上的事，郎家没具体记下什么，只有上面三句话。一句一句来。
张中行在《北京的痴梦》里把北京人，特别是老北京分成深浅二级，深是旗下人，浅是非旗下的多年住户。
照此说法，打三百年前就入关进了北京城的旗下人郎家真是深得不能再深的老北京了。
旗下人，现在不少人认为就等同于满人，不准确。满、蒙、回、汉等只要是有旗籍的人都可叫作旗下人、旗人、在旗的。清朝入关后，所有人被分成两种户籍，一种是旗籍，一种是民籍，有旗籍的就是旗人，其余全是民人。什么是旗籍？要从清八旗制度说起。八旗制原来是军事组织形式，壮丁战时皆兵，平时皆民，后来成为清朝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中又有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之分，这些被编入八旗组织的人，无论兵丁还是他们的家属，都被称为旗下人。整个清代，旗人与民人是社会成员的基本分野，直到晚清时，京城还流传着“不分满汉，但问旗民”的说法。
过去只要是旗人，不用问住哪儿，知道你是哪个旗的，住处也就知道个大概了。郎家属镶红旗，郎绍安出生在大喜鹊胡同，三岁搬入纱络胡同，八岁搬到南顺城街，九岁搬到横四条，搬来搬去都没离开一个地方——阜成门。阜成门里正是镶红旗所在地。
为了巩固统治，清军一入关就在北京来了一次人口大挪移——把原来北京内城（旧西城区、东城区）住着的汉人全轰到了外城（旧宣武区、崇文区）。外迁从“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十九日开始，目的是满汉皆安，不相扰害。迁移期限一年，每间房给银四两”
，腾出来的内城则让八旗兵和他们的家属驻守、居住。“一声拆迁，滚出内城……八旗驻守，以黄白红蓝为标帜，新鲜明快。”
具体说，北京内城是个正方形，八旗按方位颜色布防：北方，安定门内镶黄旗，德胜门内正黄旗；东方，东直门内正白旗，朝阳门内镶白旗；西方，西直门内正红旗，阜成门内镶红旗；南方，崇文门内正蓝旗，宣武门内镶蓝旗。每一旗内的满、蒙、汉又各有防地。
北京实际上成了一个大军营，每个在京的旗下人都要住在各自旗驻守的地方。因为流动少，同是说北京话，城北的和城南的口音都有差别。尽管后来满汉分居不再那么严，汉人搬回内城的渐渐多起来，到清末，内城满汉人口大概各占一半，但旗人搬走的情形却很少。郎家就是，200多年，在北京阜成门里世代居住，那儿就是他们的根儿。虽说祖籍在吉林省珲春石山子，但谁也没回去过，早成了一个说法。也许唯一能和老家发生些联结的就是他们的姓氏——郎。
郎，满族在京城的八大姓
之一，老姓钮祜禄。钮祜禄原来是地名，氏族之人多散居在长白山一带。满姓很多都是从女真姓承袭下来的，钮祜禄，女真姓为女奚烈。但直到清初，旗人都是“称名不举姓”，因为同族而居，族里人都一个姓氏，互相只说名字即可。入关后，久居汉地，习俗渐渐改变，不但举姓，而且改了汉姓。而钮祜禄冠以汉姓时多称“钮”或“郎”，是典型的“一氏冠两姓”。
旗人改汉姓和旗人渐渐放弃满语改用汉语基本同步。入关初期，旗人皆操满语，到康熙雍正年间，满汉双语流行，到乾隆嘉庆年间不习满语已很普遍，咸丰同治时北京的旗人几乎全说汉语了。
郎志丽说她们家早没人会说满语了，打父亲小时候上私塾学的就是汉语的《百家姓》、《千字文》之类。满语不会说了，但家里的老姓——钮祜禄，他们一直记得。郎志丽的曾祖父曾说过：他们钮祜禄氏在朝中人不少，有“佟半朝，狼（郎）一窝”的老话儿。
这里的“狼”就是“郎”。郎这个姓大概在乾隆嘉庆年间用得多起来，乾隆帝还专门说过这事儿。据说钮祜禄氏改姓为郎，“曾被乾隆帝拿来做例子教训满洲子弟，说汉人因知‘钮赫’原意为‘狼’，就喊他们为狼，本来是含有鄙薄之意，岂料钮祜禄氏的不肖子孙们，竟然也自称为郎，甚至以郎字命名，真是不知好歹，自忘根本。可是后来的钮祜禄氏子弟们还是都改为郎姓了”
。
姓“郎”，但早已没了狼性，郎家跟所有旗人一样，过了很久衣食无忧的日子。郎绍安说：“在那个时候，满族孩子一降生就有月饷银子一两五，满族子弟大半都无所事事，我想就是因为可以依赖这一两五的缘故。”郎绍安的爷爷说他们家朝中人不少，又说“咱们家五辈儿以上，还出过正宫皇后娘娘呢”
，这话不假。姓钮祜禄的，朝里有大官，比如和珅（和珅的出生地离郎家还真不远，就在西城驴肉胡同）；宫里有皇后，先后出了六个，现在最有名的就是甄嬛……钮祜禄氏历史上出了不少名人，应该就是没出过手艺人。
“母亲乌氏是满族名门闺秀，据说乌氏是唱京剧花脸的”，这是郎绍安关于母亲那个家族的一个很遥远模糊的记忆，再具体的就谁也说不清了。清廷禁止旗人听戏，更别说粉墨登场，可旗人对戏是越禁越爱，出于变通需要，票友、票房出现。
子弟消闲特好玩，
出奇制胜效梨园。
鼓镟铙钹多齐整，
箱行彩切具新鲜。
虽分生旦净末丑，
尽是兵民旗汉官。
以上几句出自子弟书《票把上台》，猜测一下，可能乌氏家里也有票友，唱花脸正是书中的情景。而阜成门一带，正是八旗票友聚集之地。出阜成门吊桥迤西路南第一家就是在嘉庆至光绪年间赫赫有名的戏园子——阜成园。这儿“不接待普通戏班演出，而是内务府和升平署官员遴选艺人之场所”
。当年，同光十三绝里的程长庚、杨月楼、谭鑫培都是打这儿被挑选上进宫当差的。说不准，郎绍安母亲乌氏家里也有人在这个戏园子里唱过呢。
能唱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郎、乌两家的长辈是不用为生计发愁的。当时仅北京内城就住着旗人数十万，除少数当兵应差外，不兵、不农、不工、不商的居大多数，多少代人终日无所事事……到郎绍安这辈儿，不成了。
清朝败落了，后来又到了民国，郎家断了生计。郎绍安说“父亲是个一无所长”的人，这也怨不得他父亲，清朝规定旗人不许学艺，更不许随便离开本旗，后来虽然没那么严格了，但每月都能领固定的钱粮，学手艺干什么，还会让人瞧不起，可谁能想到“铁杆庄稼”也会倒呢。
在《正红旗下》老舍曾写过他大舅家的二哥：“惊人之笔是在这里，他是个油漆匠！我的大舅是三品亮蓝顶子的参领，而儿子居然学过油漆彩画，谁能说他不是半个旗人呢？”注意行文中的口气，这就是手艺与旗人的关系。但老舍说：“二哥有远见，所以才去学手艺”，“当二哥做活儿的时候，他似乎忘了他是参领的儿子，吃着钱粮的旗兵。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师兄师弟的亲热，都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汉人、一个工人，一个顺治与康熙所想象不到的旗人”。
也许父亲郎成泰那一代旗人和顺治康熙年间的旗人差别并不大，但郎绍安不想再那样，也不可能再那样。整个大清国的结局都是顺治康熙想象不到的。后来郎家孩子做小买卖当学徒，最后学手艺捏面人儿，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是家运更是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