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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了城，郎家住的北京城，也说了北京城里的人，这节说说郎家的面人儿手艺与京城手艺人。
在《北平的四季》里，郁达夫说“在当时的北京——民国十一二年前后——上自军财阀政客名优起，中经学者名人，文士美女教育家，下而至于负贩拉车铺小摊的人，都可以谈谈，都有一艺之长，而无憎人之貌”
。
郁达夫笔下的旧京读来多少有些侠隐的味道，从学者名人到下街的小贩，身怀技艺的不少，但你未必看得出。他们各自隐在各自身份的背后，与你擦肩而过，而你要无意间和他们谈起来，没准儿会发现——那个白天卖烧饼焦圈儿、晚上卖牛肉面的，可能就是得艺于曹雪芹的风筝高手风筝哈
；胡同口卖烤白薯、捡煤核儿、给人拆洗被褥的老姑娘，没准儿是“骗过”慈禧的葡萄常
；学校里每天给学生摇铃扫操场的工友大叔，也许就是内画壶高手叶奉祺
；而大街上正拉着座儿跑的小伙子，原来是会捏面人儿的郎绍安……谁说得准呢？
为了生活身兼数职，那时很多身怀技艺的手艺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有一艺之长，说的是各自的看家本事，而无憎人之貌呢？怎么讲？讲个卖馄饨的。
前门外，北京最有历史的戏院广和楼
前，晚上曲终人散时，黄宗江喜欢坐在戏楼门口一个馄饨摊儿上，他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他还说“你若想和那卖馄饨的攀谈，他必有几车子学问，你若不想和他说话，他也绝不打搅你，默默地瞧着屋檐上的砖，大清朝的砖”。我以为，无憎人之貌，说的就是这种“可以说话可以不说话”之间的分寸拿捏，而这也一语道出旧时手艺人有阅历知人心的动人之处。黄宗江感慨“过去了，都曾在这馄饨摊旁过去了……不用花十年，不必走千山万水，你就能领悟沧桑……”
确实，旧时的北京藏龙卧虎，从来不缺身怀绝技的手艺人，三百六十行，各有各的门道，只要你认得出，随便找一个谈一谈，都自有一片天地几番风霜……对他们，自有人识得，还经那么几个有心人记录过。
旧京的手艺人，陈师曾画过，齐如山写过，郎绍安捏过。
父亲最爱捏老北京三百六十行的形象，因为那是他身边儿的、最熟悉的。像锔碗的、推车卖菜的、卖花儿的、卖大小金鱼的、算卦的、要饭的、拉洋片的、吹糖人的、卖风筝的、卖糖葫芦的、磨刀的、卖茶汤的、卖豆汁儿的、卖豆腐脑儿的……他捏的剃头的面人儿，一个剃头匠手里举着把剃刀，正在给人剃光头，顾客围着块大白布，低着头，剃头挑子上有个脸盆架，架子上还飘着手巾！他捏的打糖锣的面人儿，小贩挑的担子只有半个火柴盒大小，摆上了三个假面具：孙悟空、关云长、还有《女起解》里的崇公道，每个都只有黄豆粒大……很多人都点名要他捏三百六十行。
——郎志丽
三百六十行泛指各行各业，于旧京是否只是虚指？还真不是，单单北京的手工艺，行当只多不少。1941年，齐如山说：“北平的工艺，可真值得谈一谈，而且也应该谈一谈。宋朝在杭州有三百六十行之目，我在北平很下过一番工夫，详细调查过，大约有九百多行。我写过一本书，名曰《北平三百六十行》，书名不过用的现成的名词，其中已列有七百多行，后来又多知道了一百多行，尚未列入。然此还只是工艺，只是商业而无工艺者，尚不在内。”
三百六十行，人人口中都有，又人人都说不清楚是什么，齐如山详细调查给一笔一笔整理出来了，他觉得这是知识阶级的责任，“不但宋人笔记中所记的工艺，后来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就是北京的工艺，现在失传的也已经不少了”……“把人人所必需的东西却看得一文不值，知识阶级的人无人去管，所以各种工艺都是日渐退化，不用说进化发达，就是保存旧有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说齐如山记下来的是北京三百六十行的技和艺，那陈师曾画下来的就是民、是情。民国初年，刚到北京的陈师曾就画过一组《北京风俗》，有执旗人、吹鼓手、磨刀人、卖货郎、赶大车的、卖烤白薯的、说书的、算命的……王薳为图册作跋，说“北京旧为帝王都，典章冠冕今成陈迹，唯民间风习未尽变易，犹有足资存纪。……此虽燕京采风小景，直可作民俗图志观”
。画中这各色人物都是陈师曾在街上观察得来的，画界流传着他“追花轿”的故事正与此画有关。据说一日陈师曾和几个朋友走在街上，路遇办喜事的，他马上挤进队伍里跟了一路，朋友笑他定是要追看新娘子，谁知道他追的是打执事的人，是吹鼓手。北京风俗图里的执事人、吹鼓手就是这么画得的。
陈师曾为了画儿跟着打执事的队伍，郎绍安不用，他自己就在队伍里。前文说过，打执事、拉洋车、卖冰核儿、卖半空儿、卖烤白薯……他捏的这些个他全干过。旧京街头做买做卖的郎绍安究竟捏过多少种多少件？郎志丽说：“这也没数，多了去了。三百六十行，没捏三百也得捏了八九十种。这个还是指捏的比较多的，重复总捏的。至于捏过多少件？那真没法算。”
郎绍安没怎么说过自己为什么总捏三百六十行，捏的时候应该也没特意去“调查”过，可街头那些人，自然地就全在他心里、手上呢。那他捏过自己吗？捏面人儿的？好像还真没有。为什么？郎志丽说“我琢磨着可能因为太难了吧”。怎么回事？过去捏面人儿的人什么样，比别的行当难捏在哪儿？
先看看书里对捏面人儿的行业定义。
因为捏面人儿用的面是白面与江米面混合的，所以捏面人儿也叫捏江米人儿的。齐如山的《北平三百六十行》中，工艺部玩物类有“捏江米人儿的”：用各种颜色和好江米面，捏制成各种人物。这行人虽多来自乡间，但均系久住北京，都有相当的技术。可惜面质一干便容易破碎，近来已有新的发明，永远不坏，但尚未普遍耳。
2015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更名《北京三百六十行》并配图片，新版书封面上画的就是捏江米人儿的——一个穿大襟棉袄、戴棉帽子的中年手艺人，正坐在一个马扎儿上捏面人儿，他对面，还有一个马扎上放一只箱子，做好的小面人儿一个个都扦着棍儿，插在箱子上。
我看现在有人画的捏面人儿的那个画，都是插棍儿的，我们不是那样的。我父亲那时候做好的面人儿都固定在硬纸托儿上，上面还有玻璃罩。马扎也只有一个，特别大。下街找好了地方，把马扎一支，跨坐在马扎后半边，箱子就放在前半边。箱子上面的平台可以放做好的面人儿当展品，箱子里有抽屉，抽出来就是备用的面团和工具……
——郎志丽
同样是捏面人儿，为什么不一样？画错了吗？也不是。看看另一本《旧都三百六十行》里怎么说：
捏江米人儿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技艺比较低，只能捏一种简单的穿着裙子与花衣，打着小花伞的妇女形象，面型也不好看。另外还能捏个手拿金箍棒的孙猴儿，其他的就捏不出来了。购者都是儿童，铜元一大枚买一个。卖不出去时插在小柜上。一种是捏细江米人儿的，捏出的人物特别小，能在半个核桃内捏两三个人物，也能捏戏出，或少数民族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北京西城区宫门口西岔有位郎绍安，江米人儿捏得极好，人称“面人郎”。
原来面人儿有粗细之分，那种插棍儿的是粗活，在粗面人儿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放在硬纸托上、玻璃罩里，可以在案头陈列，人物形象精美的细面人儿。面人儿不但有粗细之分，还有大小之分。
面人儿有两种，一种是山东曹州府的大面人儿，个大、制作快、价钱便宜。一种是小面人儿，这属于特种工艺，最大个也就十公分高，小的才一公分。可以放在核桃皮里（有人管这叫核桃人儿）。我学的就是小面人儿。做工要细，仕女头发上的首饰，耳环，衣裙上的各种装饰，金锁玉佩，以及香罗带；武将头盔上的花纹，铠甲上的扣子，胸前护心镜，背上的旗子，旗子上的字迹、图形，都要一一模拟出来，才显得造型逼真。
——郎绍安
记得《京华烟云》中，北京城外来的舅妈说新婚的姚木兰像“过年人家买的那面人儿一样啊”。姚木兰可是林语堂笔下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完美女子，有多美，书中写：“造物自然赋予她如此的完美，奈何！奈何！”
这乡下舅妈说不出什么“奈何”，面人儿就是能想到的最高评价了，说的时候，她心里想的必不是高大粗憨的大面人儿，更不是那些个插在竹签子上的孙猴子、猪八戒。可见，清末民初，细面人儿已见于京城、京郊。郎家捏的就是这种细活小面人儿。
郎氏面人儿，细节最动人，要不1950年代，冰心看到郎绍安捏的“打糖锣的”怎么会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拇指大小的风筝、黄豆大小的花脸面具、绿豆大小的空竹、大米大小的糖球、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白鸭子——一个比一个小的玩意儿，细细捏出来，又被作家一笔一笔写出来，层层递进地深入人心里，涌起“甜柔与辛酸杂揉”的味道。
郎氏面人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细节，而对细节的坚持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郎绍安没捏过捏面人儿的。郎志丽说：“我印象里没见父亲捏过捏面人儿的，为什么没捏过也没问。但我自己确实想过要做一个，可太难了，因为要做就得做的是那么回事，下街卖面人儿这个场景，不光要做捏面人儿的人，旁边看的人，你还得做正捏着的面人儿、展示用的面人儿吧，平时做的人儿大的也就几公分高，小的核桃人儿就更别说了，你让那个几公分的小人儿手里再捏个核桃人儿，按比例那得多小啊，还有箱子上展示的那些，还要放在玻璃罩里……不好弄。可要不做那么细吧，我们是细面人儿，你不把细的这些地方捏出来就不对了。”
虽然没捏过自己下街捏面人儿时的样子，但郎绍安曾经捏过一个“吹糖人的”也许和他有点像。1980年代初，一个记者采访郎绍安，他指着自己刚捏好的面人儿问人家：“你瞧，像不像我？”他塑的是个枣核大的“吹糖人的”手艺人。“那艺人坐在一副担子上，戴顶破草帽，穿得很单薄，佝偻着腰，正鼓着嘴用一块糖稀吹出个小猴儿。担子两头，挂着铜锣，插着刚吹罢的豆大的小耗子、小兔儿。不知道是面光还是什么，我看到那小艺人的脸上闪着泪花。面人郎叹了口气，对我说：‘旧社会那会儿，我们还不是一样？背个面人儿箱子到处流浪……’”
每天下街，卖出一顿饭钱吃一顿饭，这是每个走街串巷的手艺人的日常。郎绍安说曾经在北平打磨厂带着自己的孩子卖面人儿，孩子们小怕照顾不过来，他就用粉笔画个圈。孩子只许在圈里玩，出圈的不给吃的……面娃娃一两毛钱一个，一会儿卖够了贴饼子钱就买了饼子，孩子们吃着，郎绍安再去捏再卖……一天不干一天没饭吃。
一天不干一天没饭吃，这话同时期在北平的张恨水说过。张恨水也是一个父亲，他女儿说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传说每晚9点一到，各报馆编辑就在张家门口排队等稿，最高纪录是6部长篇小说（《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同时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友人佩服张恨水的恒心，他却笑人家外行，“因为我们干的这个职业，是做一天事，才能拿一天的钱。一天不干，一天不吃饭。他见我天天发表文字，却没见我天天吃饭用钱……”这话出自他1928年发表在《世界晚报》上的文章，题目就叫《为吃饭而努力》。
为吃饭而努力的还有另一个更著名的手艺人——齐白石。这个曾经的芝木匠不但说过自己是手艺人，当木匠改行做了画匠后，他还说：“家里靠我这门手艺光景有了转机……祖母笑着对我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为此，齐白石还写了个横幅——甑屋，挂在屋里，意思是“可以吃得饱啦，不至于像以前锅里空空的了”
。
凭手艺吃饭，为吃饭而努力，街头捏面人儿的郎绍安是手艺人，坐在家里画画儿写字儿的齐白石、张恨水又何尝不是呢？当年有人去白石老人家，看见门上、墙上贴的都是润格，开始还觉得有失风雅，
可就如张中行所说，北京雅人雅事多，但“我们是俗人，俗是本分事，不矫情”
。旧京的手艺人，他们手艺精湛、生动鲜活，多少也得益于这种“一天不干一天没饭吃”的本分吧。
旧时的手艺人，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空中楼阁，他们是整个北京城每条胡同每个居民从早到晚的衣食住行，也是每个居民打小到大的娱乐审美。每个走街串巷的手艺人都有自己的老主顾，每个住家也都有他们信得过的小买卖人。作家老向说得更直白，他们就是“每条胡同里的总灶王爷”。
跟着老向，走进1934年北平黎明的一条胡同里：
一家烧饼铺门前，一个小伙子正炸着油条：那个炸油条的半大小伙子，因为把掌柜的所给的剃头钱赌输了，所以头发养得长长的，蓬松着，颇有点儿艺术家的风度。他腰里系着的那一块白布围裙，历史已经把它变成铁的颜色。他眼睛瞪得很大，专心一志地用一双二尺多长的竹筷子，拨弄那翻上翻下的油条，那神气，好像“任你天塌地陷，油条我自炸之”的样子。其实他和别的小贩子们一样，都称得起是这条胡同里的总灶王爷，对于每一家的“或长或短”，比户籍警还知道的多。
若问这家长里短和手艺、手艺人有甚关系？从小在北京，天天把胡同口的烧饼油条当早点的梁实秋说过，油条，离开北京，外省的、台湾的、纽约的全不是味儿，哪怕纽约那个炸油条的人手艺说不定还是付过二两黄金学来的。
“不是味儿”，变了的除了食物的味道，是否还有做食物的人，人所处的地儿？手艺、手艺人从来就不是凭空而生孤立存在的，他们在市井、在民间。二两黄金，也许学得来手艺，但还原不了那个市井民情。现在说传承，也是一样。
说到市井、民间，讲一个面人儿的近亲泥人儿的事。前些年，苏州博物馆要复制一批清末民初的惠州泥人，找高校雕塑系的教师半年却一件也没做出来。
不是说谁难谁易谁高谁低，而是雕与塑，实在和“捏”是两回事。泥人的重要手法之一是捏，而面人儿根本就全是捏出来的，一个捏字，充满了民间性。
民间性有多宝贵？先听几句老北京的歌谣——“出了门儿，阴了天儿，抱着肩儿……飞雪花儿。老天爷，竟和穷人闹着玩儿！”胡适说这是“真诗”。提倡白话文那会儿，1922年，胡适在《北京的平民文学》中专门选了俗歌16首，介绍给国中爱“真诗”的人。他说：“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罢。”
文中还明确指出：“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
诗是这样，手艺更是。愿意挤进打执事的队伍，画风俗画的陈师曾一定是懂真诗的人，既打过执事又捏过红白喜事的郎绍安和众多那些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可能没想过作诗，但他们却是活在民间、创造“真诗”的人。
想起有人回忆吴作人晚年与老友重聚，颤巍巍站起，端了酒杯，第一句话就是“咱们都是手艺人……”举座皆惊！
我想，凡懂“真诗”的，创造着真诗的人必然能懂得这句话，无论捏人儿的、卖文的、“煮”画的……尽在此七字中。而这些手艺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西城，晚上，可能真的同在这样一个画面中：跨车胡同的齐白石在甑屋作画，纸上还是家乡的鱼虾瓜菜；北河沿儿的张恨水在电灯下奋笔疾书，《春明外史》已近尾声，《金粉世家》正入佳境；横四条的郎绍安在菜油灯下，捏着白天街头看到的一幕幕，打糖锣的、吹糖人的……几家人离得都不远，电灯、菜油灯，在旧京，各自闪着各自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