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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系统探究西方伦理及其伦理学之历史。虽然研究对象具有“西方性”，但并不因此限定研究者非要有西方人之视角不可。相反，如果设想是一个西方人来做这个项目，标题一般不会出现“西方”二字，因为哲学思想本身就要跳到“西方”之外，以“世界”观“世界”，以“存在”论“存在”。做哲学史其实是在做哲学，而不是做历史学。只要是做哲学，那么就无所谓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分，重要的是其哲学思想的真理性，而非思想者的民族性。我们觉得康德哲学对思考中国伦理转型有建设性意义，不是因为康德是西方人从而“以西律中”，而是因为康德哲学思想有其真理性，从而以其真理性的洞见重新理解中国伦理的话语及其意蕴，把中国伦理中的真理性及其博大精深的伦理精神揭示出来，给人指明未来方向。同样，西方哲学家欣赏中国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对儒家伦理的赞赏，海德格尔对老子、庄子的喜爱，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人的哲学里发现了具有世界性的、真理性的思想从而赞赏与喜爱。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伦理哲学更是精神性的事业，根本不存在究竟是“以西律中”还是“以中律西”之问题，能够“律”“思想”的唯有思想自身之逻辑。思想的目标是真理，伦理思想的目标是道义实存，唯有对存在之真理与实存之道义的发现、张扬与证明，才能赋予思想自身以意义。真理与道义都因其世界性而证明自身的有效性，如果冠以“中”“西”，只是限定其地域性，则无法标示其真理性。这就可以让我们理解，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尽管几乎就是讲西方哲学史，为什么却不名之为《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写作《哲学史教程》，一点没有涉及东方哲学，全部论述西方哲学，却不名之为《西方哲学史教程》。只有我们非西方人做西方哲学史才会突出其“西方性”，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想再强化一下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主客之别而已，即研究者是以一个“西方之外”的“旁观者”视角在审视它。而唯有这种旁观者的视角，才不是以西方人的特殊性而是以哲学研究必须具有的“世界性”为出发点，以保障这种反思本身必须具有的客观性。
哲学虽然是天下四方人做出来的，但哲学本身却不属于四方中的任何一方。任何一方都没有主观上自豪的过人优势，只有跳到四方之外，进入“世界”之中，哲学才能开启其思想的进程。因而，一种“合格”意义上的哲学史，不是代表“一方”的哲学史，而是哲学思想本身的历史演进。哲学史研究者也是在“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中研究哲学史，哲学史是“做哲学”的必要资源，而“哲学”本身无分“东西”。“东”“西”都有“哲学”，只是“做哲学”的方式不同，所体现的精神格局也有所不同。对于做哲学的人，他没有什么东方或西方的“身份”，仅以一个“存在者”“身份”去理解和把握每一存在者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存在问题”。所以，只要我们进入哲学思维，就会“以物观物”，“以人观人”，以“天下观天下”。真正的哲学像科学一样都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只是，它不是事物特殊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之真，而是存在之真。它以思想的形式表达“存在之真相”，从而以思想的真理性赋予哲学必然具有的普遍性。没有真理的普遍性而仅仅满足某种民族或个人特殊精神需要的东西，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但是，伦理学史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哲学史，正如一般哲学史不能取代伦理学史一样。哲学史是追问存在意义的纯粹思想史，它可以完全是逻辑的而不涉及伦理；但伦理学史却必须从存在本身的伦理性追问存在的意义，因而存在的意义本身不可能在伦理存在之外获得回答，它也无法纯粹到把伦理生活世界及其所属的文化地域和时代给抽象掉，而是必须在地域性和时间性之中才能形成对“伦理”本身的具有现实性的有效讨论。就此而言，如果说就一般哲学史在哲学前面加上“西方”“东方”没有什么必要的话，那么只要我们讨论的是“伦理”问题，尤其是讨论有关伦理实存的历史，只有加上地域性和时间性的限定，才是真实的伦理生活世界的活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所以，本课题将主题限定为西方伦理和西方伦理学，意在限定我们探讨的对象不是中国伦理、东方伦理，不是伊斯兰世界的伦理，也不是犹太世界的伦理，而是以“西方伦理”为对象的伦理学史，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之伦理在哲学中被思想、被建构的历史。“西方”体现的是所思对象“伦理”的“地域性”，“通史”则体现所研究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实存着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之中内在构成性的“道义”一以贯之地演历之史。这样一来，“伦理”本身的复杂性立刻显露出上述这一简单规定所暗含的矛盾性，“西方”难道只是一个地域性概念吗？一种地域性和时间性都受到明确限定的“伦理”如何能有“通史”呢？这需进一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