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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要】 中国传统的功夫论与哲学的关系，应该放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尽管哲学在古希腊文中的本义是“爱智慧”，但它所指的是理性智慧，与中国传统儒学所追求的“道”或者功夫不同。在19世纪西方文明携其物质技术之强势与中国传统文明发生际遇的年代，功夫论学说能否归于“哲学”的门下一度成为其“合法性”的关键。然而，走向与实践智慧脱节的“智慧”亦面临蜕变为纯学问的困境。哲学的特点固然是理性的思辨，但不等于只有理性思辨才能成为哲学的对象。已经陷入理智主义的西方哲学也正处于危机之中，必须通过一个功夫的转向，才能重获生机。与此同时，功夫论的哲学转向，即对功夫论的哲学梳理和反思，也会促进功夫论的提升。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2001年来中国讲学访问的时候，曾经颇为突兀地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种说法对中国学界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已经纠缠了国人一个世纪。但一个来访的客人当着主人的面否定中国在现代以前有哲学，还是令举座愕然。当时与他对谈的王元化先生当即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并举了先秦名辩家及庄子《天下篇》等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许多命题是同西方哲学相近的，只是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不同，希望以此来帮助对方了解中国文化。 [1] 但事后有不少人指出，这样的直观反应实际上是对德里达的误解。德里达所说的“哲学”，是他一直致力于批评和解构的那种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至上主义的哲学。所以当他说中国现代以前只有思想没有哲学的时候，并没有贬义。
如果本书绪论当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中那些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至上的内容不同的部分，尤其是“功夫论”的传统，对生活之“道”的追求，才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主流能不能看作哲学？或者它与哲学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儒家功夫哲学”这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