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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莱茨基认为，80多年标准（维特根斯坦共同体）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经过5个站点。其他涉及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的研究者并没有清楚地表明其中的阶段划分，主要对解释的不同路径有过一些阐释，当然也提供了进一步修改贝莱茨基方案的一些素材。本书以贝莱茨基的划分为基础，并参照其他研究者提出的观点和提供的文献，对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的历史演进做出清楚勾勒。
第一个阶段为正统解释的探索期，时间上大致为1922年到1950年，从罗素“导言”到维特根斯坦逝世之前。正统解释的探索体现在两个交错的典型特征：第一，解释者们不仅关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而且从罗素（和拉姆齐）开始奠定了将维特根斯坦看作语言和逻辑的哲学家这一正统解释路径。维也纳小组成员是推进这一路径的最主要参与者。不过尽管大家都从某些细节上在探讨《逻辑哲学论》及其影响，但都没有形成著作篇幅的成果。当然，整个20—40年代，除了罗素、摩尔、拉姆齐和维也纳小组成员外，欧美的其他哲学家也对《逻辑哲学论》以及它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关系有过一定程度的介绍和评述，这对增加这部著作的影响毫无疑问会起某种助推作用。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已经在发挥重要作用，这同样是不应忽视的。第二，单纯从时间角度看，这一时期不只是《逻辑哲学论》出版之后引起讨论和产生影响的时期，还是维特根斯坦走出《逻辑哲学论》并过渡到以《哲学研究》为代表作的新时期。令人遗憾和十分诧异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形成和它的被解释形成了错位。尽管通过讲演和笔记，他的很多思想已经在小范围内传播，却无法同时在哲学解释史上形成浓墨重彩的一笔。维特根斯坦也就未能成为列入美国“在世哲学家文库”的哲学家，他也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回应某些质疑和争议。但是即便我们无法将维特根斯坦新思想的形成和小范围传播看作这一时期哲学解释的重要内容，同样无法将之单独列为一个阶段，维特根斯坦的学生还是以某种方式在这一阶段的后20年对维特根斯坦的新思想提供了初步的解释。
《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代表作，1921年发表于奥斯特瓦尔德主编的《自然哲学年鉴》第14期上，当时的名称是 Logishi-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维特根斯坦自己起的名字）。现在很少有人提起和记住这个德文名称。它现在的拉丁文书名 Tractaus Logico-Philosophicus （常常简写为TLP）是1922出版德英对照本时由摩尔（G. E. Moore，1873—1958）仿照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而建议采用的。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著作除了《逻辑哲学论》外，还有维特根斯坦去世后整理出版的《1914—1916年笔记》（1961）以及《逻辑哲学论初稿》（ Prototractatus ）：前者是维特根斯坦从1914—1916年（实际上到1917年）间以日记形式写下的大量笔记，是研究《逻辑哲学论》成书过程并帮助解读《逻辑哲学论》主旨的重要材料，后者是《逻辑哲学论》的一个早期版本，其中结构和内容略有变化。此外，还有“逻辑笔记”（1913年维特根斯坦写给罗素）、“向摩尔口述的笔记”（1914年4月维特根斯坦在挪威向摩尔口述）、“略论逻辑形式”（发表于1929年《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增刊第9卷）、“关于伦理学的讲演”（1929年11月17日在“赫里迪斯学会”所作的讲演）等几个短篇。
维特根斯坦在一战参战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哲学问题，并在日记中将这些思考记录下来。到1915年年末，他在与罗素的通讯中已经告知（弗雷格也知悉此事），他准备好了后来出版的《逻辑哲学论》中的大部分内容，除了末尾有关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论述。但是在与罗素中断的几年中，维特根斯坦使这本书的面貌发生了改变，或者说使这本书的主旨发生了实质变化。
在前线参加战事的经历，对《圣经》、托尔斯泰、叔本华著作的阅读，以及交往的变化，都影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并最终体现了他对该书的构织。整本著作大约在1917—1918年冬季开始最终定型（产生了《初稿》）。当然，该书的最终定型是1918年8月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其叔叔保罗的一所房子里。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逻辑哲学论》先后有过三个不同的打印稿，第一个属于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恩格尔曼（Paul Engelmann），第二个是1965年在维也纳发现的本子，第三个是1952曾有人在吉姆登（Gmunden）见到的本子。
[1]
《逻辑哲学论》尽管成为让维特根斯坦声名大振并列入哲学经典的杰作，但其出版过程却也费尽周折，出版商不断地拒绝他，成为战后一段时间影响维特根斯坦情绪乃至于险些致他自杀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样一本作者自认为已经对哲学问题提出决定性解决的书，竟然得不到这个世界应有的待遇，这让一个本已经受战争折磨的年轻人颇受伤害。还在战俘营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便写信告诉罗素自己的工作以及出版的打算，并在1919年夏天将副本分别寄给了他最期望能理解的三个人——弗雷格、罗素和恩格尔曼。他们的反应总体上都不能令维特根斯坦满意。在与他们以及其他人的联系过程中，维特根斯坦估计曾被多家出版社或杂志社拒绝或怠慢。
单就罗素而言，他在维特根斯坦这本著作的出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也被认为是对之误解最深的人。从《逻辑哲学论》以文章形式发表到它以英德对照本形式出版，罗素都倾尽了心力。1919年12月中旬罗素在海牙与维特根斯坦一周时间内逐行讨论了《逻辑哲学论》，并答应写一篇导言。尽管1920年5月完成的这篇序言未能立即促成《逻辑哲学论》的出版，而且让维特根斯坦大为失望，但最终《逻辑哲学论》还是在罗素的推动下（主要借助了罗素导言）首先发表于《自然哲学年鉴》，同时通过罗素的朋友C. K. 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出版了德英对照的单行本。该对照本1933年出版了修订第二版。 [2]
《逻辑哲学论》从多个方面引人瞩目。它以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凝缩，让人望而生畏却又不断想去探究和解释。其中占绝大多数篇幅所阐述的东西，却被他的作者看作是次要的东西，由此引起内容上的紧张和读者的无所适从。它对哲学史几乎毫无引证并宣布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却又事实上关涉着西方哲学史最为核心的问题。
《逻辑哲学论》由大小标题的格言构成，每一条格言都有着无可争辩的断定形式。第一级的7个标题如下：
1. 世界是所发生的事情。
2. 发生的事情，即事实，是诸事态的存在。
3. 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
4. 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
5. 命题是原初命题的真值函项。（原初命题是其自身的真值函项。）
6. 真值函项的普遍形式是［p, ξ, N(ξ)］。这就是命题的普遍形式。
7. 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
7个一级标题中，除了第7个标题只有一句话之外，其他6个标题都多少有展开的内容。它们依次探讨了世界—事实—思想—命题—真值函项—真值函项的普遍形式，这些内容很容易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实在论：名称指称对象，原子命题描画原子事实，语言（所有命题构成的整体）映照世界。不同的只在于，第一，用事实（fact，Sache）而不是事物（thing，Ding）来解释世界。这从一个角度体现了生物学乃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冲击之下的现代人与牛顿力学主导的古典人看待世界的重要区别：世界是动态的、流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僵硬的点状物。第二，反映世界的思想和语言借用数理逻辑被净化，形成可与世界对应的命题结构。被净化的理想语言是现代逻辑对日常语言进行处理的结果，它更为清楚地显现世界和思想（语言）共有的逻辑形式。
按照后来解释者的看法，《逻辑哲学论》的内容结构可以重新做如下的细分： [3]
1. 本体论（1—2.063）：尽管《逻辑哲学论》关涉符号表征，但它从本体论开始，因为表征的性质以及用于表征之物（思想/语言）的性质，跟所表征之物的性质是同构的。
2. 描画（2.1—3.5）：在指出了世界是事实的总体之后，《逻辑哲学论》进而考察了这一总体的一个种类，即作为特定命题的图像，它们是可以表征其他事实的事实。
3. 哲学（4—4.2）：跟科学不同，哲学不是由命题组成，因为语言和世界共有的逻辑形式不能表达于有意义的命题中，但可以显示在经验命题中。
4. 逻辑理论（4.21—5.641，6.1—6.13）：维特根斯坦使用真值函项运算说明分子命题来自基本命题的构成，由此揭示了一般命题形式，并认定逻辑命题是重言式。
5. 数学（6—6.031，6.2—6.241）：数学也作为逻辑运算的一个部分而得到说明，命题借此而得以相互衍生。
6. 科学（6.3—6.372）：科学从赫兹角度被看作包含先验因素，形成我们描述世界的网络。
7. 神秘主义（6.373—6.522）：有关伦理和美学的内容，它们是不可言喻的。
8. 扔掉梯子（6.53以下）：《逻辑哲学论》旨在表明可说的界限，但承认自己的声明也远在界限的一端。它们应该被用作爬上去之后便扔掉的梯子。
如果没有第7个标题以及在第6个标题之下有关宗教、美学、伦理、人生意义等神秘的东西，就像到1915年年末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所思考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将得到一个争议较少的古典哲学的现代版本。但是，维特根斯坦不仅加入神秘的东西，认为它们不可说，而且对《逻辑哲学论》的主旨赋予了跟其中内容比例不相称的指认，认为可说/不可说的区分从而伦理问题才是该书的主旨。有三个地方常被人们引用，用以说明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主旨的赋值：一是维特根斯坦1919年8月19日给罗素的信中说：《逻辑哲学论》的“主要之点是关于可用命题——即用语言——表达（gesage）的东西（以及可被思考的东西，这是一回事）与不可用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示（gezeigt）的东西的理论。我认为这才是哲学的首要问题。”
二是维特根斯坦在给出版商冯·费克尔（Ludwig von Ficker，1880—1967）的信中说：“［本］书的要点是伦理的……我的论著包含两部分：写下的这个部分，和我
未
写的部分。恰恰第二个部分是重要的部分。”
三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序和内容末尾的话语：“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式划一条界限。”“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即使
一切可能的
科学问题都被解答了，我们的人生问题还是全然没有触及”，“哲学的正确方法实际上是这样的：除了可说的东西……之外，不说任何东西……
这
却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
对于《逻辑哲学论》，到底维特根斯坦倾尽心力所写的部分重要，还是他没有写出的部分重要，成为解释者从始至终最为困惑的问题，也是造成后面我们要详细讨论的“正统”解释和“新”解释的主要分歧所在。
如果不算罗素两本著作提及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的话，他的“导言”可以说开启了百年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这当然不是在单纯时间起点的意义上。尽管该导言从一开始就使维特根斯坦本人大失所望，但它很大程度上开辟了此后很长时间解释《逻辑哲学论》的一条主要路径。此后的拉姆齐虽然就《逻辑哲学论》有更长与维特根斯坦接触的时间，但在主要观点上，并没有多大程度偏离这一路径。更不要说维也纳小组成员，在相对来说更多人员和更多文献中，展开了探索这一路径的重要谱系。
在《逻辑哲学论》前言中，维特根斯坦感谢了弗雷格和罗素。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朋友和（某种意义上的）老师。《逻辑哲学论》成书过程中主要时间所讨论的以及成书之后大部分篇幅所论述的论题来自罗素（和弗雷格）。1911年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维特根斯坦不仅了解了罗素所教的内容，而且在某些方面成为可以平等讨论的朋友，甚至影响罗素放弃了已将近完成的一部关于认识论的重要著作
。当罗素1914年在美国哈佛作洛威尔讲演和1918年在伦敦（戈登广场）做八次讲演的时候，他已经公开宣布自己的某些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这便是维特根斯坦如此希望罗素能理解他的原因。
这样，在评述罗素为《逻辑哲学论》所写的“导言”之前，我们需要先简略地介绍一下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最初评价。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谈的是罗素指出的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在1914年洛威尔讲演的序言中，罗素说在这些讲演所讨论的纯粹逻辑方面，“我曾受惠于我的朋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先生尚未发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发现”。
在1918年《逻辑原子主义》系列讲稿的序言中，罗素又指出，“这些讲稿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我从我以前的学生和朋友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某些观点的阐明”，并在第三讲中再次声明，“在这些讲演中我所谈论的大量的都是我从我的朋友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观点”。
这某种意义上是真的，而某种意义上是罗素的谦虚。然而，罗素认为的维特根斯坦使他第一次受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他在1914年和1918年的两个系列讲演中没有具体阐述，在他后来阐述自己的哲学发展历程时也只肯定维特根斯坦打字稿短文和多次谈话影响了他“在战时那几年的思想”，但具体是哪些方面却“不确实知道”
。
罗素的长篇“导言”一开始就与《逻辑哲学论》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以至于在几乎所有《逻辑哲学论》单行本中，它都成为一个必要的部分。应该说，罗素带着十分谦逊的态度在撰写这一“导言”。他称维特根斯坦为“先生”，不只是一般的礼貌用语。他在导言开头指出，《逻辑哲学论》“由于它的广度、视界和深度，确实应该被认为是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导言结尾又认为“它成为一本任何认真的哲学家都不能忽略的书”。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赞誉，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罗素仍然没有抓住《逻辑哲学论》的要旨。罗素所赞誉的是《逻辑哲学论》的逻辑理论及其对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启示。他根据自己对逻辑的娴熟把握，陈述（很大程度上也在评述）《逻辑哲学论》的逻辑理论，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谈论的是“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也就是“
精确的
符号系统的条件，即在符号系统中，一个语句要‘意指’某种完全确定的东西的条件。”
他说明维特根斯坦如何就对象与名称、事实与命题、世界与语言（思想）而建立基于共同逻辑形式的图像关系，由此“建造出一个在任何点上都没有明显错误的逻辑理论”，“完成了一件极其困难而且重要的工作”
。依据这一逻辑理论，维特根斯坦诊断出传统哲学误用语言的错误根源——不懂得我们语言的逻辑，并厘清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的活动。
到此为止，罗素对《逻辑哲学论》的内容持赞赏态度。但在恰好是维特根斯坦最为看重的不可说之点上罗素提出了质疑：第一，在唯我论部分，维特根斯坦提出“多少有些奇怪的议论”
：唯我论所意指的东西完全正确，却不能说出，只能显示。第二，维特根斯坦在对待神秘之物的态度上，将整个逻辑和哲学都包括进去，认为在哲学上一旦做出断言就只能产生无意义的东西，然而“归根到底维特根斯坦先生还是在设法说出一大堆不能说的东西”
，这会使读者产生犹豫、怀疑甚至（首先对罗素自己而言的）不快。第三，维特根斯坦似乎陷入了逻辑上的自相矛盾，“逻辑上不能说的这个总体［世界上事物的总体］，却被他认为是存在的，并且是他的神秘主义的主题”
。（这里先需要指出，罗素将逻辑形式也放入神秘之物显然并不符合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因为他将只能显示而不能说出之物等同于神秘之物。但是，二者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并不等同：语言和世界共有的逻辑形式只能显示而不能说出，但它并不神秘，显然只能显示而不能说出的领域要大于神秘东西的领域。）
像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说之处说得很少一样，罗素对此也说得很少，但跟这种量上的对应相反的是，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说而只能显示尤其其中的神秘之物给予远高于可说之物的重要性，却没有得到罗素相应的理解和认可。这当然反映了罗素反对神秘主义的一贯立场，早在1914年的洛威尔讲演中，罗素就认为“神秘主义用以为自己辩护的逻辑，在我看来是一种谬误的逻辑”。
所以，罗素将《逻辑哲学论》看作一部语言哲学和认识论的著作，主要阐述意义理论、指称理论、形式逻辑、元逻辑等等，从而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讨论占据其中核心地位，而对其中所谈论的神秘之物不够重视甚至大为不快，就是顺理成章的。他对《逻辑哲学论》这一总的结构重心的判定大致规定了此后直到系统化的正统解释的解释路径。
罗素对《逻辑哲学论》的反应并未到此为止。我们索性将维特根斯坦去世之前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所有书面评价和解释做一勾勒。1924年，在“逻辑原子主义”一文中，他注释说，他在关系问题上“非常感谢我的朋友维特根斯坦”，尽管没有接受《逻辑哲学论》的全部学说，但“从中受惠甚多”。
在1925年再版的《数学原理》中，他在导言中承认，他根据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真值函项理论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较大修改。1927年，在《物的分析》一书中，他在有关推理规则应用于观察陈述的有效性问题、逻辑的重言式性质以及命题结构和事实结构之间的同构性等三个地方以《逻辑哲学论》提供支持，并在最后一点上承认“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观点的影响”。
1931年，在为拉姆齐的文集《数学基础》写作的书评中，他多次提到维特根斯坦，并以拉姆齐1923年对《逻辑哲学论》的评论为例，指出重视理智结构还是经验传统这两种哲学家之间的区分。1935年，在“经验主义的局限”一文中，他参照了《逻辑哲学论》，以便于具体说明经验主义的一个典型论点。1940年，在《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一书中，他在论及类型论、同一概念、逻辑主义原则和内蕴陈述时多处提到《逻辑哲学论》。1950年，在“逻辑实证主义”一文中，他强调《逻辑哲学论》对逻辑句法的重视如何影响了维也纳小组，而后者又如何避免了其中的神秘主义。
尽管没有像罗素那样承担对维特根斯坦的导师职责，也没有像罗素那样撰写长篇解释文献并不时宣示自己的亦师亦友关系，但摩尔在维特根斯坦人生和哲学中的重要性却一点也不比罗素低。他们之间是另一种亦师亦友关系，性灵相契中的、音乐爱好上的、日常守护式的关系。所以，尽管在维特根斯坦生前，摩尔留下很少评析维特根斯坦的文献，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给摩尔保留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逻辑哲学论》的形成中，摩尔并没有发生太多思想的影响，却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助产士的作用。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要解决的是弗雷格和罗素留下的问题，尽管他参加了摩尔的讲座，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却没有对摩尔所思考的问题产生兴趣，对摩尔的《伦理学原理》甚至评价很低。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亲密和尊重，以至于当维特根斯坦1914年初在挪威的孤独思考中有所收获时，便迫不及待地需要摩尔的讨论、陪伴和记录。《向摩尔口述的笔记》该年4月份由摩尔在挪威卑尔根记录，成为《逻辑哲学论》成长过程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在15年（1914—1929）的中断之后，他们之间又度过20多年良好的友谊。对于重返剑桥并从事教学的维特根斯坦来说，摩尔是最值得信赖的交谈伙伴和灵魂住所。他不仅经常去摩尔家里合奏音乐，度过美好的业余生活，而且几乎每周一次定期地拜访和讨论，往往将在给学生讲述之前的哲学思考陈述给摩尔。因而摩尔又一次担当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助产士角色，而且诚实地像个真正学生一样。摩尔诚恳、谦逊、好学、关怀、大度的最好例子表现在他参加1930—1933年的维特根斯坦讲演课，他在9个学期中对维特根斯坦的课堂内容做了逐字逐句的详细记录，成为十分珍贵的文献。他的听课和记录对维特根斯坦讲演课的质量起到弥足珍贵的保障作用，以至于课堂往往成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心灵）对话。这些如实记录的笔记的重要性，正如编者所说，“这些笔记不仅为维特根斯坦作为讲师的最初几年提供了极为周详的记载，而且向我们展示了有关中期维特根斯坦的新视角”，“是1930年代早期维特根斯坦在这些课程中所讲内容的最完全和最可靠的记载”。 [4] 摩尔除了如实记录之外，还在笔记中留下了不少评论和质疑，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维特根斯坦去世之后，摩尔又对这些笔记进行清理和总结，形成1954和1955年间以“维特根斯坦1930—1933年讲演集”为题发表于《心》的系列文章，成为下一阶段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的重要事件。
摩尔对维特根斯坦唯一一次公开评述是在1942年的一篇自传中。在发表于《摩尔的哲学》的这篇自传中，摩尔分析了他与维特根斯坦开始于1912年的关系，说他接触不久就认识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才能，《逻辑哲学论》发表后他曾反复阅读并受益良多，尤其是他参加了维特根斯坦讲演课而再次感到某种羡慕，也经受维特根斯坦某种尚不确定的影响，即便当时并不完全理解后者所成功采用的完全不同于他所使用的哲学方法。 [5] 这毫无疑问是非常经典而简明的维特根斯坦定位。
除了日常语言哲学这一（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共同线索之外，就哲学主题而言，摩尔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所扮演的最重要角色无疑是后者在生命最后18个月中对摩尔两篇文章“捍卫常识”（1925）和“外在世界的证明”（1939）驳斥怀疑论所用方法的批判。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所结集的《论确实性》被许多解释者看作是《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之后最重要的著作，甚至被一些推崇者看作是维特根斯坦第三个哲学阶段的代表作，也带来了大量的解释文献。哪怕仅仅这一点也足以使摩尔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中躲不过的重要人物。
天才而早逝的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拉姆齐（Frank P. Ramsey，1903—1930）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就协助奥格登将《逻辑哲学论》从德文译为英文，并由此开始长达10年的《逻辑哲学论》解释。作为忘年交的朋友，拉姆齐在维特根斯坦生命中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是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的重要推手，也是维特根斯坦向后期哲学转变的重要启发者。
在协助翻译《逻辑哲学论》之后，拉姆齐1923年在《心》杂志发表“《逻辑哲学论》述评”这一影响深远的书评（后来被至少收集在4种论文集中）。他在论文的开头便评价《逻辑哲学论》说：“这是一部特别重要的著作，对一大堆论题充满原创观点，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它……十分有趣，值得所有哲学家去关注。”
[6]
在具体评述上，他从罗素“导言”切入，也将解释《逻辑哲学论》的重心放在它的语言哲学和逻辑理论方面。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拉姆齐从一开始便不是亦步亦趋地同意罗素，相反，在有关维特根斯坦理论的具体内容上他与罗素开展一定的争论（也同时意味着与维特根斯坦的争论）。所以，就拉姆齐欣赏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人格以及用心陪伴后者而言，罗素把他当作“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门人”倒也不错，但是当罗素说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除了神秘主义之外“一切都跟着他走”时，罗素却未能深刻洞察即便在拉姆齐这篇书评中也已经反映出来的与他以及与维特根斯坦的区别。
一个重要的区别点在于，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在阐述逻辑上完善的语言，而拉姆齐认为维特根斯坦旨在将逻辑理论应用于日常语言。罗素将《逻辑哲学论》论符号语言的部分的主旨概括为“维特根斯坦所讨论的乃是一种在逻辑上完备的语言必须满足的条件”，而拉姆齐认为这似乎是非常可疑的概括，维特根斯坦虽涉及逻辑上完善的语言，但“总体上他似乎坚持认为他的学说应用于日常语言”。 [7] 这显然不是一个琐屑的争论，而是有关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目的的重要争论，展开了维特根斯坦解释的不同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区别，曾被罗素看作两种哲学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维特根斯坦将自己的智力完全献身于达到逻辑的完美无缺，而拉姆齐更坚守经验传统，更趋向于实用的解决办法。 [8] 显然，罗素把维特根斯坦拉向自己追求的方向，而拉姆齐则认为维特根斯坦可能更像自己（如果罗素对拉姆齐的定位准确的话）。
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所谓“无意义”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理解，认为“我们不能说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它，我们也不能对它发声”。 [9] 他从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形式的理解开始，认为哲学中的一些无意义话语是违反语言逻辑的产物，但是导致无意义的话语并非神秘而不可说，也并非没有产生的根源，相反，哪些句子是无意义的，是可以找出原因的，我们对其起源和明显意义可以给出一般阐释，其中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意蕴。 [10] 这意味着，对拉姆齐来说，不能说的东西也就不能对之做出任何种类有意义的认可。拉姆齐的这一批评也许一度被解释者们遗忘，但在“新”解释中却成为一个难得的资源。
拉姆齐撰写该书评的时间应该早于他对维特根斯坦的访问。1923年9月，拉姆齐前往下奥地利的普赫贝格拜访维特根斯坦。他们在两周时间内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反复讨论《逻辑哲学论》，维特根斯坦向他阐述自己的思想。讨论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就英译文和部分德文本做了一定数量的改动和修正，这些改动和修改被拉姆齐记录在所保存的《逻辑哲学论》书上，1967年得以公开。
这些修改内容已经全部插入1933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
除了这次拜访之外，拉姆齐还助推凯恩斯与维特根斯坦重新建立联系，劝说维特根斯坦访问剑桥，于1924年春夏天待在维也纳时候与维特根斯坦家人建立联系，并把所有这些情况报告给剑桥。他在剑桥开设讨论《逻辑哲学论》的讲座。尽管维特根斯坦1925年8月重访剑桥不是直接来源于拉姆齐的邀请，但谁说拉姆齐的拜访、联系、劝说不是在为维特根斯坦的这次访问以及后来的完全重返做好心理准备？
除了1923年那篇著名的书评之外，拉姆齐在此后的几年中对维特根斯坦也多所论述。1925年，他在“共相”一文中指出，《逻辑哲学论》的逻辑理论对解决“共相”和“殊相”之间的区分带来重要启示；在另一文“数学的基础”中，他采用《逻辑哲学论》的工作，说明人们可以如何克服《数学原理》所存在的困难。1926年，他在“数理逻辑”一文中指出《逻辑哲学论》对数理逻辑尤其通过处理一般命题、存在命题和逻辑命题而做出的重要贡献。1927年，他在“事实和命题”一文中强调不仅要依据《逻辑哲学论》的逻辑概念建立自己的命题理论，而且要用实用主义的倾向填补维特根斯坦系统的某些理论空隙。在此后的其他文献中（很大部分在拉姆齐生前未曾发表），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的批判更加严重，甚至上升到对于哲学本身的看法。所有这些阐释一方面表明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深入理解和详细阐发，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某些方面逐渐离开《逻辑哲学论》的立场，并为他后续批评和影响维特根斯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中对拉姆齐深表谢忱，“拉姆齐对我的观点所提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几乎无法判断这程度有多深——帮助我看到了这些错误——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里我在无数谈话中和他讨论过我的观点。我感谢他那些中肯有力的批评。”
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究竟在哪些方面并达到怎样的程度，部分可以从上面所列举的文献中看到，而更重要的持续多年的私下交谈我们却无法判断。这是一项需要费力推敲的工作，将来也许有人去做，显然拉姆齐对《逻辑哲学论》的阐释以及他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值得比现在更多地关注和研究。
前面曾指出，维特根斯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维也纳小组
，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逻辑哲学论》跟维也纳小组（本节下面如不影响正常理解，简称“小组”）有密切关联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根据有关资料，小组成员曾逐字逐句阅读和讨论过该书，所以不少小组成员及其弟子将《逻辑哲学论》当作小组内部的著作，并将维特根斯坦与小组成员并提，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反过来也有人主张，1927—1931年维特根斯坦在与小组部分成员的交往中，与其说他影响了后者，倒不如说后者影响了他，可能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要真正说清其中的关系，根据更小的时间段、更具体的论题和不同的成员而加以甄别，或许更为合适。
维也纳小组是20世纪分析哲学早期阶段最有影响的支脉，其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不仅轰动一时，而且影响深远。主要观点包括：将语言看作任何哲学论题的必要框架，认定经验科学是人类知识由以旋转的轴心，将逻辑当作任何研究工作的有约束力的方法论，强调反形而上学的科学世界观。 [11] 1929年所发表的宣言“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小组”，不仅打出彻底的反形而上学旗帜，而且将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看作从逻辑上启发他们建立新的世界概念的先驱（当然还有其他一系列先驱）。
小组成员跟维特根斯坦的距离以及对维特根斯坦的接受各有不同。鉴于本书需要，这里挑选三位与维特根斯坦有深入接触并对维特根斯坦有深刻解释的代表人物：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
处于这一阶段的维特根斯坦解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解释和使用难以真正分清，这对于小组成员来说尤其如此。
1. 石里克
石里克被公认为维也纳小组的创立者。作为从物理学进入的哲学家，石里克1917年第一个从哲学角度阐释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22年到达维也纳之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在石里克周围逐渐聚集起来并致力于科学的世界概念，他们形成反对形而上学的共同目标。据可靠研究，在阅读《逻辑哲学论》之前，石里克已经建立了自己反对形而上学、坚持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在他出版深有影响的《普通认识论》（1918）之前，不可能阅读《逻辑哲学论》。但在阅读《逻辑哲学论》之后，既使石里克坚定了他在《普通认识论》中业已表达出来的经验主义立场，又使他修正了有关哲学与科学关系等等一系列观点。用费格尔的话说，“石里克把许多深刻的哲学见解都归功于维特根斯坦，而在我看来，这些见解在石里克本人的早期著作中已经表述得比较清楚。”
石里克对《逻辑哲学论》的解释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30—1931年《认识》杂志第1卷上的文章“哲学的转变”。在此文中，他对维特根斯坦在导致“哲学上彻底的最后转变”中的地位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一转变依赖于掌握一些方法。“这些方法是从
逻辑
出发的，Leibniz曾模糊地看到这些方法的端倪，在最近几十年里，Gottlob Frege和Bertrand Russell曾开拓了重要的道路，而Wittgenstein（在1922年的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逻辑哲学论》］）则是一直推进到这个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人。”
除了发现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从而确立了哲学转变的方法之外，石里克还对维特根斯坦将哲学与科学严格区分开来大为赞赏。他经典性地概括说：“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
活动
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
意义
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
意义
。科学的内容、灵魂和精神当然离不开它的命题的真正
意义
。因此哲学的授义活动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开端和归宿。”
石里克显然在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释，而且将哲学的积极方面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强调，而哲学如此强调的积极作用却未必是维特根斯坦所着力的甚或同意的。
在1932年发表的“哲学的未来”一文（在1931年第7届国际哲学大会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中，石里克详细考察了《逻辑哲学论》所提出的哲学概念，认为哲学不是由理论组成，而是一种对思想进行逻辑澄清的活动。他对这样一种哲学观进行历史考察，说明其产生的思想资源和逻辑线索。石里克力图在怀疑论和独断体系之外找到哲学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哲学看作“揭示意义的活动”，它不像科学那样由一套真命题构成，而是在科学命题的真假之前对其意义进行澄清。他认为，这样的哲学观在现代哲学中正是维特根斯坦“最明晰地表达于”《逻辑哲学论》。
他的这一阐释某种程度上在弘扬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观，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观。
在发表于1936年的另一篇文章“意义和证实”中，石里克认为，问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问这个句子在什么条件下为
真
命题，在什么条件下为
假
命题。这意味着一个词或一组词的意义由一系列规则决定，这些规则规定了词的用法。他认定自己关于词和句子意义的说法，“大部分是和Wittgenstein交谈的结果；那些交谈对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影响极大。我丝毫没有夸大这位哲学家对我的帮助。”
至于石里克从《逻辑哲学论》以及与维特根斯坦的交谈中如何得出被称为维也纳小组一个重要信条的“证实原则”，我们将在下面论题中谈及。
作为石里克的弟子，洪谦（1909—1992）不仅纠正学界对石里克的不公正待遇，而且专门对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观点异同做过一番颇有见地的比较。他指出，认为“石里克的哲学最终不过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或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几使石里克的哲学‘败坏’殆尽”，都是不正确的，而他对二者关系的基本判断是，“石里克在他思想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有许多重要的见解应当归功于维特根斯坦，但这些见解正是石里克先前的思路所想到的，或者说，只是在某些重要的观点上补充了他的研究成果。”
洪谦以经验命题和逻辑数学命题的重要区别为例说明维特根斯坦对石里克已有思想的推进，然后指出下面三个地方更体现着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一是证实原则，二是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拒斥似是而非的假问题，三是哲学的任务在于澄清我们语言的意义。
但是，除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洪谦更为强调的是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在是否承认“神秘之物”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石里克的“知识分析方法”超越维特根斯坦“语言逻辑分析”的地方。
2. 卡尔纳普
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是小组除石里克之外影响最大也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他在大学时期听过弗雷格课程，其后阅读罗素的《数学原理》，这二人对他的哲学思考影响最大。他虽然加入维也纳小组相对较晚（1926），但一经加入就很快成为核心人物之一。在卡尔纳普到达维也纳的第一年，小组成员开始第二遍阅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卡尔纳普自己曾读过《逻辑哲学论》在《年鉴》上的部分章节）。1927年夏天之后的一段时间（到1929年年初），卡尔纳普也参加了与维特根斯坦的会面。由于这些原因，他在描述自己在维也纳的思想经历时给维特根斯坦以很大的分量。
卡尔纳普后来在自述中承认“维特根斯坦的这本著作给我们小组以巨大影响”，但是认为对维特根斯坦许多观点的接受依赖于“书中许多观点与我们的基本观点相似”。
对卡尔纳普自己来说，维特根斯坦是除罗素和弗雷格之外对他的哲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其影响主要在如下两种观点：第一，“逻辑陈述的真理性仅仅依据其逻辑的结构和词语本身的意义”，与世界的偶然事实无关，也没有实际内容；第二，“许多哲学句子，特别是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那些句子，都是一些毫无认识内容的假句子”，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坚定了他业已从其他科学家和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这一思想。
在与维特根斯坦的交流中，卡尔纳普感觉受到影响，既兴奋但也产生不快，然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自己与维特根斯坦的三点深刻分歧：一是他和小组成员对科学和数学有浓厚兴趣，而维特根斯坦对这些科学持冷淡甚至轻蔑的态度；二是小组成员坚持构造一种理想语言的重要性，而维特根斯坦对使用符号逻辑澄清日常的和哲学的问题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或许因为维特根斯坦在与小组成员交往时期已经不再那么坚定《逻辑哲学论》立场）；三是小组成员认为句子的逻辑形式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完全可以有意义地谈论，而维特根斯坦认为它们只能显示而不可说出。
在面对《逻辑哲学论》的时候，卡尔纳普和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对于其中的“神秘之物”最初予以忽视，认为它们是维特根斯坦仍保留的形而上学尾巴。他在《语言的逻辑句法》（1934）中，认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最后的那种消解语句（6.54、7）使科学逻辑的研究不再包含句子，“只或多或少包含些模糊的说明，读者随后必须将之当作伪句子而放弃。对科学逻辑的这样一种解释是肯定非常令人不满的”。
[12]
但是，当进一步意识到它们在《逻辑哲学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时，以及在交谈中知道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科学是对宗教的一种替代，并且为叔本华的形而上学辩护时，他认识到维特根斯坦由情感生活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尖锐的内部冲突”而来的情感痛苦：一方面有着细致而深邃的理智，另一方面又知道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毫无内容”。卡尔纳普认为，维特根斯坦“关于形而上学的这种矛盾心理只是他性格中一种更基本的内部冲突的特殊方面，这种内部冲突使他痛苦万分”。
卡尔纳普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结构乃至于其整个哲学内部张力的这种归因，在后来的研究者中曾反复被感受到，尤其是在追究其家庭教育、城市文化、个人经历和时代条件时。
从1928年出版《世界的逻辑构造》开始到1951年维特根斯坦去世，卡尔纳普在将近20篇学术文献中论及维特根斯坦，是同一时间段谈论维特根斯坦最多的哲学家。他强调自己的工作从《逻辑哲学论》所获得的受益，认为自己在诸多方面是在维特根斯坦基础上往前推进，但也不断指出他不同于和不同意《逻辑哲学论》的地方。
3. 魏斯曼
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1896—1959）是石里克的得意门生，也是小组成员中与维特根斯坦交谈最多之人。一些研究者认为，魏斯曼在哲学上的重要性被低估了，不管是在小组中还是在维特根斯坦解释者中。
这种情况如果属实，至少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来说，笔者认为可能有如下一些客观原因：在小组那里，魏斯曼当时还只是学生，在小组成员与维特根斯坦交谈时担任的是记录和转达的角色，不可能在小组最为兴盛的20、30年代扮演重要的思想角色；在维特根斯坦解释者那里，他未能及时出版小组与维特根斯坦交谈的记录稿，他进一步解释和阐发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著作也因为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不断变化而未能在生前出版，所以当时没有产生本应产生的影响便难以避免，尽管后来有研究者极为推崇魏斯曼的解释，可是理应产生历史影响的时机已然一去不返。
魏斯曼在跟维特根斯坦哲学有关的事业中做出了三项贡献：一是完整记录了小组成员与维特根斯坦的谈话，形成维特根斯坦那段思想的重要文献《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维特根斯坦的声音》；二是转述小组部分成员与维特根斯坦的交谈内容，成为除了阅读《逻辑哲学论》、与小组部分成员交谈之外，维特根斯坦影响小组的第三条途径；三是在记录交谈结果的基础上准备了一部专门著作（当然还有他当时出版和发表的其他文献），既力图解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点，也打算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做进一步详细而系统的阐发。
魏斯曼所记录的《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当时并未面世，1967年方以德文整理出版，1979年才被译为英文。英文版编译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当时虽心存疑虑，却也乐意看到他的思想通过魏斯曼的记录整理至少在维也纳得到传播。”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记录的最早材料开始于1929年12月18日，已是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将近1年以后。交谈之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才被记录下来，一个原因是维特根斯坦此时已有可以交流的书面成果，另一个原因是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向小组转达他的思想的最好方式。
记录的最后一条时间为1932年7月1日，整个记录延伸三年半时间。这种交流方式中断的原因是“维特根斯坦似乎已感到，以这种方式传播他的思想可能会导致对他的思想的歪曲的传播和不恰当的理解”。
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虽然仍主要立足于《逻辑哲学论》，但也明显开始从《逻辑哲学论》出发前行。
《维特根斯坦的声音》来自魏斯曼文稿的德文材料和一些英文翻译，时间为1928—1939年，其中大部分内容没有清楚指明来源或目的。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都由魏斯曼收集整理，或多或少与维特根斯坦直接相关，也跟完成魏斯曼预期的那本解释著作有关。一些材料是魏斯曼对他听写或与维特根斯坦讨论的逐字逐句记录，而更多材料则是魏斯曼对听写或讨论的转述，但无论如何都可以看作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表达（也许一些较长的文本除外）。该文献与《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相比有如下不同：（1）1929年12月8日至1932年7月1日的材料，在后一文献中有详细日期，而在前一文献中则没有；（2）后一文献有清楚地归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记录，而前一文献的出处则不确定；（3）后一文献的某些文本明显不是记录稿，其中一些是魏斯曼对记录稿的复述。当然，在得到维特根斯坦的授权并助益魏斯曼的解释著作方面，两份文献是共同的。 [13]
尽管魏斯曼所记录的交谈内容（有时是他与石里克，有时是他一人）未能及时刊印，但我们相信这些记录（至少其中大部分）曾在小组成员的聚会上被口头转达或被传阅，从而对小组成员（至少其中一部分，当然首先是石里克）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实，魏斯曼所转达的不只维特根斯坦原原本本的话语，还有他自己的解释。其解释包括，一是他1936年就出版的《数学思想导论》，其中糅合了维特根斯坦关于数学哲学的许多观念；二是停止记录之后，维特根斯坦转而与他合作准备一本阐述其哲学的著作《逻辑、语言和哲学》。
尽管该书未能得到维特根斯坦的首肯，因而迟迟未能出版，但它很可能以某种方式曾在小组成员中传播。所以魏斯曼的这种媒介角色肯定功不可没，小组不少成员很久以后仍还铭记这一事件便是明证。
最初打算以《逻辑、语言、哲学》为书名作为维也纳小组系列丛书《科学世界观》第一卷而最终以《语言哲学原理》出版的这本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著作，就其成书时间而言，毫无疑问是维特根斯坦解释的第一部著作。1929—1931年间他们二人已谈及写作这一著作的合作，但维特根斯坦却要求魏斯曼不断进行修改，并给后者自己的不少手稿，直至维特根斯坦越来越不满意魏斯曼的工作，以及石里克的突然去世加速解体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该书在维特根斯坦共同体中尽管没有起到该起的历史作用，却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既是魏斯曼对《逻辑哲学论》有关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也是他对维特根斯坦从前期到后期“过渡阶段”思想的理解和阐发。当然，从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其历史价值只能留到它正式出版之后谈及。
魏斯曼所竭力从事的是维特根斯坦过渡时期思想的解释和传递，他自己承认不仅从与后者的谈话中，而且从后者尚未出版的文献的阅读中获益良多。但《逻辑哲学论》对他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他未能敏锐而及时地把握到维特根斯坦离开《逻辑哲学论》的许多方面，这或许也是维特根斯坦渐渐失去合作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克拉夫特（Victor Kraft，1880—1975）在总结小组时说：“大量有影响的建议来自维特根斯坦，虽然后者从未亲自参加集会。维特根斯坦当时在维也纳，他的建议是通过与他有个人接触的石里克及魏斯曼来传达的。这样，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就远远超过了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的作用。”
小组成员当然主要根据他们已有的观点和倾向，吸收、使用和剪裁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以及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的，并对不同意的地方加以反对，做出修正。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
第一，逻辑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克拉夫特指出，“对维也纳小组来说，新逻辑有着特别的意义”，“新逻辑及其与数学的关系对于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倾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这一观点由弗雷格和罗素奠定基础，而维特根斯坦起了至关重要的提升作用。《逻辑哲学论》运用新逻辑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清理，将哲学确定为对科学命题的含义澄清。小组对维特根斯坦提升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以及将逻辑命题看作重言式的观点极为赞赏，因为如此以来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综合判断便不再可能存在。
但是，小组成员并不满意维特根斯坦将哲学与科学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清楚，尤其不同意他对“神秘之物”的某种形而上学重视。克拉夫特认为，小组“有一个共同的信条：哲学应当科学化。对科学思维的那种严格要求被用来作为哲学的先决条件。”而从内容上说，科学应限于实证知识，而“哲学则应限于科学的逻辑”，“哲学问题只能涉及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哲学是科学的逻辑，而科学的逻辑则是科学语言的句法”。
小组成员从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本性的观点中得出“哲学科学化”的信条，并与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紧密关联起来，这是维特根斯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不可能同意的。因为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的结果……是对命题的澄清”
时，他所说的“澄清”（elucidation，更准确地，应翻译为“阐释”）的任务既不是自然科学的简单继续，也不限于“科学的逻辑”的范围。
第二，证实主义的主张。关于经验命题的意义，小组有一些标志性的“证实主义”口号。石里克的表述是，“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
卡尔纳普的表述是，“当且仅当一个语句是可证实的时，它才是有意义的，而它的意义即是它的证实方法。”
克拉夫特的表述是，“命题的意义由它的证实方法决定”
。应该还有其他一些不同表述。这些表述都把一个命题（句子）的意义（含义）与证实它的方法密切结合起来。
证实主义主张被小组成员普遍认为来自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虽然使用“证实”（verification）概念较少，但他区分句子的有意义和无意义，以及对（有意义）命题的使用加以确定，将命题划分为复合命题和初始命题，复合命题的真值取决于初始命题的真值，成为小组得出证实主义观点的思想来源。克拉夫特认为，“在这里，也还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作为出发点，最初提供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总的路线。”
当然，这里所说的证实并不是实际证实，而是可证实性，也就是原则上可以证实。一个命题是否具有意义，并不用实际上得到证实，只有当要确证一个命题是否为真时，才需要实际证实。更进一步，当维特根斯坦说“了解一个命题，意即知道当其为真时是什么情形。（因此无须知道其是否为真，我们就能了解这个命题。）”
时，他实际上还区分了经验的可证实和逻辑的可证实。克拉夫特认为，“如果证实的条件不与自然律相矛盾，证实就是在
经验
上可能的。如果命题的结构不与逻辑规则相矛盾，不与作为组分的语词的应用规则相矛盾，证实就是在
逻辑
上可能的。一个陈述之有意义只取决于证实它的逻辑可能性，不取决于证实它的经验可能性。”
这正是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尽管克拉夫特没有说明，但从后来的文本看，小组成员的证实主义主张，甚至其中的不同表述，都更可能来自维特根斯坦与小组成员的交谈尤其是有记录的交谈时期。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时期的确更多谈到经验命题的意义以及证实的方法。《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在1930年1月2日记录的一次交谈中便有维特根斯坦关于证实的清楚表述：他们在谈到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时，维特根斯坦问道，“对他们来说，什么是证实？”后面甚至精确地表达道，“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
在1930年3月22日的一次交谈中，在谈到对于颜色表象（比如“这是黄颜色的”）与现实的相应情况加以证实时，维特根斯坦指出：“根据每种不同的方法（我允许作为证实的方法），命题就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如此等等的表述远不止一两处。显然不管是因为受到小组的科学立场的影响，还是基于自己离开《逻辑哲学论》的内在逻辑，维特根斯坦都在努力从逻辑走向科学，从可能世界走向现实世界，而证实方法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但是即使在这里，小组成员也并不同意维特根斯坦的全部主张。对于全称命题的有效性，他们便不认为可以将全称命题的真值表示为单称命题的真值函项。克拉夫特指出，将全称命题全部分析为单称命题的合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反形而上学立场。拒斥形而上学是小组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支撑的最重要最一致的立场，也是他们所理解的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论。在小组成员看来，剖析形而上学的独断—思辨弊病，势必将使哲学发生彻底的转变。维特根斯坦将形而上学归结为违反逻辑的无意义的话语，无疑对小组成员本来就亲近科学而反对传统哲学的态度带来最有力的支撑。至少在他们看来，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态度。他们在《逻辑哲学论》中找到最根本的证据，该书指出，“有关哲学的东西所写的命题和问题大多并非谬误，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类问题，而只能明确指出其无意义性。哲学家的问题和命题大多是基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
对拒斥形而上学抱持最激烈态度的当属卡尔纳普，他承认自己是在维也纳主要受到维特根斯坦决定性的影响才坚定拒斥形而上学立场的。他认识到，“许多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不仅没有任何用处，甚至毫无认识内容。它们只是一些假句子。这也就是说，虽然在表面上它们似乎作出了对某些问题的论断，因为它们具有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而且其中的词也能引起许多强烈的和富于情感的联想。可是，在事实上，它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判断，也不代表任何命题，因而也就毫无正确或错误可言。”
这段话看上去就是上面维特根斯坦那段话的翻版，或者至多加上维特根斯坦与小组成员交谈时所做的证实主义发挥。卡尔纳普的这一激进态度最明显地展示于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他强调“
现代逻辑
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因为逻辑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形而上学的假陈述中要么包含无意义的词语，要么句子的构成方式违反了句法规则，这样就可以将全部形而上学断言看作无意义的假陈述而彻底清除出去。
在卡尔纳普看来，形而上学至多有表达人生态度的内容，而不具有理论方面的内容，这便是人们仍然对它们保留热情的原因。
在反形而上学问题上，小组成员显然只吸收了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根源的逻辑分析，却无法理解甚至反感后者仍然保留着的对神秘之物的高度评价。当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只表达世界中的偶然事实，而不可能表达高妙玄远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生意义、宗教、意志、善恶、伦理、美，都在世界之外，只能显示而不可说时，这样的立场显然超过了小组成员可以理解的范围，而让他们几乎完全置之不理。
除了紧密接触的罗素、摩尔和拉姆齐之外，维也纳小组成员的确是那个年代解释《逻辑哲学论》的最主要力量。但是，分散在欧美的其他哲学家，不管是直接对文本的兴趣，还是由于维也纳小组成员的影响，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关注这本杰作。维特根斯坦的学生30—40年代也已经初步介入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解释，正在成为日渐活跃的力量。
除了罗素、摩尔和拉姆齐之外，分散于英国和欧美而关注《逻辑哲学论》或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并且后来成为重要哲学家的也不乏其人，但是从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的影响程度考虑，对于这一时期的欧美其他哲学家，我们只简要介绍赖尔、波普尔、韦斯顿、布莱克4人。 [14]
1. 赖尔
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差不多是最早以批判视角看待《逻辑哲学论》和维也纳小组的年轻哲学家。1931年在一篇深有影响的名为“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文章中，他在详细分析似是而非的本体论表达式、柏拉图式表达式和描述性表达式之后，在提示仍然存在的某些难题时，表达了他对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关于命题和事实之间图像关系的不信任（尽管这篇文章本身又是罗素和《逻辑哲学论》影响的产物）。且引该文长段内容如下：
我本人不能相信那种看来是维特根斯坦及效忠于他的逻辑语法学派的下述学说，即认为，使表达式在形式上能适当地表述事实的东西，是在表达式的组成和事实的组成之间的某种真实的、并非人为约定的意义对应的图象关系。因为我无法看到，除了在一小类特别加以选择的情况之外，怎么能够认为一件事实或事态在结构上会与一个句子、手势或图式相类似。一个句子是一些零碎的声音经过整理排列而形成的集合，一张图画是一些零碎的线条经过整理排列而形成的集合，但一件事实却不是象一个句子或一张图画那样是零碎的东西的集合，更谈不上是经过整理后的有组织的集合了。一件事实不是一个物，从而就更谈不上是一个经过整理组织的物了。无疑，一张图画也许就象是一个国家或一条铁路系统；在更一般、或较不严格的涵义上，作为声音的一个有秩序的系列的句子，也许类似于一种由川流不息的交通车辆所形成的系统或由一星期七个昼夜所形成的时间序列。
赖尔认为语言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之间从而表达结构和事实结构之间的关系不是先验的、固定的、精确的图像关系，而几乎是约定的、习惯形成的，所以才会有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而且只有哲学家对这种误解感兴趣，力图寻求展示事实的逻辑形式的最佳方式。他从日常语言的实际运行中发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从而既不认为语言和世界之间、命题和事实之间存在着理想的图像关系，也不认为可以通过构造理想语言而消除这些系统的误解。赖尔的这篇文章理应为维特根斯坦所知，鉴于他们当时已经熟知这一事实，但是否对维特根斯坦产生影响，我们却不得而知。
赖尔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几乎是最早从日常语言学派（尽管这个学派的出现还远在之后）角度批判《逻辑哲学论》和维也纳小组的。他在20年代曾倾心于胡塞尔现象学和逻辑原子论，但是“1929年，赖尔碰到维特根斯坦并建立起友谊，这深刻改变了赖尔哲学思维的方向”。
他由此转向日常语言研究。他接受了来自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双重影响。摩尔是20世纪日常语言哲学的肇始者，赖尔与剑桥的联系使他不可能不接受摩尔的影响。而对于维特根斯坦，赖尔所受的影响可能在他从事的其他研究工作中，跟维特根斯坦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哲学，比如后来的《心的概念》的产生，但他又相对有限地使用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维特根斯坦曾在给摩尔的信中评价赖尔是“友好、优雅和讨论中谦和的人”。
但是，除了上述印证内容之外，赖尔在30—40年代对于《逻辑哲学论》少有直接评论，几乎20年之后才有触及，尽管他在此期间曾对哲学史和当代哲学的不少问题有过关注。在1950年的“逻辑和安德森教授”一文中，他将安德森的时空情境概念跟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原子事实概念加以对比，说明相互之间的异同，更重要的是认为安德森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前者强调不必对科学和哲学加以明确区分。
还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9年，赖尔就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心的概念》。该书不仅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作之一，而且是学派确立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基于日常语言分析，揭示和批判被称为“机器中的幽灵说”的笛卡尔心灵学说。所提出的“范畴谬误”概念成为语言哲学领域深有影响的概念之一。该书呈现心理概念的逻辑地理学的方法，不是弗雷格、罗素、《逻辑哲学论》和维也纳小组式的，而更像摩尔或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维特根斯坦对赖尔从他那里得到哲学问题却又不公开承认而深为不快）。对于初学者来说，《心的概念》跟《哲学研究》看起来如此相近，以至于很难不断定它们之间的思想联系。然而，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该书不到10年时间便陷入沉寂，其坠落的速度和兴起的速度一样快。一些学者认为，导致《心的概念》沉寂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哲学研究》的出版，前者所赖以确立的核心主张——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正是后者的精细语法分析所竭力反对的目标之一。 [15] 至于日常语言学派和后期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后面适当时候还要触及。
2. 波普尔
在20世纪哲学中，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对于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来说，波普尔当然要比维也纳小组成员以及牛津和剑桥的哲学家做的少得多，也不属于这一传统中一员（倒不如说是反对者中的一员），但其中不乏戏剧性的故事。尽管他和维特根斯坦都是维也纳人，在20年代中期波普尔曾读过《逻辑哲学论》，在1935—1936年对英格兰有过两次长时间访问，但从《波普尔思想自述》看，他们之间截止那时为止并未谋面，而两人之间的学术冲突则更是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波普尔对《逻辑哲学论》的第一次文献反应是在1933年
[16]
。他在给《认识》杂志的一封信中提出对维特根斯坦的两点批评（他自己后来纠正说并不是要对维特根斯坦进行批评）：一是自然法则的地位，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问题，他尤其在第二点提出“证伪标准”作为二者划界的原则，因为他认为如果将维特根斯坦的意义标准贯彻到底的话，“自然法则也会是‘无意义的假命题’，结果也变成了‘形而上学’的”。
在以《研究的逻辑》为名1934年出版于维也纳的德文著作（英文版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名出版于1959年）中，波普尔多处涉及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是在第一部分的第4节中（以“划界问题”为题）对维特根斯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批评。沿袭上封信的一贯主张，他认为在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这一知识论的关键性任务上，归纳逻辑的意义标准不仅不能将形而上学摈弃在科学之外，而且最终将二者混淆起来。波普尔的结论是：“维特根斯坦的有意义标准，假如首尾一贯地加以应用，就会把那些自然定律也作为无意义的而加以拒绝；它们决不能作为真正的或合理的陈述而接受。”
由于该著作当时的巨大成功，想必波普尔的这一批评维特根斯坦应该知悉，它是否在维特根斯坦走出《逻辑哲学论》和提出证实主义主张中起过作用，尚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对于维特根斯坦走出证实主义而迈向更为后期的思想，波普尔似乎没有更多地做出书面表达，也许因为学术观点上的距离（他对实证主义和语言哲学一直持批评态度），也许因为远在新西兰的物理距离（1937—1945年在位于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坎特伯雷大学任教），但根据他们之间后来的冲突看，他对维特根斯坦30—40年代的新哲学是熟悉的。
波普尔1946年1月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之后，终于出现了他与维特根斯坦正面接触终而冲突的机会。按照道德科学俱乐部备忘录的记载，冲突发生在1946年10月26日，这次冲突涉及的是如何看待哲学的问题，但该处对冲突的细节并没有描述。
倒是波普尔对这件事的过程有详细描述，认为自己的玩笑没有得到维特根斯坦及其支持者的理解，而他对所谓不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而只存在需要消除的哲学难题所进行的批评一再激怒维特根斯坦。几个主要节点是：第一，他没有按照秘书的请柬而谈论一些哲学难题，选择了“哲学中的方法”，并在开讲时就此开了玩笑，从一开始便引起了不快。第二，在讲演的过程中与维特根斯坦有过火气比较大的问答（互相打断），他认为的真正哲学问题都被维特根斯坦否定为逻辑或数学问题。第三，当他提到道德问题和道德规则的有效性时，维特根斯坦在火炉边烦躁地摆弄着拨火棍，挑战性地说“举个道德规则的例子”，而波普尔回答“不要用拨火棍威吓来访的讲学者”，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扔下拨火棍冲出房间。
这一交锋还被有心人做了更多挖掘，尽管这里对细节究竟如何没有时间探讨。 [17] 重要的是，两人的冲突可能不仅仅是性格冲突，还是两种哲学观的冲突。尽管波普尔不是维特根斯坦解释者，但两个哲学家之间的交锋却是国际哲学界的重要事件，某种意义上可算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出版后所发生冲突的一次预演。
维特根斯坦去世之后，波普尔1952年仍在题为“哲学问题的性质及它们的科学之根”一文中考察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批判那种将真正的问题都归于科学而认为哲学问题为伪问题的观点，再次重申自己的主张，即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植根于哲学之外的广大问题。 [18] 看来，哲学是否有自己真正的积极的问题将注定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后续影响的核心问题之一。
3. 韦斯顿
作为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之后的年轻同事，韦斯顿（John Wisdom，1904—1993）是剑桥自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最被广泛引用的哲学家。他很早就关注《逻辑哲学论》，并在1934开始的4年中参加了维特根斯坦的课程。在1934年11月25日致学生的一封信中，维特根斯坦说：“这里现在有一名非常不错的男生，他是哲学讲师，也到我的课上来。他的名字叫韦斯顿。他在我的班上听课非常努力，讨论中表现很好，因而对我和其他学生都是极大的帮助。”
在他们彼此欣赏的近20年交往中，也发生过冲突。事情发生在1940年2月，当维特根斯坦听说韦斯顿对他2月2日晚以及早几天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议上的表现提出批评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韦斯顿为此向维特根斯坦坦诚地写信说明（信已丢失），维特根斯坦写信予以答复，而韦斯顿再行答复的草稿如今得以保存。
尽管有这次不愉快的经历，但第二代维特根斯坦著作执行人之一麦克奎尼斯（Brian McGuinness，1927—2019）认定，“韦斯顿把自己看作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坚持认为后者所显示的混淆就其本身来说也是洞见”。
韦斯顿评述《逻辑哲学论》的第一篇文献是1931年起连载3期发表于《心》的长文“逻辑构造”。在该文（I）中，韦斯顿提出一种描画（sketching）理论，并在第4节将它与《逻辑哲学论》的图像（picturing）理论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有着非常相似的关系。他建议在英语翻译中用“句子”代替“命题”，这一点后来得到较多讨论甚至认可（尤其对于后期哲学）。他对《逻辑哲学论》中有关句子（命题）是事实的图像这一观点进行详细辨析，认为句子很难成为事实的图像，哪怕是在日常语言的简单句子情景中，“一个句子在结构上跟它所表达的事实不是同一的，并不像镜像、图像、图表或地图在结构上跟它所反映、描画、表征或绘制的东西是同一的那样。” [19] 这实际上对《逻辑哲学论》的核心主张——图像论提出了批评，其反省思路甚至跟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时期的反省有某种相似性。
在1936年的“哲学疑惑”一文中，韦斯顿感谢维特根斯坦提供给他解决哲学疑惑的方式，因为他从后者从事哲学的方法中受益良多。他在文中提供了他从听课得来的一系列例子，这可算作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较早的公开报道。在1938年的“形而上学和证实”一文中，韦斯顿不仅聚焦于阐述“证实原则”，而且再次重申他从听课中得到的维特根斯坦从事哲学研究的方法。1940年起在《心》杂志连载4期的长文“他心”中，韦斯顿从一开始就表达对维特根斯坦的感激，认为这些收获是只有长期听课而不是碰巧获得一些内容才能得到的。正因为长期听课熟悉和掌握了维特根斯坦哲学观和哲学方法，韦斯顿才能在1949年赖尔《心的概念》出版不久即撰写长篇书评，从许多方面对赖尔提出批评，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已经如何促进对心灵问题的解决，由此指明维特根斯坦和赖尔之间的一系列区别。这一书评应该说加速了《哲学研究》出版之后《心的概念》的快速衰落。1952年，在维特根斯坦去世之后一年，韦斯顿发表了回忆短文“维特根斯坦，1934—1937”，根据自己的记忆（而不是笔记）对4年期间与维特根斯坦的交谈以及听课所得进行了总结，涉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主题。 [20]
可以说，虽然不是维特根斯坦的真正学生，但韦斯顿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所学甚多，较早有创建性地解释和批评《逻辑哲学论》，并对及时报道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方法起到重要作用。到下一阶段，他仍然是助力维特根斯坦解释的重要哲学家之一，尽管并不处于真正主流。
4. 布莱克
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中，布莱克（Max Black，1909—1988）享有一定的地位。他跟赖尔有相似的经历，但比赖尔更加专注于《逻辑哲学论》，是一位从始至终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保持高度关注的哲学家。他在剑桥学习（1929—1931）期间或之后的几年中认识了维特根斯坦（尚不清楚是参加道德科学俱乐部之类活动，还是参加了维特根斯坦为数学家开设的讲演课抑或别的情况），并在后者的影响下从数学转入哲学。之后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直到维特根斯坦于1949年访问美国时，他才参与了对维特根斯坦的接待和讨论。维特根斯坦在访问前致马尔科姆的信中表达不想过多打扰布莱克时解释说：“我有16年以上没见过布莱克，我在剑桥认识他的时候，尽管他看上去非常讨人喜欢，但是我从未真正把他当作严肃的思考者，我们也从不是特殊的朋友。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以为我是一个好交际的人。”
在出版于1933年的著作《数学的性质》中，布莱克简要考察了《逻辑哲学论》中跟数学基础更直接相关的一些命题和论点，指出维特根斯坦的解决方法跟《数学原理》的不同之处，他还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对逻辑斯蒂的论点构成或明或暗的坚决反对，而纯数学在《逻辑哲学论》中被当作每一可能的符号系统的句法。 [21]
更重要的是，在1938年的“与语言相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布莱克被研究者们认为已经不满足于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力图提出自己独到的解释，构成《逻辑哲学论》早期解读中罗素、拉姆齐之外的一个重要角度。 [22] 布莱克认为《逻辑哲学论》的中心主题是作为语言批判的哲学概念，并批评拉姆齐、卡尔纳普、罗素对该书的误解。但他自己却不只是阐释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而是分析批评该书的一些矛盾的地方，比如语言分析中“指号”（sign）和“符号”（symbol）的使用存在着一定的混乱，“说出”（saying）和“显示”（showing）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不过，他不同于其他解释者而认为，维特根斯坦提供的有关“名称”、“命题”、“结构”的语言分析工具不同于语言学家所提供的专门工具，因而跟我们语言中的“词”、“句子”、“句子结构”并不相同。布莱克提出《逻辑哲学论》专门工具应用于我们日常语言的问题，强化了拉姆齐率先提出的解释视角，尽管他给出了不同的解答。尤其重要的是，他在最后认为，不管哪个哲学家提出关于语言的答案都无法穷尽关于语言的说明，因为语言实在太复杂。哲学家们回答的缺陷不是他们的方法造成的，而是因为这样的事实：他们的片段和近似的结论往往被呈现为有关语言整体的结论。 [23]
布莱克此后关注20世纪早期剑桥分析学派中维特根斯坦与摩尔、罗素之间的比较。在1939年的“逻辑实证主义与剑桥分析学派之间的关系”一文中，他分析两种哲学运动之间的异同，简要介绍了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课程中所讲述的论题，并将这些论题跟摩尔和罗素的有关观点加以比较。类似的话题在1950年他主编的论文集《哲学分析》中再度重复，认为哲学分析中可以采用相当不同而多样的解决办法，其中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各显自己的特色。
在维特根斯坦剑桥教学的近20年时间中，有过一大批追随者，可以分为30年代早期和30年代中后期之后两个阶段（或者可以根据他工作的变化更准确地划分）。尽管他们的影响在当时还无法与维也纳小组成员或欧美其他哲学家相比，但这两个阶段分别有些出色的学生已经崭露头角，开始在学术界弘扬老师的主张。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不仅与维特根斯坦保持着终生友谊，而且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下一两个阶段的核心力量。
1. 安布罗斯
在30年代早期参加维特根斯坦课程的学生中，安布罗斯（Alice Ambrose，1906—2001）率先突破，这主要是因为跟参加课程的本科生相比，她当时已经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正在跟摩尔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她是《蓝皮书》和《褐皮书》的听写者之一。但是，她与维特根斯坦的相处中存在观点以及其他分歧，据说矫正这种二手传播中对其观点的误解也是促使维特根斯坦最终准备出版《哲学研究》的重要原因。
安布罗斯与维特根斯坦的分歧出现在1935年分两期发表于《心》的“数学中的有限论”一文中。在讨论数学哲学中一些问题的有限论立场时，她强调自己的观点受到1932—1935年所听维特根斯坦课程的影响，并引证了得自后者的例子和论点。她在第一期总的陈述中鸣谢道：“所陈述的观点自始至终得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博士1932年到1935年间在剑桥所做讲演中某些建议的指导。”
在第二期中继续鸣谢说：“这是我理解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博士在其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也是从不可能由我提出的观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所提出的任何观点都可以说受到他所提出建议的指导。”
尽管有这些鸣谢，但安布罗斯与维特根斯坦观点上的归属争议仍可以看得出来。不管论文能否发表，还是其中观点的归属，抑或由此得来的荣誉，安布罗斯都希望其中不含任何不光彩的或个人的隐情。关于这一囧事在剑桥引起的骚动不再过多陈述。
在1937年发表的“有限论与‘经验主义的局限’”一文中，安布罗斯回复了罗素对她1935年文章所做的批评。罗素的批评涉及数学表达式重要性的条件以及跟π的展开有关的一些问题。她在回复中提到维特根斯坦在1932—1935年讲演中关于数学哲学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应用于解决罗素质疑的那些问题。 [24]
跟3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一批或更多批且更成熟的学生相比，安布罗斯主要是第一批学生（维特根斯坦的最初尝试）中的开路人，而在此后的岁月中却未能扮演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更持久更重要的角色。除了安布罗斯，在30年代早期的学生中，也有维特根斯坦交往很久很频密者，比如沃森（William Heliot Watson，1899—1987），由于年龄和/或性情相近，与维特根斯坦有更频密的交往，也能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念应用于他自己的物理学领域（《论理解物理学》，1939）。但是，由于专业差异和地理差异（前往加拿大工作），沃森并未成为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解释者之一。还比如斯蒂文森（C. L. Stevenson，1908—1979），跟随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学习，后来成为耶鲁和密歇根的教授，以《伦理术语的情感意义》（1937）以及同一主题的伦理学著述而闻名于世。他虽然不是维特根斯坦文献的解释者，却是传承后者精神的重要学者，也有一度的通信往来。
2. 里斯
从30年代中后期开始，维特根斯坦遇到更为成熟也交往最久的第一批学生。其中最早也持续最久的一位是里斯（Rush Rhees，1905—1989）。他是维特根斯坦的亲密朋友和最好的学生之一（1936年开始听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学院将维特根斯坦哲学影响发展为一个派别，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中做出突出贡献。他不仅在维特根斯坦近20年的个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成为维特根斯坦最早的三个著作执行人之一（而且是维特根斯坦唯一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在维特根斯坦遗著的编辑工作中也做出显著贡献。
但是，里斯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过程比较漫长曲折。虽然颇有才智，他却未能跟随摩尔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令摩尔甚是遗憾。他曾在工厂做了3年左右电焊工，其中部分原因是维特根斯坦经常向他的朋友推荐体力劳动带来的影响，并被规劝安心这份工作。然后，由于他无法做好这一“太非个性”的工作，终于于1940年到斯旺西从事哲学教学，并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之后，他仍跟研究生研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直到去世。由于里斯在斯旺西工作，那里成为维特根斯坦此后频繁休假的地方之一。也由于里斯在那里传播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方法，奠定了这里哲学发展和人才接续的基本风格，斯旺西由此成为后来维特根斯坦研究的重镇。里斯创立的哲学讨论活动从40年代延续到90年代，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人，产生了被称为“斯旺西学派”的一批哲学家。 [25] 英国维特根斯坦学会和《哲学研究》杂志都设在此处。
鉴于里斯复杂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尽管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智力和原创性，但他似乎对自己的哲学能力并不自信。他不仅在剑桥期间怯于申请奖学金和博士学位，而且在斯旺西的哲学教学也离不开维特根斯坦的一再鼓励和要求。由于这一情况，也许还有维特根斯坦特殊的哲学观的影响，里斯便并不是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著述很多的解释者。维特根斯坦去世之前，他只有一次跟维特根斯坦有关的文献。在1947年的对“康福特‘科学还是唯心论’的批判性考察”一文中，他考察和批判了康福特1946年发表的分析不同形式主观主义的文章，并为《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唯我论观点辩护。 [26] 当然，这一时期他还从事维特根斯坦哲学之外其他具有独创性的研究。
1953年以后，里斯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将在后续阶段讨论。
3. 马尔科姆
自从1938—1939学年从哈佛赴剑桥参加了维特根斯坦讲演课，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1911—1990）便成为前者的忠实伙伴和虔诚信徒，为其哲学解释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在心灵哲学和认识论方面更有他自己的独创贡献）。他不仅是维特根斯坦往来最多的通信者之一，而且邀请后者访问美国，吸引了更多的美国学者关注维特根斯坦。这次访问以及马尔科姆的独到研究成为维特根斯坦思想进入美国的主要路径之一，康奈尔大学也成为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在美国最早的重镇。
马尔科姆承认，直到听课的大约十年之后，当他重新研究笔记的时候，他仍然觉得几乎一点没有搞懂。
这当然多少有些谦虚。不过，他对维特根斯坦进行文献评述的确相对较晚。直到维特根斯坦去世以后，1952年他才有提到维特根斯坦的文章。在“知识和信念”一文中，他在最后鸣谢中说，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来自自己与维特根斯坦的交谈。
[27]
当然，此后他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大量文章和著作便随之而来，尤其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学哲学、哲学的转变、前后期哲学的联系以及宗教哲学等。这留待我们下一两个阶段来谈。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马尔科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是一个良好的交谈和通信伙伴，持续了十多年时间。除了专业解读之外，马尔科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信件，以及他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个性、教学、生活的简明准确的回忆。
4. 冯·赖特
1947年继承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维特根斯坦哲学职位（也得到维特根斯坦支持）的，是一位来自芬兰的年轻哲学家冯·赖特。他与维特根斯坦的相识还开始于一次小小的误会。临近1939年春季学期末，两个新来者出现在维特根斯坦的讲演课上，使维特根斯坦大为不快，其中之一便是冯·赖特。但是误会很快过去，此后的交谈和通信使两个同样高智力而相互欣赏的心走到一起，奠定了彼此的友谊和理解。他不久之后便向维特根斯坦写信表达了后者的哲学方法对自己所带来的冲击。该方法使他“进入一个思想领域的‘调子’，我正站在这一领域的边界，静心努力地倾听着，以便采取那里的正确道路，而调子正由之发出”。
他的卓越工作和备受信赖使他成为维特根斯坦最早的三个著作执行人之一，并为此完成了巨量的文献编辑工作，是他确定了维特根斯坦所遗留的手稿和打印稿的正式文献编目。当然，维特根斯坦文献整理和解释只是他的部分工作，他在归纳逻辑、哲学逻辑、伦理学、行动理论、心灵哲学、文化哲学领域都有卓越建树，成为《在世哲学家文库》的入选人之一（1989）。
但在维特根斯坦去世之前，冯·赖特解释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文献只有一篇。在1949年发表的“形式和内容”一文中，他花了很大力气澄清《逻辑哲学论》所提出的逻辑真理概念，以及它与重言式和真值函项的关系。他还讨论了这一理论在应用上的局限性。对于他在《哲学研究》出版之后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将在下两个阶段予以陈述。
5. 安斯康姆
对于维特根斯坦文献的整理、翻译和研究都做出最卓越贡献的，当属维特根斯坦最得意的一位女生安斯康姆。她的哲学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强烈影响，反过来成为维特根斯坦最早的三位著作执行人之一，并继任了他在剑桥的哲学教职（1970—1986）。
维特根斯坦在推荐安斯康姆研究员职位时曾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毫无疑问，她是我自1930年——我那年开始讲课——以来最有天赋的女学生；而且在我的男性学生中，也只有8人或10人与她相当或超过她。她对哲学有卓越的理解，极其认真，并能胜任艰苦的工作。”维特根斯坦在草稿上还另外写道：“真诚；杰出的老师，用清晰和简明的语言解释她自己；总是认真考虑其他人的困难，令人印象深刻地有耐心性格；8或10人与她相当，极少人超过她。她展示出极强的处理哲学问题的能力。在与她讨论时，我发现她说的每一个词都值得听。她不吹牛而是谦虚、真诚和稳健。我应该期待她做出……”
在维特根斯坦去世之前，安斯康姆同样只有一篇涉及维特根斯坦的文献。在1950年的“过去的实在”一文中，她明确表示该文的观点和方法来自维特根斯坦，并努力理解和使用后者的工作。维特根斯坦去世之后，在1952年给《世界评论》的一封信中，她为维特根斯坦的宗教立场辩护，批评1951年一篇文章对维特根斯坦宗教观的陈述。她对哲学问题的处理的确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强烈影响，不只上述文章，也包括她深有建树的其他两个领域：行动哲学和伦理学。
安斯康姆是众多维特根斯坦遗著的编辑和翻译者，尤其对《哲学研究》的英译和出版费尽心血。在维特根斯坦的最后几年中，她更是多所照顾。她也是《逻辑哲学论》的最典型解释者之一。
总之，从罗素导言开始到维特根斯坦去世前，主要由于剑桥著名学者、维也纳小组成员、欧美的其他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学生这几股力量的积极推动，《逻辑哲学论》获得了解释和讨论的多维界面和基本频谱。因为文本有限和关系固定，罗素、摩尔和拉姆齐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解释相对清楚。但这一阶段的后期由于维特根斯坦经历了在与维也纳小组成员交流中以及返回剑桥之后的重返哲学过程，所以一些相对复杂的现象交织在一起，令后来学者争论不休。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小组主要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维特根斯坦逐渐离开《逻辑哲学论》而做出的多方面探索，维特根斯坦通过自己的打印稿和课程对学生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逐渐传开）。尽管总的基调比较一致，都倾向于将《逻辑哲学论》看作古典哲学问题的现代逻辑分析经典，形成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现代逻辑重构，从而解决了有意义表达的条件问题，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上，不同股力量之间以及每一股力量的内部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逻辑哲学论》正统解释的总路径初步形成，各种分叉也被开辟出来。更重要的是，在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论》走向后期的过渡阶段，每一股力量都扮演了连维特根斯坦自己当时也未必认识到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