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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离不开解释（interpretation），大哲学家更是在无穷无尽的解释包围中展开自己，并成就自己为一位大哲学家。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哲学家及其文本被后来研究者解释的程度甚至是他们能否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一条重要标准。这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里深深触及哲学的解释本性以及思想的源流关系，并从哲学与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与哲学史这三对关系的简要阐述中可以看出。
哲学界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说明”（explanation）概念用于揭示那种提出假说、发现事实、进行推演、量化探究、从复杂现象中概括出少量规律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活动，而“解释”概念则用于阐释那些具有很强历史性、针对多元复杂现象并不进行还原概括、很大程度上难以进行量化的人文学术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即使不是断然也很大程度上属于解释活动。尽管语言分析哲学
（以及那些为它的出现而做过大量准备的近现代哲学）在它产生时候曾被它的支持者们称为“哲学的革命”、“科学的哲学”、“最后的转变”等等，相对于古典哲学和大陆哲学而言也的确更像一种科学活动，与科学的变化、科学的内容、科学的历史都还十分接近，但无论如何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它仍然属于一种人文活动。
在西方哲学史上，科学（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一直影响和改变着哲学的形态，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速进行。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现代社会影响哲学变化的最重要因素莫过科学技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可以确定地说，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变更和精神文化变化的一种原发性推动因素，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哲学解体和现当代哲学的演进很大程度上正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所展开的各种哲学路径，都不得不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做出回应，并根据自己的不同回应而形成各自的路径。从中国哲学学科的基本格局看，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是西方哲学应对科学技术挑战的三种基本形态和西方现代哲学展开的三条基本路径。
于是，科学主义（包括与它相对的人文主义）
所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处理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不得不把自己的地盘出让给科学之后，哲学自己如何为自己的继续存在加以辩护，如何看待自己的性质和方法，成为科学主义思潮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科学的冲击下，哲学有过一段比较悲观失望的情绪，取笑哲学地位甚至取消哲学存在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不乏其人。维也纳小组的奠基人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在《普通认识论》（1918）中以如此方式阐述这一信条：“因为科学原则上能说所有可说的东西，所以不会留下不可回答的问题。”帕特里西娅·S. 丘奇兰德（Patricia S. Churchland）的《神经哲学》（1986）后来以同样立场表达这一主张：“从理想化的长远看，完成的科学是对实在的真正描述：不再有其他的真理和实在。”
当然，最终相对乐观的态度占据了主要地位。同样是莫里茨·石里克，在“哲学的转变”一文中对哲学在科学冲击之后的前景做出相当乐观的预测。他在指出哲学长久以来陷入无法有效积累的形而上学困境之后，认为现在终于找到了走出这一困境的道路，那就是认识到哲学所关注的语言主要是其形式、其逻辑，而不是其经验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经验内容和心理体验所带给我们的困扰，只关注语言的表达形式，充分认识到逻辑在哲学中的真正地位，充分认识到哲学的本质正在于关注逻辑形式和概念意义，从而将哲学与科学最终区分开来。而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莱布尼茨（Wilhelm Leibniz，1646—1716）有过思想萌芽，弗雷格（Gottlob Frege，1848—1925）做出第一个实质性贡献，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进一步加以完善，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步则是由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在《逻辑哲学论》中完成的。
在石里克看来，借由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工作，现在我们终于清楚：“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
活动
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
意义
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
意义
。科学的内容、灵魂和精神当然离不开它的命题的真正
意义
。因此哲学的授义活动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开端和归宿。”
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1891—1953）代表着同一时期从科学中获得启示而力图建立科学的哲学的另一个典型。他把那种致力于获得关于宇宙的普遍原则，追求绝对的确定性，建立绝对的道德指令的思辨哲学称为“旧哲学”，而与此相对接受一种对科学的结果进行分析，反对知识的完全确定性，放弃绝对的道德规条的“新哲学”。“科学哲学所需要的是重新确定哲学愿望的方向。除非思辨哲学的目的被认清是不可达到的，科学哲学的成就就不能被理解。”必须认识到，依靠传统哲学的图像语言和类比说法，是无法回答它们所期望达到的真确结论，甚至无法发现那些真正的问题，因为“只有透彻理解现代科学方法才能使一个哲学家具备能解答那些问题的工具”。
当然，赖欣巴哈所理解的“科学哲学”仍然属于哲学而不是科学。像美国学者阿弗拉姆·斯特罗（Avrum Stroll）所说的那样，“尽管当前人们频频使用‘科学哲学’一词，但毫无疑问，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文活动。”
从维特根斯坦到石里克、赖欣巴哈，哲学家们将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支持了后来的学者们将哲学归属于人文学科范畴内，这种归属当然也许并不是石里克当时所理解的原意。从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包括语言分析哲学在内的科学主义的确更接近科学，似乎更远离人、生命和心灵。这一误判甚至也确实符合某些语言分析哲学家想使哲学更具有科学进步特征而避免总是尸骨累累地相互残杀的最初意愿。但是，按照斯特罗的话说，当代分析哲学与其历史与西方哲学史密切相连，“在这方面，它不太像科学，倒更像历史和文学，尽管也与后者有着重要区别。”
随着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过了半个多世纪乃至一个世纪，它最初宣布的革命性和最后转变已经被哲学史的浪花逐渐淹没。语言分析哲学不仅进入它自己的历史反省中，而且正在被整合进入西方哲学史演进的历史长河中。这一事实表明，不管科学如何冲击以及哲学如何应对科学的调整或者力图切近科学，哲学就其性质和方法而言毕竟是一项人文性事业。
在近百年的中国学术语境中，提到“人文”二字首先会想到文史哲。经过西方学科分类冲击并融合了中国古典学术之后，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确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学术话语中被人们一并提及。如此将哲学与文学、历史归于一类，相提并论，在它们都属于人文学科的意义上无可厚非。正因如此，一些深有学养的学者便力图打通三个门类，应和着一个惯常说法“文史哲不分家”。当然，正如斯特罗所说，哲学与历史、文学还是有所不同，在致思理路和学术方法等方面还是有较大差异（尽管本书并不打算在此详细谈论其中的差异）。
“解释”概念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本质属性意义。在科学逐渐占压倒性地位的近代西方世界，浪漫主义曾经起而反抗过，但新康德主义者（主要是西南学派）才扛起保卫人文科学的大旗。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明确地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做出区分，并划定了各自的地盘和方法。他用“文化科学”一词来概括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人文科学，认为“文化科学一词对于非自然科学的专门科学来说是一个完全
恰当的
标志”。
来自马堡学派而最终更倾向于西南学派的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则决心从人作为文化缔建者的心智活动中为一切人文科学建立基础，认为“人类的文化并非单纯地为被给予和单纯地为不言而自明的，相反地，人类文化乃是一种有待诠释的奇迹。”
他据此对西方哲学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探寻人文科学的逻辑。
然而，真正将解释归属于人文学科本质特征的当属解释学（Hermeneutics）传统的哲学家们，他们从方法论开始，直到建立起解释现象本体论和解释学哲学。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是将古典的部门解释学传统提升为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第一批哲学家。在专门研究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并为之奠定方法论基础方面，狄尔泰首当其冲并做出主要贡献。狄尔泰使用“精神科学”这一独特概念概括所有各种以社会实在和历史实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涵盖范围要比后来人们所使用的“人文科学”概念大得多（大致相当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但是对于跟自然科学相对的（尽管也很大程度上要以后者为基础）、以精神现象为主或由精神现象贯穿其中和发动而起的所有现象进行统一研究，对个体的和人类的精神现象进行整体理解和解释，将“解释”这一概念用于指称“精神科学”的所有对象的根本特征，狄尔泰的确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建立生存论的基本本体论的时候，将解释现象进一步提升为一种本体论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在世界中的生存一向与周围人、物建立起生存论的共在关系，在世界上领会性地存在。此在将这种领会建立起来和表达出来便是解释。“领会的筹划活动具有造就自身的本己可能性。我们把领会的造就自身的活动称为
解释
。领会在解释中有所领会地具有它所领会的东西。领会在解释中并不称为别的东西，而是称为它自身。”
解释把领会的东西整理出来，因而领会往往就在解释中，解释使领会得以呈现出来。解释并不是后加在领会活动中，或者给领会活动另外附加意义，而就是领会活动的展开和呈现。“解释并非把一种‘含义’抛到赤裸裸的现成东西头上，并不是给它贴上一种价值。随世内照面的东西本身就一向已有在世界之领悟中展开出来的因缘状态；解释无非是把这一因缘状态解释出来而已。”
将解释现象当作哲学的专门对象并建立解释学哲学的，则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要揭示的是人作为语言存在物面对世界的解释学经验，以及这种经验所面对的所有领域。他对（西方）历史上力图对人的理解现象进行研究的各种理论进行批判性总结，然后概括出诠释学经验的基本结构和哲学诠释学的基本任务，并在艺术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中找到解释现象的基本应用。在伽达默尔看来，“在诠释学经验里，我们必须承认那种不仅在哲学上有其合法根据、而且本身就是哲学思维的一种方式的真理的经验……诠释学不是精神科学的某种方法论学说，而是这样一种尝试，即试图理解什么是超出了方法论自我意识之外的真正的精神科学，以及什么使精神科学与文明的整个世界经验相联系。”
从伽达默尔的角度看，理解和解释是人面对世界的基本方式，所有需要理解和解释的对象都是文本（text），不管是否有语言说出或写成。人面对文本的理解是一种历史性的、参与式的互动过程。只有将自己的由前见所构成的视界投入到文本的视界中，进行视界融合，才能真正理解文本。这涉及整个人类经验世界的基本模式，“我把这种经验称为解释学的，因为我们正在描述的过程不断重复地贯穿于我们熟悉的经验中。在这个过程中总是有一个已被解释了的世界，早已在它的基本关系上组织好了的世界，经验就作为某种新的东西进入这个世界，它打乱曾引导我们的期待的东西，并在这种激变中进行重新组织。”
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解释性质不仅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拯救了人文学科，而且将人文科学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哲学解释学所意欲完成的任务，一如胡塞尔现象学力图超越科学而拯救哲学一样。把哲学归属于具有人文性质的解释学科，既说明它的社会历史性存在，也说明它与人的生存处境的密切关联。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曾经说过：“全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解而已。”
怀特海这句广被引用而也误解甚多的话也许把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强调得过重，但某种意义上却也有一定道理。作为第一个留下体系性哲学经典的古希腊哲学家，不管是被反对还是支持，他都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的问题域和方法论范围。而怀特海更多更直接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哲学的解释性质，这也是本项目想竭力强调的地方。
哲学与哲学史的确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哲学圈一定时间可能更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一定时间或许又更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近些年来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一波又一波关于哲学不等于哲学史的讨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不乏其人。这种争论对于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推进哲学研究，的确有重要意义，但在我看来，只靠这种厘清对于推进中国哲学的原创作用十分有限。因为抓住哲学的真问题，进行哲学原创，首先并不在于厘清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而在于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哲学内和哲学外因素。
中国哲学史鲜明地体现着哲学本身的解释学特征。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比西方更清晰地表明，后来者是对先前人的注解，所谓“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周易》、《论语》、《老子》、《庄子》、《孟子》、《大学》、《中庸》等先秦经典著作，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正是因为秦汉以来的各个朝代中不乏解注之人，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解注而使它们成为经典。这种解释的特征如此明显，以至于跟西方哲学史相对照，人们总是谴责这种注经传统缺乏应有的创新突破。但是中国哲学史的确是解释学经验的典型例子，用以说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一种“我注”与“注我”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于是，做中国哲学怎么能够与哲学史清楚分割，中国哲学的真问题怎么离开哲学史的经典解读，就是一个难以真正厘清的问题。
虽然西方哲学史被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为“成了一个战场……在其中还从来没有过任何参战者能够赢得哪怕一寸土地”
，一个流派代替另一个流派，一个哲学家起而否定另一个哲学家，一个时代号称颠覆另一个时代，但不管流派内部的相互影响还是一批循环呈现的问题都昭示着哲学的解释学承继。跟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家跟所在哲学史的关系的确更具批判性和间距，更加充满个性化解读甚至消解特征，但哲学问题在哲学家那里的展开却并不跟哲学史彻底隔离。也许在一些哲学家那里，哲学史更多被整合进自己的哲学体系，比如黑格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等，而在另一些哲学家那里，哲学史更远离自己想要表达的哲学问题，比如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955）、维特根斯坦等。但是，要将哲学与哲学史隔离开来，哲学很难再是哲学，哲学史也不再能够延续。
仍以语言分析哲学为例。曾经如此宣称自己已经与作为科学的哲学之前史的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的语言分析哲学，在经过了它最为激烈的革命时期之后，现在已被整合进入西方哲学史，也被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语言分析哲学家亦不过是以自己时代独有的方式在思考柏拉图（Plato，427 BC—347 BC）、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 BC—322 BC）以来的哲学问题而已。“即便大多数分析哲学家不是古代文本的评注者，那些可敬的思想家提出的问题现在依然和若干世纪前一样鲜活。”问题只在于哲学所展示的进步某种意义上不同于科学。“哲学也展示类似进步的东西：在所用的方法和新的图式方面，对传统问题的解答有所改进。因此一定意义上难以说清，当代的领域既熟悉也陌生；我们似乎将它认作我们过去曾穿越的场所，但它现在看起来已相当不同。”
这恰好是哲学之为一项人文事业的特点所在。
这里涉及源与流的关系。恩格斯在谈到“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时有过一段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话，他说“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我们撇开恩格斯探讨现代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不谈，他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思想的源与流的重要关系：“物质的经济的事实”是一种思想的源，而“已有的思想材料”是一种思想的“流”。对于哲学来说，深深扎根的“源”当然不只“物质的经济的事实”，而是整个时代条件，要不然它无法被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由以出发的思想材料之“流”也不只是哲学家或哲学流派极为浅近的哲学思想，而可以是哲学家或哲学流派根据问题需要而任意回溯的哲学史。一种有创造性的哲学当然不能只与“已有的思想材料”打交道，成为材料的堆积或哲学史的简单梳理，从而忘了哲学问题本身。但是，它也不可能脱离开“已有的思想资料”，而只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或者哪怕整个时代的条件打交道，因为离开“已有的思想资料”，一个哲学家便必须从头开始思考一切问题，从而很难超越前人而在一定意义上取得进步。
真正的哲学创造一定是“源”与“流”的某种合力。作为时代条件的“源”提供哲学思考的动力，哲学创新的不同视角，哲学面向转换的侧重点，而作为以往思想资料的“流”则提供解答时代问题的表达材料，展开时代问题的逻辑方法，促使时代问题合理化的历史依据。至于某一哲学家或某一哲学问题的解决更偏重于“源”还是“流”，则因人而异、因时而别，其中并没有某一或某些固定的要求。我们又如何能以哲学的问题本身而抛弃哲学的历史的解释性质呢？
跟科学的说明性质相比，哲学的确是一种属于人文的解释事业。但是，哲学又不是一般的人文事业，而是深具批判反思性质的理解事业。作为这样一种批判反思性的解释学事业，哲学与它的历史就不能脱离干系，也不可能将边界划得那么清楚。立足于时代条件，探寻真正的哲学问题的确重要，但是没有哲学史的解释性经验，真正的哲学问题也可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