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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做报告（视觉中国供图）
回顾百余年来的中国近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历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民救国，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但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和先进的军事思想做指南，而屡遭失败。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登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特别是在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实践中，诞生了英明领袖毛泽东，屡遭挫折的革命航船才拨正了船头，战胜艰难险阻，驶向胜利的彼岸。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为创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孜孜求索，殚精竭虑。他的不朽学说，充满了首创精神和革命真谛。毛泽东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带领人民军队闯过难关，走向胜利。毛泽东还是气度非凡的艺术家和学者，他那大气磅礴的诗文、书法，渊博的学识，同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交相辉映，熔铸成永存于世的丰碑。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相信，如此微弱的星星之火，终将燃成燎原之势。在长征后期，剩下的几万红军将士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团结广大工农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扩大了自己。经过无数先辈前仆后继的奋斗，中国革命赢得了最终胜利。
随着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中华民族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告别了100多年的屈辱命运，从此庄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着国内外敌人的虎视眈眈，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有效地进行了国防建设。在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打败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的奇迹，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史，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带领我们党、军队和人民走向胜利的军事统帅是毛泽东，指引中国革命战争创造丰功伟绩和国防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集军事统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多谋善断、高瞻远瞩、纵横捭阖、所向无敌，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他与我党其他的军事家一道共创的毛泽东兵法是弱军战胜强军、乞丐与龙王比宝而胜过龙王的“秘密武器”。毛泽东兵法哺育了一批批能征善战、智勇双全、威震八方的骁将，武装了一代代革命军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和作战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的瑰宝。
日本学者宍户宽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建军路线》中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是一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伟大的理论家，但是，我认为，与马克思、列宁所不同的是，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和军事理论家。”英国的巴特曼在《在东方的失败》中由衷地赞叹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了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天才人物，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往往更多地看到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军事家，这就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毛泽东。”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亲自指挥过无数次作战行动，领导和统率一大批杰出将领，南征北战，夺取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手将元帅和将军军衔授给了朱德、彭德怀等一大批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将领，自己却拒绝接受大元帅的军衔，是一位真正的无冕之王。
我军第一批授衔的时间是1955年。说起授衔内幕，还有一段外界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实行军衔制在我军还是第一次，上上下下都没有经验，许多同志对军衔期望很高，存在相互攀比的心理，工作难度较大。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重视，经常过问此事。一次，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听取军委汇报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汇报了军衔制的初步方案，毛泽东被定为大元帅，定为元帅的有13位，除后来的10位外，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3人，大将也不只10个。
听完了汇报，毛泽东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又一个个地询问在座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啊？”周、刘、邓三人都连连摆手说，不要评了。毛泽东又询问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纷纷表示不要评了。
当时负责此事的宋任穷回忆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军衔，对全军是很大的教育，大大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多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工作顺利完成。
毛泽东不当大元帅，体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恭谦风范和像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也因此备受他的战友和人民的爱戴。正是毛泽东兵法哺育了大批优秀指挥员，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影响着他们，使得他们能够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战场上并肩战斗，共同对敌，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防事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尽管他没有要大元帅的头衔，但在他的战友们心中，在全中国人民心中，他永远是最高领袖、无冕之王。
萧华上将在《长征组歌》中写道：“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变幻莫测，运用自如，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毛泽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击败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围剿”，成功地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入侵，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800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并运筹帷幄，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击退了以美军为首的入侵朝鲜的多国军队。毛泽东经历的战争错综复杂，他所指挥的战役之多和规模之大，都是前无古人的。
毛泽东用兵如神主要体现在以弱胜强之道。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敌强我弱，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上罕见。如第三次反“围剿”，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0比1，而马拉松战役希、波两军的兵力对比为1比4。然而，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我军在长达20多年的烽火岁月里，就在总体劣势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我军以如此悬殊的劣势兵力，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战绩，足以说明毛泽东的战争指挥艺术在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价值。
西方战争史上的以弱胜强，其含义基本上限于兵力上的以少胜多，双方军队的武器装备则大都同属一个水平。而中国革命战争除在军队数量上长期处于敌众我寡的地位外，在武器装备上也长期处于敌优我劣的状况，是以“小米加步枪”对付“飞机加大炮”。如抗美援朝战争，我军装备较之过去虽然有所改善，但较量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及其仆从军，敌人除了原子弹，所有现代化的军事技术手段全部使用了。然而，我军入朝后的头两次战役，便以相差悬殊的落后武器，一举将已经把战线推至我国国门之外的侵略军打得风声鹤唳，雪崩般地溃退到三八线以南，两战共歼敌4万余众，其中包括美军王牌海军陆战队第1师等部队。五角大楼惊呼，这是“美军陆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
毛泽东兵法不仅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役指挥中从不同角度反映着这种强弱变化的基本方法，而且在长期的作战指挥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了毛泽东战略战术理论的核心内容，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指导的人民战争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由弱变强的根本途径。
跟随毛泽东走过战争年代的人，都会感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神，在于出奇制胜；其神，在于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兵法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在其领导的一次次战役战斗中，奇招迭出，妙计横生。毛泽东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情、因势施变，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他善于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握用兵时机，在稍纵即逝的战机出现时，抓住有利战机，果断行动，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审时度势，迅速派兵控制东北，在时机成熟时果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指挥作战过程中对战机的创造、捕捉和把握，都显示出了卓越才能。毛泽东巧妙地谋划“分”与“合”的变化，在决定性的时间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一个决定性的方向和地点，造成局部优势，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其高超之处就在于“巧用分合，重点用兵”。因此，他把用兵的着眼点，始终放在服从全局的最大利益上；把用兵的重心，始终放在对全局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上。如在三大战役的指导上，就始终把注意力放在解决关系战役成败的中心问题上，并集中主要兵力兵器解决这一问题，使中心任务的解决有一个可靠的物质基础；在全力抓住战役重心的同时，紧紧围绕战役重心，统筹战役全盘发展，既抓住主要矛盾，抓住指挥重心，又围绕战役中心问题的解决，带动和促进其他问题的解决；抓住主要战场、主要战役方向不放，又关照好各个次要战场、次要作战方向，使全局融为一体，形成一盘棋。他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战场作战的绝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他还主张不仅要善于集中兵力，还要适时分散兵力。如我军在“陕北三战三捷”等著名战役中，活跃在敌后的地方武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敌后游击战小部兵力的分散，为正面战场上正规战大部分兵力的集中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孙子“奇胜”的思想，神机妙算，多谋善断，决胜千里，稳操胜券，大大丰富了我国兵学的理论宝库。他指挥的人民军队出其不意、诈形乘隙、趋利避害、险中出奇、奇正相生、虚实结合、关照全局、灵活用兵。毛泽东在战役指导中，既敢于险中出奇，更善于化险为夷，既能在“山重水复”中看见“柳暗花明”，又能充分地认清通往“柳暗花明”之彼岸的波澜和曲折，做到预有准备，利取其重，害取其轻，牢牢地把握战机，出奇制胜。他善于站在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规律，从而驾驭战争并赢得胜利。
毛泽东经历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他对战争认识之深刻，战争指挥艺术之高超举世瞩目。一位美国学者说：“图书馆里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游击战权威的书本压弯了。但是，毛何止是一位游击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的辉煌的游击战中，把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弄得苦恼不堪。10年后，他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40年代后期，他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阵地战中顶住了美国。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英国学者则进一步宣称：“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17岁的毛泽东留下了这首诗，带着救国救民的雄心走出了韶山冲，开始了他的峥嵘岁月。此后，战争与这位伟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毛泽东正式投身革命事业后，曾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等，但20多年金戈铁马、跌宕起伏、纵横捭阖的军事工作则是他革命生活的主旋律。1961年，毛泽东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时说：“22年中有十几年亲自在战场上指挥，有4年当全国的统帅。”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曾在湖南起义的湘军中当过半年兵，而真正使他走上军旅之路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他在长沙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革命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政权也开始镇压革命群众。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科学论断。会后，毛泽东被任命为特派员回到湖南，组织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起义部队放弃攻打长沙，转移到了井冈山，在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此后，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8年中，特别是前4年（后4年由于“王明路线”失去了指挥权），毛泽东不仅探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此时已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为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做了大量工作，并最终促成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地穿插于敌重兵之间，处处主动。在遵义以西的四川、贵州边界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频频扑空，疲于奔命，最终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此后又成功渡过了天险大渡河，爬过了人迹罕至的大雪山，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顺利到达陕北，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
在卢沟桥事变后长达8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毛泽东运筹帷幄，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制定了一整套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不仅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而且打退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浪潮，更为重要的是壮大了革命力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与国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对此毫无诚意，反而是乘机加紧调动军队，做好发动战争的充分准备。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强调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将抗日时期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改为“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作战方法，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人民解放军花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随后仅用4个月便打破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解放军总兵力也发展到190多万人。
在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下，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刚一结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做出重要决策，指示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12月下旬，毛泽东又决定东北野战军入关发起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以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定决战方向，根据各个战场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作战方针，保证了大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结束后，全国形势已经明朗。1949年初，国共两党代表在北平谈判，但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用“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来表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很快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赶出大陆。
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是孕育毛泽东指挥艺术的温床。他曾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决不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学习军事理论，而是努力结合前人或今人在战争中留下的经验教训，了解并掌握战争的规律，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前人军事理论。他的兵法不是从教科书上学来的，而是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依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中国农村城市相分离的特点，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新道路；在总结孙子等中外军事家的朴素辩证法基础上，创立了军事辩证法；把马克思提出的“人民战争”的基本观点，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原则。
毛泽东继承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丰富的理论遗产，为其增添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囿于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他们的军事实践是有限的，因此而产生的军事理论著述在其丰富的理论遗产中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毛泽东所经历的军事活动时间较长，所解决的军事问题也异常复杂，丰富的军事生涯和长期曲折的革命战争实践，使得他的兵法在马列主义军事科学理论宝库中，显得更有特色，更有创新。
毛泽东给人类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其中，他的军事思想和理论渊如大海，博大精深。战争年代，它是我军屡战屡胜、夺得革命胜利的保证；和平时期，它是指导我军建设的指南；未来高技术条件的作战，它仍将是我们以劣胜优，最终获取胜利的法宝。
毛泽东撰写的各种文电所包含的丰富军事内涵，以及他在作战指挥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指挥艺术，奠定了他兵法大师的地位。集最高军事统帅与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毛泽东，不仅长期置身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烽火之中，而且在戎马倥偬之际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战争文稿与文电，把他的用兵之术、征战之妙形诸笔端。
中国革命战争波澜壮阔，不仅有国内长期的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之战，而且有与日本侵略者的14年鏖战。毛泽东不仅在军事实践上前无古人，创造了无数战争奇迹，而且在军事理论上的造诣也是少见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部丰富的宝藏，以其鲜明的科学性、通俗性、应用性闻名遐迩，领导人民军队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烽火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它萌芽于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产生了用苏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形成了武装保卫革命——农民自卫军“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初步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武装革命实践理论，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作战指导原则，总结制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红军作战经验与原则。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面成熟。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思想，系统阐明抗日持久战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完善人民军队建军理论。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极大丰富。毛泽东提出了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独特的战略理论，形成了系统的战略决战思想，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战略追击阶段的作战指导原则，进一步发展了人民军队建军思想。它在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过程中继续充实和发展。
毛泽东兵法的形成与发展，表明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表明了诞生在中国革命战争土壤中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它在指引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等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深入透彻的理解，最终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结合，为中国革命确定了不同于任何国家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武装革命道路和战略战术。
朱德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着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基础，是正确认识和指导战争的强有力思想武器。它既贯穿于整个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之中，又是其科学体系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是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红军大学讲课时首先提出来的。他根据战争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对其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提出了“军事辩证法”这一科学概念。毛泽东不仅深刻阐述了其丰富的内容，而且成功地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他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用客观、全面和发展的观点，揭示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
毛泽东精通马克思哲学，能够娴熟自如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知识于战争指导和战争经验总结。他的许多闪耀着军事指挥艺术光辉的文章，既是经典军事著作，又是深入浅出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都是哲学智慧与军事智慧融为一体的理论著作。
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作战指导，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慎重初战等，每一条原则都闪烁着他哲学智慧的光芒。每一次军事行动，毛泽东都要辩证地进行深入思考，尔后做出决策。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写下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就是运用量变与质变的方法分析国共两党态势的杰作。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其军队有430万人，人民解放军仅120万人。到1948年11月，国民党共丧失409万人，补员约274万人，尚有295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已达300余万人，在数量对比上已从劣势转变为优势。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经占有优势。由于毛泽东善于从量和质两方面分析中国革命的态势，因而能不失时机地把握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的阶段，正确地做出重大战略决策。
英国学者巴特曼在《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对毛泽东关于战争规律的论述做了很好的分析：“毛泽东的战争哲学，如同他以前的战争胜利者的战争哲学一样，也是来源于对战争的分析。毛泽东的寻根究底、洞察一切的头脑很容易习惯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研究方法，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就是来自他那具有上述两种特征的头脑和他在战场上获得的经验。”
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兵法的精髓所在，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国防建设的指导路线，它是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军事科学，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经验总结，是他料敌如神、用兵如神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我们仍然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运用这些理论瑰宝。
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身边聚集着一大批足智多谋、生死与共的将领，他们与毛泽东一道南征北战，创下赫赫战功，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特的政治远见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影响着他们。他们的智慧与才华，也渗透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成为毛泽东兵法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靠他们来贯彻实施，毛泽东的兵法在他们的运用中闪耀出光芒，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密切相连。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过程中，许多重大决策几乎都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尤其与朱德同志，两人军事思想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密不可分，许多重大战役、战术行动都是以两人的名义发电指挥的。
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和起义部队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一路向南到达广东，然后又转战到湖南南部。在听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后，朱德带领部队且战且走，终于在1927年11月到达了赣南崇义上堡。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毛泽东带领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此时，毛泽东35岁，朱德41岁。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之后，朱德一直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直至1976年相隔两个来月相继去世，两人保持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朱毛”是不可分的。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要朱德反对毛泽东的恫吓，朱总司令义正词严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却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直到晚年，毛泽东仍时常提起“朱毛”的称呼。他对朱德说，你是朱，我是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你在先嘛。毛泽东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是“人民的光荣”。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值国难当头，毛泽东和朱德为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论持久战》等，朱德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抗日游击战争》《抗敌的游击战术》等，对推动抗日、教育全体中国人民用正确的方法作战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抗战部署上，两位老战友更是同心协力。抗战伊始，就共同指挥八路军取得了抗战以来的全国第一个大捷——平型关大捷，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威震四海、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朱德却从不居功自傲。他说：“目前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人民大众身上。而在我们党方面则应首先归在毛泽东同志身上。”朱德的丰功伟绩和谦让风范赢得了全党的高度称赞。在1955年9月27日举行的授勋典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首先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与他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朱总司令，朱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元帅。
毛泽东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广为传诵的诗不仅是彭德怀一生最简洁鲜明的写照，也是毛泽东和他相交至深的生动体现。每遇战争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总是想到彭德怀，总是倚重彭大将军。长征路上，彭德怀率军一路披荆斩棘，立下汗马功劳；保卫陕北，彭德怀以2万之众歼灭胡宗南10余万人；抗美援朝，彭德怀以他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为祖国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毛泽东还善于和身边的指挥员共同商讨作战方针，集思广益，找出良策。1932年初，他与林彪、聂荣臻共同指挥的漳州战役即是一例。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注意出敌不意和集中兵力，并且，毛泽东“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都尽可能事先征询我们的意见，然后再做出决定”。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听取并采纳粟裕的战略建议，改变原定战略部署，取得了战争全局的主动权，更完满、更迅速地达到了战争预期目的，其中，被称为“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豫东战役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周恩来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个“最小的司令部”凝聚着集体的非凡才智，发挥出最优秀的战争指挥艺术，真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中国革命战争的分散性，使得毛泽东与在各根据地上奋战的将领无法直接联系。但是，在世界战争史中，几乎找不出像毛泽东那样将自己的战略意图贯彻得如此彻底，使自己的兵法在各级将领的手中运用得如此挥洒自如、出神入化的例子。毛泽东兵法由一个集体来创造与表演，吸收和集中了来自战争第一线各级指挥员的真知灼见，凝聚着一代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集体心血和智慧。他们在战场上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形成一个高度统一的指挥集团。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奇迹归功于这样一个优秀的指挥群体。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之间亲密无间，这种关系在战场上则表现为危急时刻紧要关头的团结一致、互相信赖和互相支持。这种“将帅和”的良好人际关系带给作战的影响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正是在毛泽东睿智的感召下，众望所归，万众一心，共同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这种无产阶级兄弟般的深厚感情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
“朱毛不分”，是人们对毛泽东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一个形象比喻。朱德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象征，是珠联璧合的光辉典范。他们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智慧融会在一起，他们像灿烂的群星，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夜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旭日。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东方文化之树上最灿烂、最耀眼的奇葩，是中国几千年军事思想的继承、发展和高度升华，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借鉴和吸收了西方优秀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东西文化的合璧。1902年，8岁的毛泽东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他一面熟背四书五经，一面对书法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书法上，他初学欧阳询，后改学钱南园，成年以后，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通过读《春秋》《左传》，熟悉了不少战史战例，为他后来钻研军事辩证法积累了大量素材。除此之外，他还爱读被塾师视为闲书、杂书的历史小说。对于正处于记性最好的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来说，书中的英雄人物对他具有一种艺术魔力，所以读过以后印象深刻。不但当时曾绘声绘色地讲述过书中的故事，而且历久不忘。几十年后，他讲哲学或讲军事时，引述书中故事，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毛泽东回忆说：“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我爱读的是中国的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此外，他还对诸子百家的政治、哲学、历史等著作广为涉猎。延安时期，他曾托人找《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来看，从中了解晚明的史实。这些古代兵书和典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努力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毛泽东的著述，无论延安时期的皇皇巨著，抑或晚年的即兴讲话，都喜欢引用一些孔孟的话。年轻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并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比较、分析和思考，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更加丰富了自己的头脑，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不断提高，思想境界也越来越宽广。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期，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了他的政治观。他非常注意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经常在报摊上买书、买杂志。这个习惯他以后一直保持着，即使在最艰苦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也总是想方设法从各处弄报纸来看。所有这些良好的读书习惯，一方面使他对时局有更多的了解，一方面也使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年老的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么就要学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
毛泽东兵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不仅在于它饱受中国革命战争风雨的洗礼，还在于它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具有浓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毛泽东自幼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打下了厚实的民族文化根基。他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从民族文化的源头吸取有益于民族解放的真谛。他对儒家、道家和法家等诸子百家学说的精髓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将这些思想运用到战略战术之中。如他从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先（固）与之”中总结出正确处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丧失土地的关系；从儒家的“礼尚往来”引申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从法家“以战止战”的思想中得出“只有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的论断。当然，这些影响有大有小，有直接间接之分，不能一概而论。
毛泽东兵法更多的是吸收我国源远流长的兵学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在现代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军事思想在现代的里程碑。在战争观方面，他用孟子的“春秋无义战”揭示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非正义性，批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宋襄公式的仁义、项羽式的沽名，发展了古代军事家关于战可知、胜可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肯定和发挥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认识论思想。在作战指导上，继承和发挥了古代军事家“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主动权思想和灵活应变的思想，吸收和改造了古代兵家的一些作战原则，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击虚、以逸待劳、退避三舍、后发制人、穷寇勿追等，发展了古人关于“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的集中兵力思想。他从齐鲁长勺之战引申出“敌疲我打”的原则；以林冲打倒洪教头为例说明“诱敌深入”的方针；他引证黄巢、李自成的流寇主义，指出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此外，他还从古人处理军事与政治、鼓舞士气、对待俘虏以及军民、官兵关系等方面吸取和总结出了一整套理论和成功的经验。他吸取和发展了古代军事思想家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攻守、动静、奇正、众寡等，并揭示了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及其解决方法。从毛泽东兵法中，无不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给他的启迪和影响。
毛泽东在军事生涯中，创造了许多流芳百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其军事业绩，与时代同在，与日月长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熠熠生辉。
毛泽东兵法的不凡之处，不仅表现在指引中国革命战争夺得胜利，把马克思军事理论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还表现为它在世界军事科学领域享有的崇高地位与价值。毛泽东兵法内涵极其丰富，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永远值得我们挖掘和继承，将是我军训练、作战的指南。
如果我们对毛泽东著作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与其他方面的内容做些分析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军事理论专著和文章在毛泽东的全部著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再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共收进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理论文章和文电159篇，其中直接并主要论述军事问题的占三分之一左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论持久战》（1938）、《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等军事理论著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杰出代表。另外，大量未曾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本人亲手草拟的军事文电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在毛泽东论述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著作文章中，不可避免地大量联系到军事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军事理论观点。如《井冈山的斗争》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政权的建设，也专门设有军事问题一节；《论十大关系》是论述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文章，文中同时提出了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使两者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蕴藏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许多原理，经常被毛泽东引申到重大的政治、经济等理论著述中，并因此大大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创造性地运用军事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策略思想。
毛泽东兵法揭示的军事规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综观毛泽东兵法这个宝库，既有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及其军队建设特殊规律的完整理论，又有关于整个战争和军事领域本质的、规律性的大量普遍原理；既有作战理论，又有建军理论；既有关于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战争理论，又有关于掌握全国政权后进行国防建设的理论；既有革命战争的指导理论，又有关于民族解放战争和保卫国防的指导理论；既有小米加步枪条件下的战争指导理论，又有打现代条件下战争的指导理论；既有对诸多军事规律的深入揭示，又有关于如何研究和运用军事规律的认识论；既有军事战略理论，又有统摄武装斗争和各种非武装斗争的国家战略理论；既有战略指导理论，又有战役战斗的指导理论；既有游击战理论，又有正规战理论；既有军事工作理论，又有军队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研工作理论。如此丰富多彩的真理性认识成果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座宏伟瑰丽的军事理论体系大厦，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军事领域多方面、多层次的规律性认识，其回答的问题之多，认识的真理性之强，在中外军事理论之林中非常罕见。
毛泽东兵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科学创见。这些科学创见包括：
完整的战争本质论。 他指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性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特有军事本质所在，战争的军事目的服从于政治目的。”
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说。 他把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概括为“客观物质基础”和“人的自觉能动性”两大范畴，并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他还坚持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根本上划清了唯意志论和唯武器论、唯技术论的界限，划清了“能动”与“盲动”的本质区别，为正确地解决战争胜负问题指明了根本途径，是人类军事思想发展的崭新成果。
战争的强弱转化理论。 科学而系统地回答了敌对双方力量的强弱地位在战争过程中能不能相互转化、为什么会发生相互转化和怎样去创造条件实现这种转化的问题。这一科学理论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理论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它为弱小的革命力量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具有优势装备之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军事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我党我军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出色地结合起来，创立了完整的、系统的关于军事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科学理论告诉人们：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必须把它放到社会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军事领域同样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军事实践既是战争规律的认识的来源，又是检验这些认识的标准。战争的规律有着一般与特殊之分，研究战争必须着眼于其特点和发展。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研究战争的目的在于掌握战争指导规律，战争指导者的思维活动应当遵循辩证的逻辑程序。计划作战和实施作战是战争中指挥员认识活动的两个过程，在循环往复中实现主客观相一致的正确的战争指导。
毛泽东的兵法创造了以弱胜强的高超战争指挥艺术。我军在长达20多年战争岁月里，虽然在总体上处于劣势，但却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观，战胜了号称800万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又在朝鲜战场上以小米加步枪对付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加大炮，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军事强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兵法仍将是指导我们作战和建设的指南，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一面鲜艳的胜利的旗帜，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这座宝库中汲取养料，丰富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理论，沿着它所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
毛泽东兵法无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战争，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抵御大小霸权主义侵略扩张所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都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作用。一些国际知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毛泽东思想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
毛泽东一生撰写有大量的军事著作，其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三篇著作纵论古今中外战例，内容博大精深，成为世界军事理论的经典名著。古巴革命时的领导人把它奉为经典，阿尔及利亚、越南，以及全球范围内的许多革命者都视之为“军人必读”，美国的西点军校将它作为必读教材，肯尼迪总统曾研究过它。毛泽东对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坦言：“我有一个长处——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毛泽东伟大的兵学思想不仅指导我军取得辉煌战绩，也成为全世界军事家打胜仗的指引。
在研究毛泽东的热潮中，各国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日本的中山敏认为，在马、恩、列时代，“作为革命的任务始终没有把军事问题放在首位，没有考虑以武力直接夺取政权”。而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特点，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日本1962年的《防卫年鉴》指出：“如果说古代孙子的兵法是哲学性的，克劳塞维茨的兵书是科学性的，那么毛泽东的兵书则是彻底的现实性的东西；前两者是以研究兵法的人为对象，而后者则能为每一个士兵所理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共产党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毛泽东基于大家熟悉的列宁主义学说，即战争是斗争的最高形式，研究出一套军事理论。”马里《发展报》1976年9月的一篇文章指出：“毛泽东使中国走上战胜帝国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封建或半封建国家人民的最好指引，这条道路将是第三世界大多数人民要走的道路。”孟加拉《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文章也写道：“为了夺取人民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写下了大量关于人民战争的著作，这些都是从事革命斗争的人必读的作品。”
毛泽东的兵法还被许多国家广泛运用于战争实践。日本的市川宗明在《毛泽东的世界战略》中指出：“胡志明的军队自始至终都把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作为其战略战术的基础，并以此来发展自己。”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军民在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斗争中，曾从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汲取力量，经过7年奋斗，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英国的巴特曼也强调：“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对自由世界来说，主要的不仅是理解他的军事思想，还要将这些军事思想运用于在东亚的西方军队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难题中。”
芬兰的帕基宁在《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中强调指出：“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所做的贡献如同列宁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问题上所做的贡献一样，他科学地探索了战争的规律。毛的著作《论持久战》已经成为永恒不朽的杰作。”美国影响较大的《纽约时报》称颂毛泽东是当代的“革命战略家”，他的理论和实践“为地球上许多落后地区的革命者树立了榜样”。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林克说，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性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战争军事理论，建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毛泽东的不朽贡献》一书作者阿瓦基安指出：“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中，第一个发展了一条全面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体系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兵法的思想价值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代。它作为人类优秀文化的灿烂结晶，在世界军事理论殿堂中享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永久生命力的奥秘在于，它为我们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兵法不仅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仍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其认识论、方法论的作用还将大大超越军事领域，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内给人以创造性的启迪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