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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日语词是八嘎呀路。八嘎呀路在日语中为“馬鹿野郎”（ばかやろう），可能源自中国典故《指鹿为马》。赵高指鹿为马，是个混蛋。抗日电影里小鬼子天天气急败坏在那喊八嘎呀路。
日本入侵中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超乎寻常。单从语言来说，远不只是对东北话的影响，远不只是“馬鹿野郎”那么简单。我们在学习工作中看到和使用的很多词语，都来自于日文的翻译。日语是我们接受西方思想的桥梁，它的元素无所不在，让我们无法摆脱，也无须摆脱。
汉语中使用的日语词汇，可以称之为“和制汉语”，有专门的字典，可见它数量庞大。在这里抽出一点点日语词举例，就知道我所言不虚。
日语中的“榻榻米”已经被人们所熟知。把霍乱称为“虎列拉”是日语，“赤裸裸”也来自日语，列车需要走行两小时的“走行”来自日语，“行李”也来自日语。表示喋喋不休、没有可信度的瞎掰（白）是日语，打点滴也来自日语。
狗尾巴草是日本人的叫法，我们原本的叫法是稗，又名芒稷，荑稗稂莠，稊同属。甚至还有荑稗稂莠、稗官野史等成语，《清稗类钞》等图书，如今却放弃了。狗尾巴草这个词并不文雅，也不科学，却影响很深，植物学还把禾本科下的一个属称之为狗尾草属。这件事情一旦坐实，也就很难改变。
将蒲公英说成婆婆丁是受日本影响。蒲公英，唐代叫“凫公英”，宋代叫“仆公罂”，明初叫“鹁鸪英”，李时珍最终确定其名为“蒲公英”。今天，除了东北人叫它婆婆丁以外，其他地方仍然叫它蒲公英。
汉语中的日语词汇很多很多，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俯拾皆是：
法律、人权、特权、公证人、特许、仲裁、假释、处刑、抗议、财团法人、国际公法、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民族学、经济学、财政学、卫生学、解剖学、病理学、物理学、土木工学、建筑学、机械学、互惠、断交、治外法权、最后通牒、防空演习、休战、金库、供给、投资、投机、肯定、表决、欢送、交流、活动、命令、动员、一元化、多元化、一般化、自动化、现代化、流动式、生产力、原动力、想象力、劳动力、记忆力、可能性、必然性、偶然性、周期性、习惯性、文学界、艺术界、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新型、大型、流线型、标准型、经验型、美感、好感、优越感、敏感、读后感、重点、要点、焦点、观点、出发点、盲点、主观、客观、悲观、乐观、人生观、世界观、宏观、微观……
很难想象我们的现代生活会脱离这些词语。如果完全抛弃和制汉语，我们是否还能完整地表达思想？也很难想象，这些我们耳熟能详，脱口而出的词语，怎么可能来自日本？它们被引入我们语言的时候，水乳交融，润物无声，没有外来语的违和感。这与中日的历史文化渊源，与和制汉语的生成过程有关。
历史上，日本人追求“和魂汉才”。就是大和民族的魂加上大汉民族的智。日本历史上，不乏汉学家。他们引用《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将“黑船事件”后的改革称为明治维新。此后，又出现了“弃汉从洋”“和魂洋才”的主张以及脱亚入欧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典籍和著作。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西方词语，在汉语词汇中找不到可对应的，只能通过变体汉文，用汉字制造新词进行解决。这就是和制汉语。
举几个例子：economics，日本翻译家将其翻译为“经济”，始于1862年出版的《日英对译袖珍辞典》。梁启超译为“平准学”和“生计”，严复译为“计学”。梁和严是日本通，都知道“和制汉语”，都熟悉“经济”这个词，也都给出了否定的意见。
中日语言学家在面对economics的时候，都想到了“经国济世”“经世济民”。日本学者认为，经国济世的意思是治理国家，济助世人。这是这门学问的意义所在。古联有“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说明经国济世是可以压缩成经济的。所以他们就创造出了“经济”一词。
而中国学者认为，“经国济世”是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和责任担当，其内涵远非economics所能囊括。为了保持汉语的纯洁性，他们拒绝了和制汉语。
还比如management，日本人将其翻译为经营。其依据是《诗经·灵台》中“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句。经之营之，本意是先测量后建造，可以理解为周密部署，严格落实。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做过压缩，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
再如law，被翻译成法律。中国古人认为：法，刑也，平之如水。律的意思是制定规范，让人遵从。《尔雅》说：“法，常也；律，常也。”可见“法”与“律”同义。管仲那时候就把法和律合在一起了：“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商鞅“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说明法和律还是不一样的。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和制汉语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了中国。有一部分是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主动引入的，也有一些是侵略者强行推进的。
当日本学者不断地翻找中国典籍，试图创造一个新的词语时，中国的学者都在努力研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