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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七年（633）正月癸巳日，长安太极宫玄武门。唐太宗李世民正在请客，“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李世民专门写有一首《春日玄武门宴群臣》，描述这个大场面：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
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
紫庭文珮满，丹墀衮绂连。
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琼筵。
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
清尊浮绿醑，雅曲韵朱弦。
粤余君万国，还惭抚八埏。
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
到底是皇帝的诗，看完感觉就两个字：大气。
“春日玄武门宴群臣”，意思就是这年春天，李世民在宫中玄武门，请群臣吃个饭。玄武门，是李世民所住的太极宫的北门。
我国古代都城城门，多以“四灵”神兽名之。《三辅黄图》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四灵”中朱雀主南方，玄武主北方，所以长安城的皇城南门叫朱雀门，宫城北门叫玄武门。
《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全诗的意思，也不难理解：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今天是个好日子。
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我在华林之侧驻辇，在柏梁台前大宴群臣。
紫庭文珮满，丹墀衮绂连：应邀来现场参加宴会的，有身穿官服、佩戴玉佩的朝中高官。
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琼筵：应邀来现场参加宴会的，还有“九夷”“五狄”等少数民族的首领。
正如李世民在这里所炫耀的，今天宴会的参与者，共有三类人：第一类是“九夷”“五狄”等少数民族的首领，第二类是地方州牧，第三类则是朝中三品以上的高官。
第三类人，本来就是住在长安的京官，大家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请他们吃个饭也好请，招呼一声就来了；问题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可不是常住长安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地方州牧都是负有地方行政长官责任的，怎么说来就来了？其实，他们去年十月就来了。换句话说，他们等这顿饭很久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些参加宴会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地方州牧，都是朝集使。
朝集使是地方州郡每年派往京城汇报地方工作、接受中央考核的使者。由于当时规定“凡天下朝集使，皆令都督、刺史及上佐更为之”，所以这些使者一般都是地方州牧。这些朝集使每年“皆以十月上计京师，十一月礼见，会尚书省应考绩事。元日陈贡棐，集于考堂，唱其考第，进贤以兴善，简不肖以黜恶”。朝集使远来不易，在地方工作也挺艰苦的，到了京城由皇帝出面请吃个饭，太应该了。
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歌手高唱《湛露》之诗，乐队高奏神仙之乐。
清尊浮绿醑，雅曲韵朱弦：绿色美酒盛满酒杯，朱红琴弦奏响雅曲。
粤余君万国，还惭抚八埏：在这样的宴会上，我想到自己作为万国之君，责任重大，还要进一步抚慰八方民众。
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我只有进一步谦虚谨慎，进一步任用贤才，才能维持国家安定团结的繁荣局面。
吃着火锅唱着歌，喝着美酒吟着诗，李世民还不忘自己作为大国之君的责任，还提醒自己要谦虚谨慎、任用贤人。
时任太子右庶子兼崇贤馆学士的杜正伦也参加了宴会，并针对李世民的《春日玄武门宴群臣》，作了一首《玄武门侍宴》的和诗，也是鸿篇巨制，也是宏大叙事。
可就在同一个地方，曾经发生的事件，与此时宴会的热闹和谐反差巨大，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感慨万端，所以还是得在此提一提。其实，这一天，李世民是作为杀人凶手，在杀人现场大宴宾客的。
七年前，也是在这个玄武门，一出悲剧曾经上演：李世民率领手下，杀兄屠弟，骨肉相残。
唐太宗李世民写《春日玄武门宴群臣》的七年前，也就是武德九年（626）六月，秦王李世民集团和太子李建成集团的皇位之争，已经白热化。而且，整体态势已逐渐开始对李世民不利。
不利之一：李建成已对李世民起了杀心。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武德九年六月李唐皇室的皇位之争，结果只会有两个，不是李世民杀李建成，就是李建成杀李世民。
不利之二：老爹李渊貌似中立，其实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史料显示，李渊曾在晋阳起兵、攻克长安等至少六个关键时刻，“私许”李世民，说要立他为太子。问题是，这是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的“私许”，还是在李渊死后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李世民的自说自话？公认的是，李渊在自己任内，从未在公开场合与任何人讨论过废立太子的事情。他的态度一直很明确，李建成作为嫡长子，应该当下一任皇帝；李世民功劳很大，也应给予相当的地位予以尊崇，但不必当皇帝。换句话说，作为老爹，李渊希望儿子们各守本分，不要互相争斗，更不要互相杀戮。而且，李渊对于立有大功的李世民，并非全然满意。事实上，武德五年（622）十一月，他曾对左仆射裴寂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资治通鉴》记录说，李渊对李世民孜孜以求皇帝之位，相当反感。武德七年（624）七月，在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兄弟三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李渊公开训斥李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耶？”因此，李渊默许了李建成、李元吉逐步侵夺李世民军权的行动。李渊的这个态度，在玄武门之变前是贯穿始终的，这也使得李世民陷入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不利之三：李世民集团的军队人数不占优势。当时的长安城内，共有三支武装力量。第一支是禁军三万人。主要是“元从禁军”，“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在编制上，这三万“元从禁军”又分为南衙和北衙，“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也就是南衙护城、北衙护宫。所以，北衙禁军更为关键。第二支是李建成集团的东宫兵和李元吉的齐王府兵，约四千人。按照编制，李建成的东宫，包括太子左右卫率府（统领亲府、勋府、翊府三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府、太子左右清道率府、太子左右监门率府、太子左右内率府等机构在内，他应该掌握有近一千人的直接兵力。李建成感到力量不够，“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他还交结外藩，让燕王罗艺送来幽州突骑三百，“置诸宫东诸坊，欲补东宫长上”。这样一来，李建成手上的直接兵力就超过三千人了。李元吉的齐王府兵，也有包括亲事府、帐内府的亲兵近一千人。第三支是李世民的秦王府兵。作为亲王，他和齐王李元吉所拥有的亲事府、帐内府亲兵力量大致相当，也就一千人左右的兵力。
这样一来，即使李渊的“元从禁军”保持中立，李世民集团也是一千打四千，一个打四个。两军如果正面开打，李世民个人再猛，也不是李建成的对手。
在这样的不利态势下，六月初二，李世民收到了自己收买的东宫内奸、时任东宫太子率更丞王晊的密报：李建成集团真的打算在朝廷为李元吉大军出征饯行之际，杀死李世民，同时坑杀秦府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武将。并且，已商量好，事后向李渊“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事情明摆着，先下手为强。李世民必须下决心了。当天，李世民就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连夜召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核心部下入府商议，制订了一个政变计划，随即分头开始准备。
虽然今天的我们没有参与六月初二晚的秦王府密议，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政变结果来推知李世民的政变计划。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监视并限制父亲李渊的人身自由，在时机成熟后，逼迫父亲李渊交出全部权力；计划的第二个目标，才是杀死李建成。
第一个目标，才是政变的核心。为什么？不是应该先杀了李建成吗？怎么先跟李渊较劲儿呢？
所谓政变，是指统治集团的少数人经过秘密策划和准备，通过暴力或非暴力等非正常途径，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行为。可见，政变的核心目标，就在于权力转移。
玄武门之变前，最高权力在谁手里？李渊。玄武门之变后，最高权力在谁手里？李世民。
唐朝史上，还有一次失败的“玄武门之变”，正好可以作为反面例子。
景龙元年（707）七月，李世民的重孙、李显的太子李重俊，因愤恨韦皇后和武三思等人的猜忌和倾轧，悍然发动了唐史上的第二次“玄武门之变”。
李重俊对唐中宗李显没意见，所以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控制李显。政变开始后，他顺利地调动“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把住在皇宫外面的武三思、武崇训杀了，然后“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到处搜捕武三思的情妇上官婉儿和韦皇后，但“上乃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然后唐中宗出面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他对政变士兵喊话说：“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然后政变士兵临阵倒戈，太子出逃身死。
只有控制最高权力人，才是对政变这一特殊“工作”起码的尊重。试想，如果李世民不从政变一开始就控制住李渊，等到关键时刻，行动自由的李渊也出面喊上那么一嗓子，李世民就只有下地狱了。
所以，李渊才是李世民政变的第一个目标。政变也是围绕着这个首要目标来准备的。
六月初三，作为政变准备的一个必要步骤，李世民求见李渊。见面时，李世民向李渊诬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诬告让李渊感到愕然，决定明天“开会”查明此事，对李世民说“明当鞫问，汝宜早参”。这正是李世民求见的目的，他需要制造一个所有目标人物进入太极宫“开会”的机会。
六月初四，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临。这一天清晨，由尉迟敬德率少量精兵，在不惊动第一号目标人物李渊的情况下，对李渊的人身自由进行了监视和限制；同时，“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等着第二号目标人物李建成、第三号目标人物李元吉的到来。其实，在杀身之祸到来之前，李建成、李元吉本是有机会逃脱的。因为“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他们已经知道李世民在搞小动作。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今天要他们的脑袋。在当天早晨二人的商议中，李元吉主张“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李元吉是对的。如果按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天他们就不会人头落地了。但是，李建成认为“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这一下，彻底坏了，两人就此走上了不归路。
李建成认为“兵备已严”，是想到了两点：一是己方兵多；二是玄武门是自己人在守卫。万一有事，自己的兵可以通过玄武门进入宫中，救援自己。李建成没有想到的，也是两点：一是秦王府的“勇士八百人悉入宫控弦被甲矣”；二是玄武门的守将已被收买。这样一来，有事之时，玄武门将被关闭，宫中禁军将保持中立，从而隔断宫内宫外的联系。这样一来，秦王府的兵将在宫中形成局部兵力优势，从而要了他的命。
事情的经过，也正是如此：当李建成、李元吉入宫来到临湖殿时，“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但他们已跑不了了，伏兵出来了。搏斗中，“世民射建成，杀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当宫中有变的消息传到宫外时，李建成的亲信将领冯翊、冯立、薛万彻、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可是，玄武门按照李世民的政变计划，关闭了，“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就在“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之时，“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
政变的第二号目标人物、第三号目标人物就此解决。下面该是解决政变第一号目标人物的时候了。可人家李世民毕竟是“孝顺”儿子啊，此事不便亲自出面。于是，“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司马光《资治通鉴》这一句话中，“使”之一字，用得极妙。按照唐制，尉迟敬德在并未担任宫中宿卫将领的情况下，突然“擐甲持矛”出现在李渊面前，是个什么性质？造反的性质！所以，李渊的反应是“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尉迟敬德一介粗人，此时的回答如此艺术，估计是李世民事先教过的。事情的真相，不是“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而是恐怕你乱说乱动，不肯交权，遣我来软禁你。李渊到底也是一位人物，既拿得起，也放得下。到了这个时候，他明白，该放下了。他在迅速判明当时的形势以后，采取了承认政变、认账配合的态度。“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不久，李渊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当上了唐朝的第一位太上皇。
至此，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屠弟，逼父交权，成为大赢家。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与李渊这对父子的首次见面，气氛注定是尴尬的。史书中如此描述这一幕：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李渊说的这句话，大有讲究。李世民虽然没有说话，但他干的这一件事，也大有讲究。李渊这句话中的讲究在于“投杼之惑”。所谓“投杼之惑”，是指曾参的母亲前后三次听说自己的儿子杀了人，前两次根本不信；在听到了第三次之后，曾母相信了，丢下织布的梭子，逃走了。
李渊在这个时候引用“投杼之惑”，至少有以下两层意思：一是曾参没有杀人而被人误传。那么以前我李渊听别人说你的话，也是一种误传，但我李渊几乎相信了。这是对两人以前的过节做一隐晦的解释；二是曾母逃走，是怕受到曾参的牵连。你现在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我却不怕受牵连，因为我没有逃走。“投杼之惑”这四个字，的确在这种难以言状的政变时刻，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
尴尬之中的李世民，无言以对，只能跪倒在李渊面前，放声痛哭，并做了一个现在看来非常奇怪的举动——“吮上乳”。换句话说，李世民当时跪在地上，吮吸了李渊的乳房！
有学者认为，这个“跪而吮上乳”，不是实指，而是指李世民趴在李渊的胸前，大哭了一场。但此说似乎不确切。比较靠谱的分析是，李世民当时确实吮吸了李渊的乳房。他的这一举动，来自唐朝当时还残存的“乳翁”习俗。
所谓“乳翁”习俗，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妻子分娩时，丈夫在旁作产妇状；一是妻子生产后即外出干活儿，而丈夫代替妻子坐月子，象征性地卧床，象征性地给婴儿哺乳。既“产”又“乳”，由此表明父亲在生产和哺育子女中的主导作用。“乳翁”习俗形成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期，主要为父权制的确立服务。不过，随着氏族遗风的日渐减弱和父权家长制的日益强化，这种“乳翁”风俗，唐朝以后在中原地区就逐渐消失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感到奇怪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举动，勾起了双方对当初李世民身为小儿、李渊按照“乳翁”习俗亲乳之的美好回忆，进而部分消除了两人心中的芥蒂和忧伤。
“跪而吮上乳”这一幕之后，父亲李渊退居幕后，儿子李世民走向前台，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但是，这对父子的心结，却再也没有打开。一方面，儿子李世民对晚年的李渊不大孝顺，这是史实。贞观六年（632），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说了三条：一是李渊的住处大安宫不好，“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制度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二是李世民不陪李渊吃饭，“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三是李世民不管李渊，而自己跑去九成宫避暑，“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
李世民可是从谏如流的好皇帝，知错就改。冬季的一天，“帝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命太子代之”。和李渊同住一个太极宫的李世民，带着老婆孩子，拎点儿东西去看老爹李渊，一起吃个饭，还被记入正史，可见平时这些事儿，李世民没怎么做过。当然，人家是皇帝，忙着呢。
另一方面，父亲李渊为李世民的成就而感到欣慰，这也是史实。
第一次感到欣慰是在贞观四年（630）。李渊听说擒获突厥颉利可汗，很高兴地说：“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为此，特地招来李世民和“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喝酒庆祝。酒酣之际，李渊甚至起身“自弹琵琶”，李世民也随之起舞，“逮夜而罢”。
第二次感到欣慰是在贞观七年（633）。李渊在酒宴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李世民给李渊敬酒，谦虚地说：“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李渊“大悦”。又是一次父子同乐的欢宴。
贞观九年（635）五月，李渊在大安宫孤独地生活了九年之后，于七十一岁时驾崩。
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本人及其子孙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司马光就曾经指出李世民树立的这个坏榜样，对其子孙的负面影响：“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简单地说，在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之下，唐朝成了史上宫廷政变最多的一个朝代，没有之一。司马光所说的唐中宗、唐明皇、唐肃宗、唐代宗，均是通过政变上台的皇帝。至于那些失败的政变，就更多了。
玄武门之变对李世民个人的影响就更大了。首先，他从此睡不好觉了。因为他在宫中做噩梦，睡不着觉，需要尉迟敬德、秦琼在门口站岗才能睡着，由此催生了这二位的门神形象。他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不厌其烦地拉着魏徵等大臣们，不停地讨论秦二世而亡、隋二世而亡的原因。我相信，在这些讨论中，他有一句话，一直不好意思说出口：“胡亥杀了兄长扶苏，杨广杀了兄长杨勇，秦、隋的二世而亡，不是因为这遭到的报应吧？”
说起来，李世民和胡亥、杨广，还真有点儿像。他们都不是长子，都曾杀兄屠弟，通过政变上台，都是本朝的第二代皇帝。所以，李世民是发自内心地担忧自己也会重蹈覆辙，唐朝也会二世而亡。其实李世民大可不必担心，从他当上皇帝后的作为来看，他压根儿跟那二位不是一个类型的。杀兄屠弟后如何当皇帝，史上共有三种类型。
胡亥属于快乐至死的“不作为”型。胡亥上台当皇帝后，曾经跟赵高谈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在这样的人生理想的指导下，胡亥根本就没有打算好好当皇帝，他想的就是“不作为”，就是要快乐至死。这样，他留在史书上的事迹就非常“快乐”。长期不上班，“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沉迷女色，“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看戏，“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整天打猎，还无故杀人，“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像他这样作死，秦朝不亡才是奇迹。
杨广的情况则和胡亥正好相反，他是真心想当好皇帝的。可惜的是，他太想当好皇帝了，成了用力过度的“乱作为”型。在杨广仅仅十四年的皇帝生涯里，他至少干了三件动辄调动百万人的大事：
一是营建东都洛阳。这一大工程，每月役使民工约两百万人，从大业元年（605）三月到大业二年正月，仅仅十个月就建成！
二是修建京杭大运河。大业元年，杨广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征发几百万人，挖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年又用十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三年后，征用河北民工百万余人，挖永济渠，通涿郡（今北京）；又过两年，疏通江南河，直抵余杭（今杭州）。至此，前后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
三是三打高丽。尤其是第一次出征，“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他南巡江州，“舳舻相接，二百余里”；他北巡榆林，“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把把都是大手笔，次次都是征用几百万人。
据《通典·食货典》记载，大业二年（606），全国的户口总和达到了8 907 536户，共4 6 109 956人，这是“隋之极盛”时期的数字。可以大致模拟计算一下：杨广当皇帝时的总人口为46 109 956人，而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末，我国十六周岁以上至六十周岁以下（不含六十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 09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3%。参照这一比例，杨广当时拥有的劳动年龄人口为3 057万人。由于打仗、修河、建城不是女性能够承担的劳役，加之当时一般情况下女性是不计算劳动力的，我们再假设当时的劳动年龄人口男女比例为1∶1，所以杨广手中实际上只有约1 528.5万男性可供使用。手上就这么点儿人可用，他就敢同时打大仗、兴大役、建大城，是不是有点儿用力过度？
李世民就认真吸取了杨广用力过度的教训，自己开创出了一条千古明君之路，属于心怀恐惧的“合理作为”型。
事实上，记录杨广上述事迹的《隋书》，就是由李世民手下的魏徵等贞观史臣所撰写的。对于杨广的用力过度，他们是这样评价的：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这其实也是李世民对杨广的总结。所以，李世民一直心存“二世而亡”的恐惧，为了“庶几保贞固”，吸取杨广用力过度的教训，他采取了“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的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说穿了就是，杨广当皇帝，纵欲而折腾，以“动”为主；李世民当皇帝，控制欲望而不折腾，以“静”为主。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李世民“虚己厉求贤”，偃武修文，戒奢从简，轻徭薄赋，恢复经济，追求政治清明，才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