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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号是艘改装过的邮轮，甲板上面有两层带窗户的房间。一大早，在肩上挎了枪的英国士兵的吆喝声中，我和其他劳工排着队在威海卫的一个港口上了船。看这个架势，有近两千人。我和同一个团队的劳工穿着制服，但队伍中也有不少在天津那里招来的劳工，他们还穿着自己的衣服。
甲板上面很快就站得满满的。“往下走！下面有地方。”一个留着络腮胡子，挺着啤酒肚的英国人用蹩脚的中文招呼刚走到甲板上的劳工。
“那是放货物的地方，”几个劳工同时说，其中一个开玩笑似的加上一句，“难道要把咱们压平，叠起来放吗？”
“今天不出发，你们，再等一个星期。不，一个月！”络腮胡子威胁性地伸出一个手指，“到法国，才给钱。”
站在货舱口的劳工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顺着楼梯下去了。
算我走运，找到靠右侧船舷的地方站脚。汽笛鸣响了。在惠民公司组织的舞狮队的锣鼓和鞭炮声中，曼彻斯特号离岸了。站在甲板上的人拼命冲着岸上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挥手，个个盯着渐行渐远的码头，好像要用眼睛里的钩子把它钩住。
没有人给我送行。
天上很快变得灰蒙蒙的，海上飘着薄雾。虽然没下雨，我却感觉凉凉的雨丝落在脸上。我转头看向西南方，那是五平镇的方向，在心里向父母磕头请求宽恕。
身旁的一个小伙子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别难过，俺也没人送。”
我转头，认出了他就是在体检处搬起红木桌的年轻人。两个星期没见，他好像高了些，原本的短发被剃了。他的头油光锃亮。
看到我看着他的头，他羞涩地笑起来。“俺懒着呢！不爱洗头，这样就不长虱子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俺无父无母，从小就是孤儿。俺是拉人力车的，车倒有个绰号，叫二马，意思是跑得快，像被两匹马拉着似的。大家也就叫我二马。”
“你怎么想到去欧洲？”
“有次俺拉车拉了个会说中文的洋鬼子，人很和气。俺看到他在看一本有图画的书，就大起胆子问他图画上是什么。他把书伸到俺面前。画上的房子看上去真美，汽车看上去也阔气。俺问那是什么地方，他说是法国。他问俺将来想做什么。从来没人问过俺这个问题。俺说俺喜欢汽车，它们跑得比俺的车可快多了，还会嘟嘟叫。他说如果俺去了法国，可以给人开汽车。从那时起，俺就一直想着他给俺看的那张图。俺不识字，有天俺拉车拉到城门口，有人正好在念城门上的告示，说法国那里招劳工，俺就去报名了。”他嘿嘿一笑，“俺在体检的时候见过你。你跟俺，”他用手指了指边上的人，“还有他们可不是一样的人。”
“不管以前是不是一样，现在我们都一样。”有人跟我说话让我心情好受一点。
“你为啥出洋？”他问。
“跟你一样，也想去欧洲见世面。”
“那敢情好。在欧洲，你出门带上俺。俺没什么本事，不过可以给你当保镖。不吹牛，俺学过功夫。有次拉车拉到一半，几个流氓来抢劫，俺三下两下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他做了个功夫的架势，还瞪圆了眼睛，让我忍俊不禁。
“看到俺额头上的伤疤没？就是那次打架留下的。俺还会鸟语。拉车拉累了，有时俺就到林子里歇一歇，听鸟儿唱歌。不信你听听。”他鼓起嘴巴，发出几声清脆的黄鹂鸣叫声，引得甲板上很多人四处张望，找那唱歌的鸟。
“你多大？”我问。
“应该十六七了吧。俺报名的时候可说是十八岁。俺个大，就是说二十八岁也有人信。”
我笑起来：“你可不像二十八岁的人。”
“俺还会唱戏呢！”说着，他有模有样地小声唱起了京剧《武松打虎》的片段。
呀！哎呀闪、闪得它回身扑着空，
转眼处乱着踪。
这的是虎有伤人意，
因此上冤家对面逢。
再显神通，
怎知俺力有千斤重。
虎啊虎，今番遇俺武松呵！
唱到最后一句，他做了个顶天立地的亮相。我鼓起掌来，心情一下舒畅起来。
出海没多久天色越发阴惨惨的，好像暴雨随时会降临。负责此次运送劳工任务的英国人是威尔逊中校。他让我们站好，自己站在一个木箱上，开始训话。他在中国住了几年，中文说得挺顺溜。我在训练基地的时候，他负责我们三百多人的一个团。他从来不笑，走路的时候身子挺得笔直。我们在营地里碰到他，一律都要立正敬礼，动作不够快的话，就要被罚站，站多久看他心情，或是被罚不准吃晚饭。他盯着你看的时候，嘴角微微撇到一边，仿佛在寻思怎么折腾你。我们在他背后叫他木头人。听说他从军校毕业后，就被派到中国来了。他对自己没有上战场当军官，而是被安排来管理中国人非常不满。
他将手背在身后，说：“你们这些苦力已经开始了伟大的征程，”他停顿了一下，脸上居然出现了一丝笑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你们在中国的苦难日子将成为回忆，而西方文明的太阳将照耀你们——”
刚说到这里，我身后有人高声朗诵杜甫的《春望》，声音高亢，富有韵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有些人跟着朗诵起来，不同的口音混杂在一起，一下子形成奇妙的戏剧效果，我也跟着吟诵起来。
甲板上这时人虽然还是密密麻麻，但有人坐下来抓痒，有人跑到船舷边看风景，早先整齐的队列已不复存在。
木头人脸色铁青，手按在腰间的手枪上，冲着人群叫道：“谁先开始念的？”
“是我，”一个四十左右的中年人不慌不忙走出来，稳稳地站在木头人面前。他脸膛方正，眼睛细长，身子骨看上去充满了力量。他上船的时候走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目视前方，脚步稳健，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头上还戴了顶呢子毡帽。我认出他来了，就是在我报名参加劳工团那天舞棍的人。
“蔡老板，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旁边的人将手拢在嘴边叫道。
七八个人紧跟着站在蔡老板身后，眼里充满了对木头人的敌意。更多的人涌上来，把老栓围在中间。
咚咚一阵脚步声，络腮胡子从驾驶舱气喘吁吁跑下来。还没到木头人跟前，他就边挥手边大声嚷嚷：“没事的，没事的，大家都放松。”
木头人直盯盯看着蔡老板，手还是按在枪上，看那架势，真恨不得一枪把蔡老板给崩了。
络腮胡子跑到木头人面前：“威尔逊中校，何必呢？”他转成英文，叽叽咕咕说了一阵，脸上先是带笑，然后又摇头，又叹气，还指了指蔡老板，接着耸了耸肩膀，把手摊开了。
我的英文虽然不好，但零零落落逮住了一些词。他意思是说不要跟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中国苦力斗，他们就像孩子一样不懂规矩。要以大局为重，真出了问题你我都不好交代，把他们送到法国咱们就完成任务了，还能赚一大笔钱。
木头人把手从枪套上放下来，猛地一转身离开了甲板。他身后的两个士兵深深出了口气，接着让我们在甲板上自由活动。
“蔡老板，你胆也贼大。”站在蔡老板旁边的一个有北京口音的人说。
蔡老板微微一笑，也不说话。他走到船舷边，站在那里看海。
我问那个有北京口音的人他怎么认识蔡老板。他说在训练营的时候蔡老板是他们的领队。
“他公平讲理，大家都特服他，就是洋鬼子也让他三分。他们想把他赶走，但又怕中国人因此闹事，”接着他压低声音，“不过他不爱说话，非说不可才开口。”
“听说他以前在天津开过一家武馆。”另一个人接茬儿。
“别瞎说，”那个北京口音的人答道，“他以前在北京教书，是大学教授呢！后来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他媳妇死后，他又回了北京。书也不教了。没钱了，就给人画画儿或写几个字。他的字呀，”他竖起了大拇指，“漂亮着呢！在训练营的时候，很多人找他写家信。”
“你知道个屁！他有钱着呢，哪儿会给人画画写字赚钱？”又有人搭腔。
北京的那人反驳道，“如果他那么有钱，去欧洲干啥？”
“谁知道呀。你不是他老乡吗，问问他呀？”
“我是问了，可他啥也不说。”
又有人插话：“他以前肯定有钱，不然咋叫他老板呢？”
北京的那人笑起来：“叫他老板是因为他有做老板的气派呀！瞧他走路那样子，一个脚印一个钉，你我再怎么学，都学不来！”
我好奇地看着蔡老板的背影。二马这时兴高采烈地挤过来，拉着我的手，让我跟他去看船后跟着的一群海豚。
我虽然在读书的时候和同学们坐过几次海轮出去游玩，但从来没有见过上百的海豚追逐浪花的场面。它们竞相跳跃，灰色的背脊一上一下，如层层滚动的小山，还发出喔喔的叫声。
我周围是一张张欢快的笑脸，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我们似乎是一群度假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