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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营报名处挤满了人，桌子后面穿着黑色长衫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是惠民公司的职员，大家叫他刘先生。他汗流浃背，却没时间抹去额头上的汗水。“下一个！”他扯着发哑的嗓子喊。我前面的人叽叽喳喳在议论，说昨天报名的人超过了三百人，今天少说也有五百多，还有整个村都来报名的呢。
这倒不奇怪，从去年起山东很多地方就开始闹旱灾，庄稼收成很不好。
今天挺暖和，没有一丝风。空气黏糊糊的，好像汗水在其中发酵。几十只海鸥在低空盘旋，寻找地上残留的食物，发出啾啾的叫声，混合着嘈杂的人声，给人一种不安的气氛。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周围的人大多衣着不整，味道难闻，不少人还梳着长辫子。他们吵吵嚷嚷，简直像一群鸭子！我怎么会跟他们混在一起？一个头发蓬乱，脖子上都是污垢的人挤到我面前，张开满是黄牙的嘴巴冲我笑了一下。我下意识屏住呼吸，往后退了一步。
轮到我了。
刘先生打量了一下我，表情突然柔和了不少。
“会英文或者法文吗？”他问，“这样就可以做翻译。”
我老老实实回答：“英文会一些，但说得不好。法文全然不会。”
他失望地往椅背上一靠，说：“你就别去了。你细皮嫩肉，一看就是富家子弟。欧洲那里战事很紧，做劳工既辛苦也危险，还水土不服。如果染上疾病，可能就死在那里了。”他压低声音，“很多已经在那里的劳工都后悔莫及，想回来可是回不来。”
“我什么活都能干。”
他抬手指了指人群：“看到这些人没有？大多数目不识丁，是搬运工、拉人力车的、庄稼汉，还有当过兵的，你这身子骨肯定吃不消。”
我再次保证我什么都能做。
他摇摇头，好像暗笑我不谙世事，但还是在报名表上写下我的姓名、年龄和籍贯，然后让我带着表格去体检。
体检处在报名处一百米开外的一个临时搭建的白色帆布棚子里，里面有三四百人，已被分成不同的小组，排队而列。一个戴着礼帽，穿着西服，大家称为吕先生的中国人让我排在靠近门边的一个小组。人虽然多，但很安静，大概是因为很多人都好奇体检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第一次被要求排队，所以秩序井然，就是聊天的人也压低嗓门。
过了一小会儿，吕先生把我们这组领到帐篷外，然后带我们进了隔壁一间布置得像个办公室的大屋子，正中是张红木书桌。他让每个人脱光衣服，接受希尔医生的检查。希尔医生穿着英国军服，脖子上戴着听诊器，看上去挺和气的。
我顿时面红耳赤。虽然在西方文学里读到过年轻人男男女女裸泳的描述，还在课堂上听过留洋回来的余先生讲解古希腊罗马的裸体雕塑艺术（按他的说法，裸体非但不可耻，还是自然主义和人性美的体现），但我自懂事以来还从来没有在谁面前赤身裸体。
同来的人已经利索地剥光了衣服，而且开始调侃打趣。
“这么全身光溜溜的，要是上窑子多舒坦？”一个额头上有伤疤的年轻人嚷嚷道。他肩膀很宽，胳膊上的肌肉跟小山峰似的。
他的话引起一阵哄笑。
“到了法国拿了大洋回来后，想睡多少个娘们都行。”留着长辫子的一个人答话道。
一个长着四方脸的中年人说：“俺种了一辈子田，没见过医生。咋有那样主贵呀！这回开眼看看他都做点啥事。”
额头上有伤疤的年轻人说：“他能做屁事？就是看看俺们这身肉扛不扛得动大炮！”
“你屌毛还没长齐吧。还扛大炮呢，扛个娘们都够呛！”
额头上有伤疤的年轻人也不答话，走到红木桌边，一弓腰把那张好几百斤的桌子拎离地面。
一片叫好声，就连希尔医生也微笑点头。
我边脱衣裤，边幻想卢浮宫和塞纳河，还在心里哼哼曾在留声机里听过的法国作曲家比才创作的《卡门》。我是冲着这些去法国的！
半个小时后，第一轮体检结束。二十个人里面只有六个人通过，其他人不是因为个子矮、肺结核、支气管炎，就是因为沙眼还有牙齿不好而落选。长着四方脸的中年人就因为有沙眼没有通过。被告知结果的时候，他愤愤不平：“俺眼睛好得很呢！”但随即呜咽起来，说田里的庄稼都让蝗虫吃了，家里已经无米下锅了。
我顺利过关。
吕先生将我们几个体检过关的人带到房子后面的空地上。一帮脱光了衣服的中国人正站在十几个装满水的大木盆边用毛巾搓洗身子。他们兴致高涨，有说有笑，其中一个讲到得意处还唱起了自编的小曲：“下欧洲，拿大洋，买酒吃荤，好不自在。”
这些人个子都如我一般高大，但身体比我壮实，而且皮肤黝黑，一看就是长期在户外干体力活的。
吕先生指着一排木桶后面那个负责理发的人对我们之中一个留长辫子的人说：“去把辫子剪掉！”
留长辫子的人一脸诧异，说：“这留了一辈子的东西咋能剪呢？”但看到吕先生一脸不耐烦，又哀求道，“毛发受之父母，剪了就是不孝啊。”
吕先生甩出一句：“不剪就不要去法国。想去的人多着呢！”
留长辫子的人愣了一下，但低着头乖乖去理发了。
到了这里，我豁出去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不再是五平镇有钱有势的张家大少爷，而是靠体力吃饭的一介平民，要和这些曾经为我这个阶层卖力的人同甘共苦了。
我同时有几分骄傲。我摆脱了束缚我的婚姻，摆脱了家庭的压力，我现在是自由身。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首我在中学时为之心潮澎湃的李白的诗歌如今又一次在我耳边鸣响。
我觉得自己十七岁的身体里有种不断滋长的力量，好像要冲破皮肤长出茂盛的枝叶。
洗完澡后，又是一轮体检。之后我和其他入选的人在合同上按了手印。每一个手指都要单独按指印，然后五个手指头再一起按一次。接下来我们领到一套干净的衣服，还有一个刻了身份编号的铜手镯。手镯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份证，由此领工钱、衣食和接受分派的任务。
拿到手镯的那一刻，我差点把它扔到地上。我有名有姓，叫张德伦！而不是一个数字。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到庙里捐了一笔不菲的香火钱，还请教了镇上的名士才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希望我成为有德行又深通伦理的人上人。
我忍住内心的愤怒。“弱国无外交！”我想起一位老师曾经这么激愤地在课堂上说。
我周围的那些同胞对此却毫不计较，还颠颠铜环，估摸它的分量，讨论能卖几个钱。他们有些生下来就没有个像样的名字，甚至随着家里的牲畜被人这么呼来唤去。
手镯戴在右腕上沉沉的，凉凉的，不知怎么让我想起家门口的那两个石狮子。我小时候曾经很爱骑在上面扮演出征沙场的岳飞，让仆人急得跳脚，担心我摔下来。
如今我要像岳飞一样万里赴戎机了，只不过做的事不是杀敌报国，而是给西方人当劳工。
想到家中的石狮子，我下意识扭动了一下脖子，好像上面勒了根绳索。不，我绝不能现在回去。
不远处站着一个默不作声在抽烟的英国士兵。他没有戴帽子，看上去蔫蔫的，毫无士气可言，就连背上的枪也似乎在沉睡。那人抬起头，看到我正在看他，脸上的神情一下生动起来。他先是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眉毛一扬，张开嘴，好像要大笑，紧接着鼓起嘴巴，用力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我扭头不去看那个士兵。从现在开始，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来说，我不是张德伦，而是“58909”。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如走马灯。我和其他新招的劳工在英军临时设置的训练基地每天操练，十五人一队，我们练走正步，练攀高和爬行，除了不拿枪，与士兵无异。晚上几十个人睡同一间营房。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劳累，头一挨到席子即刻就睡着了。生活虽然单调，但正是我所需要的，因为这样我就能暂时忘却内心的伤痛。
每天都有逃跑的劳工，但人数并不多，而新招进来的人源源不断。在这里毕竟每餐可以吃上馒头和面条，有时甚至还有鱼和肉。第一天，我每餐吃一碗面、一个馒头就够了，几天后，我三碗面、三个馒头下肚还不觉得饱。
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们操练完后，领队宣布我们第二天要出发去威海卫，然后由那里去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