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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我们的火车抵达了加拿大东海岸的哈利法克斯。火车就停在轮船边上，我们连下车看一看市景的时间都没有，就登上了一艘名为鸠丽亚斯开往英国利物浦的船。
鸠丽亚斯比曼彻斯特号大多了，载重有两万吨，是由俘获的德国运输舰改装的，差不多两百码长，在海上行驶的时候，像把斧头一样劈开海水，在船的两侧掀起宽大的水帘。
训练之余我们就在甲板上看同行的八条商船还有两艘挂了美国国旗的舰艇，因为距离太远，看不清商船上都装了点什么。厨房里的王老头说，他偷听到两个中国翻译的聊天，说一个星期前，德国的潜艇在地中海击沉了一艘名为阿索斯号的运送中国劳工的船，死了七百多人呢。因为怕再出事，才找了护航的，这些商船嘛，自然也是英法两国的。
一个星期以来每天大风大浪，我们白天晚上都穿着救生衣，就连睡觉时也是如此。一开始我们每天还有大米饭或是馒头吃，但分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硬邦邦还带着霉点的面包。为了节省能量，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昏睡，随地一坐，头靠在膝盖上就能睡上五六个小时。我每天晕晕乎乎，气力全无，脑子里就像大海一样翻腾着，什么都不愿意想，也没有精力去想。
然后有传闻说船上闹天花了，说得了天花的中国人晚上就被英国人悄悄地从船上扔到海里喂鲨鱼，一时人心惶惶，就算是身体不舒服的人也不敢让翻译找医生看病。然后又有传闻说我们被德国鱼雷艇瞄上了，这就是为什么轮船开始走之字路线，而且美国军舰还射出去一些深水炸弹要把德国人赶跑。
二马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装在一个棕色的小瓶子里的烈酒。我们抿上一小口，顿时嘴里热辣辣的，然后一团火顺着喉咙烧到肚子里，还被呛到咳嗽。尽管有这些不适，喝酒给我们带来短期的振奋和能量，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活着。
鸠丽亚斯在大西洋上行驶了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利物浦，接着直接上了火车，连夜开到英格兰东岸的福克斯镇，途经伯明翰、曼彻斯特还有伦敦，一路上透过关上的窗帘见到两旁影影绰绰的工厂。因为怕德国飞机轰炸，车厢里漆黑一团。
在福克斯镇停留了一晚后，我们分批坐渡轮穿过英吉利海峡，于下午四点多抵达法国北部海岸加来市附近一个名叫骆耶耳的村子。这里已经住了不少劳工，算得上是个大本营。
终于脚又挨到土地了，我们中很多人忘了饥饿和寒冷，兴奋地蹲下来，抓起地上因为雪化了而变得稀软的泥土，把它和家乡的土质做比较，讨论种什么庄稼好，有些人还把泥土放在嘴里尝一尝味道。
英国军官和士兵们一路旅行下来也累了，三三两两站着抽烟，把皮鞭夹在胳肢窝下。
几十个村民拿着锄头、铁锹，还有其他农具站在路边默默地看着我们，目光里没有好奇、高兴或是鄙视，只有麻木。他们衣衫褴褛，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瘦弱的身体上，样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村口竖了块牌子，上面用中文写到：此系界处，禁止前行，倘敢故违，法不徇情。
我们挺直身子，迈大脚步，好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一个七八岁，脸上挂着鼻涕的小男孩从他妈妈身后探出头看我们。当我们中有人冲他挥手，用刚从英国士兵那里学到的法语跟他说“Bonjour”的时候，他即刻躲到他妈妈宽大的裙子后面去了。
泥路坑坑洼洼，有时整条路被巨大的弹坑切断了。路两旁零零星星有些砖瓦盖的农舍，看上去都灰头土脸，好像刚刚从地底下钻出来。沿路到处是被炸成废墟的房子、枯焦如炭的树干、弹壳、废弃的农田，还有破烂的铁丝网。有段铁丝网上还挂了条带着干了的血迹的裤腿。
没有鸡鸣狗吠，也没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这里不像村子，而像坟场。真不知道这些村民怎么想的，为什么还没有搬走？又或是他们刚刚才搬回来？
走了不多远，我们到了一个巨大的帐篷区。四周有一些高大的树木，还有矮小的灌木丛。帐篷区分为好些个区域，用足有八尺高的铁丝网隔开，每个区域里都有二三十个圆顶帐篷，上面黄一块绿一块的，用以做伪装，其中还夹杂着长方形的木房子。
木头人和他的士兵把我们分成几支队伍，我所在的四百多人的队伍属于第十二营，之后我们第十二营被带到靠最边上的一个区域。我、二马、蔡老板、老栓，还有另外十个人分到同一个帐篷里。
帐篷里面阴暗潮湿，有股霉味。我的眼睛适应了一下黑暗，才看清楚帐篷里堆了一些稻草和木板。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床铺了。帐篷里任何家具都没有——就连一张凳子也没有，更不要说取暖设备了。
我、二马、蔡老板和老栓在一个角落把行李放下来。在鸠丽亚斯号上的时候，老栓常和我还有二马在一起。他二十八岁，是河北人，当过兵，之后携家带口来到山东，在街头靠卖艺为生。他京剧、豫剧、鲁剧都能唱，张口就能来上段自编的小曲。虽然他年纪不算老，但额头上的皱纹深得像沟壑。我和蔡老板也有些接触，有天他还主动跟我打招呼，之后我们聊了一会儿，不过都是我说他听。到现在我除了知道他在北京长大，其他一概不知。
在屋里还没待上几分钟，我们就被叫到外面空地上去编排队伍，先是分成不同的连，然后连里分排，然后排里分班。我们这个帐篷的人都被分到同一个班，班里15人，由两名左臂上戴着印有一条黄色短杠的袖套的工头负责。一名叫乔治，是中国人，曾经在上海的某家洋行工作，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另一名是瘦瘦高高的英国士兵，叫爱德华，只会说最简单的几句中文。我们连还配备了一个翻译，他叫汤姆，一头红发，鼻子上有很多雀斑，年纪比我稍大一点，是加拿大人，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和法文，自我介绍说是青年基督教会在天津的分支机构派来的，小时候就跟随在中国传教的父母住在天津。
解散后，我们排队去理发，又让裁缝把衣服上掉了的扣子钉上和补上破洞。鞋底穿帮的人则去找皮匠，这些皮匠都是从劳工里选出来的，以前就干过那一行。知道长途旅行终于结束了，而且还闻到从伙房那里传来的米饭和肉香味，我们原本疲惫不堪的身体一下子振作起来。我们站在外面活动活动腿脚，感受昏黄的太阳带来的一点热气。
二马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小撮褐色的烟丝，小心放在他自制的木头烟斗里。“就这么一点宝贝，”他说，然后又像变魔术一样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最后一根了，希望能点着。”自从在加拿大的火车上饿到面黄肌瘦后，他突然变得神通广大，常常能弄到一些特别的好东西，像烈酒、咸肉，或是一小盒鱼罐头之类的东西。他说他和伙房的那个脸上长满麻子的中国人套上了近乎，麻子脸想把在中国的女儿嫁给他呢！他本来就是一个乐天派，现在脸上的表情因为手上拿到这点东西变得更加生动，更加活泼。我想此刻就是天砸在他头上，他脸上还是会带着笑。
他闻了闻烟丝，点燃了烟，很享受地抽了一口，然后递给我。我在读书期间和朋友们偷偷抽过烟，之后也用过父亲的烟斗，不过我已经好些日子没有碰过烟丝了。我闭上眼睛，抽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一阵烟雾，心里安定下来，脑袋里好像有股清风刮过去。我传给身边的老栓，他享用后，又传给蔡老板。蔡老板没有抽就传给下一个人。
“他们在干啥？”二马问。
我看向他指的方向，见到工头乔治关上我们帐篷区的铁丝网上的一扇门，还用黑色的大锁把门锁上。一个全副武装，肩上背了枪的英国士兵随即跑过来，守在大门口的一侧。
“是怕我们逃跑。”我说，同时在心里嘲笑自己以为来到法国就有自由的想法。
“日他的，这帮洋鬼子！”坐在老栓边上的一个人狠狠地说。他就是那个在火车上因为想家里的牛而哭泣的人。他叫大壮，是河南人，说话带很重的河南腔，有时还抛出几个我听不懂的用语。他叫这个名字也真配得上他：方方的脑袋，方方的胸膛，就连手和脚看上去也像块厚实的板子。
“乔治可是中国人。”二马说。
“呸，他是洋人的狗！看见他对洋鬼子点头哈腰的样子吗？就不配做中国人。”
老栓从口袋里掏出被摸到发黑的快板，唱起来：“万里迢迢到法国，一路艰辛不堪言。如今异乡为异客，谁知明天会如何？”
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持续了好一阵。安静了几秒钟后，声音又响起来，这次声源似乎离我们更近些。
“打雷了？”二马仰头看天，“今天可是个大晴天呀。”
蔡老板平静地说：“是大炮的声音。”
“俺还没见过大炮呢，”大壮天真地说，“这家伙叫起来跟俺的那头黄牛一样有气力。”他学他的黄牛哞哞叫起来，“还真想俺的牛。它一天能耕十亩地呢！”他叹了口气，一脸哀伤，“多好的一头牛，你说说，怎么就得病死了呢？夜儿黑时还神气活现的呢，可早上……”
老栓不屑地看了他一眼：“你的牛能和大炮比吗？大炮能把你炸飞！”
“俺以为到了法国，到处都跟画上一样美，”二马说，“敢情这里比青岛差远了。”
“这里能算是法国吗？”老栓说，“法国的好地方多着呢，洋鬼子不送咱们去呀！”
“反正不如青岛，就连虱子也小一号，”二马嘟嘟囔囔地说。他从袖口捏出一只黑亮亮的虱子，放在牙齿间使劲一咬，送它进了黄泉。
大家都笑起来，我这时才觉得浑身上下都很痒。不用说，虱子也侵占了我的地盘。我抓了一会儿痒，说：“合同期满了，我们到巴黎白天逛香榭丽舍大街，晚上到埃菲尔铁塔的顶上看夜景，然后再尝尝正宗的法国菜。我们租辆车，二马，你就坐在司机边上。指不定多给他点钱，他还教你开车呢。”
二马一脸向往地说：“那俺就把兜里的钱都给他。”
“那你回国了咋有钱买彩礼跟伙房王麻脸的女儿提亲呢？”大壮笑话他。
二马把头很豪爽地一扬：“俺如果会开车了，兜里钱自然有了。到时俺开车接她过门。”
我眼前闪现出陆小姐的红头巾和她的裹得像粽子一样的小脚。上曼彻斯特号前我给父母和她分别写的信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收到了？父亲的病好些了没？母亲现在是不是每天以泪洗面？陆小姐该不会想不开寻短见吧。我心乱如麻，站起来，往帐篷走去。
“哥，咋啦？”二马在后面呼唤，“到时你娶媳妇，俺当你的司机去接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