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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皎洁，远处的大地一片银白。火车呼啸着前行，将铁轨边的大树上挂的冰凌震得纷纷落下。
我把脸贴在窗户的木板上，透过一个缝隙往外张望。
四天前，我和我的同伴们坐着曼彻斯特号从威海卫抵达了维多利亚岛，在那接受检疫后才被获准在温哥华市中心波拉德街的一个码头下船登陆，随即被送上了火车。算上今天，我们在这辆木制火车上已经呆了三天了。火车所有的窗户都被木板封住了。除了一天几次在荒郊野外或是无人的偏僻小站短时间停留，我们可以下车方便一下，其余的时间我们都在车上。虽然上车前发了冬衣，但衣服单薄，而且车上没有取暖设备，再加上冷风从封闭不严实的木板四周灌进来，车厢里奇冷无比，好像铁锈变成冰块钻到身体里。我们睡觉的地方就是一张草席，屁股坐上去就跟坐在雪地上差不多。即使我每天花大半天搓手跳脚，让自己暖和起来，但一停下来还是全身发抖。好不容易缩成一团睡着了，我就整夜做梦，梦到父母，梦到点了红烛的洞房，梦到新娘在红头巾的遮盖下流泪，梦到自己和其他赶赴欧洲的劳工在军营里操练，还梦到我们的船在太平洋的巨浪中如树叶一样脆弱。
好几次我从睡梦中惊醒，大口地喘气，直到意识到自己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才松了口气。
在青岛的时候，训练营的一位翻译告诉我他从英国军官那里听说这次中国劳工入境加拿大之后由大西洋抵达法国是条新线路，目的是躲过德国人的潜水艇。他还说入境加拿大的中国人本来按照加拿大政府的规定要付一人五百大洋的入境费，不过加拿大政府和英法达成协议后就免了这笔费用。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这一路除了必要的短暂停留，其他时间只能待在火车上，而且管理劳工输送的部门担心当地的媒体会报道我们的到来，就把火车的窗户都钉上了木板。
我感谢旁边这扇窗户上的缝隙。虽然刺骨的冷风从外面灌进来，但我透过缝隙看到了莽莽千里的雪原和森林，连绵的山峰，倒挂在山崖上的蓝色冰川，没有被冻住的澄净湖泊，还有形形色色的野生动物。一天，几只驼鹿从林子里闪现出来。最高大的那只差不多有两米，它在阳光下仰头站立着，气势非凡。还有一天，我瞥见了交了好运的北极狐，嘴里叼着刚捕到的猎物。它在皑皑雪地上奔跑，那么可爱，那么富有灵性。我还看到了麋鹿，大角羊，甚至一只振翅欲飞的雪鸮。它们让我欢喜，让我忘却了寒冷，也忘却了自己囚徒一般的处境。
有时二马还有其他的同伴要借用我的“宝地”。几个人的头紧紧靠着，轮流从那个跟小指头一般长的缝隙里往外瞧。大部分的时候，窗外是似乎一成不变的雪景，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谁没见过雪呀！有人还说，家乡的雪景比这里的漂亮多了。可是我还是喜欢看雪，想象自己在外面漫步——而不是困在丑陋的火车里——将一串串脚印踩在洁白的雪野上。
下车大小便是让我既期望又害怕的时候。锁上的车厢门打开了，我们在持枪的士兵的看守下跌跌撞撞下了火车，然后在他们指定的区域一起大小便。对我来说，在人挤人的地方脱下裤子光屁股来解手是件难堪的事，还不说齐膝的雪和刺骨的冷空气把我们身上仅有的一点热气似乎都吸走了。但这几分钟的时光同时也弥足珍贵，让我能好好仰头看看天空，甚至在心里背上几句喜爱的古诗词。日月星辰，总是让人浮想联翩。白天时，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天上出了太阳，即使阳光惨淡，毫无温暖可言，但所有人都喜形于色，脸如向日葵一样朝向天空。
此刻火车突然减速了。透过缝隙，我看到我们到了一个小火车站，站台的灯柱下站着十几个穿着臃肿的白人女人，她们的大半边脸都被围巾包住了。她们高举着小彩旗还有横幅，并把手里拿着的篮子也举起来。我以为火车会停下来，但火车又加速了。她们一晃而过。
“有人在欢迎我们！”我兴奋地大声嚷嚷，快冻僵的脸膛突然暖和起来。因为火车太快了，横幅上的字我只看清楚三个，但“welcome”和“China”在一个句子里说明她们是冲我们来的。
她们肯定是加拿大人。天知道她们怎么知道我们乘坐的火车要经过这个小站的消息。看到火车前，她们可能想象窗户后会有无数的人头，会有很多人把脸贴在玻璃上朝她们挥手，而且火车停下来后，她们会在一片感激声中把篮子里刚烤出不久的面包和点心分给大家。她们不会想到所有的窗户都被木板封住了。
我仿佛看到她们高一脚低一脚冒着严寒来到火车站的情景，还有她们带着原封未动的食物怅然若失离开火车站的样子。在异国他乡，居然有人惦记着我们！
我这一喊唤醒了车厢里一些沉睡的人，大家七嘴八舌，气氛一下热闹起来。看守这节车厢的两个穿着厚厚的棉袍制服的警卫朝车厢里看了看，见没出什么事，就接着打盹。对他们来说，这个看守的差事就跟运送牲口一样。只要牲口不逃走，不自相残杀，就不必担心。
我把刚才看到的一幕告诉大家。
“好吃的东西……”靠在我身边的二马有气无力地重复我的话，还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因为吃不惯船上和火车上提供的奶酪，他经常腹痛和拉肚子，现在面黄肌瘦。尽管劳工们抗议，但饮食依然没有改善，就是面包和奶酪的分量也有限制。
在船上的时候，我和二马在一个团队操练，吃睡都在一起，还拜了把兄弟。因为我进过学堂，他叫我哥哥。第一声叫我哥哥的时候，他甭提多高兴呢，说这辈子总算有亲人了，而我也因为收了个弟弟觉得自己不那么孤单了。
车厢里挤满了人，坐着的，站着的，还有躺着的。在太平洋上旅行了差不多一个月，每个人看上去都有些疲倦，同时脸上还有些听之任之的神情。古话说，既来之则安之。不安之又能如何？总不能跳下火车逃跑吧。
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怎样，但直觉告诉我们，我们在青岛营地的那段日子可能是我们最舒服的时候。不过就是现在我们也不想抱怨。比起曼彻斯特号上的生活，火车毕竟在坚实的土地上走。我们中很多人是习惯和泥土打交道的农民，只要泥土在脚下，只要能闻到泥土的味道，他们的心就踏实很多。
“张先生，她们为啥欢迎俺们呀？”有人问。因为我读书识字，有些劳工这么称呼我。一开始我还心虚，觉得担当不起。不过他们叫上了，就不改口了。过了一阵，我也就习惯了，开始扮演起学堂老师的角色，回答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帮他们写家信读家信。
我想了想说：“也许她们的孩子在欧洲打仗吧。她们知道我们是去欧洲帮她们孩子的。”
很多人点头。
有人问：“洋鬼子和洋鬼子也打仗吗？”
马上有人接茬：“洋鬼子最喜欢打仗，看到别人有什么好东西，就想放到自己兜里。看到咱们中国茶叶好，丝绸好，就打过来了。”
有人取笑他：“他们入侵中国哪是因为咱们的茶叶好，丝绸好？他们看中的东西可多了，咱们的矿产、咱们的古董、咱们的土地、咱们穷苦人干活的劲头，他们都要！”
一个把衣服围在脖子上御寒的人冒出来一句：“这场战争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大概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车厢里一下安静下来。
过了一阵，有人口气不确定地说：“俺猜英法人是好人。”
马上有人反驳：“这可不能瞎猜。咱们连他们为什么和德国人开战都弄不清呢。没准他们觉得自己厉害，就去欺负德国人。也没准是鬼打鬼，两边都不是好人。”
缩在角落里的一个人嚷嚷起来：“洋人们为啥打仗关俺们屁事？如果德国人给俺们钱，俺们也给他们干活。”
那个把衣服围在脖子上的人不同意：“如果俺们帮了坏人，那么俺们不也就是坏人？俺信佛，不做坏事。”
“谁给钱，谁是好人！”
这个答案让很多人满意地点头。
“好吃的……”二马嘟嘟囔囔地说。
他边上躺着的老栓爱唱戏。听到二马的话，老栓坐起来，用袖子擦了把鼻涕，从怀里拿出快板，唱起来：“好吃，好吃，真好吃！葱油饼、芝麻饼、花生饼、桃酥饼，饼小如铜钱，饼大如盘碟；好吃，好吃，真好吃！苍山大蒜、青岛大包、签子馒头、济宁甏肉、海菜凉粉、魏集驴肉，说不完道不尽，吃到嘴角流油，吃到浑身冒汗，吃到肚皮圆滚如大鼓，吃到不愿去京城做驸马。好吃，好吃，真好吃！”
车上一片叫好声。有人高喊：“再来一个！”还有人高喊：“来来来，喝点小酒下菜！”很多人用手拿起假想的杯子，一饮而尽。一个年纪二十上下，名叫大壮的人几杯假想的酒下了肚，就用手捂着脸，嘤嘤地哭起来。
“他嘴馋了！”有人说。
“我看他想他媳妇了。”另外的一个人说。
“俺要是有媳妇，俺也会想到哭！”又有人搭腔。
“别瞎猜。俺想俺家的那头牛！”大壮带着哭腔不服地说。
“谁现在给俺一床热乎乎的被子，”一个叫胡河子的人说，“俺就给他一辈子做牛做马。”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明显短一截，手交叉笼在袖管里，头上不伦不类戴着顶不御寒的旧礼帽。他是我们中最高的，足有一米九，但有点驼背，又老是勾着头走路，看上去倒像比我要矮一截。说完，他剧烈地干咳起来。车顶上挂下来的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从侧面照在他的脸上，让他看上去像死人一样脸色青黑。他两个星期前就开始咳嗽了，虽然随团的医生给他开了些西药，但总不见好。
有人说：“不是这两年又闹蝗灾又闹旱灾，地里没收成的话，俺说什么也不会离开山东。”
“不是灾荒的话，俺也不会离开河北。”另一个人答话，“俺家乡宁晋好着呢，到处都是名人的牌坊，是出尧帝和进士的风水宝地，人称凤凰城。俺那亲亲可多呢。”
“家乡亲亲多有啥用？”有人堵了他一句，“出了门，你就听天由命。”
“报名前，俺连俺村都没出过呢！”另一个人说，“俺们在太什么洋坐的那船，”他张开手臂比画一下，“那个大呀……”他摇摇头，好像到现在也无法相信自己坐过那船。实在想不出该怎么形容船只的巨大，他又重复了一句：“那个大呀……”
“是太平洋！”有人答话。
大家开始聊在船上度过的那一个月。
“我看就不该叫‘太平洋’，叫‘不太平洋’还真切些。”
“老是下雨，人都发霉了。浪就这么一堵墙似的打过来，一次又一次打过来。亏得船结实，不然早就打成碎片了。”
“还有那股机器的怪味，钻进鼻子里就像鬼附了身一样不出来了。那个难受呀！”
“你真是个孬种，吐到都站不起来了。”有人笑着说。
“你也吐了呀！比俺吐得还厉害，还不停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就是窑姐儿也没叫得那么欢。”
“就是有窑姐儿在，俺那时也没力气折腾她。连爬上床的力气都不够，就只有喘气的份儿，想死的心都有。不过瞧瞧那些洋鬼子，看上去没有俺们结实，却不怕风浪呢！该抽烟的抽烟，该喝酒的喝酒，过得舒坦着呢。”
“咋能跟他们比？他们吃啥，俺们吃啥？俺们如果每天好酒好肉，住在甲板上的大屋子里，俺们也过得赛神仙。”
“记得那个跳海的兄弟吗？”有人问。
大家当然都记得那个人，我还看到了他跳海的情景。那是个星期六，难得的大晴天，我们出海差不多两个星期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不怎么晕船了。中餐吃到一半，一个外套敞开来的劳工突然站起身，从侧面船舷一头跳进海里。等大家反应过来，跑到船舷把救生圈扔下去，他已经不见影了，眼前只有翻腾的白色浪花。
火车这时驶进了一个隧道，轰隆隆的回音淹没了车厢里的谈话声。
“说点高兴的事吧，”火车驶出隧道后，有人提议道，“说说有钱了都干点啥事。”
大家七嘴八舌说起来，有说要盖房子，有说要孝敬爹娘，有说要娶媳妇，有说要每天吃肉喝酒，有说要赌个尽兴。说到赌博，一群人兴头来了。虽然车上禁赌，也没有麻将这样的赌具，但爱赌的人什么时候都能开赌局。一个人口袋有几块小石头，他们就用这些石头开起了赌局。一个警卫看到了他们，但没说什么。
两个半月前，我绝不会想到自己会跟这些人在一起，可现在我已经和他们血脉相连了。有时，我想到自己的出生和荣华富贵的生活，会有些诧异，觉得那是前世的生活。看看自己手掌上新长出来的茧，手背上粗糙的皮肤和突然增大的关节，我知道自己分明已经成为另外一个人，就连身上流淌的血液似乎也不一样了。
我回头看蔡老板，他也坐在一扇窗户边，头歪着靠在墙，眼睛紧闭，好像睡着了。但我知道他没睡，因为他嘴里叼着的稻草时不时动一动。在曼彻斯特号上时，我一直留心蔡老板，想和他说说话，套点近乎，但他不是爱闲聊的人，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他不是在看海就是在打坐。他能一动不动，就这么坐几个小时，好像周围发生的事情和他毫无干系。
老栓低声唱起了四弦戏，声音凄凉，每唱几句，还咳嗽几声。车厢里安静下来，很多人的脸上闪现迷茫和渴望的神情。家乡已经万里之遥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
歌声唱道：“下了太平洋，想起老爹娘。三百大洋卖了命……”
过了一会儿，歌声停止了，人们又昏昏欲睡了。
二马靠在我身边，蜷成一团睡着了，他嘴巴微启，脸上带着饥饿的痛苦。我用手搓了搓脸，又活动了一下手脚，然后拿出英汉字典就着车厢里唯一那盏煤油灯读起来。上船的前几天，我各买了一本英汉字典和法汉字典，我把它们像宝贝一样藏在棉衣里，有时间就拿出来读一读。
第二天清晨，胡河子和另一名也在睡梦中被冻死的劳工，从我们车厢里被抬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