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哥拉斯—墨子

毕达哥拉斯

墨子

时至今日，生活在希腊乡村的长者仍然会告诫年轻人，“不要用刀具挑旺壁炉或火盆里的火焰”；在乡下的农舍里，人们也听惯了“不要杀死栖息在房梁上的蛇”。透过这种听似预防性或迷信般的言语，一种独特、睿智的民间传统悉心守护着它所珍视的一切，世代传递着上述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警示。“不要火上浇油——不要煽动即将熄灭的仇恨”，是对第一条劝诫的注释；“不要伤害跪地求饶的敌人”，则是对第二条劝诫的注解。当然，毕达哥拉斯的诸多言论如今早已脍炙人口，成为世人语言表达的共同财富，因此无须对它们另做分析，比如，“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生命归功于父母，幸福归功于老师”。而后者的典型代表，正是亚历山大大帝与其恩师亚里士多德。

毕达哥拉斯出生在希腊萨摩斯岛的一个富裕家庭。据民间传说，德尔菲神谕所很早就准确预测出了他的来世。毕达哥拉斯人格魅力中的优雅、恬静和涵养，在其日后的人生旅途中熠熠生辉，并以独特方式给世人留下了无限遐想，甚至被誉为北端民族的阿波罗（Hyperborean Apollo）。毕达哥拉斯早年拜师于弗雷吉迪斯（Ferekidi s，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自然哲学家）和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爱奥尼亚学派创始人）。此后的20年间，他不停地游走于埃及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和巴比伦人……这些远古先民的后人中，近距离地接触、了解和探究他们中的众多祭司、巫师、神秘师、占星师、自然学家、几何学家和数学家。

终于有一天，毕达哥拉斯决心离开家乡萨摩斯岛，动身前往下意大利。此前，他早已充分领略了时代的杰出精神，深刻感悟到慵懒的岛屿民风以及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is）暴政给本身狭隘的小岛带来的精神窒息。而在下意大利，即通常所说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西西里及南部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的统称），空气清新爽朗，不同民族及文化在此汇聚一堂。人们自由讨论哲学，大胆尝试政改。而所有这一切，在希腊本土有组织有计划、狂热偏执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夹缝中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地。毕达哥拉斯最后落脚在克罗托内（Croton，南意大利的沿海古城）。在此，他敏锐捕捉到一件件新鲜事物，并清楚意识到这里才是自己大展宏图的沃土。

面对神与人，毕达哥拉斯始终将人的高尚情操和理性精神置于优先地位。他号召人们努力发掘城市、种族、社会及政治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平衡线，找出不同区域人群之间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共存的共同点，从而树立保障秩序、顺序与和平的支撑点。他坚信，“世上没有比无政府状态更糟糕的事情了”。

当然，毕达哥拉斯对人性从来不抱幻想。他心里非常明白，世人为何要去歌颂萨拉米纳的诗人伊波达曼塔斯。此人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噢，神啊，你来自哪里？又为何如此辉煌？人啊，你来自何方？竟落得如此卑劣？”毕达哥拉斯确信，忽视对人的管教和关怀，任其为所欲为，就一定会使他走向邪恶与罪孽。人性不过如此，一旦丧失监管，就将无可救药。为此，毕达哥拉斯坚定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纵贪欲和私念，同时还要打造一个组织严格、纪律严明和民众信服的监管机构和合法政权。

他以身作则，教导大家以诚相待，和睦相处；对神灵要心怀虔诚和敬畏，相互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在哲学探索中启迪心智，保持灵魂与肉体的内在平衡；头脑清醒，谨慎行事，严防荒谬肆虐；公民们都有健康的法理意识，互爱互助；不同的族群都能奉行中庸准则；男人尊重他们的妻子及其家庭成员。毕达哥拉斯还认为，傲慢、奢侈以及蔑视法律都会导致公平的丧失。因此，他每日坚持开导大家助力法律，抗争不公，不要做寻衅滋事的低俗事情；遵从节俭和清醒的生活方式，远离享乐、贪婪和放纵。

曾几何时，克罗托内人向毕达哥拉斯讨教，有什么好的建言可使他们受益，并一再恳求他一定要一五一十地讲给城内的贵族老爷们听。于是，毕达哥拉斯建议他们修建一所缪斯神庙，用来维系社会和谐。因为，这些音乐女神象征着团结、集体和共有。他还解释说，祖国是全体公民的共同遗产。因此，必须将治国大业托付给百姓认为能够为百姓着想的人，就好比百姓自个儿在参与国家管理一样。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必须做到人人平等，尤其应当关注公平。他还说：“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甚至不惜动用火和铁，从身体内驱除病魔，从灵魂中铲除愚昧，从肚肠中清除奢靡，从城市中消除动乱，从家庭中排除纠纷。总而言之，必须消灭所有的过度和无度。”

毕达哥拉斯认为，正义原则构成了所有公民拥有的共同及同等权利。他们似同体同心，彼此依存，相互关爱。在谈及同族或异族、自己或别人时，他们会一视同仁。不过，毕达哥拉斯也意识到，人生不是均等式，而是不等式。因此，在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上，仅就个人能力而言，不存在任何平均主义或调平概念。他认为，正确的评判通常应由专家决定，但此类人凤毛麟角。鉴于这种考虑，不应让所有人的意见或观点都来参与评判和决策，这当然也包括了群体意见。“别在意身边走过的人”，毕达哥拉斯说，“不必随大流，也不要与之对立”。相比司法，毕达哥拉斯更注重立法。其功效就像一剂良方，对肉体及灵魂健康同时具有预防和治疗的双重作用。当时很多杰出的立法者都是他的弟子，例如扎莱乌库斯（Zaleucus）和哈龙达斯（Charondas）。

毕达哥拉斯果断推翻了独裁统治，平息了内乱，恢复了政治动荡后的社会秩序，将自由还给了被奴役的城市。他还打压了各种违法行为，甚至化解了许多私人恩怨。面对那些主持公道、从不惹是生非的人，毕达哥拉斯始终表现为一位乐于合作的领袖楷模，而一旦遇见那些厚颜无耻、傲慢偏见的人，他却从不同流合污。他还时常劝阻人们不要活吃有生命的东西。在他看来，除特殊情况，不杀生是维护天下太平的一种修行。他说：“只要你对屠杀生灵深恶痛绝，并视其为某种非法及非自然行为，就一定也会认同，杀人和参战都是极不公道的。战争是杀戮的孕育者和立法者，并伴随着杀戮日益升温。”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毕达哥拉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将语言作为自己唯一的强大助手。正像许多世纪以后人们称呼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及宗教领袖）那样，他是一位“没有武装的先知”。毕达哥拉斯亲自创建了讲学堂“奥马科伊奥”（Omakoeio），一个由600名弟子组成坚强核心的兄弟会。他们聚在一起，恪守缄默，严守秘密，遵守会规；他们相互启迪心智，谈论哲学，强身健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唤起了民众的巨大响应；他们甚至有能力快速调动足够的力量，抵御突如其来的武装暴力和人身威胁。在西西里岛，毕达哥拉斯组织并领导了推翻暴政运动。在与暴君法拉里斯的较量中，他机智勇敢地挫败了对手的企图。试想一下，在当时的紧要关头，如果毕达哥拉斯的追随者未能及时识破暴君法拉里斯设下的谋杀圈套，并果断对其实行斩首，那么事态的发展就正好相反了。

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酷爱音乐。在个人及集体的人格塑造和行为培养上，他赋予了音乐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他本人也正是从天空、银河和星际的寂静中听到了整个宇宙发出的音乐的和谐与美妙。毕达哥拉斯毕生创作了许多不同的乐曲，用以抚平或消除欲望、悲伤、妒忌、恐惧、贪婪、放纵、麻木和暴虐，有的甚至被专门用来安抚心灵疾病、悲观绝望和剧烈疼痛。毕达哥拉斯意识到音乐所内含的安抚功效，因而将其纳入了社会及政治教育，以及药物及心理治疗中。他还特意为唤起激情和鼓舞士气谱写了乐曲，让音乐在战斗中振奋士兵的勇敢和顽强斗志。

在希腊神话及后来的荷马时期，由人按照人形和人意创造的神，居然居高临下，大权独揽，站到了人类的对立面。而人却以为自己也拥有神性。每当神遭到凡人的挑衅和抵抗，就会立刻露出狰狞的面目和不可一世的霸道。

在走向古典时期的进程中，由于受到爱奥尼亚及埃利亚学派（Eleatic philosophers）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开始淡化神具人形的拟人化观念，重新打造出更抽象的神形。从此，神摆脱了人形特征和人性特点，在理想化的装扮下，演变成法理和秩序的道德力量；与此同时，之前人具神性的观念也遭到了抛弃。对神的敬仰，夹杂着恐惧，开始在社会法规及国家法律的设立中发挥重要作用。祭祀团体开始赢得巨大的政治权力，宗教迷信空前泛滥。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果缺乏了无畏的精神魄力和睿智的政治自知，就无法对神灵提出异议和怀疑。进一步说，在公元前6至前5世纪那个哲学爆炸的年代里，这样的尝试是必不可少的。以人为本，关心和注重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此基础上探寻宗教的真实及实用价值，以理性思维将其视为以独特方式参与社会活动的文化习得，所有上述这些都进入了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思考范畴。

毕达哥拉斯其实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摆脱了宗教狂热、向往宗教恬静的人。他曾说：“这话听来可笑。人们不从神那里，而是从其他渠道祈求幸福。这就好比王权统治下的人民，他们不向国王本人而向其臣属祈求恩赐。既然世上有神，且神是万物之主，那么理应向神祈祷。神会向所有得到他怜悯和关爱的人行善，反之则会施恶。”诚然，爱恨之间，神绝不会随心所欲。那些一生秉持公道的人才能安享神的恩典，而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只能领教神的惩罚。然而，纵观毕达哥拉斯的神学观念，我们不难看出，他的革新理念的前提正是他所主张的一神论思想。正如其弟子菲洛劳斯所说：“万物之始就是神，即永恒、常驻、岿然不动的万物之主。他仅与自己相似，却与他人不同。”只要坚持这一点，就不会与奥林匹亚山十二主神及其他众多小神发生冲突；不仅如此，还会在重塑一个拥有理想与道德力量、打造宇宙秩序与和谐的神的抽象意义上，迈出大胆而明智的一步。

在教育及修养方面，毕达哥拉斯深受俄耳普斯密宗（O r p hi c s）、埃及神父以及佐洛亚斯德先知（Zoroaster，古代波斯拜火教的创始人）的影响，因此他笃信灵魂不死和精神永存。这些思想又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他的上述信念。不仅如此，毕达哥拉斯还相信灵魂转世，即肉体死亡之后，不死的灵魂会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或动物世界的某个生命体中。而周而复始的转世投胎，则完全取决于人活在世上的生活方式。色诺芬尼（Xenophanes，小亚细亚的古希腊哲学家和诗人）曾经讲过一个脍炙人口的趣闻。撇开行吟诗人特有的说书风格不论，他似乎对毕达哥拉斯有关死后灵魂转世的看法抱有同样的看法。有一天，毕达哥拉斯在友人的陪伴下散步。突然，那人回过头，用手中的棍子挥打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一条狗。“快住手！”毕达哥拉斯喊道，“干啥呢？我仿佛听见一位旧日老友转世成狗发出的声音。”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先于肉体而存在，又将后者视为某种信号（墓穴）、关卡或禁闭室藏匿于血肉之中，以便最终完成灵魂的救赎。它必须遵循神意，老老实实地待在里面，不可有任何逃匿，包括自杀在内的非分之想。此类行为均属大逆不道，且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所有活在肉体或禁闭室内的灵魂，只要秉持公道，敬畏神灵，最终就能脱离肉体，升入神的居所；反之，那些不守规矩、不在凡俗生活中追求净化和升华而在亵渎和罪孽中苟且偷生的人，必将被厄里尼厄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捆缚并投入地狱；或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荒野之中，且不时出现在人们的梦魇中；或是预示着某种厄运，并随时光的流逝再次关闭在其他人或动物的肉体中——视不同道德水准而定，直到完成救赎，获得静谧及幸福世界中生命永恒的价值。

在授课讲学时，毕达哥拉斯从未低估抽象概念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他告诫人们一定要远离不公平。甚至宁可受到不公平待遇，也不可将不公平施予他人。为此，他始终坚守灵魂审判的信念。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学生，来自色雷斯（Thrace）的奴隶扎莫克西斯，对老师的这一谆谆教诲深信不疑。当他获得解放回到盖塔（Getae，早年生活在多瑙河下游的色雷斯族的一支）部落后，立刻颁布了法令，希望借此培养公民的正直和勇敢。他说服大家相信灵魂是永存的，因此无须惧怕死亡，而应勇敢面对。曾几何时，克罗托内人突然大兴豪华墓葬和奢华葬礼。其中有个人传言，他曾亲耳听到毕达哥拉斯为此打抱不平，说什么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只会关注滥杀无辜者的动机，而不会在意受害者的感受。而与之相比，死神则乐见民间的哭泣和悲伤，并随时随地等待人们为亡灵供奉丰盛的佳肴和祭品。这就是为何死神哈迪斯（Hades）也被称为财神（Pluto）的原因。一般来说，死神更愿意让正常供奉的人多活几年，而偏偏喜欢捎带几个沉湎于奢靡丧葬的人去往下界，这样他就可以与之共享荣华富贵了。

较之日常语言，象征性及寓意性语言具有超凡力量，却在许多人的关联思维中大打折扣。因此，人们需要掌握丰富知识，学会关联思考和创意分析，明白开动脑筋和启迪灵魂，才能听懂毕达哥拉斯向世人讲述的语言。象征性隐喻往往会使语言晦暗；但只要采用关联性象征方法给予解释，就会茅塞顿开，心领神会。毕达哥拉斯的教诲正是具备了这种特殊的象征性。它看似某种精炼而机智的成语或谚语，如同皮媞亚（阿波罗神的第一女祭司）的神谕，用极简方式表达不同的象征性劝诫：不要越轭——不要违背正义；不要弄碎花冠——不要破坏整体；不要走到头再折返——生命不会重来；不要理睬飞到屋檐下的燕子——不要与爱说大话的人交往；不要轻易向人伸手——不要随意交友；不要在灰烬上留下水壶的痕迹——和解后尽快忘掉以往的分歧；不要破坏火炬的位置——不要让理性之光泯灭；不要往宝座上浇油——不要吹捧权贵；不要靠近醋罐——远离邪恶；桌上始终要有盐——永远按照正义原则处理问题；不要在人的足迹上摆放铁块——不要玷污人的名声；不要把整捆柴草扔进火里——生活应当节俭。

毕达哥拉斯精通数学和几何学。他用数字串起的长线编织着他的哲学思想。假设其他哲学家将水、气、火视为宇宙的起源或第一要素，毕达哥拉斯则认为，与数字相吻合的形式与内容才是宇宙的本质。透过人们观察、赞叹和发现的每一个和谐、秩序和礼仪，他看到了与每一个认知和真理所对应的数。因为，只有数才能精准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前的模糊不清变得清晰可辨。如今，毕达哥拉斯理论早已进入了全球的教育体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过去了许多世纪，他的另一理论，即有关宇宙和谐的理论，却仍未透过那些有理数或无理数的对应而被完全认知。

墨子出生在鲁国，从小就未受到父母应有的关爱。他来自工匠世家，而他本人就是木匠。今天，如果现代行吟诗人罗德里格斯（Sixto Diaz Rodriguez）或小糖人（ Sugar Man ）知道墨子的话，一定会把他写入字里行间，并将他比喻为日落之国的耶稣。与孔子相比，墨子的思想从一开始就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其弟子也显然比孔圣人的弟子更有组织纪律性。可之后不久，他就没那么顺风顺水了。墨子也许开始苛求同时代人去接受一些难以认同的事物；而对于后者，这还不如去孔子那里轻松讨得一些更实在或更实用的东西。近代人文科学及历史研究，都对墨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足够的敬重，对他的思想精髓给予了巨大的关注。然而，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为何人们将墨子供奉在宗祠灵堂中、那个通常摆放弱者及受害人的救世主的位置上，也许就不难明白其意义所在，即儒雅的中国传统宝库赋予了墨子博爱使者的崇高地位。这是一种对身边普通人的真诚关怀，一种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兼爱。可就是这样一位使者，却一手把持神杖，一手紧握宝剑。

毕达哥拉斯将音乐融入了人类社会、政治、医疗以及心灵抚慰的活动中。他的全部哲学和实践都披上了音乐的外衣。墨子则不然。他拒绝音乐，坚持事物的实用性，由此引来了很多诧异和怀疑：像墨子这样一位利他主义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如此心胸狭隘地去看待音乐呢？对此，我们可以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寻找答案。墨子生活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到处是杀戮和死亡，百姓深陷疲惫、贫困和悲痛之中。在这种压抑环境下，所有飘过墨子脑海的乐曲都是不合时宜的。在王公诸侯的庭院里，贵族们歌舞升平，弹冠相庆；而那些被迫充军的农民，却在饥寒交迫的战乱中成片死去。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音乐总是伴随着盛宴、表演、杂耍和歌舞。“那些王公贵族们，如果心中装有百姓，”墨子感叹道，“就不会优先想到如何赏心悦目，阿谀耳朵，满足味蕾和享受肉体。所有这些只会断送百姓穿衣吃饭的后路。因此他们绝不会去热衷这样的狂欢。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会因为厌恶曼妙的音乐，或因舞蹈服饰不够精美，或因不馋美味佳肴而去谴责音乐。我这么做，皆因这些王公贵族与属下臣僚沆瀣一气，成日骄奢淫逸，沉湎于歌舞之中。他们根本无暇治理国政，任由社会动荡。而那些舞者呢？她们虽然不务农事，却要吃上等的食物，穿精美的衣服，以便炫耀婀娜的身姿。那些乐器也不是用水煮或泥捏的，而是动用国家财政做成的。为了抵消庞大的开支，只能靠搜刮民脂民膏。为了打造供自己逍遥出行的豪华车船，那些王公们疯狂地收赋纳税。我也不想随意谴责乐器，如果它们确实有助民生，或像车船那样实用。百姓需要有饭吃，有御寒的衣穿，有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族的侵略无法用音乐去抵抗，而那些本该从事耕地织布的男人和女人，如今却在玩弄音乐和乐器。如果大家都这样通宵达旦地歌舞升平，谁又能够在次日处理国政或耕耘土地呢？因此，音乐、享乐、奢靡、堕落、放纵、琴鼓、歌舞以及宫廷乐师、演员和丑角都必须被废除。”

我们不清楚墨子对数学和几何学的了解程度，是否也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如此精通。有关这方面，人们至今未发现墨子的任何论著，也没有人提及此类论著。但是，从史书或其他文字记载中可以确定，墨子曾经是一位高超的防御武器工程师和设计师。联想一下具备同样优点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古希腊数学家及发明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墨子肯定具备了这两方面的专业知识。墨子哲学思想中所提及的数字对应，自然会将我们引到希腊哲学家感兴趣的领域。“杀死一个人，我们称之为凶手；杀死十个人，我们称之为十倍的凶手；而杀死100个人，则是百倍的凶手。一个占领者总共杀死多少人，就可以据此认定他是多少倍数的凶手。然而，此等恶人却总是被歌功颂德。这是怎样的道德变态啊！按照这样的逻辑，无数倍放大的罪恶，最后竟然成了善举！这不就等于默认，一个无数倍放大的黑点，最后竟然变成了白色！”

墨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为了消除冲突，制止战争，恢复秩序与和平，他怀揣谏言和宝剑，不停地奔走于诸侯和君王之间。为此，他缔造了属于他自己的讲学堂“奥马科伊奥”——三百勇士兄弟会。平日里，这些闻名遐迩的“飞骑手”刻苦训练，生活节俭，深受老师人文主义哲学的教诲；他们武艺高强，随时准备为战胜邪恶暴政而英勇献身。“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攻击和侵略。放眼望去，到处是毁坏的庄稼、折断的树木、夷为平地的城墙和焚毁的庙宇；平民被肆意屠杀或被贩卖为奴，留下身后的孤儿寡母。而那些罪行滔天、罄竹难书的当权者，却在向他们的朋友大肆炫耀，借以博取后者的赞美！人类的道德怎能堕落到如此地步，”墨子扪心自问，“我们一边庆贺王位的窃取者，一边惩罚偷窃桃李的人！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偷的是些一钱不值的东西。以往我们并不晓得，无数倍增后，黑变成了白，苦变成了甜，杀戮变成了美德。时至今日，当我们目睹当权者和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不能只盯着个人荣耀和利益，”墨子继续说，“统治者的目标就是服务上天、群山、河流、灵魂和众生。谁做到这一点，上天就会回报他，灵魂就会使他富有，民众就会对他歌功颂德。可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生活的年代，此类当权者凤毛麟角。相反，大多数统治者都在相互攀比，看谁毁坏了更多庄稼，砍伐了更多果林，屠宰了更多家禽，踏平了更多城池，杀戮了更多民众，牺牲了更多生灵。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你四处攻城略地，却对耕耘毫不关心，那又有何益处呢？以往的帝王以天之名构建了统治权力，其目的就是为了治理好国家，耕种好土地。执政者的天职，就是要努力保护疆土，维持它们的初始状态。大国应该保护小国，面对分歧友好协商，相互给予帮助，在多灾的闰年相互接济粮食和果蔬。任何人都不要被个人至上所诱惑，以他人的痛苦换取自己的幸福。无论那些麻木不仁的政客是如何认定的，任何侵略和占领都是罪恶行径，都是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的。”

强大的楚国准备围攻并占领弱小的宋国。墨子得知此事，便决定亲自前往规劝。历经了十天的长途跋涉，他终于抵达了楚国，随即要求约见楚国的幕僚公输班。后者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答：“北方有人羞辱我，我想借你的力量杀掉他。”“我是讲道义的人，绝不能滥杀无辜，”公输班回应。“那么你又为何要侵占宋国、草菅人命呢？”墨子追问，“难道说宋人伤害了你们？宋国是个小国，土地贫瘠，没有森林，除了少许野兔和狐狸，再无可供狩猎的野兽。而你们楚国则森林密布，动物繁多，麋鹿、犀牛、鳄鱼以及各种鱼类处处可见。作为一国之君，你已经拥有华丽的马车，为何还要去掠夺一个穷车夫的破车？”“您说得没错，”在场的楚王打断墨子，“可是，公输班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攻城之需，并承诺一定会占领宋国。”

墨子站了起来，解开衣带，并用带子围成一圈，用此比作四面的城墙，然后顺手拿起一根木棍。公输班款款谈起他的攻城器械，而墨子则一一接招，前后九次都让公输班的攻城方略不能得逞。“我知道如何取胜了，可是我不会告诉你，”公输班只好出此下策。墨子再次接招：“我也知道一个你无法取胜的方法，可我也不会告诉你。”楚王问墨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墨子解释说：“您的幕僚不过是想设套杀死我。而他却浑然不知，此时此刻，我的三百勇士正在禽滑厘的率领下埋伏城中。他们做好了所有的防守准备，正在城头上等候着楚国强盗呢。所以，即便杀了我，宋国的防御早已严阵以待。”楚王听毕，立刻召回了攻打宋国的命令。

墨子的意图是明白无误的：治人者应当责任在身。为了国泰民安，他必须弄清混乱的根源。这就好比医生，为了治病救人，他必须首先了解患者得了什么病。对于墨子而言，这个病正是兼爱的缺失。倘若统治者相互尊重，就不会诉诸武力；一个家庭关爱另一个家庭，就不会你争我夺；人们相互友爱，就不会待人不公；君主与百姓相互爱戴，就会各自信任对方。只要世间存在兼爱，强者就不会欺凌弱者，多数人就不会压迫少数人，富人就不会漠视穷人，大国就不会蔑视小国，聪明人就不会欺骗老实人。只要人间充满兼爱，仇恨、争端、纠纷、战争和毁灭就会消失殆尽。一旦遇上瘟疫、饥荒和灾难，一个人就能够像照顾亲生父亲那样照顾他人的父亲，像照顾同胞兄弟那样照顾他人的兄弟。假如每个人都能视别人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视别人的家园为自己的家园，视他人为自己，假如尊重客观能够取代偏见，那么世间将恢复秩序与和平。

“好啊，政客们会说，兼爱确实不错，但不过是一个既遥远又难以实现的理想。他们会装出一副对民众有益或有害而毫不知情的样子。可是普通百姓却时刻必须面对是否要去围攻一座城池、参加一场战斗或牺牲个人生命的两难选择。一旦主子有令，他们也不得不赴汤蹈火。兼爱和互助就大不相同了。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爱就会回到他身边；一个人对他人行善，善也会光顾他；一个人对他人施恶，恶也不会饶恕他。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不公道身上。由此看来，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呢？简单说吧，如果执政者不懂兼爱，民众也不会将兼爱化为行动。政客们还会说，兼爱确实好，实施有难度，这就如同泰山无法撼动、济水无法喝干一样。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从未见过上述事情的发生。然而，兼爱和互助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实行了兼爱，以往的帝王建造了宏伟的工程，把劳苦大众从饥荒、洪涝、疾病和严寒中拯救出来。他们在山间修建渠道、涵洞、堤堰和水坝。这一切都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彰显出他们的博爱。而广大民众也会随之效仿，相帮互助。老实说，生活在今天，我也没有见过这些帝王的所作所为。但我们确实可以从竹简和丝帛上读到相关的记载，还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被镌刻在了金属或石头上。这就是先人留给后人的不可磨灭的遗训。”

如果说克罗托内的豪华葬礼及哀悼仪式曾经风靡一时，并且得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人士的极力反对，那么，在墨子时代的中国，如此奢靡之风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民众的另一个灾难性需求，就是心甘情愿为统治者举办奢华的葬礼和长期的哀悼。为何要将如此珍贵的物品与权贵的遗骸一起下葬呢？如此豪华的墓穴和过度的哀悼又有何益处呢？”墨子心里想，“我们远古的祖先从来就不主张为死者铺张浪费，更不会去为此残害活人。过分的哀期只会破坏正常生育，减少家庭财富。在过去，遗体最多也就穿裹三层衣物，棺木的厚度也不会超过三厘米，至于墓穴的深度，只要不会污染水源和不会散发尸臭即可。可如今的统治者，撇开葬礼中极尽奢华的陪葬品不说，竟然要求参与哀悼的人断食，以致他们精疲力竭，无力站立，只能借助拐杖蹒跚而行。而这些可怜之人就这样抛弃了家庭家事，专事哀悼整整三年。所有这一切都是毁灭性的大错，根本得不到灵魂的祈福，只会得到诅咒。因为，其结果只会加剧贫困，导致人口锐减、相互残杀、家庭灭绝以及为了陪葬滥杀无辜。”

墨子和毕达哥拉斯都认为，神意决定了世界的格局，并一致认同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主观能动性。而以宿命论为中心的听天由命，均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内。在这一点上，墨子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一个帝王来说，宿命论无疑是巨大的灾难。盲目迷信命运，只会泯灭对神的信仰，夺走上天和灵魂对人的祈福。信仰任由命运摆布，就会摧毁道德，打击扬善惩恶的信念。宿命论者总是喜欢这样说，幸福毫无价值，苦难无法逃避。善待他人是无益的，虐待他人也是无害的。这种扭曲的信条只能让统治者心花怒放。因为，在这种信条的庇护下，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并不再为自己的恶行感到羞耻和忏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宿命论就是独裁统治者和绝望民众死抱不放的信条。因此，每一个追求人道和正义的人，都必须全力反抗它。”

与毕达哥拉斯不谋而合，墨子也将神视为一种法律、秩序、正义和博爱的道德力量。墨子是一神论者。在他眼里，神还具有惩恶罚过的职能。“在我们生活的年代里，如果还有一些人在正确规范自己的行为，那是因为他们仍然敬畏自己的家庭、邻居和官员。而良好品行中所包含的最大敬畏，莫过于对神的敬畏，即那个世界的主宰，那个时刻把森林、峡谷以及目光无法企及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的神。神扬善惩恶，热爱正义，鄙视不公。地球上所有的统治者都听命于神，并按照神的意志行事。帝王当然是人间最有权势的人，但在其之上还有神。帝王替天行道，而神一旦看到其意志得以执行，就会降福人间。我们的祖先深知此理，可我们却置若罔闻，因此必须重温这些真理。

“神愿意看到统治者施善于民，而民众也相互友爱，因为神爱戴所有人。神看到仁者就会说：此人爱我爱之人，造福所有我愿施善的人。因此，神就会推崇他。而一旦看到恶人，神就会说：此人恨我爱之人，对所有我愿施善的人胡作非为。因此，神就会羞辱他。这就是神的逻辑。但是，统治者却背道而驰，从不听从这一逻辑。神厌恶我们压迫民众，滥杀无辜。那么，面对侵略成性的暴君，神会流露出怎样的情感呢？统治者固然强大，却到处欺凌弱者；他们精明，却到处欺骗良知；他们残忍，在他们的心中从未有过公平和正义。

“这些恶人弹冠相庆，自鸣得意，满以为能够逃避惩罚。这真是天大的自欺欺人。一个人不按照神的意愿行事，或者违背神的意愿做了坏事，神也不会如人所愿，就会做出事与愿违的事情。神会将疾病、饥荒和各种传染病降临人间。我们的祖先深知这些，因此始终遵循神的意愿，以求获得幸福。但是，现在的人却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触犯神灵，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子不听从父命、官不听从主命，与之相比，这些罪人还要恶劣得多，因此最终必然走向灭亡。亵渎人的尊严，也许会一时逃生，但违背神的意愿，将永远不得拯救。”

墨子最终说服楚王放弃了进攻宋国的打算。在此之后，他在夜幕下回到了宋国边境。守疆的卫士却没有认出他是谁，便不许他进入宋国。在凄风冷雨的黑暗中，墨子熬过了整个夜晚。他不禁感叹：“民众只能看见阳光照射下的事物，却看不清一个在神的注视下的行事人的价值。”

毕达哥拉斯没有允许那个病态及傲慢的教唆者、来自克罗托内的富豪库伦进入讲学堂，甚至不愿意搭理他。后者怀恨在心，唆使了一帮狂热的民众，借兄弟会聚会之际放火烧死了毕达哥拉斯的信徒。更为糟糕的是，克罗托内的民众对此竟然熟视无睹。

毕达哥拉斯和墨子同处在灵魂云集的天国里。在漫长的时光隧道中，他们一定会遇见那些曾经为战胜邪恶与暴力、将和谐与兼爱带给人间而毕生奋斗的灵魂——基督、圣·乔治（St.George）、切·格瓦拉（Che Guevara），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英灵，并将携手得出他们之间共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