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出生的前一年，爸爸从南京的师专肄业，失魂落魄地回到了雪田。人们看到他从一辆旧三轮车下来，一身灰土，没带一件行李。他回到家里，从此闭门不出。
得到消息的爷爷脖颈涨红，他闯进院子，一把拉开里屋的木门。他看到的是一个快要死的人。爸爸躺在床上脸色惨白，浮肿的眼睛望着一堵白墙。爷爷气昏了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不孝子从床板上踢下来。
下床后的爸爸也没能让爷爷满意。他不是坐院子里剪旧报纸，就是在脚踏风琴前呜呜地弹奏。奶奶终于被他的哭丧音弄烦了，她找到大叔叔，商量给他相一门亲事。
一个午后，一位妇女来敲门，奶奶迎她进来，愣了一会，才看到围墙后面走出一位姑娘。她羞涩地遮着嘴笑，丰满的身体似乎要从单薄的尼龙夏装里鼓出来。吃过一顿酒饭，姑娘接人待物都很得体，另外她跟她母亲一样，会使一把好剪子。她的目光落在谁的身上，衣服的尺寸在心里就有了谱。爷爷和奶奶很满意，爸爸也没有露出反对的神情。就着两碗热茶，两家人就把婚事说下了，日子定在来年春天。
过了一阵子，爸爸恢复了精神。他去附近几个乡镇打听，终于在邻县一家中学谋到一份代课的教职。虽是临县，这所中学离家还是远的，坐大公共也得一个钟头。爸爸住在校舍里，每月送钱回来一趟。
对于课堂教学，爸爸通常应付了事。他热衷的是与人喝酒，有时喝得醉醺醺的，还去讲课。他晃晃悠悠地走到讲台上，课本丢到了地上，想到哪篇课文，就扯开多讲一点。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胡言乱语吸引了底下的学生。下课的铃都敲响了，一群学生还围着他。他点燃一根烟，回忆刚才说了些什么。底下有人举手提问，已经不是上课了，她仍是一副严肃的神情。她扎着马尾辫，眼镜滑到了鼻梁上。谁能想到，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爸爸对这个叫李红的学生，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只是她个子不高坐第一排脸熟而已。交谈过几次之后，爸爸才发觉她的不同。她喜欢在作业后面写上自己的困惑。面对那些有些幼稚又锐利的人生问题，爸爸总能开导几句，再潦草地写上较长的批语。当初他们的交往，就在一来一回间悄悄进行。作业以外，他们少有谈话。课堂上讲到鲁迅和朱自清，他会问问她的看法。
跨出那一步是在一个周末，李红推开了校宿舍的门，挎着灰蓝的包呆站在门口。爸爸有些不知所措，他一面邀请她进屋，一面为乱糟糟的房间感到不自在。李红进来后，就直愣愣地站在窗台边。爸爸说了几句闲话，李红一回头打断了他，她拿出挎包里的白衬衫，塞到他手里，埋头跑了出去。
那时爸爸只是代课的语文教师，工资比入编制的低很多。除了保暖衣物外，身上只有一件得体的衬衫。穿脏了，晚上换洗下来，晾到屋檐下吹一晚上风，早上袖口还湿着也要接着穿。她才十六岁就洞察了他的秘密。
他们在镇上集市里约会了几次。爸爸知道那件衬衫，是她偷厂里上班的哥哥的。后来趁着放假，李红提议去爸爸的家里看看。他们转了两趟车，来到雪田村边的水电站。爸爸指着那片青砖灰房说，最往东，院外有棵大榆树那家就是了。李红点点头，不再往前走了。爸爸明白她的意思。他们劈开草坐了一会，李红便乘末班车回去了。
爸爸到了家里，却是另一片光景。屋里屋外正在张罗婚事，奶奶说眼看新年将近，彩礼要送到裁缝家。厨子和吹唢呐的人，也委托大叔叔去镇上打听了。
回到学校，爸爸心神不宁。偶尔在路上远远看到李红，他双脚不自觉绕到小路上。课堂上，李红提问举手，他越过她的目光，只好望向后一排。
李红感受到了他的疏远，一次她交了空白的作业。爸爸愣了一下，同样批了一个“阅”字。连续的一周，李红没有写一次作业，其他科目也出现类似情况。爸爸终于忍不住，将她叫到宿舍，用老师的口吻训斥了她。李红背对着一声不吭。爸爸着急了，用力掰过她的肩膀。她转过身时，脸上已经布满了泪水。她仰着头，恶狠狠地盯着他。她低沉地说，你不用瞒我了，回家抱你的老婆去吧。这学本姑娘我不上了。
她跑回教室，挎上书包，离开了学校。她在家待了半个月。在混堆粮油和农具的耳房里，不跟任何人说话。跟自己较劲的时间长了，她不自禁拿把剪子铰眼前的空气。有时她去后院散步，不知走了多久，低头发现自己正站在水塘的冰面上。有一天傍晚，她听到屋外一只斑鸠鸟在叫。她追到后院，斑鸠扑棱一下飞走了。她莫名地兴奋。她猛然间想通了。她跑回屋，用床单裹了一大包衣物，接着拖出院角的旧自行车。
她骑着二八大杠出了门。现在想来，她个头不高，车身的铁杠是跨不过去的，她只得从底下伸进一只脚，然而肩膀上扎着一大包，要保持平衡，她身体和车身各倾向一边，看上去非常滑稽。
她骑了一个晚上，在气温骤降的寒风里，凭着记忆，骑到了雪田。越过水电站，她奋力骑进村子。看到一棵榆树，她气喘吁吁地扶好车去敲门。开门的是一对老人。老人皱着眉头看着她。显然她摸错了门，她问门口是什么树？老人回答，那是一棵成年的桑树。
这才是真正的麻烦事，原来她根本不认识榆树。她推着车，凡是门口有老树的人家，她都敲开门，问是不是张先生家。
到了第二天早上，雪田里的人都知道：张先生的学生，跑到了雪田，要给他当老婆。
李红住到爸爸家再也不走了。爸爸给她让出床铺，自己睡到堂屋里。爷爷和奶奶望着这个瘦弱干瘪的女孩，起初是疑惑，接着是迁就。住了一阵子得知她险恶的用意，他们彻底恼怒了。一方面是家里蒙羞，让邻居们说三道四，更为重要的是丢了钱财。彩礼已给了亲家，还怎么收回来？他们叫来大叔叔，也叫来小叔叔。他们合伙要赶走这个来历不明的人。
一群人围堵着来敲门，母亲铁了心住在东房。不开门，也不听外面的劝说。他们每天一大早来，到了天黑才肯走。对峙了三天，奶奶那一方终于败了阵。小叔叔总结说，光脚不怕穿鞋的，一个女人要是不要脸面不管死活，那谁也治不了。
妈妈安心地住下了。当爸爸在家时，她就恭敬地叫他老师、先生。爸爸出门时，她就去灶台和门口的菜地忙活。见到路上的人，她不惜撒谎说，她已怀了两个月的身孕。
她的美名传到了镇上，裁缝家迅速推掉了那门亲事。爷爷和奶奶只得让步，承认这个尚不知姓名的儿媳。
草草办了婚事，两个人单独过日子，爷爷和奶奶再也没有登门，去哪里路过我家，也要绕道而行。看到母亲，就像看到了丧门星。
我出生以后，妈妈承担了家务和地里的农活。爸爸仍保持过去的生活作风。每逢周六日，他就去同事家喝酒。喝完一家，又去另一家。转辗了几个乡镇，喝醉了就住在别人家。有一回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那人用拳头、用脚，好像又用了石块砸。我套上一件衣服去开门，门前的人棉衣上积了一层霜，头发一撮撮冻硬了，肩头脖颈上粘着枯草。他一把抱住了我，用胡子蹭我的脸。他身上的寒气让我打了个寒战。妈妈煮好米粥走出来，她先是惊讶，而后愤怒地推他的胳膊。妈妈问，你去哪儿了？爸爸亢奋地说，他昨天跟同事喝酒。妈妈又问，那是昨天的事。我问的是，昨晚到现在，你去哪里了？爸爸头发在滴水，身上的霜也在消融。爸爸猛地弹直身子说，啊呀，我忘记了。
那次挨冻了一夜，爸爸渐渐消沉下去。他突然有时间反思自己的过去：曾经他以为自己是创造新世界的一分子，其实那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次走神而已。同时，他也弄明白那些力量就像晨露一样，稍纵即逝。
整个寒假，他安心待在家里。往往要睡到下午，才挪到琴边。他脚踏着风箱，手指放到琴键上试音。过去，他在师专里学过邓丽君的歌曲。他弹了一首，妈妈打着节拍附和。结束后他解释说这是《小城故事》。紧跟着，他俯身下去，像是在寻找琴键，舒缓的音乐流淌出来。我心里甜滋滋的。爸爸说，这是《甜蜜蜜》。
一开始他还认真地弹奏着，可是到后面完全没有了章法。他不说话了，眼睛望着别处，任由手指在琴键上蠕动。妈妈听烦了，去了厨房。我也调大电视音量，想要盖过去。
整个冬天，就是在爸爸忽而死气沉沉，忽而轻快又弹错音的曲调里度过的。邻居也很快招惹来了。起先是一个串门的，后来来了两个表亲，演奏这样的稀罕事，就传了出去。人们把这当热闹来看。来的人多了，爸爸也装模作样地跟他们打招呼，然后不知弹了一曲什么，有人夸张地鼓掌，有人只是木讷地倚着门。
春节里，我在泥地里捡炮仗，附近一个老头拽住我的衣领训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我看是说对了。你看，他在家里正写密码呢。你不知道吧？他是个间谍，他要给台湾和美国打电报呢。我哇哇大哭，吓着我的不是他说的话，而是他的口气。
回到家，趁爸爸睡着了，我翻出那本硬面抄。里面果然密密麻麻写的尽是密码和逗点。过了好多年，我在舅舅家上了小学，才知道那本硬面抄里，是爸爸写下的一首首曲谱。他带着那些曲谱来到南方，最终在一次次的搬家中，遗落在一辆安徽牌照的卡车上。
开学以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整天无事可做。大概她真的感觉到了无聊。一次在整理衣柜时，她翻出一大卷教育方面的旧报纸。那些都是爸爸从学校带回来的。这似乎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起初她只是好奇，觉得里面的文章有意思，后来看得着迷了，翻着油墨纸，手指发麻了也不在意。
看了一多半，她才发现报纸原来是两年前的。但是这不影响文章本身的丰富和奇妙。那些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像一把种子，撒在她的心田。那个叫欧文的人，提出了最初的概念。看到康有为的《大同书》里也提到了，她甚至感到了一种崇高感。那股奇异的感觉唤醒了她身体里的能量。
第二年清明，妈妈收拾了一间耳房，在白墙上糊了泥沙，刷上三米见方的黑漆。她去镇上焊了两架跷跷板，又在院里铺上一层红砖。她照着美术课本，拿木刷子蘸着彩漆开始临摹。折腾一上午，里外的院墙上画满了动物。河马、长颈鹿、老虎和山猴，拥挤地立在墙面上。她觉得少一些绿色，可惜没买到绿色油漆。她只得在墙下开了一道沟，种上无数的高草。这样远看去，倒有些动物园的野趣了。
她又找邻镇的木匠，打了一批桌椅和两匹木马。摆放好后，她仍不满意。她又打了两架书橱，自己在水井边砌了洗手台。这些物什花去了她几年的积蓄。准备差不多了，她拿出刷碗的扫把，蘸了浓墨在红纸上写：晚春幼儿。张贴了几张告示，幼儿园就办了起来。
那时候附近几个村子只有一所小学，幼儿园还是个新鲜的名词。大人们其实也不指望玩泥巴的小黑孩能学到什么，只是自己能图个清静，孩子也能有人管教。开张不久，人们纷纷领着孩子来看热闹。刚开始他们只是到处看，后来有两个人报名，其他人也开始犹豫。这时妈妈说：最多收二十个，收满不再收了。人们怕便宜让别人占了，抢着报了名。妈妈定下规矩，跟种庄稼一样，一年两季，一年开设两个学期，只管教学不管吃饭。
幼儿园先教识字。妈妈讲到“狗”这个字，就牵着家里的老黄狗做示范。讲到“鸡”这个字，她就命一个孩子去鸡舍抓一只大公鸡来。等讲到驴时，妈妈就要把大叔叔请来，他弯腰走进教室，妈妈指着他说，这就是驴。孩子们大笑，在一旁看的家长也忍不住了。大叔叔尴尬地又往讲台旁走，他身后的毛驴才牵进来。
上了两个月的课，妈妈摸索出了一套课程。逢单日，她教算术、拼音和识字。逢双日则抬出爸爸的脚踏风琴教唱歌，做游戏。偶尔她也会“外聘”几位教师。一位是从前的老地主，他哆哆嗦嗦地站在讲台上，一开口便开始摇头，他说这样背《论语》，能掌握气息。孩子们也跟着摇，几天下来，有孩子背完了《学而》篇。另一位是村里的胡医生，他来讲个人卫生。孩子们都怕他。因为他打针的时候，用棉球擦完屁股，迟迟不肯扎下。他举着针拉开距离，闭上左眼，手腕攒着劲。原来他是在瞄准。后来一个中午，来了一位化缘的和尚。妈妈也请他讲一讲。他拘谨地走到黑板旁，问孩子们最大的数字是什么？有人说一万，还有人说一亿，又有人说，还有一兆。和尚捏起粉笔头，画了一个“九”，转身出门了。孩子们不解，妈妈也疑惑着给他填了一钵盂菜饭。
妈妈除了照顾我，心思都在幼儿园上。但到了农忙季节，孩子们放学了，她还要去地里忙活。有一阵子，她精神恍惚，煮着饭眼睛也会不自觉闭上。晚上搂着我睡觉，我滑到了地上，她睡醒了才发觉。
夏天还容易一些。她可以带孩子去河边和山丘郊游。入了秋冬，孩子们都不愿动了，缩在教室。她只好拿出故事书，一本本地念，直到所有孩子都睡着。
终于到了年底，孩子们学业有成——能算出三加四得几。趁着家长们来接孩子，她提出收学费的事。家长们大吃一惊，他们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庄稼收成是正经事、去镇上开店铺是正经事，在家里带孩子算什么？况且二百块也太多了，他们对妈妈提出的数目只是摇头。人们只当她是帮人照看孩子。孩子没喝她一口粥、没吃她一粒饭，凭什么要这么多？有些人摆手推辞说，明年再说、明年再说。还有一些当面拒绝了，攥着拳道，简直荒唐。还有一些为人和善，只是趁晚上扳倒我家一排玉米。
受挫的母亲闭口不再提学费的事，照常上课。学期结束后，眼看要到除夕了，院子里开始飘雪。妈妈说，我们可不能熬鸭架子过年。她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一身体面的衣服。她往我怀里塞了一只簸箕，领着我出了门。
我们从东边第一家开始敲门，开门的是个男人，姓赵。见到我们来要钱，老赵立即关门，妈妈伸手挡住了。老赵说我不当家、不当家的。妈妈半身挨进了门说，老赵你家要过年，别人家也要过年。你家小囡是孩子里学得最好的，加减法、唐诗哪样不是我一句句教的，你不信叫她过来，《枫桥夜泊》张嘴就能来。老赵只摆手，会那些没有用。老赵又推一点门，妈妈收回身子，只留下膝盖。
我抱着簸箕，看着门缝一点点合上。膝盖眼看夹住了，门缝里传出小女孩的声音，谁啊？妈妈往里踱了一步，哦，是我李老师，来给你家拜个年。小女孩蹦跳着来开门，嘴里欢快地喊，李老师好，李老师好。老赵露出为难的神色，折回屋拿一包干枣丢到我簸箕里。妈妈还要说话，门猛地关上了，看来用上了全部的力。
第二户开门的是老年人，看到妈妈便回屋叫人。胖婶婶走出来，掸着妈妈身上的落雪，客气地邀她进来。妈妈说不打扰了，锅里的面还发着。胖婶婶又说，家家都要过年，没错的。但是现在手头紧。她准备好了一样，说，要不这样，我准备了一点吃食，你拿回去救个急。她从身后提溜出一串水糕。她搁到我簸箕里，摸摸我的头。这招水来土掩的功夫明显起了效果。妈妈看着她笑呵呵的，也不好再索要。
关上门后，妈妈拉着我继续往前走。院里传出老人的声音：这谁啊？是不是……那个婶婶打断道：谁啊，没谁，又一个想钱的疯子。
又连续走了三家，要回来两根红薯和半袋馒头。其中一家有电视声响，敲门后又安静了。妈妈喊了几声，没有人应。她捡起一块砖，扔进院子，“啪”一声响，还是没有人声。
其他几户，有的给了一串炮仗，有的是一双手套，还有一户人家用两捆蜡烛打发了我们。
到了村子西边，像是有人通风报信。有一家人放出两条狼狗，我们躲到路上，妈妈去找木棍，我吓得跌倒了。簸箕翻到地上，其中一只狗跑过来，叼走了水糕。我吓哭了，妈妈赶来时，两条狗正嚼着糕碎末。妈妈拉我站起来，狗又想来拱簸箕，妈妈朝它们扔木棍，它们狼狈地逃了，只在不远处汪汪叫着。
我们晌午出的门，到了晚上才回来。妈妈倒空簸箕，桌上只有零零碎碎一些杂物。我围着桌子站着，摸了一粒枣放进嘴里。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我回过神来，妈妈从外面进来，拿走了墙边的酒，又缓慢地走进东屋，跟着“咯噔”一声，门反锁了。
我喊了两声，里面没有应答，推门更是推不开。我跑到窗口，她已打开了瓶盖，她喝了一大口，身体皱缩着，头耷拉着。我不知发生了什么，只是蹲在地上，嘤嘤地哭。我喊妈妈，喊她名字，她也不搭理。
爸爸赶回来时，我浑身抽搐。我担心她肯定死了。爸爸扔下自行车，扫了眼院子，从角落里拿来一把斧头。我跟着他跑进屋，他朝着锁钥孔砸了几下，砸开了一条宽厚的裂缝。我们正要撞门，门霍地拉开了。站在我们面前的人披头散发，脸通红。她颤巍巍的，一时间我觉得不是她在站着，而是一股力量勉强撑着她。
她撞开爸爸，夺走他手里的斧头，跑出了门。正是天黑，没有人知道她要跑去哪里。我们跟到门外时，才看到马路上瘦弱的背影。她凭空挥着斧子，大声喊了几句话。附近人家都亮起了灯。她历述事实，让雪田的人都来讲道理。一开始她还在就事论事，讲教孩子的艰辛，以及教学的重要性。到后来她语速变快，慢慢变成一种控诉。她踮着脚，一下一下劈着斧子。她从东边第一户人家开始数落，一家家挨着，一户也不落下。说到最西边一家，她声音嘶哑，筋疲力尽，斧头都快拿不住了，只好拄着斧子说话。
爸爸从身后抱住她。她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
躺在床上，我一杯一杯给她喂水。爸爸从东屋走回来，晃了晃手里的洋河酒说，还不错，还给我留了半瓶。妈妈像是听见了，身体动弹一下。我担心她会呕吐，我抽出放零食的抽屉，拿出一颗话梅糖。我递给爸爸说，给她吃下，她就不吐了。爸爸剥开了糖笑着说，醉酒这事，爸爸最有经验。他塞进嘴里又说，明儿一早她就好了。放心吧。
在妈妈恢复的那段时间里，小叔叔来到了我家。他贩了一车山药去南方，这几天刚刚回来。他带回来一笔不多的钱，也带回来南方的消息。那时候，村子里有人去了南方城市，电视上也在报道民工潮。爸爸不为所动。
他将小叔叔让进屋，给他泡茶。小叔叔沾着茶水在桌上画一张地图，用手指点着东南角。他对爸爸说，你是读书人，现在怎么成了呆子？有点能耐的人，都跑沿海一带发财去了。全中国的钱都涌到了那里。随便赚一点，回来就能刨了砖房，开上轿车。再过十年，农村哪里还有人呐。
看着小叔叔云山雾罩地讲，爸爸只是笑着似信非信。小叔叔有些恼了，他抓住爸爸的胳膊说，我的好二哥，你当我骗你的是吧？小叔叔说，头两年，他卖山药的地方，到处都是工厂，招工的人多了，带过去的小孩也更多。夏天我再到那儿，已经建了五六所学校。那些香港来的老板，把办学校当买卖做。这些学校到处在招老师，工资上来就是这个数。小叔叔两根手指在桌沿掼得啪啪响。
小叔叔走后，爸爸拿不定主意。他不想努力了，他宁愿在没有指望的中学沉沦下去，甘愿过失败的人生。妈妈从里屋走出来，穿着单薄的衣服，不看我们，也不看其他地方。她走到走廊上，眼神在白雨里飘忽。她似乎并不感到冷，连日来的阴雨天，让她看起来有一股阴郁之气。她倦怠地看了眼爸爸说，去吧，我宁愿死在外面。
正月的一个清晨，妈妈背着我出了门。不知走了多久，我们上了一辆班车，我迷糊地看了看周遭。身边都是陌生人，我想睡又睡不着。我撇着嘴要哭。妈妈拍我肩膀说，你别哭，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吸了吸鼻子，想忍耐一会。妈妈说，从前有个人，把天上的神得罪了，神惩罚他将一块巨石推到山上。但是石头太重，到了山顶又滚下来。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开始推。再滚下来，再重新推。如此反复。然后呢？我问。然后他就死了，妈妈说。这个故事达到了催眠的效果，我歪着头睡过去，模糊听到妈妈说了一句，大概只有人才会这样。
我睡了一会，车身剧烈抖动，妈妈牵着我，下了车。她重又背上我。穿过一片田地，露水打湿了我的脚踝。上了土坡，我闻到淡淡的机油味。
再次醒转，我看到一副未拆洗的蚊帐。透过窗户，我看到院子里堆了沙子，沙子旁蹲着一个女孩。那是我的表妹小满。一切都来不及了。啊，一觉醒来，我已经到了舅舅家。
过了两天，舅舅带我走进他的卧室。小满正在看电视，舅妈对着一只红色方块说话，方块里传出熟悉的声音。从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一个意外的信息。原来妈妈临走时，借走了两千元。舅妈在县里开了一家干货店，攒了不少钱。
轮到我听电话时，她只问了我吃穿上的事。我小声回答了。她只是重复说，那就好、那就好。
又过了一阵子，妈妈打来电话。这次谈话她欲言又止，她说了一些家常，最末才说出事情原委。他们落脚的附近有很多外地人，那些外地人的孩子都没到上学年纪，根本没人管教。舅舅听得津津有味。妈妈说，她准备花上一笔钱，租两间房子。办幼儿园那一套她都熟悉。
舅妈倾身到话机边，她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她兴奋地说，这就像做买卖一样。妈妈说，幼儿园名字都想好了，叫“夏天果实”。舅妈说好，孩子嘛？总爱吃水果。
那次通话之后，我经常去电话机旁站着。有时小满神气地走过来，利落地摁了114，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她在查天气。她又说，只要知道号码，你可以跟任何人通话。小满神秘地拿出抽屉里的绿皮本，翻到最末页。那是妈妈的号码。她说，你试试？我摁了数字键，嘟两声，有人接了电话，我欣喜地要说话，却听到老头的声音：哪个哪个？我和小满都不敢吱声，那边又说，策那，哪个小赤佬。我吓得撂了电话。
过了两个月，舅舅带我去办入学手续。听到还要多交择校费，我身体都僵直了。我看着舅舅，舅舅说，我先去问问。他说的问问，是指问舅妈。
我们到干货店时，她正在给人称银耳。舅舅说了情况，舅妈看着秤砣点头。她利索地数了一沓钱，我站在一旁，耳根热乎乎的。我不自禁说了声，谢谢。舅妈抬眼看着我，突然爽朗地笑了，她擦去嘴边的沫子说，你妈妈现在发财了，这点钱哪里算钱呐？
往后的日子，我经常琢磨这句话。这是她的揣测，还是真有其事？在一个秋天的傍晚，我终于明白“现在发财了”的含义。那天舅妈从镇上回来，在饭桌上拿出一只包裹，书本大小。我和小满围上去，小满要去解开，被打了手。舅妈对我说，这是你妈妈寄过来的。她下午专门关了店去邮局拿的。她揭开塑料硬纸，又一层报纸，方方正正的。文具盒？我问。舅妈撕开报纸，露出棕黑色的包装。小满抢到手里，翻着看也没有看懂。她只好放到我手里，凭着我学会的几十个汉字，我认出那是一块巧克力。
巧克力早已碎成几块。小满捡了一片放到嘴里，牙齿动了一下，噗噗往地上吐口水。太难吃了。她作势地喝稀饭往下咽。我也尝了一块，满嘴也是苦味。只是嚼了几下之后，那连绵的苦涩倒让嘴里生出了果仁味。
舅舅说，看来他们是赚到钱了。何止啊？舅妈补充一句，南边遍地黄金。她看了眼桌上，碗具摆满了，她又放进去两只，做出“遍地”的感觉。她又说，幼儿园招孩子，钱就跟水一样进来，况且……她端起一碟咸菜说，况且有钱的地方都重视教育，这生意比干货店好做百倍呢。
小满在一旁泄气说，要是买别的该多好，这劳什子要把我毒死了。舅舅说，那你想要什么，就跟你姑姑说。小满想了想，爬下桌子，从我书包里拿出纸笔。她啃着笔头，混着拼音写：奶tang、la条、布wawa、花qun子……她写了一整张纸，她折好了小心递给我。她说，好吧，你就帮我告诉他们吧。
晚饭后，我拿走了那块象征财富的巧克力。连带一起的还有包裹它的报纸。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打开那张揉皱的《芦溪日报》。哦，原来他们去的那个城市叫芦溪。报纸的字里行间透露，芦溪挨着上海和苏杭，看来也是一个好地方。我浏览着新闻，出现的一处处地名很是新鲜。我想着妈妈会出现在那些地方，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高兴。
睡到后半夜，竹床深处传出虫咬的声音。那细微的、咬人神经的响动时常吵醒我。我爬到床下寻找声音的来源。在黑暗中摸索，我抓到一处硬物。推将出来，竟是一只大木箱。木箱被虫蛀了，几只蟑螂爬了出来。原来锣鼓喧嚣的是它们。
它们走后，我看着棕红发青的木箱。铰链上没有挂锁，小心打开后，只有几本旧书和一匹布。我觉得无趣又爬上床睡了。第二天，舅舅看到箱子说，你不知道吧，这老古董还是你妈妈的。她出嫁时忘了带走。我好奇地望向他，他又说，跟外婆分家前，你妈妈一直住在这个屋里。我惊讶地重新打量着，好似屋子的边边角角都泛着光彩。
木箱里的书，是一套张恨水的小说。我翻了几本，扉页上写明了购于何处，有的是县书店，有的是河西书摊，还有的是粮站货店。看来她花了很多心事才买齐。她认认真真读完了，每个章节都有她留下的批注，有些是自己奇怪的想法，有些是对某个男主人公的渴慕。我想象少女时期的母亲，是如何沉浸在一段段缠绵的爱情里。她是否也曾幻想过到南方去？为了那种种美好，她是否会为之疯狂？
整理这些旧物，我揭开一卷布，发现一部相簿。说是相簿，并没有见到照片，夹着的多是汽车票、旅游册以及一枚纪念币。只有一张照片，是西湖前的单人照。妈妈戴着眼镜，穿一身素色衣服，手里提着塑料袋，看起来很拘谨。
我问舅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舅舅说，大概是她读中学时。有一年暑假她省吃俭用，一个人去的。一个人跑出去，又一个人跑回来。这是在西湖吗？我问。舅舅远近看着，问你怎么知道是西湖？我指着底下两行泛黄小字：西湖，1987年。舅舅害臊地挠了挠额头。我翻看汽车票，果然是往返杭州的。她把那趟西湖之旅保存了起来。
现在我疑惑了，原来母亲是见过世面的人。南方对她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她不惜放弃孩子往南方去，是生活所迫，还是心生向往呢？她做出这个决定，难道只是出于冲动吗？妈妈的形象渐渐模糊起来。
模糊的原因还包括，妈妈蓦地在南方发迹了。她在电话里说，她招到了一大批孩子。现在她学聪明了，先收学费，再上课。妈妈让舅妈猜猜第一个学期收了多少？舅妈说，二十？妈妈哼哼了两声。我仿佛看到她在电话那头摇头的自信模样。那多少？舅舅俯身去问。妈妈说，一个手掌。舅妈欣喜得直拍舅舅肩膀。
往后，饭桌上我们总是谈到她，她渐渐成了遥远未来的希望。舅妈开始在我身上花钱大手大脚，除了给我生活费用，还经常给我买新鞋和衣服。到了月底，她拿出记下的账单，算出我的花费后，总要补充一句：在你妈妈那儿，这点钱哪里算钱？
看着账单越积越厚，我担心起来。我跟舅妈说衣服够穿了，不用每季都买。舅妈在货摊里忙活着，挥手说，不碍事的，到了年底，你妈妈不知要带回多少钱呢？到时候，我们还能去大饭店吃一顿。
到了年底，舅妈没有等来那一大笔钱，而是一通电话。妈妈说，想让我去她那里过新年。舅妈喜出望外，她把我的这趟远行看成对她的检验。她早早跟舅舅送我到汽车站，她往我书包里装进奖状、成绩单，还有稍高级一点的零食。上车前，她掸掉我身上的灰尘，整理好袖口和衣领。她不用嘱咐任何话，我也知道在父母那里该怎么说。临了汽车发动了，她从舅舅口袋里抠出一包烟，递给驾驶员，说麻烦他一路上多照顾。
就算十多年过去了，那次南方之行，我仍记得许多细节。我穿戴整齐，坐在最末一排，望着舅舅一家挥手远去。车上了高速，我靠着震动的玻璃窗睡着了。等我醒来，眼前是无尽的水面，运沙的船只在穿行。原来汽车驶进了船舱，现在正在渡江。过江后，我再也睡不着了。道路高低起伏交叉在一起，两边的高楼看着眼晕，我想象他们住在高楼里，过上了不愁吃喝的生活。
到站后，驾驶员带着我出了站。旅客拥成一团。有人推着自行车挤进来，踏着高跟鞋，穿一条发亮的皮裤子，头发染成干草的黄色。要不是看到她向我招手，我根本认不出这是我的母亲。她比从前高了一大截，似乎是紧身的皮衣将身体裹上去的。她夸张地抱住我，眼睛有些湿润。她不住地说，我的乖乖、我的好乖乖。我闻到她脖子上雪花膏的香味，看来舅妈说对了，我来这里就是享福来的。
她骑车带上我，骑行了许久，身边的高楼逐渐消失，能看到大片的田地。我们终于在一处集市上停下来，妈妈指着桥下一条旧渔船说，我们的家就在那里。这里哪里是城市？原来他们是从农村搬到了另一个农村。我隐藏着心里的落差，跳下车。
走到细长的甲板上，船舱里摆着桌椅，爸爸准备好了午饭。坐下后，妈妈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桌上其乐融融。妈妈又说，下午带我去集市上玩。我点点头说，等这些玩好了，我还想看看妈妈的幼儿园呢。妈妈看着我，筷子搁到了桌上。
吃完漫长的午饭，我才知道幼儿园的情况。他们落脚后，妈妈觉得时机正好就重新收拾了船舱，在船体上画了乌贼、鲸鱼和海藻。跟着她又去汽车修理厂，买了很多旧轮胎扔到水里。夏天的时候，孩子们可以在浅滩上浮水。
为了招生，她写了很多纸条。到了晚上，她端着热糨糊，到城里张贴。贴了三个晚上，有人上船来咨询。没用多久，招来了一大批儿童，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有安徽浙江，也有广西宁夏的。妈妈觉得方法可行，就有意扩大张贴范围。
有天晚上，她托着糨糊，在商场边溜达。那时正赶上“严打”，有警察看到了她，前来询问。她见到警察，丢下碗就开始跑。她跑，警察就追。追到死胡同，就铐了起来。她被当作小偷抓进了警察局。警察局里白晃晃的，她以为要判刑、坐牢，吓得什么都说了。不久后，有警察来渔船上调查。
下面请犯罪嫌疑人说两句。爸爸突然说。
别听他乱说。妈妈说。
那后来呢？我打断他们。想到舅妈家的期盼和嘱托，我焦急了。
原来幼儿园被取缔后，妈妈一直赋闲在家。爸爸面试了几家学校，老师都招满了。他们来迟了一步。两个月前，爸爸决定不待了，他收拾行李都准备回去了，妈妈鼓励说，再试一家。爸爸找到铁路南边的学校，情况还是一样，老师招满了，要等到明年。爸爸穿着廉价买来的西装，浑身燥热。他望着这所染厂改成的校园，自语说，这么好的校园，要是有首校歌就好了。对面不耐烦的老板看了他一眼。爸爸起身准备走了，老板说，要不你来试试？他指着角落里一架电子琴。爸爸平静地愣了一会说，那你等等。
爸爸走出门，过了几条路。他在火车经过的铁轨旁想了一会。用他的话说，那一刻他觉得上天都准备看他的笑话。他来到船上，在一堆衣物和票据里，找到了那个硬面抄。他不紧不慢地走回办公室时，老板已经在看电视了。他翻开写满数字的一页，双手颤抖地弹了几个音，等找到了节奏之后，他闭上眼睛，舒展了一下胳膊，将曲子从头到尾演奏了一遍。
老板问这是哪首曲子？爸爸扯了扯衬衫，说不知道呢，因为他还没有取名。
老板从椅子里抬起屁股，前后打量了这个有些奇特的人。临了他说，要不你留下吧？爸爸问，老师不是招满了吗？老板说，正常的老师是招满了，缺的是音乐老师。爸爸点了点头。他出了门，老板追着问，跟我干的老师都能喝酒，你能喝酒不？爸爸会意地笑了。
回来路上，爸爸一边高兴，一边疑惑，这样的学校，音乐老师的职位是否是多余的？是老板真的需要这样的人才，还是只是觉得他为人有趣？
我在哗哗水声、晃动的灯光里，度过了新年。到了我该回去的时候，妈妈在我衬衣上缝了口袋，装进去一千元钱，又用针线缝死。我揣着这些钱，坐上汽车，摇摇晃晃又回到了舅舅家。
当舅妈拆开我衬衣上的口袋，摸到里面薄薄的一沓时，她脸色彻底难看了。
当父母在南方勉强度日时，舅舅家的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一九九七年，舅舅辞掉板厂的工作，跟舅妈合力经营干货店。为此他买了一辆摩托，负责店铺的采购和运输。不到一年光景，跟店里有业务往来的饭馆有五十多家。那时候谈论大城市还是一种时尚，对于封闭的县城来说，除了商场里出现意尔康皮鞋、沿街商铺可以租售性爱录像带外，新时代的春风还远远没有吹到这里。在客户签单的时候，舅妈很愿意谈一谈南方的穷爸爸和穷妈妈。
又过了两年，舅妈拿出全部家底，合并了旁边一家肉店。店面从两间扩展到四个门脸。我读到三年级，经常去店里帮忙。我负责搬运香料和称重肉皮。不多久，舅妈见我踏实，将管账目进出的活计也交给我了。舅妈看出了我的早熟，谈到我父母时她会说，你是你，你父母是你父母。有好一阵子，我以为她要把我当作助手，一直留在身边。往后，在干活和学习之间频繁切换，又加上几年不曾相见，父母的形象都有点模糊了。
一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广播里传出澳门回归的那个午后，舅舅家装上了有线电视。舅舅举着天线爬到屋顶上。他在屋顶喊，我和小满在屋里回应。几个来回，屏幕上倏地跳出彩色画面。小满握着遥控，全国各省的频道都在眼前闪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叫芦溪的电视台一晃而过。我夺过小满的遥控器，小满踢着腿要哭，我厉色看了她一眼，她听话了。我找到那个频道，正值晚间新闻。画面上无数女工在埋头织布，配音说，芦溪要产业振新，正大兴纺织业。
往后的几天，“纺织业”三个字在我脑海盘旋。我想到遥远南方的母亲。她有打毛线、缝衣服的底子，织几块布应该不成问题。果然没过多久，妈妈打来电话，她说她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薪水眼看要超过了爸爸。
这份工作妈妈做得很卖力。她扯着布卖力地往身上缠了一层又一层，回到家后，再一层一层扯下来。半年光景，妈妈“带”回来的布，在屋里积了半人高。后来布料用不完，又寄到了舅舅家。我们欣喜地看着布料，经舅妈之手，变成店铺里的遮阳布、围裙和抹布。
这样的好时光没有持续多久。晚上我从学校回来，芦溪电视台正在播晚间新闻。看到那则消息，我开始忧心忡忡。新闻里说，千禧年，芦溪将迎来大规模的产业转型。
我不明白转型意味着什么。再一次接到电话时，我站在一旁着急地等待着。终于轮到我时，我憋着一口气，突然说，我看新闻了。舅舅笑了，说这么小的孩子，也关注国家大事。我有些恼怒，一时说不出话。
没过多久，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工厂倒闭的消息从南方传来。妈妈在电话里说，纺织厂的废料直接排进河道，河水都污染了。城市现在正在改造，所有化工业都面临危机，朝不保夕。
丢掉工作的妈妈，并没有在家待多久。过一阵子，新闻里又说，机械产业复苏终于出现了苗头，招工的力度慢慢跟上了纺织业。然后，妈妈在一家厂房谋到一份清点发动机的差事。接到电话时，我和舅妈都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个月钱还能照常打来。
以后我对芦溪台更加关心。一天傍晚，新闻里无数伤员在送往医院，一家机械厂大楼正冒出浓烟，厂房纷纷倒塌，救护车警车紧急围住了。路边一块公交站牌，因爆炸震动而扭曲变形。看到这里，我扑到桌前，擅自拨通了电话。
陌生的老头接起话筒时，我大声喊，叫船上的那个女人接电话，船上的！对方安静了一会，说等一下。妈妈来接电话时，嘴里还含着饭菜。我说到新闻里的事，她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原来，爆炸案发生时，她正骑自行车回家。她感到空气震荡，一股热浪涌动了一下，巨响传到她那里已经没有了声音。她以为天气转热了，回到家还打开了电风扇。她说，没事的，他们工厂效益一直很好，跟这次爆炸案没有任何关系。
不久，新闻上又传出消息，芦溪将针对潜藏危险的产业，进行一次大清洗。这一次，大批的机械厂纷纷搬迁。妈妈再一次失业了。爸爸在电话里说，现在发展太快了，就像一只蜗牛，走得太快，壳儿就会丢掉。
有三个月时间，妈妈没有寄来一分钱。很快非典席卷了全国，学校里让每人交三十块钱，包括卫生费和消毒费。我跟舅妈要了几次，终究没有拿到。舅妈说，没人上街了，生意不景气啊。
非典风波过后，街上渐渐恢复了热闹。人群里有人走着走着，忽然站住了，从口袋里抖抖索索地拿出一台小东西，一面嗯嗯啊啊，一面到处找信号。紧跟着效仿的人多起来，一个新的名词在人们口中流传。芦溪电视台的新闻里说，中国迎来了手机时代，中国迎来了小灵通时代。
之后半年的新闻里，招商引资的项目频繁出现，新建的电子厂遍地开花，城南城北特意划出两处开发区。这次机遇中，妈妈找到了第三份工作。她拿着一长串的工作简历，进了电子厂，负责芯片组装。
稳定了大半年，芦溪开始大兴土木。这次整顿面向整座城市。新闻里透露，人员密集的行业逐步成为城市的肿瘤。大面积的电子厂受到冲击，随着商场的建立，崩塌只在顷刻间。
妈妈再次成为受害者。舅舅家得到消息后，舅妈叹息着对我说，不能再让你妈妈找工作了，她一找到工作，人家工厂就要倒闭。
这时候更为严重的事，我们还远没有想到。新一波招工热潮开始之前，失业率激增，流动人口处于不稳定状态。城市郊县的工人无事可做，赌博打架事件滋生，好像书上讲的大萧条时期的光景。
躁动的情绪，在一个午后触发了。舅舅一家守在电视前，屏幕上一群人拥上街道，路牙边坐满了人，不知谁从窄巷里举着标语走出来，闲散的人群开始聚拢了。人们喊着口号，有序地跟着标语前进。过了两条街区，另一支队伍也出现了。合流后，壮大的队伍挤满了主街道。画面切到下一则新闻。
等到晚上十点半，爸爸终于打来电话。他说事件到了晚上才平息，更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妈妈也在那一群人当中。
在爸爸急促又混乱的叙述中，我们听清了原委。妈妈失业后，在家里生闷气。她去街上买菜时，听到了游行的消息。她带着两把芹菜也参加了。其实她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她只是看到人们打出的标语，很符合她的心情。
妈妈到市里时，交通早已瘫痪，公交车上的人也下来加入。人们踩着别人的脚后跟往前走，庞大的队伍移动一个街区，要花半个钟头。到了中午，前方传来打砸抢烧的消息。后面的队伍似乎得到了某种信号，人们纷纷拾起路边的条凳和扫帚，冲进沿街的商铺。服装店、水果店被洗劫一空。突发的情形，让整个队伍自行溃散了。最终到达市政大楼的只有一小部分，这一小股势力在警察出现后也迅速瓦解了。
爸爸一整天都在学校。下班后他四处找不到人，索性骑车去市里，但是等待他的只是乱糟糟的街道和维持秩序的警察。爸爸只好回到船上等。到了后半夜，妈妈恍惚地站在船舱里，她揉着腿，额头撞破了，手里还抓着秃掉的芹菜。妈妈说，她被人撞倒了，躲到旁边面馆才跑出来。那时候哪里还有车，她只好靠两条腿往家里走。
这就是盲目，爸爸突然说，这群人反抗的对象都没有，就是一帮土匪。人到了集体里就丧失了智力，杀人越货的事也是正义的。要是真出了事情，李红就是去当了炮灰，毫无意义。
我们在这边听着，都说不上话。借着爸爸停顿的机会，舅妈连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那次事件过后，妈妈安心待在家里。有时她在船舷上，一坐一整天。她看着桥上的行人，想着心思眼泪无故流下来。到了傍晚，伴着收音机的杂音，她凝视着幽暗的水面。
好在他们很快从船上搬了下来。有一回下起大雨，爸爸踩空了两块木板。船的主人说，船太久了，他要收回去。他们只好匆忙搬离。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从船上下来，自己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
起先他们在学校住了两个月，后来又搬到一家阁楼里。阁楼渗水，他们在郊区找了一处靠近火车铁轨的院子。
我考上初中之后，他们一直住在那个院子里。有时上课时，我会想象那座院子的模样，跟舅舅家的有多大不同？有一天，传达室的老头打断了我的走神。他递给我一封信，我正要通知班里的人来取，低头发现信封上竟是我的名字。
放学后，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是妈妈寄来的。我很诧异，她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信写在软面抄撕下的两页上。她关切起我生活上的事，仔仔细细，从天气变化到吃饭睡眠。接着她说，她很想念我，每当看到别人带着孩子，她心里就发慌，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情。她成天待在院子里，看到小孩子来玩，就忍不住给人分零食吃，还问人家的名字和年龄。玩的时间长了，她真舍不得小孩子走。
读了几段，纸上有几处变皱的点，我想象她握着圆珠笔时，忍不住哽咽着的样子。她写道，她对我充满愧疚。是她一时的决定，让我变成现在的处境。她在日历上划着日子，总希望哪天可以回来看我。但是她每次提起这个要求，爸爸就呵斥她。看到这里我手指颤动了一下，我无法想象温和的爸爸会呵斥一个人。这是真实的，还是夸大的说法？
此后我经常收到妈妈的来信。她在信里说爸爸根本不顾家，她整天待在家里无事可做。爸爸回来后，他们总为换鞋、刷碗和打扫这些小事情而争吵。发展到后来，爸爸回家后干脆不说话了。妈妈说，他是故意晾着她。她也不愿意主动说话。她做完家务，就听收音机或看电视。他们可以三天不说上一句话。
爸爸依旧经常去同事家喝酒，每次都醉醺醺地回来。最严重的一次，浑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坐在地上，头耷拉到胸前，像只蔫掉的公鸡。妈妈一狠心，任爸爸在地上躺了一夜。爸爸像是意识到自己在家里的处境，再次喝醉就不愿回家了，变得经常在外面过夜。
妈妈信里写道，有一回他早上回到家，衬衫穿反了，脱鞋子时左脚的袜子也是反的。他到底去了哪里？更难捉摸的是，他一回到家，屋里就有一股分辨不清的味道。有次去超市买米，她无意中闻到了。她望着卖廉价香水的柜台，原来家里弥漫的是这股怪味。爸爸到底做了什么？难道是哪个女教师？妈妈越想越生气，她在家里到处洒消毒液。
在信的后半部，她开始考虑要不要离婚。看到这里，我心揪起来。妈妈在最末又补充一句：儿子，妈妈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就去问你爸爸。我吓得一整天的课都听不进去。
后来的几封信，妈妈写得像是呓语了。她不再关心家里的事，也不问我的情况。她说她睡眠总不好，外面风声或是远处的犬吠声都能吵醒她。刚开始她隐隐觉得头疼，后来一到傍晚，她用力地想问题，左脑勺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偏头疼一发作，她只能躺在床上，用手指按摩。
我隐瞒了这件事，但是舅舅似乎已经知道了。傍晚我埋头写作业，看到舅舅提着一个大塑料袋回来。吃饭时，舅舅说袋子里全是药，这些药是你妈托我买的。我点点头，装作不知道这回事。舅妈说，南边药贵，这么一大包能省下三四百。舅舅端详着药袋说，这么多药，邮寄过去，得不少钱呢。我随口说，要不我送过去？眼看暑假了，正好我想去看看。饭桌上安静了。其实我提出这个请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一个月前，我跟舅妈提起过住校的想法。上了初中以后，有一部分学生开始住宿了。看到他们可以摆脱家长，我暗想这是我最后的机会。这样我就不用看人脸色过活。我对舅妈说，住校每天可以早起读书，晚自习还有老师辅导。我同桌那个胖子成绩跟我一样，住校后蹿进前十名呢。舅妈想了想说，住校也可以，但是得经你父母的同意。
此后我经常在电话机旁留意。我等着她打电话，但是每次她拿起话筒，都是在谈干货店的生意。等了一个星期，我才想明白，她是不会去问的。我住校后的花费是固定的，一笔账是一笔账。而我住在家里，却是弹性的，买的衣服、吃的零食，都是舅妈说了算。我父母付出同样一笔钱，舅妈可以从中挣到不少。现在对她而言，我也成了一桩挣钱的买卖。
但是提出看望父母的请求时，舅妈并没有看出我狡猾的念头。她喝了一口汤说，暑假嘛，应该去过一阵子。这一次她放下碗就去打电话了。我看着米粥里的倒影，里面那双眼睛怔怔地看着我。她回来后说，他们说可以。我点点头，平静地放下碗。回到屋里，我跳到床上来回滚了几圈，到处拾捡衣裤。
往芦溪去的汽车，越往南越闷热。过了长江，舔一舔嘴唇都是咸的。终于到站透了口气，甬道里满是乘客。我抱着一大包药，往空隙里挤。
站在广场边上，眼前的芦溪翻天覆地。不过几年光景，一批老建筑都抹掉了，像在旧城上建了一座新城。道路更加宽阔，容得下六个车道，来回的出租和公交都是统一的墨绿色。远边的商品楼更是层层叠叠，要仰望才能看到顶部。
我靠着石柱等待着。近处的日光照在水泥地上，有一层若隐若现的浮白。那些耀眼的光亮里，有人挥手奔跑着。大太阳地底下，她竟然穿了一件紫色毛衣。她为何不走两旁的绿荫小道？她是太高兴忘记了，还是压根不在乎？我招了招手，她扑到我跟前，用力将我揽过去。这不像是拥抱了，而是紧紧箍住。她脖颈汗津津的，看着我时眼神游移不定。
她领着我穿过广场，那里锁着一辆自行车。她载着我，穿过马路，停在一处百货商店前。她拉着我的手，往旋转门里走。两边陈列着电动玩具、积木箱和各种零食。我不觉兴奋起来。妈妈停住了，胸脯挺起来，精神焕发。她忽然说，去，想要什么，随便拿！
周遭有人好奇地看过来。那股异样的感觉让我止步不前。她拍拍胯部，这时我才发现她右边口袋是鼓的。她说，钱足够的，拿多少都行。她声音洪亮了，看我们的人更多了。我只好走到一辆电动卡车跟前。我拿起来又放了回去。我支吾着说，有点累了，想早点回去。
走出商场，我低头看着我们的影子。不知为何，每当影子交错时，我才觉得跟她更亲近一些。骑上车，我小心将头靠在她背上。她回头笑着说，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爸爸也不常回来。我一个人真是烦闷啊。我想到她信里的内容，心里对爸爸感到愠恼。
骑了半个小时，车拐到小路上。那座院子就在路的尽头。这里更像一个四合院，正房住着房东家，两边后建的耳房，住了几家租户。他们那一间就在西北角。
进屋后，热气腾腾的。爸爸正在炒菜。奇怪的是，家里堆得到处都是杂物。桌子有两张，几张折叠椅塞到了门后。橡胶管、自行车把手也堆在柜子上。我找不到地方坐下。妈妈腾挪出空间，我贴着饭桌坐了下去。爸爸端菜上来，摸我的头。我侧身躲过了，他跟我打招呼，我只是低头数脚边的一堆旧瓶子。
吃完午饭，爸爸拿起水壶，问我跟不跟他去打热水？我说不去。爸爸又说，那里还有锅炉房呢，你没见过吧？噗噗冒热气。我想了一会，滑下凳子也提了只水壶。
出门后，爸爸带着我走过小桥。他笑着说，你现在真是大了，不让人摸你的头。我咽了口水说，我知道的，我全都知道的。我瞪着眼睛问，为什么妈妈每次要回去你就骂她呢？
爸爸惊讶地看着我。他说，这怎么可能。每次他都小心地安慰她，说一等寒暑假就接我过来。可是她提起的次数更加频繁，好像她很快忘记了说过这件事。
到了锅炉房，爸爸站在热气里说，妈妈经常精神恍惚，有时看了一整天电视，什么也不愿做。严重的时候锅里煮的米粥漫到了灶台上，她还盯着什么地方发呆。有一回他陪妈妈去公园散步，看到一只小白狗，可能是别人遗失的。她就将小狗带了回来。爸爸心想，有个小狗，她还能有个陪伴。妈妈还想着给小狗起我的名字。爸爸立刻否决了。妈妈就叫它小熊。她每周给小熊洗澡、磨指甲，吃完饭就抱着坐在太阳底下。后来有一天她买菜回来，发现小熊没在家，整个人都慌了，到处去找。找到晚上，她魂不守舍地走在机动车道上，差点撞上一辆迎面而来的大货车。
爸爸关上水龙头，接过我的水壶。他望着水流说，家里乱糟糟的你也看到了。爸爸说小狗走丢后，妈妈经常在外面晃荡。早上出门，快中午了才回来。有时双手脏兮兮地提着一只小竹椅，后来还带回一只木柜。她渐渐养成了捡东西的习惯。家里都快放满了，一件也不让丢掉。有一天晚上，我嫌挤，将一块路牌扔到门外，她看我的眼神都变了，睡觉时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回到家里，爸爸泡了一碗大麦茶给我。他喝了一杯热水，便去学校忙招生的事情了。
整个下午，我和妈妈坐在电视机前。我一会看电视，一会看她。眼前的母亲很平静。我挪到她身边，腿在床边晃着。我说出住校的想法，而且强调已经跟舅妈说过了。妈妈没有抬头，只是小声问，他们怎么说？我说，他们让我问你。
妈妈抬起头说，好啊，我考虑好再告诉你。我心里欢快得像蹦起一只鹿。
接下来几天，我经常在院子里玩。其中一家住户有个小男孩，跟小满一般大。我们在地上玩了两次五子棋，他就跟我熟悉了。晚上吃了晚饭，他还叫我去玩捉迷藏。他吸着鼻涕，靠在墙上数数。我本想跑到车棚里，但是车棚走不进人。我只好跑到对面的砖房旁。这间房子破败没有人住，窗户也没有，木门上挂着一把旧锁。刚好又没有月亮，我蹲到背阴处。
男孩数完数，到处找我。他找遍了院子，也没有发现。我故意弄出一点动静，他循声走来，靠近时，我猛地跳出黑暗，故意吼了一声。他顿时趴倒在地，哇哇哭了。我说，没想到你这么胆小。他爬起来，连声说不是、不是的。他说，你不知道吧，这屋里有鬼。
他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起夜到院子里，发现屋里有动静。他趴到门缝处，看到有个黑影在里面晃荡。他吓得洒着尿，跑回了屋。我感到好奇。那间砖房只有几步长宽，又在不起眼的院墙角，不可能有人住在那里。往后进出院子时，我总要瞥一眼那处砖房。
后来有一次去商场，我忍不住问了妈妈。她正给我试一件衬衫，她说，地球上这么多人，哪来的鬼。那小孩看来是宠坏了，尽说怪话。
回来路上，一家拉面馆正在转手。椅子、饮水机和旧沙发，都堆在门口。有人已经在挑拣了。妈妈也走过去，挑了一把小木椅。她问了价钱，那个灰心的新疆人，报了个低价。妈妈只花了五元钱，拿走了那把小木椅。
回到院子，她嘱咐我穿上那套衣服。我带头跑进屋，换好时，妈妈已经坐下来择菜了。她手边那把椅子不知去向。
过了两天，趁着吃午饭，我问妈妈考虑得怎么样。她放下筷子，有些疑惑地看着我。我又补充说，住校的事。妈妈去盛了番茄汤，回来后她看着电视说，要不算了吧？我握住筷子，杵着碗底，我委屈得说不出一句话。我小心放下碗，躺到床上。过去的事涌到胸口。想到要看人脸色，处处要小心翼翼，我喉咙哽住了。
妈妈挪过来，问我怎么了？我吸了吸鼻子说，没什么。妈妈笑着说，这么小的人就会生气了。多么狠心的母亲。我越想越生气，就爬到床上去，气着气着就睡着了。
午睡被砸门声打断了，醒过来后，屋里没有人。我打开门，眼前立着的只是一个人架子，要不是有人扶着，他可能早瘫在地上。我叫了一声爸爸，将他们让进屋。那位同事站了一会，骑摩托离开了。
我倒了碗水递给爸爸。他像个快要渴死的人，大口大口地喝了一整碗。喝完了，他不忘将碗倒扣，眼睛迷糊着说，朋友们，我先干了。我捂着嘴笑。他大概是看到了，紧紧抓住我的手腕。他舔着干嘴唇说，你是不是觉得我醉了。我摇摇头，想再去接水。他仍不放手。你说是不是？他又问。我只好点头。爸爸抿着嘴，从鼻孔里哼出酒气。他说，我是醉了，但我比没醉的时候更加清醒。
他苍白的脸上泛出红晕，他摸着我的头问，你能理解问题的所在吗？他说，我一个好好的语文老师，现在却教了音乐。你能理解吗？我摇摇头。他笑了一声说，策那，这石榴树上结樱桃的事还少吗？这不是个人所能造成的。人们渴求的美好，在将来会成为人们的噩梦。他搂着我小声说，旧的秩序已经倒塌，新的规范还远没有到来。这是时代发生了错位。爸爸郑重地思索出了一个结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过于理性，过于理性啊”。
我没有听懂，只是嘟囔说，那妈妈的问题在哪里呢？我望着家具堆满的房间。爸爸在脑门上摸一把，使劲儿一挥手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迟早要扔掉。我小声说，还不止这些呢。爸爸摁住我肩膀问，你说什么？那些不断涌来的想法变得忽明忽暗。明与暗之间，那根连接我和母亲的纽带在变细。我仿佛站在浮冰之上。我提高了声量说，还不止这些呢？我走到电视旁，从她的包里拿出钥匙串。这是一种背叛，还是报复？
来到院子里，我走到砖房旁。爸爸有些醒酒了。他朝门缝里看，只那么几秒钟，他的脖颈涨红，手背上鼓出了几条青筋。他着急地要打开锁，但有些忙乱，一时捅不进锁芯。磨蹭了几次，锁把弹开了。
爸爸小心推开门，屋里的景象震惊了我们：从地面到房顶，堆满了捡来的旧木桌和椅凳。一块涂了黑漆的木板贴在墙上，旁边是不知何时买的油漆和一箱粉笔。爸爸仿佛看到了可怕的事物，他走进去，在杂物里翻找着。一张服装店开业的海报，反面，用黑漆写着“幼儿园”的字样。
她是疯掉了吗？爸爸自语道。他气急地朝杂物堆踹了一脚。凳椅哗啦啦倒塌下来。杂物腾起一片灰尘，我吓得退到门外。喘息未定，灰尘里扔出一张凳子。紧接着，椅子、小桌子和纸箱也扔了出来。声响惊动了院子里的人，房东也从二楼打开了窗户。
妈妈打开水回来时，爸爸差不多清空了半间屋子。她震惊地站了一会，在一个瞬间猛地摔下水壶，闯进了人群。爸爸还要往外扔，她张开双臂，拦在门口。爸爸就像困在牢笼里发狂的野兽，灰土中，他操起一块掉落的木板，在屋里劈砍。院子里飘出刺鼻的油漆味。
爸爸在里面待不下去了，但妈妈仍堵在那里。他退后两步，用尽全身的力撞出来。妈妈跌出了两米远。爸爸透了口气，又回屋抱出粉笔箱，悉数倒在地上。妈妈像是放弃了，她没有爬起来，只是不停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清空了屋子，爸爸累坏了。他趴到水池边往脸上泼水，后来他索性接了一盆水倒在身上。这时妈妈正从地上爬起来，几个邻居来扶，都被她用力推开了。她似乎想明白了什么。她摇摇晃晃地经过爸爸身边，径直走到我跟前。我想往后退，但已经来不及了。她扬起手，重重打在我的脸上。我眼前白晃晃的，耳朵嗡嗡乱响。那些淤积的愤懑像找到了一处缺口，我想到在舅舅家的种种冷落，我陷入这样的境地，完全因为眼前的这个人。我朝她大喊道：你要是没有生我该多好！
她受了惊吓似的看着我，眼神木然，脸上失去了血色。她软塌塌地往后退了几步，退到铁门处，蹲在地上，双手捧住了脸。
我哭着跑回了屋。爸爸身上凉快了也回来了。他嗫嚅着，爬上了床。他穿着鞋，靠在枕头上睡着了。我哭累了，也就到床边打起了盹。
醒来时，屋里光线暗淡。我坐在床边，隔着敞开的门，看院子里的杂物。过了一会，爸爸也醒过来，他打开电视，找了几个频道。这时我们才发觉，妈妈不在屋里。
我跟爸爸去院子里打听，有邻居说，下午妈妈出了门，往东去了。我们走出院门，在石子路上小跑着四处探望，穿过一片农贸市场，不远处就是高速了。我们站在路边，不知该往哪里。坐在路旁石凳上，爸爸说没事，她很可能去商场买什么东西了。我想着心思，不自觉哽咽了。
我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一心要办幼儿园呢？爸爸看着路边的汽车说，对有些人而言，他们看不到事物的意义。她执着的，除了那是一个希望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是。我低着头，看脚下的蚂蚁。爸爸摸着我的头说，看来你舅舅和舅妈，也没能教你什么。我突然抬头说，妈妈会不会回舅舅家了？
我们走进附近一家商店，在柜台上打了电话。嘟了一阵子，那头有人说话。爸爸清清喉咙，问了声好。舅妈说，你好，大姐没在旁边啊。爸爸的脸冷下来，他看了我一眼，说她做饭正忙着。舅妈打开了话匣子，还问我的情况。爸爸敷衍几句，终于挂了电话。爸爸拍响额头说，啊呀，糊涂了，就算下午回去，现在也到不了啊。
我们回到屋里，房东正在院子里收拾，她将我们让到她家里。饭桌上的菜碟还没有拿走。她嘱咐我们吃一些。她告诉爸爸，那间砖房是她租给妈妈的，一个月三百元。起初她问要做什么，妈妈没有说，给了钥匙她也不好再过问。我以为你知道呢。她看着爸爸。爸爸只是摇头。
第二天吃了早饭，爸爸拿着电话簿出了门。我跟着他来到附近的商店。他给熟悉的人都打去电话。情况并不乐观，没有一点可靠的音讯。等到中午，爸爸只好报了警。下午一位民警来调查情况，他记下通联后，让我们等待消息。
又等了一天，仍然没有任何音讯。傍晚爸爸正给我做饭，房东急匆匆地跑来，拉住爸爸的手说，她去菜场买菜，听路边卖鱼的人讲，他昨天打鱼，远远看到河边站着一个人，站了许久。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那个人就不见了。
爸爸赶紧解开围裙，带着我，往河边跑。穿过一大片稻田，盐河上飘来低沉的船鸣。我们沿着河道往下游寻找。走过几处田埂，到了河湾处，芦苇茂盛。我闻到一股腐臭味，我害怕地望向爸爸，他拨开一丛丛芦苇，浅滩上飘着一件裙子。爸爸扑上前捞起来，裙子早已破烂，布面上寄生了藻类。周边的腐臭味更加浓烈，我感到恶心。爸爸拉住我的手，又推倒一片芦苇，漂在眼前的是一具野狗的尸骸。
爸爸拉着我往回走。我甩着脚踝上的水，走得跌跌撞撞，旁边的盐河，像是地底下一个巨大怪物的眼睛奇怪地眨动着。
回来后，爸爸给我盛了碗面，自己点了根烟，躺到床上。烟灰落到绣花枕巾上，他也不去掸。往肚子里填了半碗面，我心里踏实了一些。我给他也盛了一碗。他搓捻着烟头说，算了，算了……
临睡前，我留了一条门缝。夜里，我被尿憋醒了。坐起来后，我看到门外昏暗的光里，有个身影在看着我。我推开门，月色落在院子里，那个身影颤巍巍的，似乎一阵风就能带走。母亲回来了？我揉着眼睛，睡意还没有消散。迷糊中，她仿佛说了一句话，像在跟我道别。我想哭，又觉得眼前的事并不真实。我站在原地看着：它走出了光影，渐渐消失在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