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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梯顶端的平台上飘散《荷塘月色》，黄桷树蒙着一层苔粉的根须间倚着两口音箱，几拨人跳着“坝坝舞”。我在这里等候陈天。
树下小贩摊子上十几年前几块钱一张的黄碟，已经换成了储存电影的U盘，我似乎认出了他的脸。当年在大都会后身通向较场口的横街上，在鱼贩子和五金商店中间的交界地带有一排卖碟的。那时还没有发生夫妻看黄碟事件，三级片袒胸露点的封面可以公开摆放在鱼城的地摊上，一眼扫过去有些白花花的，只有黑乎乎的毛片需要口头询问。我的口味也没那么重，只需要掩藏起脸上的些许热度，蹲下去捡起一张李丽珍、叶玉卿或者“亚洲第一美胸”杨思敏的碟子来，交上五块钱，就可以回家在VCD上享受几十分钟的快感。那时候苍井空似乎都还没有出来，更谈不上被人叫作阿姨，眼前这个卖盗版电影U盘的中年人，脸上黄桷树根一样纵横的皱纹也都没来得及生长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他只是一步步离开解放碑，把地盘从大都会后身挪到了十八梯这片废墟顶端。
下过一阵鱼城常见的小雨，“坝坝”地面上有很多积水，人们跳舞的影子倒映在水光里，萦绕又分离。这并非常见的广场舞，穿梭的人影中，一个老年人和一个中年女子是固定的舞伴。老年人又高又瘦，中年女子面目黧黑，骨瘦如柴，穿着一套带褶的黑色短裙。两人的影子若即若离，似乎在贴近中保持着某种无形的距离。老年人略微仰着头，脸上现出某种远离这里的神情，似乎并不能安心投入。
旁观者告诉我，他们并不是熟人，鱼城人把中年女子叫“对对娃”，专门陪这种老年人跳舞，一场舞收几十块钱。老年人和中年女子跳完几曲后，乐曲停顿，两人分开休息一会儿，我过去问他一曲舞多少钱。老年人脸上仍旧带着矜持的表情，又似乎被问到有些窘迫，低声说“我们是老关系”，就别过脸去。
两位骨瘦如柴的中年舞女，看起来是从当年的金竹宫或者食品舞厅转来的，她们当中的一个，就是小芹在遗书中提到的证明人吗？我在食品舞厅里有没有见过她？心里有一丝紧张起来。我不禁背过脸去，向平台脚下张望。
平台外沿紧临十八梯，倚靠栏杆望下去，阳光下废墟冒起似有若无的青烟，气味也隐隐地蒸腾起来。两天来从我住的穆斯林大厦十三层连锁酒店房间俯视，巨大的废墟沿阶梯两侧铺展，从顶端的较场口，一直延伸到下半城的厚池街。最初让我注意到它的，并不是视线，而是一走进房间闻到的气味，从十八梯的底端升上来。它过于庞大的体量，在细雨天气中仍旧在发酵，不能安分地待在下半城。两台在废墟上忙碌的挖掘机显得渺小，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发出的声音被细雨淋湿，清冷遥远。整条厚池街已经消失，我疑心从前租住的那幢居民楼还在不在，因为废墟上的烟霭，这样望下去看不真切。
废墟的顶端保留着几幢板壁房，或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灰楼，就在跳“坝坝舞”的平台旁边，靠外的板屋拆除了一半，伸着长短不齐的檩条茬子，像被劫掠过的山寨。人们跳舞的同时，最后的拆除正在进行。两台挖掘机摆动铁臂，杵头发出沉闷却又盖过音箱的声响，钻碎那些和锈蚀蛛网一样的钢筋缠绕的水泥块；时而又挥动铁臂，像摆弄纸盒子一样轻易地划拉那些薄薄的木板和焦黄报纸裱糊的墙面，让寒碜内景没有保留地暴露在天光下。“坝坝”上的一部分人凑到了平台边缘，张着嘴巴，睁大眼睛打望着，似乎他们明白，这是十八梯最后一场拆迁。两个过街吃小面的人低声谈着九龙坡安置房的价格，他们是住在过渡房里的本地居民，即将搬到那里去。平台“坝坝”上跳舞看热闹或者卖小货的人，多数是不相干的过客，暂时聚集到这里。
向更远处望出去，长江像一条宽大的略微摆动的带子，似乎离蓄水前更宽了一些。再过去是烟雾蒸腾的南岸，林立的高楼把从前的荒坡和灌木踩在脚下，南山的背景隐藏在一层雾霭中，一条依稀的轻轨带子向着鱼洞延伸，代替了以往的公路。那里是我的肺结核初次发病的地方，似乎立刻唤醒了胸部疼痛的感觉，像昨天一样新鲜。
这次回鱼城，轻轨从华新街出站，驶上鱼澳桥，嘉陵江对岸的鱼中区就矗立在面前，似乎是越过护城河进入某座城寨的隘口，却又即将回到自己熟悉的地界，我在心里轻轻地吁了一口气。隔江近似屏风的布景上，楼群和崖壁相互攀缘着升高，不知谁是主角，谁是背景，沿着嘉陵江岸布置延伸。沿嘉陵江岸行走的轻轨像一条带子，一会儿穿出那些楼房，一会儿又消失，似乎是为了固定这幅布景。在布景的最上方两路口的位置，出现了鱼城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的大楼，带着一个像电视塔那样的针尖，那是为了接收全市的急救信息。
我想到了小芹随身带着的那根针，始终没有见她拿出来过，也不知道它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曾被使用。它可能早就被弄丢了，和它的主人一样，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了，随江水流逝了。
还有红萍，她早就化成了一把骨灰，不知被撒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曾经栖身的那片棚屋，就在急救中心大楼针尖背后的那面坡下，顺脚一直滑下去，会跌落到菜园坝火车站。十八年前第一次走出火车站出口，我没想到会和对面山坡有什么关联，它那时看上去是深绿色的，散落的窝棚都淹没在南方盆地的绿色里。如今那片棚屋和那面山坡的绿色，都不知是否还存在，她的父母可能流落到了城市某个角落，不会对别人提起他们养女的故事，就当是终生不会去医院检查透视的一个病灶。
再过去一点，山顶的楼房下面是佛图关公园挂在崖坡上的一幅绿色，底部是一片竹林。小絮离开鱼城回乡的前两天，我们曾经去那里游玩，在竹林间的茅亭里拍下照片。照片上她微微向上掠着嘴角，似乎是来鱼城后唯一的开心时刻。那天我似乎重新爱上了她，从头开始谈一场恋爱，却只有两天时光的期限。
我留心辨认，眼前的这幅景色，每次回来是否都变了一点儿。楼群的位置更加显眼，山坡退到了背后，慢慢地被楼群踩到了脚下，原来的岭际线变得模糊了。大楼越来越多，绿色的布景也就朽坏了，正在被撤下来。怀旧的心情并不合适，即使是像这样一次旅行，似乎是要放弃又留下一点什么。
昨天在家乡小镇上那家派出所的柜台前，姐夫陪着我拿到了那张盖有蓝色骑缝章和钢印的户口准迁证。这样，依靠姐夫和派出所长的关系，加上两条芙蓉王香烟的作用，我终于结束来回辗转，只需要再奔波一次，就能把户口从人才市场的抽屉里取出来，落在一个长久的地方。
不会再有个中年女声每年在固定时间打来电话，用着懒洋洋的、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问我是否要延长户口挂靠和交纳档案代管费用了。最初两年为了交钱，我每次都自己回鱼城一次，后来有两次请陈天代缴，再后来可以银行转账了，那个中年女声却始终没变过——漫不经心当中带着一丝莫测，每一次的响起都会提醒我，你的身份还只是挂在某个地方、某颗钉子上，只需要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落。
从考上大学转为商品粮户口开始，我从来没有想过它还会回到那个小地方，从省城辗转到上海、北京、鱼城，最后竟然没有找到落脚之地，只能叶落归根。不论如何，这里毕竟让它悬挂了那么长时间，这次迁户，就算是结束一场过于漫长的告别。
还有那篇十几年当中一直未完成的故事，叫作记忆之城。第一行文字是我在鱼城的出租屋里敲下的，现在那些早年的文字已变得陈旧，如果是写在纸上，字迹一定已经斑驳泛黄，墨迹漫漶莫辨。它一直没有出生，却已经衰老了，像是先天不足的胎儿。
“你把它写完吧。”上次和小絮在微信上聊天，她再次提到了这件事。当年从小县城那间临时的婚姻登记处门面里走出来，各自小心翼翼地把绿色封皮证书放进衣袋，感到莫名地松了一口气，心里又有些空落落。小絮对我提起了这件事，说是“留个纪念”。说起来，虽然结婚多年，从家乡到上海再到鱼城，只有在劳务市场出租屋里的三年，我们是像其他夫妻一样，在一起长期生活过。
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它还没有完成，需要寻找些什么，作为延迟出生的凭证。那些在鱼城孕育的人物、情节和地名，它们沉睡了多年，需要再活过来一次，寻找今天的身份。也许已经没有它们的位置，连鱼城骨子里也已变身为另一座城市。如果这一次它们没有复活，那就再没有活过来的机会了。
需要一个契机，我知道自己内心一直在等待，当半个月前陈天在微信上久违地联系我，发给我那篇很久没有发表的稿子，这个契机意外地出现了。
是小芹的死亡。
小芹的尸体是在朝天门下游几公里的唐家沱发现的，这是鱼城下游第一个庞大的回水湾，有一个专门的水上打捞队，每年都会发现很多具浮尸，因为面目泡胀腐烂，难以辨明身份。小芹的身份得以确认，是因为她特意在身上绑了一个密封的塑料袋子，袋子里装着她的遗书和身份证，遗书里说自己的死跟任何人无关，纯粹出于厌世。看起来她是从朝天门码头投水的，这也是当年她离开家乡湖北，初次踏上鱼城地面的地方。她说明了自己是职业舞女，再从前是印刷厂女工，还提供了两个可以证明的熟人。她说明自己身份的目的，是希望不要解剖她的遗体。当然，她这个遗愿其实并未得到满足，水上派出所按照处理浮尸的惯例做了解剖，以确认死者不是中毒身亡后被抛尸江中。
陈天因为在鱼篼报社跑水上公安口，接到了这个线索，打算写一个舞女跳江的故事。他在派出所看到了小芹的遗书，得知了她的姓名和那两个证明人的身份。意外的是其中一个联系人叫罗玉英，是当年鱼篼报社印刷厂的女工，陈天和我都认识。先前他看到小芹身份证的时候就觉得眼熟，再加上这个联系人，使他确认了眼前泡胀变形的浮尸就是当年我和他都有过交往的小芹。稿子最终没有发表出来，因为那一段时间鱼城正在召开“两会”，不便发表这种调子过于灰色的报道。陈天心情沮丧，因为他下了很多功夫，当作自己很久以来最重要的一篇稿子来写。半年以来，那具浮尸一直逗留在他的眼前，干扰得他心神不宁，终究使得他决定把稿子传给了我，他说：“你和她的交情更深。”
我的震动自然不下于陈天，即使并没有目睹浮尸的状况。自从“非典”那年和她在食品舞厅告别，我不知道她后来经历了什么，遗书中也只有简单的说明。能不能找到另一个证明人，弄清楚她在鱼城最后岁月的情形？她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我想让小芹再活过来一次，连带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情节和隐秘。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趁着我和鱼城告别的关口。
在我回想的当口，轻轨已然穿越黄绿色的嘉陵江面，到达鱼中区城寨的隘口。
再开始一次，然后结束吧。
放晴一会儿的天空忽然再度收紧起来，下了一阵小雨，“坝坝”上的人聚拢到两棵黄桷浓密的荫下，无视雨水地继续跳舞。瘦高的老人离开了，他的舞伴一时无事可做，我上去和她打了个招呼。
她有些不解地看着我，似乎拿不准我是顾客还是某个熟人。我说：“我是小芹的朋友。你认识她吗？”
她迟疑了一下，回想着道：“小芹？”忽然想起来地说，“我不是，你问问她吧。”指了指另一个正在陪矮胖老人跳舞的中年女子。
“坝坝”上还在跳的只剩下他们一对。终究结束了，两人拿出手机，老年人扫了一下中年女子的码，她就站在黄桷树下躲雨。我凑过去把刚才的问话重复了一遍，又加了一句：“你是李子吧？”她有点惊讶，注意地看了看我，脸上的皱纹略微放松下来，过了一下说：“你是来问她跳江的事情吧？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都半年时间了。其实她啷个要自杀我也不清楚，只是在她害病以前跟她住过一阵。”
“她害的是什么病？”
“乳腺癌。”
我立刻想到从前小芹同我说过她妈妈得乳腺癌的情形。
我说：“能不能找个地方聊一聊，我请你喝杯饮料。”李子抬头看了看仍旧落雨的天，说“好吧”。我们用手遮着头，就近走向马路对面的日月光中心，那里有几家咖啡馆。这会儿人都不多，我随便选了其中的一家。走进去时李子显得有些迟疑，给她点饮料的时候，她要了一杯冰淇淋奶昔，饮料上来的时候，李子端详着杯子里面冰淇淋的形状说：“我好久没到这种地方来耍了。”
坐下来之后，李子说：“知道我为啥子跟你来不，其实，我认识你。你在食品舞厅跟小芹跳过舞，给她送过丝巾。这么多年过去，你也没啷个变。”
我恍惚回想那天我送丝巾给小芹的情形，烟雾腾腾的舞厅里，她和三四个年龄差不多的姐妹站在一排，我走过去把丝巾交给她，小芹脸上露出了微笑，旁边几个女孩“哦”地叫起来，似乎暂时脱离了舞厅的情境，目睹一场约会。看来眼前的李子就在那几个女孩中间，当然那时候她还年轻，脸上没有沟壑，也不像现在这样骨瘦如柴。
李子说，小芹那次从湖北回鱼城之后，她们又在舞厅里跳了很多年，一直到年龄越来越大，一层层的年轻女孩冒出来，邀请她们的舞客越来越少，挣不到稀饭钱的时候。她们无处可去，只能转移到坝坝跳舞，挣几个老年人的钱。
“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在这下面租房子住。”李子抬头示意窗外十八梯的方向。小雨汇成扭曲的水滴在窗玻璃外侧落下，较场口的景色变得模糊，路口的红灯绿灯像是在夜晚。
那时候十八梯还没有开始拆迁，从下半城到较场口都是密麻麻的棚户区，有的下层是木板，二楼还是住了几辈子的竹笆房，经过烟熏火燎都变成黑红色了。李子和小芹就租住着这么一间二楼的竹笆房。走进一楼，完全是黑的，只有楼顶上一片明瓦投下一条光线，穿越层层叠叠像帐子撑起来的蜘蛛网，乱成一团的电线和蜘蛛网缠裹在一起，分不清是哪样。房东和另两家租户住在一楼，到二楼要爬一段又窄又陡的梯子，不知道是哪个年代建造的，踏上去咔咔直响，阳尘抖落，真担心一脚就会把梯子踩塌。她和小芹合住的房间只有巴掌大，窗户紧贴着坡上一幢房子的木板墙壁，几乎透不进光线，大白天也完全是黑的，只能晚上回来睡个觉。没有卫生间，洗澡要到一楼的水房里拿盆盆接到冲，上厕所要去巷子里。煮个面也只能在一楼用煤炉子，房东老太太有时还捡些劈柴回来烧。因为鱼城的夏天实在太热，要死人，房间里装了一部二手空调，就是这部像毒蚊子嗡嗡响的空调把价格抬了上去。两个人在这里合住了三年，不知哪个背时的私用“热得快”，导致电线短路，一把火烧得渣渣都不剩，消防车进不来巷子，只好在十八梯顶上“坝坝”里架云梯往下喷水，就是今天她跳舞的那个“坝坝”，好歹只烧掉了几家人户，死掉了几个人，房东老太太也没跑出来。就是这次火灾之后，政府开始说要重视十八梯棚户区的安全问题，说消防已经烂包了，只能引进开发商整体拆迁。房子烧掉之后，她退到湖广会馆旁边另外租了一个转角房子，价钱要贵一些，小芹就租不起了。
“不晓得为啥子，她的花费比我大。”李子想小芹可能是要接济在老家的娘，但按说得了癌症这么多年，应该也死掉了。或者是小芹大手大脚惯了，譬如她要抽烟。跳“坝坝”舞的收入本来就比在舞厅里低好多，小芹的习惯却改不了，说是心里忧愁，没有烟过不得。李子叹了口气说，租不起房子之后，小芹就开始到舞客那里去打游击，赖在那些老光棍家里，凑合一段是一段。有时候人家有家室，她还硬挤到人家屋里去，搞得鸡飞狗跳，能赖多久是多久。这样下去，老客人得罪光了，跟她跳“坝坝舞”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小芹不是鱼城本地人，她不像我们，好孬还有个后方。”李子说，近些年政府搞扶贫搬迁，她在老家的房子也纳入了搬迁范围，分到了一套安置房，虽然是在镇子上，自己还贴了万把块钱，到底老了有个安身的地方，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小芹是湖北人，又是城镇户口，就没有这个政策，老家也什么人都没有。她在世上完全是无依无靠的。这可能也是小芹忧愁的原因吧。
一个来月之前，小芹在刚才那个“坝坝”跳舞的时候，忽然对李子说不想活了。她吃惊地问“咋个回事”，小芹说咪咪里头有个包块，像针刺的疼，她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是得乳腺癌了。虽然不是晚期，治疗要花大笔的钱，她连稀饭钱都不够，也没得医保。“我跟妈一样的，遗传的。”小芹说，妈妈得病之后拖了四年，她不想像妈妈那样拖下去。
“当时我听了心里很乱，可是也没什么好主意，只是劝她想开点，这头客人又来邀请了，草草地分了手。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她。有时候我想发个微信给她，又不知啷个说。有一天派出所的人忽然来找我，才晓得她出事了。”
“看到她的照片，泡得完全不像她了。她本来比我还瘦些，身上一两肉都称不出来。”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李子用力啜着冰淇淋奶昔，就像这杯甜品下肚能使她枯瘦的身体略为胖上一点。窗外的雨渐渐地更小了，并没有完全停，鱼城的天气就是这样，真像是牛毛，凉意穿透皮肤又像是针。我又想到了小芹身上曾经带着的那根针。她可能从来没有使用过，最后只是刺伤了她自己。而我不也是一个刺伤了她的人吗？
李子喝完了她的奶昔，穿过牛毛细雨回坝坝去上班了。我继续在日月光里坐了一个钟头，然后到“得意世界”入口等待陈天。
“得意世界”入口的对面是从前的鱼篼报社，顶楼上残存的日报社标识还没取下来，“日”字已经剥落。原来报社租用的两层大厅已在重新装修，传来电焊和打钻的声音。我在楼面上徒然寻找从前报社痕迹的时候，听见陈天在背后喊我。他的嗓音还是那样容易辨认，就和转头看见他镜片背后发光的小小眼睛一样，肩背的佝偻增加了一分，增加了匆匆赶路的感觉。和十几年前我们刚到鱼兜晚报热线部一样，他背着一个采访包，一瞬间我觉得他是从那篇小说里走出来的，豁免于现实中的变化。
鱼城正在召开一场世界马克思大会，早上陈天采访完了会议筹备组，从大坪过来找我。
我们去“得意世界地下美食城”吃了饭。这是从前报社在凯旋路电梯旁的时候，我们日常一起吃饭的地方。眼下租金上涨，报社搬去了江北，陈天回来的时候就少了。比起刚开张的年头，这里显得空荡，两家关着门的店铺围上了停业装修的防雨布。
上次回鱼城，在这里一起吃饭的除了陈天，还有万群。两人有一大年没见了，起因是陈天的老婆琉璃给万群介绍女朋友，这头陈天说好了，那头万群临时不肯去见。陈天觉得万群不给面子，万群则说陈天“没搞清轻重。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关系能跟那个女的比吗？你怎么能为了那个女的，和我绝交”，陈天听后有些局促地点头，两人算是和解了。这顿饭万群买了单，他手头比陈天宽松，眼下他是鱼城社科院一个研究所的主任，解决了研究员职称。离婚之后，他一直没再成家。
多年前回鱼城采访，我住在万群家里。晚上回去时我在路上买了一盆红色的热带多肉花卉，公交车经过两路口时急转弯，花盆险些摔破，落了一些泥土出来，我用手捧回去，手上沾了一些土。万群媳妇是个喜欢绣花的山东女生，跟着万群来到鱼城，她手头老有手帕鞋垫之类，最初万群看上的也就是这一点。可那时他想好耍，一门心思想离婚，宁肯不要房子，媳妇说他是故意的。她停一下针，手中枕套刚刚绣出一朵并蒂莲的轮廓，听天由命又带有一丝决绝地说：“我不会让他好过。”接着又扎下一针去，花朵的颜色似乎扎在心脏上那样殷红。
我的一盆花没能挽回他们的婚姻，那座大房子加上存款归了媳妇，万群净身出户，终究得到了他想要的自由，却再也没能结婚。
万群问小絮还在不在老家，我说她在美国，他们都吃了一惊。离开鱼城后几年，我们离了婚，以为小絮会一直待在那个深山小镇，面对学生和课堂度过下半生了。谁知离开了我，她倒像是从过去的一层帘幕中走了出来，在网上用外语聊天，交往了一位美国医学博士，嫁到了大洋彼岸，成了那座深山里的传奇。我从未想过小絮身上有这样的力量，似乎以往她只是在人群中收缩了自己，就像她说的，要把自己放在我的口袋里。
结婚后她发来美国居住的小楼照片，和一片长在草地上的苦麻菜。她在路旁偶尔发现了苦麻菜，正是小时候经常打回家掺玉米糊当饭吃的那种，过后在自家草坪上种了一大片，春天开出一盏盏的黄花。她说：“看到这里也有和家乡一样的东西，心就安定下来了。”
我想到她从前从女娲山写给我的信：“我喜欢山茶花，这里遍坡都是。不过也有很多苦麻菜开的小黄花，我以前并不喜欢它们，只把它们当野菜。但因为你喜欢，我也喜欢了。”信封里夹着一朵压平的小黄花，它的花瓣本来就平平的，叠在信封里看不出来。
而我在北京一直辗转，没有方寸的地方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苦麻菜。只有那些无根的文字，作为在世的证明。万群也到北京去读了两年博士，毕业后又回到鱼城，离开了日渐衰落的报纸行当。
只有陈天还在《鱼兜晚报》。
“没有朋友。”他几次在qq和微信里跟我这么说。我想这是他有点勉强地和万群和解的原因。沈文明去世后，小圈子的聚会就散了，陈天和吴海子很少见面，另有一个朋友去了成都。我离开鱼城后，陈天失去了最后一个可以聊的人，虽然我们之间的话题常常很不一样，对于插满了他书架的哈贝马斯或者齐泽克，我大体只知道个名字。
让人有些尴尬的是，那次和万群和解的饭局之前，陈天自己也已和琉璃离婚，而且是陈天主动提的。饭局之后，陈天和万群也再没有见过。
报业的衰落动荡让陈天不安。“稳定，我想要稳定，动荡让我厌烦。这可能是我的弱点。”眼下他找了关系想调入鱼城日报，当一个普通记者，和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一起跑会议写稿子，比他们更认真一些，散会后跑上主席台去问官员的想法。这样他似乎也找到了一些十几年前做记者的感觉。至于会议本身，他并没有像过去提到马克思时那样，总是侃侃地谈上一些什么。
地下城里的气氛有些空荡，我们闷头吃着各自的煲仔饭，陈天对付完了他那只煲里的滑鸡，剩下两只冬菇，总算抬起头来问：
“你还在那家杂志吗？”
像过去许多次那样，我不得不告诉陈天，自己已经不在上次那家周刊了。就在这次来鱼城之前。由于一篇不合时宜的报道，我所在的《乌鸦周刊》解聘了我，感觉这会是我最后一家栖身的纸媒，毕竟这个行当几乎要消失了。但一旦离开，眼前一片茫然，不知道下一步会去哪里。
小雨变得更加若有若无，像是鱼城通常的样子。我提出步行逛一趟鱼城，毕竟以后我可能很少会回来了。陈天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知道那篇一直未曾完成的小说，我们可以一起走过小说中提到的那些地点。陈天说：“顺便去看看那个舞女跳江的地方。”
从地下一层出来，走过了鱼城大轰炸惨案遗址，就是“得意世界”门脸的一个小房间，和铁门旅馆一样装着铁闸门，里面摆着一张小桌子，下面的方形入口似乎有个楼梯，却从来没让人下去过，现在似乎已经封闭，加上一行标识“遗址隧道未开放”。我怀疑当年惨案发生的大隧道，已经消失在地下美食城里，我们刚才吃煲仔饭的港式茶餐厅，是当年地下避难所的一部分。这似乎也是美食城生意做不起来的原因。“得意世界”的对面是大元广场，这里是老报社所在的地方，因为地价上涨，报社已经搬到遥远的鱼北，那一带号称中央公园的旁边，却已经接近了机场。大元广场的顶楼上，残存的日报社标识还没取下来，“日”字已经剥落。原来报社租用的两层大厅已在重新装修，传来电焊和打钻的声音。
如果想从这里走到下半城，可以坐凯旋路扶梯，这个对外营业的电梯仍然存在，价钱由五角涨为一块，也算是鱼城的旧物之一，只是不像两路口皇冠大扶梯或缆车那般出名。今天不知为什么它关门了，或许由于乘客稀少。上一次与万群和解的饭局之后，我和陈天也有过一次这样的散步，从较场口步行到朝天门，当时特意没有乘坐电梯，而是穿过一旁的老城门洞子走下去。城门洞很高，里面的情形还好好的，有两家卖小货的商店橱窗，像大轰炸遗址一半掩埋于地下，长年处于濒临倒闭的状态，眼下干脆关着门。一张旧沙发搁在路旁，似乎全无来由。下雨天给门洞增添了清冷的气味。
城门洞里望出去很远，前景是鱼城特有的晦暗。斜坡的梯坎一直延伸下去，到达“之”字拐坡下一端的凯旋路，石阶上是“棒棒”歇脚和报贩打盹之处。眼下这道梯坎似乎前所未有地衰落，台阶生了青苔，青苔又已发黑，走下去的时候，似乎听见雨滴坠落在条石上的动静，尽管天并未下雨，也许是哪里空调的滴水声。
眼下我更想去走走从较场口“坝坝”俯瞰的十八梯。我们往回绕了一点，较场口变得有些认不出来了。以前它的山坡上耸立着吊脚楼的垛堞，中心像是有一处凹陷，现在那里已经填充得微微隆起，开发了一溜商铺和咖啡馆、茶楼。靠外的边沿则蒙着绿色防护网，正在进行拆迁，我们从脚手架下面的甬道穿行，走过依旧湿漉漉的平台。人们仍在跳舞，旁边的残垣已经拆除干净，废墟上再也没有突出的标记，连一件成型之物也无从保存。
只有十八梯本身还完好如初，显得像是彻底烂掉的躯体中的一根脊椎，被上半城的重量压得弯弯曲曲。以前十八梯一带到处是这样狭窄曲折的路线，穿过奇形怪状的木板或砖石房子，从上半城到下半城，现在其他的线路都埋没在废墟中了。
沿着阶梯往下走，经过了平台底下一家火锅店和紧挨着的公厕，再往下阶梯两旁就是瓦砾堆了。从前是连片错落的棚屋，内情总是无法全然藏匿，细节近在咫尺：一顶落满陈年阳灰的蚊帐，连同犹存微光的帐钩，一件斜斜挑出晾晒的衣服，一个在天井缝隙光线中趴着小凳做作业的小孩，像是蜘蛛网笼罩下的小飞虫，一路陈设在曲折蜿蜒的梯坎旁边，和梯坎上拧成一股粗麻绳来去的人流，说不上谁是谁的背景。我想到小芹租住的房屋，就在这片曾经的废墟之中，如今已杳无踪迹。
“你记得那个发行员吗？”陈天问，“坐在这段阶梯上死去那个。”
那是我们来到鱼城第三年的事情，酷暑的天气，一个兼职当了晚报发行员的“棒棒”，年纪有五十多岁了，卖了一大早晨加中午的报纸，大部分报纸都没卖出去，下午实在累了，坐在十八梯石坎一段转角歇气。太阳很大，他用一张晚报遮在脸上，倚靠在梯坎上打个盹儿。后来很久没有动静，旁人觉得不对劲，揭下报纸一看，他眉眼和嘴巴都紧闭着，已经没有气了。大约是年纪大又中暑了。他去世时还穿着晚报统一发的黄马甲，晚报为这件事发了报道，还组织了一次捐款，用来给他办丧事，和补助一下他垫江乡下的家庭。
后来我走在这条弯弯拐拐的石梯上，总会想起这件事情。当时有点震动，有时也会想到我们自己，会不会突然倒在扫街跑热线的途中，身上还背着帆布的采访包。后来也渐渐淡忘了，直到今天，阶梯上的人群和房屋都已消逝，余下稀落走过的，是步履匆匆的行人，像我们一样来找寻一点什么，虽然什么也找寻不到。
我们一直走下十八梯底部，矮矮的围墙裹着山一样的废墟，中间剩下几条街的路牌，像是刻意为这些废墟起了几个名目。一栋带有巴洛克拱券的民国建筑，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中央，或许是当初哪个国家的领事馆。我曾出于好奇走进去看过，它的内部被黑暗笼罩，上下分割出无数贫穷褴褛的空间，为栖居的众多人户所占据，近于蜘蛛的巢穴，早已没有往昔的一丝荣光，只剩下外表的大理石躯壳。数十年间，它半死不活地待在下贱却活泛的邻居之中，分享街上传来的人气和油烟味，如今总算摆脱了这些人群和蛛网，却显得无精打采。在它对面，一棵瓦砾堆中残余的黄桷的树荫下，莫名保留着一个“工人之家”的门楼，毫无关联的它们，成了两个仅有的幸存者。
这会儿阳光出来了，和在细雨中相比，废墟似乎活了过来，闻到一种难以描述的酸腐气息，让我陈旧钙化的肺部立刻找回了那年春天的记忆。疼痛似乎马上就要回来，我不由加快脚步。难以想象这里过去红火的气息，一路上呛人又迷惑鼻孔的呛辣子和火锅料气息升腾而起，夹杂着鸭脖子的糟味儿，地摊有无数名目的小货陈设，并不畏惧脚步触碰。布店里张罗的被褥似乎搭到了街面上空，人们在床幔之下擦身穿行、进食和交易，每次我逛街都有一种进入洞房的恍惚感。
陈天告诉我，以往这里叫花街子，是红灯区，陪都时期报社是国民政府陆军部，附近还有几个大衙门和外国领事馆，达官贵人下了班就过来喝花酒。
我依稀看见了六十年前的场景，日本轰炸机的翅翼刚随天边的余晖消逝，夜晚的灯红酒绿又开始复活。人们从隔壁的防空洞和废墟中拥出，霎时重新填满大街，喝花酒或苦酒灌醉自己，吃毛血旺、烧白和海椒，在女人身上或自己的汗液中寻求发泄。我怀疑身边汹涌的是同一群人，不管是战争、饥饿或你死我活的斗争，都没能改变他们身上寻找乐子和忍受苦楚的顽强本性。这条街道就在我租住的大楼身后，每次从楼上下来融入人流，似乎可以无穷尽地走下去，没有出口。如今却一眼望到了头。
只有出租屋的大楼还在，尽管它毫无特色，背面只泛着一层生病的黄疸色，就像是废墟前面的一堵砖垛子，还没有电梯，却因为体量显得不小而躲过了劫难。
眼下这幢楼的面目发黑，让人想起鱼城冬天阴湿的雨，十五年间，它衰老的速度比我想象中更快。六楼的窗户依旧安着铝合金防盗栅栏，有一扇却被人遮上了木条百叶窗，挡住了三年生活的记忆，还有最初那些文字出生的信息，也使我没有心力爬上依旧陡峭的台阶。那里十有八九跟从前一样，有一面挡住去路的铁栅栏。就算那后面有什么，我也早已没有了钥匙。不，这里并不适合怀旧。
上一次来鱼城，在和万群那场饭局的前一天晚上，我穿过了楼底“铁门住宿”的栅栏，沿着倾斜的通道入口往下走。
剥落的毛笔招牌挂在陈旧的铁栅栏上，也许从一开始它就陈旧了，一个守在寒碜街边无法走开的人，从来没有过鲜亮的时刻，因此怠于加上一个“旅馆”的名目。十五年来一直守候这样的街景，不论是谁也难免心生厌腻：街面是稀脏的烂泥，行人脚底踩着自己的黑色倒影，对面市场飘出剩余的烂菜叶味道，几个垃圾桶总是委屈地顶着劈头盖脸的垃圾，而不是安稳地装在桶里。对于从这条街上顺路拐下来的人，难免不会有好脸色，这一点一直阻挡着我越过栅栏门限。
斜坡下拐角隐约看见几个男人，借着入口的微光打小牌，似乎是看守。有时一两个“棒棒”半敞着衣襟，睡眼惺忪地走上斜坡出来，肩上捎着一根竹棒，只有他们可在这个地下世界出入无阻。
栅门顶上标明了床铺价位，竟然仍旧是五块钱，似乎这里的时钟被人为摁停了，停止在一个僵住的时空里。在男女五块钱一晚的床位之外，终究增添了十元的单人房和二十元的电视房，以及淋浴，似乎使它稍稍脱离了全然的“棒棒旅馆”层次。或许是这一点，使我看似寻常地逾越了从来没能尝试的铁栅门界限，向斜坡下的世界走去，心里想着被询问时该说些什么理由。一个男人带着竹棒走上来，与我擦肩而过，我不动声色，走向拐弯处几个打牌的男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关口，似乎仍旧是十五年前那一桌人，面貌像他们手里落上微光的纸牌，早就玩旧了，却没心情换一副。
我从牌桌旁边经过，心里打着无声的鼓。事先的答案在我心腔里浮动，我到这里找邓要发。但没有人出声问我。我轻易就走过了入口微光的拐角，到了地下的黑暗里。除了防空洞里的舞厅，这是我第一次走入地下的鱼城。
似乎哪里有一两盏电灯，隐约看出内情。这里近于一个车库，立着一些柱子，柱子之间的车位被隔成一个个小房间。主路两旁摆着架子床，有一两个人躺在床上。他们就是五块钱一份的地下床位的旅客，也是主人了。节能灯在甬道深处投来没有温度的灯光，照亮了淋浴的字眼，字眼后则是上了漆似的黑暗。虽说是男女床位，却几乎看不到女人。
几条狭窄的甬道通向深处，隐约显出平行的一条甬巷，房屋都锁着门。它确实不能叫旅馆，不如说是地下的另一个街区，和头顶的鱼城平行存在。我不敢深入，怕自己显出形迹可疑，只在路口探望。主路深处是一个仓库，几个男人在搬运地上的编织袋。一个男人问我干什么，我问这是地下旅馆吗，他急促地说“你找外边的人”。我似乎得到了一个凭证，回头走出来。
这里和我从前多少次想象的不一样，缺少夜晚的鼾声、梦话和磨牙齿的声音，还有脏话、黄段子和喷头水声的泼溅。我在这里找不到邓要发那矮小又肌肉发达的身影，不知道哪一张架子床上，休憩过他卖力一天后涣散的身体。也许在漆黑得反光的淋浴间墙壁上，依稀映出了逝去的影子，无从确认。
即使是单身在鱼城做“棒棒”的时期，在邻近的中药材市场和解放碑之间奔波，按那位他喊大姨的房东吩咐，把二手冰箱独力背上我租住的七楼的那段岁月，他也不甘于长年寄居于地下空间的一张床，在路旁吃一份三块钱的“棒棒饭”。有时候他帮大姨搬东西上楼，也从来不久坐，放下了东西，就拿着棒棒下楼，邂逅时却没有忘了叫我一声“冉老师”，让我总觉得欠他点什么。我没来得及下决心走下铁门后的通道去找他，他便离开了。在记忆之城里，只留下了一个佝偻承重的背影。
我去北京后手机换号，丢失了他的小灵通号码。这是我长久以来感到遗憾的事，即使是到了眼下，打算彻底作别鱼城的时候。
从栅栏通道出来，我仍旧爬上了六楼。走廊口的栅栏仍在，铁锁却不知何时去掉了，空荡荡地半开着，或许是由于楼下人流的减少，或者仅仅是年久废弃。楼道变得更黑，只能依稀辨认房门的轮廓。我按照记忆，走到靠近走廊尽头朝街的第二家，犹豫一下举手敲了门。我不能总是站在黑暗里，不然会显得像一个从街面爬上来的贼。
屋里有了迟缓移步的动静，我紧张地准备着脸上的表情，同时在记忆中搜寻那张描过眉又有了皱纹的脸，二者显得是出自同样的勾勒，又因宽大显得有些浮肿。
但打开门出现在面前的，却几乎不像是这张脸。皱纹加深成了沟壑，又松弛成为肉皮，描眉化妆的痕迹完全消失了，颧骨的轮廓凸出，原本宽大的脸显出几分窄巴来，完全成了老年的形象，有些像是当年她干巴的丈夫。耳垂上显眼的金饰也消失不见，只是在一些无从说明的地方，还保留着过去的特征，说明这是同一个人。屋子里的光线也暗，百叶窗遮住了大半的逆光。
她疑惑地打量着我，我费力地开始述说来意，请她回忆十几年前是不是有过我这么个租客，当时是夫妻俩一起住的。我又提到当时在这间屋子里的大爷，她终究想起来了这件事。我们在屋中间的大方桌旁坐下，这张大方桌还是十五年前那张，仍旧揩抹得发出光亮，不过头顶的大吊扇和她本人一样发黑了。当年我和小絮租住的隔壁屋子里，也是这么一台大吊扇和一张方桌，不知它们现在是什么景况。那盆挂在窗前的绿萝更不知后来如何。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在租屋最初写下的残缺文字，留在软盘和电脑里随我辗转四方。
后来我知道，她之所以记得起我，是因为我和小絮离开后不久，她卖掉了隔壁的房子，只保留这间，我是她最后一个租客。后来老头子去世，大方桌上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吃饭，不过她每天仍然把每一方都揩拭干净。之所以安上了木条百叶窗，是由于老头死后，她觉得这扇窗户太大了，不耐烦每天清晨东边的阳光从报社的两幢大楼中间直穿过来，也不想听街面涌上来的喧闹。她也越来越少下楼，买菜都是给两个小钱，请买了她房子的亲戚带上来。
现在楼下的喧闹退却了，也不必再担心小偷随时上楼来，但她晚上仍旧睡得不好。这幢楼逃过了十八梯片区的拆迁，因为成本太高，但周围的高低房屋成为一片废墟，仍旧使它前景未卜。说起来她本来就是老拆迁户，当初住的祖屋面临解放西路，因为建中药材市场才起了这幢安置楼，把那片的住户都迁上来，九层的楼房连电梯都没装。现在中药材市场也毫无踪迹了，整个十八梯片区要变成商品住宅楼盘，给买得起高档房的富人住。
她并不想再经历一次拆迁，因为这次不可能再就近安置，只会跟那些走了的街坊一样，搬到遥远的九龙坡去，离开她住了几十年的这块熟悉的地方。那样她都觉得自己算不上“老鱼城”了。但是即使待在这里，周围也全然变了样，偶尔下楼她都认不出来了。
她问起了小絮，我没法告诉她后来的事情，只能说我们现在仍旧在一起，“在北京”。
我开始费力地向她解释这一趟的来意。当年我在隔壁租屋里写下了有关鱼城的文字，其中有她的侄子邓要发，作为“棒棒”这个群体的反映，但过于简单。这次回鱼城看到变化很厉害，就想续写一下将要消失的“棒棒军”。除了到老地方来看一下，还想联系她的侄子邓要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干“棒棒”这一行。
她慢慢开口了，说侄子几年前由铁门旅馆搬到九尺坎一个叫“棒棒屋”的地方去了，往后也一直没联系她，“不知咋回事”。
隔壁的房门锁着，我也没有进去再看一遍的心情，既然当初一起的小絮并不知道我来到了这里，窗台上悬挂的绿萝也早已化为尘灰。我在栅栏门告别了曾经的房东老太，祝她保重身体，走下有些陡峭的六楼梯坎。这幢楼永远失去了装电梯的希望。
两年过去，大铁门住宿的招牌也依旧悬挂着，价钱也没有变化，或许它的内情变得更为萧条。南纪门人力市场似乎也还在，或许人们只是出于习惯，依旧来到这里，站在永远晒不干的地面上讨价还价。但过于稀落的人群，只像是过去人流的影子。自从中药材市场拆迁，这里的灵魂就和那股药味一起消失了。对街的金乐门舞厅终于关张了，它挂上了一个招待所的门牌，二楼以前封闭的窗户打开，经过了快捷旅馆的简单装修，曾经男女鱼贯而入存放外套的门厅，几位住宿的老年人蹒跚走入，在分隔的小房间床铺上安放身体，对于这里从前的历史无从知晓。
哦，这里也有我身体曾经的历史。我在那处门厅里不乏忐忑地买过票，看着那些女孩子在吧台存放衣服，和她们一起走入二楼空间含混的黑暗，在暗中触摸陌生又显得腻味的身体。她们不乏青春的身体去了何处，或许在烟雾和十元钞票的汗气中迅速衰老，我次数不算少的出价，也清算了她们青春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女孩子，父母在附近菜市场摆摊，脖颈里清新的气息总是混着一股接近腐烂的白菜叶味道。她的任务是在晚上菜市场歇业后，不断地摘除掉当天没有出手的白菜外边的一层叶子，在鱼城潮湿的天气里，白菜腐烂得很快。
另外一个女孩，身上总是带着一股黏糊的油烟味，不用询问，也知道是附近餐厅的小妹，下半场时就要回到后厨去洗碗烧肉。这股气味让一块去跳舞的陈天想打她。她们和那片庞大废墟里被拆毁的内情一起，从解放西路永远地消失了，不知有无下一处落脚之地。
“你后来还进过舞厅吗？”我问陈天。
他坚决地摇了摇头。“那是疯狂。”显然他不愿意提及往事。
只有上次步行去朝天门的途中，路过打铜街，陈天曾经对我讲述过一次。
我离开鱼城之后的半年里，陈天从涪陵返城，调任夜班编辑，那时他刚刚和李影分手。李影拿走了她放在这里的东西，陈天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似乎收拾不完，直到装满了一辆小搬运车，这种搬运车是出版部用来运送报纸的。之后陈天还发现遗漏的一两件物品，甚至过了很久，当偶尔穿一双拖鞋或者找出一个很久不用的杯子喝茶，还会忽然感到李影留下的痕迹，而他会毫不犹豫地洗干净杯子或者扔掉拖鞋。这样做的时候他感到一种迷信：李影的痕迹不可能从这间屋中完全去除。再往后，这样的痕迹不再来打扰陈天，他过了一段完全自由的生活，感觉自己从过去中彻底走了出来。
但是不久后的一天，陈天忽然想到“那个人”，想到她曾在这间屋中留下的痕迹。他竟然起身寻找这种痕迹，看它是否还存在于屋中哪个地方，还怀着那种迷信，认为甚至数目上也和过去一样多。但他搜寻了很多地方，从书柜、衣柜到厨房，却没有发现哪怕一丁点和李影有关的痕迹。不知什么时候，它们从他这间屋中彻底消失了。也许那双扔掉的拖鞋，就是最后一种；也许那个杯子上的灰尘是最后的线索——被水龙头的流水冲进了下水道。
这时陈天忽然感到孤独不可忍受。他开始频繁去舞厅，因为要上夜班，一般是在下午去，为了避嫌，舍弃报社对门的金乐门跑去打铜街。渐渐地，他发展到了每周要去五次舞厅，每次待上三小时的程度。他邀请两三个舞女跳几曲，更多时候是坐在一旁长凳上，打量幽暗灯光中穿梭的形形色色人群，闻着弥漫的烟味，心里想着海德格尔。陈天平时每天抽一包烟，但在这里不抽，空气里的烟雾已足够。曲子和烟雾让他的身体浮了起来，不轻不重，头脑获得了自由，“只有在那里我能思考哲学”。
他思考沈文明遗稿中那几个始终挡住他的命题：自杀不是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成问题的是人们自杀未遂，而且自始未遂。自始是从出生之初，还是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身上某个部分死去的那一刻？如果是那样，活下来的部分是什么？如果是行尸走肉，为何还能够反思？出路从来都是灾难之路，那么沈文明在台上的猝然死亡，连同他中间醒来之际喝下的那碗醪糟，都是他有意的，是在实践唯一的出路吗？这些问题在舞场外令陈天头痛，在这里它们却仿佛改变了高深繁难的性质，带上了轻柔缥缈的意味，障碍似乎自动化解了。
当身体和头脑略微变重，他就起身走入舞池，寻找中意的舞女跳上一曲。一天花掉三四十元小费走出舞场，带着些许飘浮的感觉回家，等待晚上的夜班。很多事情像是被延迟了，无须在这个傍晚着手。第二天中午醒来，身体里的某种感觉又会自动唤醒他。舞厅为他建立了一种生物钟。
那几个挡住他的问题或许解决了，但陈天为沈文明遗稿撰写的讲义并未写出来，停留在八千字的位置。这似乎是一个他无法逾越的长度。他维持着去舞厅的习惯，一直到“唱红打黑”来临了，舞厅并未关闭，但加装了探头，可以清晰地捕捉暗淡灯光下男女舞客的面部和动作。探头使陈天兴味索然。“那太吓人了。”想到能在监视屏上看到自己在舞厅里的面目，他感到恐怖。
忽然，以前舞厅里熟悉的气味和声音变得陌生。陈天感到周围都是汗臭，还混着屁味，从许多肛门里出来，却被自己吸入头脑。他走出舞厅，干呕了好几次。此后陈天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之后他找了一个情人，丈夫是搞销售的，定期出差，出差时她就到陈天屋子里来，总是穿着一件毛衣，手上还带着毛线团和针，因此她有许多不同式样的毛衣。陈天在沙发上搂着她，一只手上拿着福柯的书，另一只手伸进她的毛衣里去，抚摸她的乳房。她的乳房和那些小姐或者年轻女孩的不一样，有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女人那种沉重和过分柔软，像一只注满水的袋子，这样的乳房莫名让陈天有一种心安，可以集中精神读手中的福柯，像在舞厅的烟雾中那样思考一些疑义。她一直在织毛衣，每当读完一页时，她就暂时放下针，替陈天翻页。奇怪的是，他没有同她上过床，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欲望似乎从那些毛线团中一针一针抽走了。她也没有提出来过。
这段关系持续了四个月，陈天读完了两本福柯，她的丈夫升职不再出差，她就不能来陈天家织毛衣了。陈天坠入了彻底的孤独。
他想念她，一次次回忆那些场景，就像以前所有的男女关系，还比不上跟这个有夫之妇几个月的相处。他需要有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这张沙发上，哪怕她只是织毛衣，别的什么也不做。对于一夜情或者短促的上床，他失去了兴趣，也没有再去寻找。他倒是常常在夜里下班后走上黑魆魆的街道，去临江门一带晃悠，那里有几幢六边形的老式高层住宅楼，背景是模糊的嘉陵江面。他只知道她住在这一带，希望能碰到一个手头总是带着针线活计的女人，最后又一无所获地回来。也许她告诉他的根本就是谎话，她根本没有住在临江门。这从她每次到陈天家里时，身上的一种公交车气味中可以辨别出来。那像是从沙坪坝或者弹子石，经历了漫长的车程到达这里留下的。
“不能再这样了。”回家躺在沙发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冒出来时，陈天自己也感到意外。以前单身躺在旅馆的床上时，他不是没有想到过这些，但那似乎是一篇放在脑子里一直不会动手的稿件，目的只是在此之前去写许多篇完全不同的稿件。没有料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需要立刻动笔。是告别的时候了。
非典那年去采访收集肉骨头的老人之后，陈天接来了广安乡下的母亲。父亲早已去世，陈天有时想起那个毫不起眼的矮个儿男人，总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联，除了他遗传给自己的身高。有一次陈天曾经对着一时失落的我认真地说：“你有什么好郁闷的，你这么高。”母亲是另一回事，尽管他以前不喜欢房间里有老年人的气味。
之后半年的时间里，陈天在中午醒来、睁开眼睛之前，就知道厨房里有一个老年妇女，在无声地做活计。菜刀切碎菜叶和骨头，和偶尔碗碟的碰撞，是能听到的细微声音。吃饭的时候，两人也只有简单的对话：“盐放多了？”“肉炒硬了嗦？”“没的事，刚刚好。”周末晚上，陈天看电视或者用电脑，一直到深夜。母亲很早就睡了。她根本不看电视。平时，陈天吃了晚饭又去上夜班，一直到半夜一点才回来，母亲也已睡着了，或者是在床上暗地里听着陈天脱鞋的动静。有时候，母亲竟然一整天一句话也没和陈天说。
离开鱼城回达州的那天，母亲还是没有说什么，只是收拾自己的包袱，把钥匙交给陈天。陈天知道母亲没有说的那一句话，母亲只是看着陈天，用眼睛在说：陈天，你已经三十六岁了。
陈天手里拿着钥匙，想到了金斯堡的两句诗。他惊讶地感到自己心里充满陌生的温柔，那种他以为早就死掉了的东西。
之后陈天利用跑教育口去大学采访的机会，认识了一位女教师琉璃，他强迫自己再一次拿出当初面对李影的心力去追求琉璃，让她包围在哲学和激情编织而成的烟雾中，最终和她结了婚。然后是学习下厨房，艰难地练习不在琉璃面前抽烟，和上床时不让她闻到口中的烟臭。即使是琉璃在美国进修一年间，他也从没有进过一次舞厅，每晚视频，让她看到自己和家中一切的状态，彻底安心，正如她的真身在这里时一样。他放弃了愤世嫉俗的福柯，思考的对象转向拉康和齐泽克。
在此期间，报业一天天衰落，陈天当上了编委却又因为人缘不好下岗，变为普通中层干部。他出租以前报社分配的房间，住进江北自己买的新房子里，但到手的钞票越来越少，感觉自己在鱼城变成了穷人。
我去过陈天在江北的家，底层宽大的三居室，感觉像在光线荫凉的厅堂里穿梭，浓密的植被荫覆了整个小区，“这一点是我们小区的特色，当初我们就是看中了这个。”住宅带着一个小小的后院，似乎是可以种点菜的地，又像是玩具。水池里偃卧着两只乌龟，家里有一只叫尼采的猫。琉璃不想要孩子，她比陈天小一轮，早早当了副教授，在我上一次见到陈天时更是晋升为教授，成为那所大学里的学术新星，事业正在冉冉上升。尼采算是家里的第三个成员。陈天在日记里记述尼采的成长，对世界渐渐增长的好奇心，“八个月大了，它开始享受凝视的非凡快感”，仿佛待在山洞中俯瞰世界的查拉图斯特拉。
晚上陈天凝视尼采溜圆的眼睛，会在里面看到一个缩小的自己。陈天不喜欢照镜子拾掇自己，这是他对舞厅摄像头感到恐惧的原因，在尼采的猫眼里，他可以带有惊奇又安心地打量自己。正午时分，猫眼变成了一条线，陈天的影子就消失了。当陈天思考这一点的时候，他总是感到其中藏有无限隐秘可以穷尽此生，却又察觉某种近在眼前的不安。
我们路过了报社家属院，走到凯旋路和解放西路交界的地段。这里有一个伸出去的尖锐犄角，以往是包裹了老街区的密麻麻小店面，前两年我回鱼城时已经包上了绿纱布，面店门面上写着带圈的“拆”字，搭上了脚手架，底下吃铺盖面和来往川流不息的人们却若无其事，似乎局面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次回来却已全然拆除，余下一片瓦砾，连同以前那些带着执拗意味的老火锅名牌——搁得平、方脑壳，似乎永远在熬着，可以一直吃下去，也在一夜之间收场了。
犄角拆除之后，包在深处的一幢民国建筑才显露出来。不同于厚池街的领事馆，它和周围的破碎平房更趋于一体，大理石质的门脸长出青苔，显出近乎腐烂的外观，似乎那些保留了旧时风情的东西立刻就会脱落下来，变得和死去的邻居毫无区别。眼下它孤零零地站在废墟中央，等待下一步的处置，这次拆迁对于它来说，不知是姗姗来迟的幸运，还是多此一举。
凯旋路越过解放西路向下延伸，一直到长江边，是储奇门水码头，从朝天门一直延伸过来的码头的最后一座。码头旁边有一个鱼市场，江船捕到的鱼就地转运上岸，批发给各处菜市场。那夜我和李影从凯旋路下来，走入市场的气息领地。数不清的大鱼在平台上的塑料容器里翻腾，水变成了深红色，看不见里面的鱼，难以想象在其中怎样呼吸。腥臊的血气笼罩着码头，似乎它们在断气前已被杀害。
几个庞大的氧气钢瓶呼呼地往容器内输入氧气，保证它们不在装车前断气，那些鱼就像垂死的病人长出了手臂，紧紧抱住氧气钢瓶，偶尔有鱼垂死一挣高高跃起，脱离了塑料容器，却只是摔打在没有水的平台或车厢里，又被工人戴着塑料长袖套的手抓住，扔回血水中。卡车辐辏，车灯雪亮，容器外的人声、喇叭和容器内的鱼跃一起鼎沸，使人分不清这是残酷还是空前的盛况。
一些含有鱼类身体的水流出来，形成长条的领域，穿过了我们脚下。路灯从身后高架桥照来，把这些领域和它们的阴影混在一起，还有两个人的影子，李影很稳重地走在她自己的影子和这些鱼类身体的流质上，使我对她的话印象深刻。
李影说到前不久写好的关于菲茨杰拉德的硕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的选题和结构是陈天为她布置的，两人是同门师兄妹。李影完成了论文之后来鱼城实习，住在陈天家里，那几天陈天出差采访，让我陪她逛逛。在鱼市场外面，我发现李影说话的口吻和陈天很相像。她从菲茨杰拉德谈到博尔赫斯，这是陈天的最爱，我似乎听到了另一个陈天在说话。
我提到陈天最大的问题：没有写作的习惯，比较懒散。李影为陈天辩护，说他对哲学非常认真，为哲学付出了很多，又讲到陈天的一些往事。这些事情大多是我知之不详的，比如陈天在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复试中的失言。当时陈天的老师好不容易让他通过了初试参加面试，面试老师问陈天怎样理解法律，陈天说，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是一种现象，法庭审判的背后有一种法律现象学，法律本身始终是被加上括弧的。
“他如果不是喜欢胡塞尔的哲学，就不会说出那样的话，他也就可以考上西政的研究生。”李影又分析了当初在鱼城大学，陈天作为一个工科学生疯狂喜欢哲学的原因：“在大学里，他家境一般，相貌个子又平平，一点都不起眼。没有哲学，他什么也不是。哲学把他从旁人当中拔出，让他进入了一个圈子。像沈文明、吴海子，他们都是大学里出名的诗人或者领袖，陈天在他们之中是最不起眼的，但是他们包容了陈天，接纳了他，让他感到自己的价值。”
我曾经以为那样的漫步聊天，只是以后可能发生的很多次中的一次，和我与陈天的漫步没有分别，甚至他们就是同一个人，像我们在地上的倒影和鱼市场的水迹难以区分。但那却是仅有的一次，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他们，也很快分手了。
上次和陈天经过这里，解放西路上沿途是绿色防护网包住的拆迁建筑，傍晚黑灯瞎火，在脚手架和绿纱裹住的建筑深处，却透出一点亮光，说不清是油灯还是电灯，让人想到驻守的不知是什么人，也许是这条以“解放”为名的老街最后的见证者，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写下了两句诗：
深处尚有灯光
穷人承受历史
眼下改造已经完成，那些带着小青瓦门楣和深不见底巷洞的老屋已不见踪影，新的住户尚未到来。再也不用担心被一只黑手拉入，就此失踪，却也尝不到门洞口炸土豆的味道，听不到二楼窗户里飘下的收音机节目。
在东水门附近的灯光里，看见了大桥斜拉的身影，耸起在长江之上，鱼中和南岸两座城区之间，像是把一件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陈天走在前头，我们顺着还没有完全修整好的匝道走上了桥身，陈天接到一个分管编委打来的、很费时的电话，在桥头等我。稍微往江心走上几步，它过于庞大的脊背立刻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仿佛会在宽阔的桥面上走失，不由得捏住了怀中刚刚领到的二代身份证。这是我离开鱼城后修造的大桥，以前只有石板坡和鹅公岩之间的一座公路桥，完全没有这样的气势。
大桥以两根巨大的柱子支撑，斜拉桥面穿越宽阔的江面，车辆驶过时有微微的震动。桥身两侧有半人高的护栏，但我不敢靠近俯视，担心着瞬间失足，似乎过于宽大黑暗的江面和高度，有一种巨大的吸力，会把微小的我拉下去。我感到自己无法抗拒那股吸引，即将翻越不高的栏杆，纵身跃下，坠入坚硬的江面。坚实的柱子似乎会给我依靠，我走向它寻求援助，但它过于巨大的灰色身体没有可以亲近之处，伸手无法触及。我在这座大桥上全然是孤单的。
桥底黑暗的江面，有两处航标灯火，微弱的马灯光，下面黑压压的体积，是礁石。一艘载货的大船，货压得与船舷齐平，缓慢地上行，似乎一点儿也没有移动，是铁质水流中的另一块礁石，像是已在流动中锈蚀死去，只有长久能看出一点点活气。江流也像是铁质的。我不敢长久凝视这艘大船，它铁锈敞开的平面含有磁性，散发吸力，将使人纵身一跳，被铁砧的重力榨为肉泥。
这是我以前在鱼城没有的感觉。即使是坐两路口到菜园坝火车站的皇冠大扶梯，也没有这样的眩晕感。大扶梯虽然坡度高过视线，会在眼前竖起来，有倾倒过来的危险，但毕竟可以手握扶梯，而我眼下不敢去触碰桥栏本身。这是一个我全然陌生的鱼城，它不再像吊脚楼依托一根柱子立身在悬崖，长久维持逼仄卑下的生活，试图摆脱两条江流自然的限制，而是变得更巨大，不只是交通而已。大桥上少有车流行人，无人知我命悬一线。
“那个舞女，就是在这里跳江的。”陈天说。
我着实震动了一下，像是大桥在此刻微微晃动，有一种要摔下去的恐惧，赶忙伸手扶住钢丝护栏。陈天看了看我，继续说，根据水上派出所的调查，那两天有人曾经在这座桥上目睹一个女子跳下去，身形很瘦，推测应该是小芹。
我实在难以完全想明白，她是哪里来的勇气，从这样令人眩晕的斜拉桥上跳下去。也许人的内心死亡之后，肉体的死亡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但也许她只是像我一样俯视江面，却被江面过于巨大的磁性吸了下去。她肯定是把那个防水小包紧紧捆扎在身上，才免于在巨大的冲力中吹散；但或许由于她的身体过于枯瘦，失去了水分和重量，只是轻飘飘地落入江流之中吧，和我们发福累赘的中年躯体完全不同。
不论怎么说，这里是她人生的最后时刻，是告别鱼城和世界的最后地点，可能就在我站立的地方。她不愿意停留在多年来未完成的故事里，终究自己选择了结尾。
我们往前走了一截，又停下来俯视江面。我的脑子里还在想着小芹的事，却忽然开口问陈天：
“你想过离开报社，干点别的行当吗？”我自己也没有想过会这样问陈天。
“当然想过。”陈天似乎不假思索地说，这或许是因为他戒掉了抽烟的习惯。不然我会想象他掏出一支烟来，背着江风点燃，再背着吸一口，然后慢慢回答这个问题，让烟灰无声无息落入江中。在和琉璃离婚后，他曾短暂地恢复了抽烟，看来以后又戒掉了。他说，曾经有过两次机会，吴海子还流露出让他过去的意思，可是他一想到是写软文策划之类，就觉得没意思，虽说他也不觉得写新闻稿子有多大的意义。前半年晚报成立了“慢新闻”部门，类似于特稿，不用赶时效。他萌生一些兴趣，但老总一换，这个品牌又消失了，他只好把水码头的选题拿到日报去做。
我想我需要的并不是陈天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答案。我们趴在栏杆上，脚下江水似乎静止不动，看不出它的去向，纵然知道在底层的某个地方，它仍然是在缓缓流动着。
不远处可以看到横过长江的索道，两辆缆车对开着，缓缓滑过江心，正像很多电影里的场景。陈天说，我们可以一直走到南桥头，再搭长江索道回程。嘉陵江索道拆除之后，长江索道曾传出拆除的风声，但它保留了下来。陈天说，票价已经涨到二十元，针对外来的旅游者，不过他带着本地交通卡，只要两元。
我们走到了大桥南头，这里还露着土方和生荒的山坡，几乎是我上次来的模样。从这里望过去，隐约看见从前报社印刷厂和家属院的山头，新起了一处楼盘，不知印刷厂是否还存在。透出灯光和轰鸣的车间里，装订册页的身影中，固然早已没有了小芹的身影，但是否还有罗玉英和她的伙伴呢？
“你还记得罗玉英吧？那个云阳小姑娘。”陈天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不等我回答，他慢悠悠地说：“我和她结婚了。”
我有些石化的感觉。陈天靠在桥栏上解释说，他知道我肯定会觉得奇怪，事情也跟半年前那篇稿子有关。他看了小芹遗书上的证明人，其中一个是罗玉英，发现是自己认识的，就到报社印刷厂去找她。罗玉英果然还在那里。她负责质检，在车间照看印刷机，手上还沾着擦拭滚筒的油墨。看到陈天，罗玉英显得很意外，但还认识。陈天问她怎么到了车间，罗玉英说报纸的发行量连年下跌，对外接的纸刊装订量也小了，工人大多遣散，她因为干的年代长留了下来，调到车间来看机器。
“那你老公呢？”
“他也走了。我们离婚了。”罗玉英淡淡地加上一句。
对于小芹跳江的事情，罗玉英很惊讶，但自从小芹离开印刷厂，她们就没有交往过，只能证明小芹早年确实是印刷厂的女工。采访之后，陈天约她周末在南滨路吃了个饭。罗玉英走进餐馆的时候，虽然换下了工装，但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菲林味儿，陈天甚至觉得她的辫发有点变蓝了，但十几年过去，她的整个人看上去并无太大变化。罗玉英讲了十几年来的经历，结婚之后她一直没有生育，她去检查了两次没有问题，反倒是小李的身体有些状况，医生说可能是在印刷车间待久了受影响，但公婆一直认为是罗玉英的原因，闹了很多矛盾。后来印刷厂裁员，小李去了外地，跟一个女的相好了，那女的怀上了孩子，婆家就更相信是罗玉英的问题了，坚持要离婚。出了这样的事，罗玉英也只好离婚了，在鱼城单身待着已经有两年时间，工作时间长，也没有心情去相亲找对象，她很久没有出来跟人吃饭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罗玉英转头眺望江面，手不自觉地掠一下辫梢，陈天忽然想起她当年在印刷厂宿舍楼的姿态。她的眼睛似乎也有一点点蓝，带着某种幻想的意味，这么多年过去并未磨损，江水让眼光稍稍湿润了。陈天觉得嘉陵江水这一刻正在上涨，一股潮汐在他心里涌动起来，他身上麻木的部分正在活过来，回到了当初刚到鱼兜晚报的岁月。“我们结婚吧。”他说。
她缓缓地转过头来，似乎没有听真这句话，但并无惊奇的表情。就像当初在印刷厂宿舍一样，对方任何的言语和动作，都不会让她表现出意外，就那样淡淡地接受了，让人猜不透她是懵懂，还是知悉了一切。
陈天和罗玉英的结婚招来了一些闲话，说他跟大学教授离婚找了个女工之类的，他说自己根本不想理那些崽儿和长舌妇。“他们以为自己高级，高级个串串儿。你还记得那年，晚报的人全体去参观国棉一厂吧？那些女人面对纺织厂的女工，一个个都觉得自己好高级，装出那种下基层送温暖的样子。那时候效益好点呗。现在晚报都快垮台了，还有啥子好神气的？”
我心里有些纷乱，以前在印刷厂宿舍的交往，还有后来罗玉英来我家的情形，陈天都知道。他显然是一副心照不宣的态度。最后我只说：“这是好事，不用管别人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