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战时的克拉科夫和早期诗歌

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当十六岁的辛波斯卡从拉齐维沃夫斯基路的房子的窗户向外看时，她看到了满大街的牛车，上面躺着缠满血色绷带的士兵。在回忆这个画面的时候，她说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身体里藏着一个对这种景象司空见惯的人。

“我不知如何理性地解释这种感觉……就好像内心有个声音说：‘哈，又来了。’”她对着拉尔斯·赫兰德的镜头说道。

辛波斯卡告诉我们：“垫着稻草的牛车，被血渗透的绷带，这是每一次民族起义都会出现的景象。”

战争伊始，扎莫伊斯基伯爵的全权代理人、父亲的好友蔡利霍夫斯基医生的儿子维托尔德·蔡利霍夫斯基躲藏在她们家里。作为波兰独立以后波兹南市的第一任市长，维托尔德·蔡利霍夫斯基的名字出现在了逮捕名单上。而当德国人占领了拉齐维沃夫斯基路上的大部分房屋后，离他被发现的时间也就不远了。

位于斯塔罗维希尔纳路的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一开始还维持正常开课状态，直到1939年11月20日才被迫关闭。“我以前不喜欢上学，因为这意味着要向集体生活的苦涩低头。”辛波斯卡对我们说，“但是那天我一回到家就哭了。我感觉有什么东西结束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的修女们很快便组织起了秘密学习小组。辛波斯卡与同班同学扬卡·克日沃热卡—维特科夫斯卡、克里斯蒂娜·古尔斯卡—文朵尔夫以及特蕾莎·米耶塔—米克瓦耶维奇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课程多半在特蕾莎家进行，她家在奥尔沙，那里是波托茨基家族的领地，特蕾莎的父亲在那里当管家。课程每两天一次，每次只上一门课，因为要确保每次只有一名老师来。为了打掩护，桌子上会摆些卡牌。修女们经常在修道院里上法语课和拉丁语课。除了音乐课、绘画课、手工课和体操课没有条件上，其他所有科目都包含在课程之内。1941年春，辛波斯卡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笔试科目包括波兰语、数学和法语，口试科目包括波兰语、法语、拉丁语和历史。

特蕾莎·米耶塔—米克瓦耶维奇在战争时期一直坚持写日记，她记录了放学路上的一次惊险遭遇：“那时还是初春，应该说是早春，正在消融的冰雪让通向我家的路变得非常难走。这天下午，伊赫娜着急回家，便没等别的同学，一个人往家走。公路两旁是深深的水沟，里面都是水，表面结着冰。她踏了上去，然后冰就碎了。”

同学们还保存着落水者本人所写的一首长诗《溺水者》，诗里描写了她是如何溺水的，她的学生贝雷帽如何漂在水面上，之后修女们和同学们又是如何去参加了她的葬礼。落款地点是克拉科夫—奥尔沙，时间是1942年2月20日：

啊，是谁在歌唱不再悔恨，

死亡准备的这不幸的匆促。

……

尤瑟夫修女带领

穿着朴素制服的人们，

欢快的说话声在他们耳畔环绕，

因为早上有葬礼，所以也不用上学。

……

已经没有伊赫娜，只剩坟墓，

哀悼她的死亡吧，向别人诉说她的事。

此外，同学们也保存着她的诗《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一切都不是新的，一切都早已存在。

太阳也会像它以往升起那样升起。

……

大战也不是例外，

该隐亚伯开了头……

所有人民——只要还活着

都打过仗。毕竟现在还在打仗。

……

总有人在死去，总有人在新生，

总有人即使抱怨也要上学。

总会因为作文里犯的错，

被学校，或者被家长惩罚……

虽然诗作的内容很稚嫩，但人们能感觉到，是它拉开了辛波斯卡一个创作主线的帷幕，它好像未来音乐家练习时用的全音域音乐。半个世纪以后，辛波斯卡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重提“传道者” 的那句话：“‘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传道者，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但你自己就诞生于阳光之下啊。”

辛波斯卡告诉我们，到了战争时期，家里更加拮据。母亲靠卖饼干或变卖家中东西来赚钱，比如画作或挂毯，而姐妹俩也尽可能出去打工，以贴补家用。

我们都知道，辛波斯卡很有画画天赋。 扬·斯坦尼斯瓦夫斯基通过自己的女儿玛乌戈热塔邀请辛波斯卡为《学英语的第一步》画插画。斯坦尼斯瓦夫斯基给学习小组的众多学生上英语课，自己写的教材被翻阅得破破烂烂，无法再看。于是他依靠出版商好友的帮助，秘密出版了新的教材。在战争过后，这本教材还被他用了好几年。而纳沃亚则同丈夫一起做鞋子赚钱，买家主要是他们的朋友。

“当时的鞋鞋底有弹性，前后缝的都是皮面。”战争时期，玛乌戈热塔·舍尔霍娃穿过纳沃亚做的鞋，她告诉我们，“鞋匠是按照纳沃亚的剪裁做的鞋帮。”

辛波斯卡回忆姐姐在战争时期举办的婚礼时说，当时新郎只有一双穿得出去的鞋，但这双鞋也需要再让鞋匠钉一下鞋底：“当他在圣坛前跪下的时候，我在鞋匠新钉的鞋底上看到了用白粉笔写下的价格。”

1943年，为了不被送往德国当劳工，辛波斯卡开始在铁路部门做公务员。

“1943年的夏天，除非必要，人们不会出门。”维托尔德·泽亨特尔于二十年后在《文学生活》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人们避开了咖啡馆、绿荫道上的长椅，也不进行非必要的闲逛。克拉科夫和平安定的神话结束了。这可能是最糟糕的一年，在大街上抓壮丁、入室搜查、人们无端被捕和遭到枪杀的情况愈演愈烈。” ¹

这当然只是居住在“雅利安区” 的居民的回忆，而对居住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来说，城市被占领之后，他们每时每刻都感受着不安。1943年夏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拉去了集中营。

我们问辛波斯卡，她在波兰被占期间有没有碰见过犹太人。

“我记得他们在路上扫雪的身影，袖子上都打着补丁。”她说，“我也记得住在我们公寓里的一对犹太夫妇，战争刚一爆发，他们就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由我母亲保管了。整个被占期间，母亲都在担心我们会被赶出去，担心应该怎么处理那些东西。幸好最后他们俩都活了下来，丈夫在战后又活了很多年，妻子生前一直都去参加我的‘作家之夜’。”

那位犹太妻子可能在“作家之夜”听辛波斯卡朗读过这首诗：

密封的车厢

载着一群人名从国土驶过，

而它们将要去哪里，

又在什么时候下车，

你们别问，我不说，我不知道。

名字纳坦用拳头捶墙，

名字伊萨克疯了似的在唱歌，

名字萨拉要了点水给

快要渴死的名字阿龙。

……

塔克托，塔克。车轮敲响。没有空地的森林。

塔克托，塔克。承载呼叫的运输车驶过森林。

塔克托，塔克。半夜醒来的我听见，

塔克托，塔克。寂静在敲击寂静。

——《然而》，出自《呼唤雪人》（1957）

但是在辛波斯卡关于战争的记忆里真的没有犹太人的存在。阿尔图尔·桑达乌尔写道：“（辛波斯卡）这首记录围捕和运送犹太人的令人震撼的诗歌写的并不是对事实经过的描述，而是她对这件事的无知。她努力回想着这个在记忆中只剩名字的民族的零星片段，这是一个现代波兰人在夜晚进行的反思。” ²

塔戴乌什·科维亚特科夫斯基是克拉科夫一个地下剧院的创办者。他告诉我们，在1942年或者1943年的时候，他拜访了维托尔德·卡乌卡。当时，这位华沙爱乐乐团未来的总指挥（战后他改姓洛维茨基）坐在钢琴前，旁边站着一位年轻苗条的女士。“她就是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卡乌卡在介绍她的时候突然说，她写得一手好诗。我看了一眼她拿给我们的诗，轻快、机灵又充满诗的激情。那些诗的风格和感受我一直都记得，我很喜欢。” ³

这段时期，辛波斯卡也尝试创作更加严肃的题材。她写了一些关于占领问题的小说（其中一篇在战后发表于学生的一日杂志上），但随后便否定了它们。多年以后，她在搬家时又在某个文件夹里发现了这些小说，但仍旧觉得自己当初的评价没错——它们特别糟糕。这段时期辛波斯卡也在写诗，然而这些诗也没能通过时间的考验。一些战后出版的诗落款时间是1944年，但是没有一首诗被收录进她之后出版的诗集。

“战争加剧了我之前就经历过的宗教危机，”辛波斯卡告诉我们，“这样的危机肯定会出现的，毕竟，上帝怎么会允许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事情发生呢？”

辛波斯卡很少提起战争时期的经历。乌尔舒拉·科齐奥乌还记得她说起过一段回忆，是关于恐惧的。那是一个美丽的春天，战争即将结束，克拉科夫城里也没有了德国人的身影。辛波斯卡同好友徒步去了克拉科夫城边的避暑胜地。那里远离钢筋楼房，她们随便走进一处森林，随后就发现自己身处军队的营地。转身逃跑是不可能了，她们只能提心吊胆地穿过营地。结果她们做到了——就好像没人看得见她们一样。

辛波斯卡在某处文字中不经意地提到，那个在战争伊始爱过她的男孩死在了普罗科西姆集中营；又在另一处文字中提到，她的教母扎莱斯卡的儿子罗曼·普兰克耶维奇成了华沙起义的烈士。她告诉我们，当时她最爱的人身负重任，被波兰国家军派到了维尔诺：“那是1943年，也有可能是1944年。从那以后，他一封信都没有寄来过。我四处打听、寻找，但再没发现他的踪迹。”

我的烈士，我化成灰的人，我的大地，

装扮成了照片上的样子：

脸上有一片叶子的阴影，手里拿着贝壳，

来到我的梦里。

……

他出现在我的眼皮里，

出现在这唯一他能出现的世界。

他被射穿的心脏跳动着。

第一缕风吹散了他的头发。

……

我们靠近彼此。我不知是在流泪，

还是在微笑。还有一步，

我们就能一起聆听你手中的贝壳，

听那成千上万个乐团的演奏，

和我们的婚礼进行曲。

——《梦》，出自《盐》（1962）

无论是在战争刚结束时，还是在那之后写的诗中，辛波斯卡都没有鼓吹英雄主义。甚至在提起自己的家族参加起义的传统时，她都只是把它们放在括号里，就好像要与它们保持距离：

家族中无人因爱而死。

……

（他们因脑袋中弹而死，但那是出于其他原因，

他们在战场的担架上死去）。

——《家族相簿》，出自《一百个笑声》（1967）

我们问过辛波斯卡，按照出生年月计算，她出生在战乱年代，又成长在被占领时期，怎么可能对这段经历的书写如此之少。她回答说，诗歌的内容很难平均分配，那个时候写下的诗大多被扔进了垃圾桶：“从这一点来说，我从来都比不上塔戴乌什·鲁热维奇或者兹比格涅夫·赫贝特，他们对烈士的回忆一直是鲜活的。读他们的诗让我明白，他们在以一种无可比拟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而我也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1945年1月下旬，苏联元帅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及其军队解放了克拉科夫，在这座极度缺乏文化活动的城市，人们立即组织起了清晨读诗会，当然，辛波斯卡也赶去了现场。

位于什切潘斯基广场旁的老剧院里没有供暖设备，但观众席上异常拥挤。所有的椅子、椅子中间的过道都被占满了，休息厅和楼梯上也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被大衣、帽子和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他们对着冻僵的手掌哈气，呼出的水蒸气飘在人群的上空。读诗会开场后，塔戴乌什·布雷扎和斯坦尼斯瓦夫·迪迦特首先介绍了被占时期华沙的文学生活。随后切斯瓦夫·米沃什、尤利安·普热波希、斯坦尼斯瓦夫·皮耶塔克、亚当·瓦热克、耶日·扎古尔斯基、维托尔德·泽亨特尔朗读了自己的诗歌。而不在克拉科夫的诗人米耶奇斯瓦夫·雅斯特伦和斯坦尼斯瓦夫·耶日·莱茨，还有因为舞台恐惧症而无法上台的亚当·沃德克，他们的诗歌则由表演者朗读。每次朗读结束时都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最后，为了同诗人们拥抱，向他们献花，观众们都挤到了舞台上。

辛波斯卡在远处悄悄地看着这一幕。几年以后，她嫁给了那个得了舞台恐惧症的诗人。半个世纪以后，给她留下印象最深的诗歌的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成了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