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童年、小矮人和惊悚爱情故事

伊赫娜、伊赫努夏——这是辛波斯卡在童年、小学和初中时期，家人、同学和老师对她的昵称，而她真正的教名是玛丽亚，于是又有了“玛丽赫娜”这个称呼。文森特·辛波斯基退休后，一家人搬去了托伦，那时辛波斯卡还不满三岁。从那时起，父亲就有了充足的时间陪伴她。父亲会读书给她听，带她去散步，解答她的问题。辛波斯卡记得父亲时常伏案看书、学习百科知识、浏览地图集——他的挚爱便是地理。《塔杜施先生》他倒背如流。当辛波斯卡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时不时地查看某个百科词条，然后去问父亲。父亲什么都知道。

文森特·辛波斯基与库尔尼克基金会的通信上写明的退信地址是“托伦，莫斯托娃街18号”。 ¹ 但是多年以后，当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同住在托伦的玛丽亚·卡洛塔—什曼斯卡沿着莫斯托娃街散步的时候，她们并没有找到辛波斯卡童年时住过的房子。她跟我们说，记忆里的小窗户没有任何一扇为她打开。她只记得和父母一起去做弥撒的教堂以及自己家门前院子里的木廊，但是莫斯托娃街上的那些木廊早就没有了。

辛波斯卡一家离开托伦之前，在某个公园里拍了一张照片，但由于曝光过度，显得有些模糊。照片上最突出的人是身材魁梧、留着浓密的银灰色胡子的文森特·辛波斯基。辛波斯卡和姐姐坐在船形的巨大秋千上。秋千的另一边则是她们的母亲安娜·玛丽亚·辛波斯卡。

关于辛波斯卡一家人离开托伦的时间，在众多信息来源中，1931年最常见，也有说1932年的。但是辛波斯卡的姐姐在搜索了登记簿之后确定，其实早在1929年，他们家就已经搬去克拉科夫了。托伦的选民登记表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辛波斯基夫妇的名字只在1925—1929年出现在了名单里。

在克拉科夫，他们一家住在市中心位于拉齐维沃夫斯卡路铁轨护坡旁的一栋老式公寓里。这座公寓建于1896年，十分典雅。

“父亲的投资收益一年比一年少，”辛波斯卡如是说道，“他不是这块料。”

损失最严重的可能是在托伦糖厂的股份。辛波斯基于1928年入股，没过多久，经济危机便来了，股份变得一文不值。

“不管买了什么，卖掉的时候都会亏损。”辛波斯卡接着说，“位于托伦的两栋房子最终变成了拉齐维沃夫斯卡路上的一栋旧公寓。”

辛波斯基夫妇将整个一层的六个房间都划给了自己一家。又大又宽敞的房间、有纹理的天花板、老式家具、地毯、钢琴——这是一栋典型的地主阶层知识分子的住宅。没有洗手间，但是厨房里有浴缸。女孩们住在一间房里，她们的乳母住在用人房里，门廊上的楼梯直接通到这个房间。

当被问起最早期的童年时光，辛波斯卡对我们说：“孩子有最丰富的想象力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想象力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增长，直到特定的经历、苦痛、折磨为它开启新的维度。孩子想的从来不是要记住或欣赏什么事情，因为他们过一会儿就忘了。孩子并不珍惜奇迹。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并不会像今天这样沉浸式地体验世界。”

但是她写了一首诗来歌颂儿时的想象和对世界的痴迷：

难以捕捉世界的另一面，这是真理。

……

哪怕在突然翻开的童话书里，

公主也总是来得及在插画中端坐。

他们觉得我是外来者——大师叹道——

他们不想外人加入游戏。

因为想要所有一切，不论什么都存在，

就必须只能以一种方式存在，

只在糟糕的情况下，因为无法逃脱自己，

没有停歇和变化？顺从地从这里——到那里？

捕蝇网里的苍蝇？捕鼠器里的老鼠？

从来没有被解开隐蔽锁链的狗？

什么都做不成的火，

是如何又一次灼伤了大师信任的手指？

……

不——大师叫道——然后开始跺脚，

动用所有的腿——还如此绝望，

因为哪怕像甲虫有六条腿也觉得不够用了。

——《与孩子交谈》，出自《可能》（1972）

在她之后的诗歌中也提到了童年的情感：

我清楚地记得童年时期的那种恐惧。

我会绕开水坑，

尤其是那种雨后的新坑。

毕竟其中有一个可能没有底，

尽管看上去和别的水坑一样。

——《水坑》，出自《瞬间》（2002）

“很早以前我就把它记在了笔记本里，想着要写一首诗。”辛波斯卡说，“我以前总是绕过水坑，害怕某一刻会掉进某个水坑被永远困住。这是我童年真实的恐惧。” ²

辛波斯卡反复说自己有着幸福的童年，因为父母会同她聊天，给她读童话故事。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小恐怖分子，逼着周围的人给她读故事。 ³ 她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经常提到童年时期的读物。于是我们得知，辛波斯卡一直都觉得玛丽亚·科诺普尼茨卡的《小矮人们和孤儿玛丽夏》是“感性与智慧的杰作”，她对恩斯特·霍夫曼的《胡桃夹子和老鼠国王》赞不绝口，欣赏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在《安徒生童话》中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方式，他敢于让故事以悲剧结尾，而《被诅咒的王子》这一故事让辛波斯卡十分入迷，以至于某一天她带着“没用的骑士精神”去亲吻了花园里的青蛙。

辛波斯卡总是很喜欢小矮人的形象。“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根本无心听什么雪人和稻草人的童诗，”她在给向《文学生活》投稿的儿童诗作者们回信时写道，“至于锅盖对锅说了什么、锅又回答了什么，我们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但是我们会觉得一个个独立的人物历险故事（以小矮人的故事为首）很有趣，能让我们害怕或者发笑的故事也很有趣。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趣味也没有改变。” ⁴

事实上，她几乎一有机会就会回到小矮人的话题上来。当她读《格列佛游记》，得知身形大小与身体机能之间的联系（身形越小的动物，物质转化越快，呼吸和脉搏频率越高，并且吃得越多）之后，便给出如是评价：“我到现在都觉得斯威夫特笔下的利立浦特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完全不存在，而不存在的原因仅仅是它们本就不存在。而现在我必须承认，它们不存在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是很大的差别，这意味着永远不可能有小矮人这种生物了。”让她感到高兴的是，照这么说，科诺普尼茨卡童话故事中贪吃的波琼梅克则更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⁵

《萨瓦尔特与世界》杂志的资深编辑卡塔日娜·齐梅尔勒生活在克拉科夫的萨瓦尔特区，她在女儿年幼时曾写过一篇专栏文章，讲述关于自己与小矮人之间发生的各种曲折故事。 ⁶ “我总是把自己的文章发给维斯瓦娃女士，”她告诉我们，“因为我知道她喜欢这些。‘希望你能够一直发表。’她有一次这么跟我说。或许我并不应该炫耀这些，但是怎么可能不炫耀？每一期杂志出版之后我都感到幸福，维斯瓦娃女士发来的卡片让这种幸福感加倍了。卡片上写着她喜欢《萨瓦尔特与世界》对小矮人的友好态度，尽管小矮人带给她的烦心事也不少。住在她那里的小矮人有那么几个，但没一个有用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个酗酒，有一个参加了什么民族天主教党派，剩下的，还没有完全腐败的，倒是在写作，但是会署上自己的名字出版，而不是帮她写诗。”

当辛波斯卡在小矮人的陪伴中长大以后，开始读起了儒勒·凡尔纳。她在长大成人后同样喜欢阅读凡尔纳的书，因为“他的想象不会过时”：“我见过一幅插画，以想象的方式描绘了凡尔纳小说中的世界，画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条纹状的：土地是条纹状的，月亮是条纹状的，海是条纹状的，在白云底下随浪潮升起的轮船的船帆是条纹状的，喷出一股股不祥黑烟的烧炭炉是条纹状的，北极火山发现者的耳罩是条纹状的。而当我在学校里学到北极根本没有什么火山的时候，我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⁷

童年时期这一对条纹状插画的喜好甚至被她写进了名为《种种可能》的诗中：“我偏爱条纹插画。”

从辛波斯卡那里我们得知，她小学一年级的课程是父母在家里教的。到了1930年，她在位于波德瓦莱路上的尤瑟夫·尤泰伊科小学上了二年级。

这所小学是精英学校，而且作为一所专门培养女性教师的学校，它很受欢迎。在这里上学的都是家境优渥的女孩。辛波斯卡就读的班里有地方骑兵团的创立者、克拉科夫市市长伏瓦迪斯瓦夫·贝利纳—普拉什莫夫斯基的女儿和后来在卡廷惨案中被杀害的米耶奇斯瓦夫·斯莫拉文斯基将军的女儿。

《非必要阅读》里还写有辛波斯卡上学时期的回忆，我们从中得知她并不喜欢几何学。在提起毕达哥拉斯、泰勒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波罗尼奥斯这几个名字的时候，她写道：“我对他们已经没有意见了，学校造成的创伤好像已经愈合了。”相反，她喜欢收集“无用”的知识。有时她不听课，不在意对所有学生来说既熟悉又亲切的单细胞生物草履虫，而是在想别的事情：“我曾经觉得它是无趣的生物，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在笔记本上画它。它繁殖的方式还不至于让我觉得震撼。分裂就是分裂。对我来说更有趣、更加猜不出答案的问题是，我是否可以和闺蜜玛乌戈夏·S一起偷偷去看大人们不准我们看的《思想与责任的戏剧》，它就在开心事电影院上映。草履虫直到很久以后才在我的想象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大自然刚开始的想法都是些什么啊！它创造了一个活着却根本不正常出生，又不像大家一样义务性地死去的生物。” ⁸

位于斯塔罗维希尔纳路的开心事电影院直到波兰第三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关门。而同辛波斯卡一起分享对电影的热爱的同窗玛乌戈夏，她的大名是玛乌戈热塔·斯坦尼斯瓦夫斯卡（夫姓舍尔霍娃），是《波英大词典》的作者扬·斯坦尼斯瓦夫斯基教授的女儿。第一部在她们心中激起涟漪的电影是莉莉安·哈维主演的音乐喜剧《龙翔凤舞》。两个女孩迫不及待地看了许多她们这个年纪不该看的电影，比如《摩洛哥》和《蓝天使》，但她们没看成玛塔·哈丽的电影。她们喜欢葛丽泰·嘉宝和玛丽娜·迪特里西。为了能够顺利入场，她们穿上了大人的衣服。埃罗尔·弗林、加里·库珀、泰隆·鲍华是她们曾经的偶像。她们从《电影》杂志上把这些明星的照片都剪了下来。辛波斯卡经常同小伙伴们一起在电影工作室里玩耍。那时她们才十一二岁，但已经知道给自己取艺名了。玛乌戈夏的艺名是丹妮娅·阿让，辛波斯卡的艺名则是特莉娜·德庞顿。这些艺名取自她们在圣诞节的凌晨4∶45时得到的娃娃，当时正在学习法语的纳沃亚给这些娃娃取了法语名字。特莉娜会嫁给一个名叫德瓦隆的男士，而这位男士由达努塔·米哈沃夫斯卡扮演，她总是被分配扮演男性角色。情节剧、爱情剧，充满各种三角关系，而且都发生在上流社会。

“我们最喜欢瓦维尔宫，那时比现在进出方便很多。”未来狂想曲剧院的创立者和创作者之一、克拉科夫戏剧学院教授达努塔·米哈沃夫斯卡说，“以前还可以在斯特凡·巴托里城堡的小院花园里玩耍，现在那里则成了考古发掘地。瓦维尔宫周围的环境跟以前比很不一样：以前我们奔跑在城墙旁还没有被拆除的犹太式小白房之间，也穿梭于春天盛开的紫罗兰、报春花、黄款冬的花丛中。”

三十年后，当辛波斯卡随作家代表团访问丹麦并参观了赫尔辛格的城堡时，她认为这座城堡比不过瓦维尔宫。她告诉亚历山大·耶姆内，她本以为会被惊艳到，但是这里让她失望了，尽管莎士比亚用《哈姆雷特》将想象填满了这座城堡：“这座坐落在波涛翻涌的海峡边的皇家城堡，是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大师们的规划而有条不紊地建造出的作品。反观我们小小的瓦维尔宫，几个世纪以来命运多舛，反复扩张又缩减，从罗马时期就开始了繁盛然后又凋敝的过程。” ⁹

除了瓦维尔宫，辛波斯卡和同学们玩耍的地点还有约旦公园、柯斯丘什克山丘、普兰提公园和波尼亚公园。天气不好的时候，她们就会在斯坦尼斯瓦夫斯卡家或者辛波斯卡家演电影。女孩们换上窗帘做的服装道具，钢琴底下就是地牢的入口。

“我本来想成为电影明星，”在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谈话中，辛波斯卡袒露道，“我和我的伙伴们会假装自己是蛇蝎女人。后来战争爆发了，就没有时间留给这些愚蠢的幻想了。” ¹⁰

战争爆发前玩过的成千上万次的童年游戏，在她的诗中留下了一些余味：

小小的女孩们

精瘦又从不相信

雀斑会从脸颊上消失，

……

从餐桌前，

从书桌旁，

从镜子前，

她们被掳去特洛伊。

在宽敞的衣帽间眨一眨眼，

她们摇身变成美丽的海伦。

……

电影里的黑发人，

女同学们的兄弟，

照片里的男老师，

啊，都死在了战场上。

——《特洛伊城中的片刻》，出自《盐》（1962）

学校在大卡西纳也有校区，女学生们每年会在那里待上几周。今天的人们肯定会称那里为“林间学校”。

“某个周日，一个女同学十三岁的哥哥来探望她，而我们所有人都爱上了他。”达努塔·米哈沃夫斯卡说，“他平和、帅气、有教养。我们强迫他玩印第安人的游戏，我们让他当奴隶，把他绑在树上并把他留在那里。晚上我们聊天，讨论谁最爱他。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玛乌戈热塔用剪刀戳了膝盖。我们对爱情历险故事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辛波斯卡写的一首诗让我们立刻想起了十一二岁时的自己。”

曾经的我，那个女孩——

当然，我认识她。

我有几张照片

记录着她短暂的一生。

我产生了慈悲之心，

要写几行诗，

我记得几件事。

但是，

为了让此刻我的伴侣

能笑着拥抱我，

我只回忆一个小故事：

这只丑小鸭的

童年爱情。

我说，

她如何爱上同学，

这意思是她想，

让他看一眼自己。

我说，

她如何跑向他

毫发无损的头上缠着绷带，

就为了让他，哦，只是问一句，

你没事吧。

——《笑声》，出自《一百个笑声》（1967）

在瑞典导演拉尔斯·赫兰德拍摄的纪录片中，辛波斯卡提到了一个当初爱上她的男孩：“我当时可能十二岁，那个男孩好像比我大一两岁。他总要在我的窗边站一会儿，用眼神锁定我，还跟着我大老远地跑到学校。有时他鼓起勇气走到我跟前说几句话。但这是没有回应的爱，对他，我深感抱歉。我尽可能地躲着他，因为我替他感到不值。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从此便放弃劝说他的念头了。他在信中写道：‘我爱你胜过生命。为了你我愿意翻过最高的山峰，蹚过最深的河流，同老虎搏斗。如果天空放晴，我明天就会来到你的窗前。’”

某天，辛波斯卡随班级一起参观反酗酒主题的展览。之后她在评论伊莲娜·兰道的书《波兰人统计数据》的专栏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接触统计数据。“展会上有一些图表和数据，具体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酗酒者的彩色肝脏模型。我们都围在那个肝脏模型周围。然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每两分钟就闪一次红灯的黑板。标语解释说，世界上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因酗酒而死亡。我们震惊得一动不动。我们中只有一个女孩有真正的手表，她专注地计算着红灯闪烁的频率。当时表现得最得体的却是佐夏。她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开始念‘安息祷告’。” ¹¹

辛波斯卡的女同学们记得展览是在斯卡尔波娃路上的库兹诺维奇神父的居所里举办的。佐夏就是佐夏·沃伊切霍夫斯卡，这是一个瘦弱的女孩，梳着长长的麻花辫，非常虔诚。不过说到底，那时所有的女同学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一个模样。

佐夏和展览在辛波斯卡的记忆里留存了一辈子。而此后见过的其他统计数据——就像辛波斯卡自己说的那样——再也没有给过她如此直接的震撼。有一天，一个与她交好的人在《统计年鉴》的借阅名单里发现了她。辛波斯卡对这位友人的震惊感到奇怪。她说不论什么事，都值得研究一番：

一百个人里

胜人一筹通晓一切的

——五十二人；

每走一步都犹豫不决的

——几乎剩下的所有人；

……

单独一人时无害，

集结成群时跳脚的人

——肯定一半有余；

因形势所迫

而残忍的人

——这最好别知道

哪怕是估计也不要；

……

注定死亡的人

——百分之百。

这一数字到现在也没变过。

——《对统计学的贡献》，出自《瞬间》（2002）

关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辛波斯卡，我们还能从《非必要阅读》里知道些什么呢？

罗曼·布兰德斯塔艾特的书《我是“婚礼”中的犹太人》勾起了辛波斯卡的童年回忆。那时一连几周，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基剧本里拉结的原型佩帕·辛格——布罗诺维采客栈老板的女儿都会出现在她家位于拉齐维沃夫斯基路的房子里。辛格当时是一名护士，辛波斯卡记忆中的她“骨瘦如柴，个子不高，鼻子上架着夹鼻眼镜，一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她来给生病的母亲打针，顺便和父母聊聊天。辛波斯卡不是很喜欢她的到来，因为这位“拉结女士”总是询问她学校里的事和课程表现。“我当时已经到了无法忍受这些问题的年纪，也因此有好几次‘拉结女士’来访时，我就自己待在用钩子锁上的房间里。如今我很后悔，我有一种尽管迟来很久却很强烈的兴致，想要回答这位高尚的‘拉结女士’所有的问题。哪怕是那些最难回答的问题——7乘以8等于多少，或者霍丁战役发生在哪一年。” ¹²

辛波斯卡在八九岁时第一次读到了哥特式爱情小说。她已经不记得书名了，可能是因为那本书被一代又一代迈向成熟的少女们传阅，早已没有了封皮和扉页。但辛波斯卡忘不了当时阅读那本书时的激动心情，以及故事接近尾声时的绝望。她从那时起就想写一本自己的小说。她怀着同理心写下评论安·拉德克利夫的《意大利人》的专栏文章时，提起了这件事：“我兴致勃勃地准备写书，削尖了铅笔，打开了空白的笔记本。女主角的名字不用想，已经准备好了。我记得某本杂志里名为‘花园里的田园生活’的插画。画中有几朵开在灌木丛里的热恋玫瑰，但我觉得，伊黛拉 是女孩的闺名。于是小说的第一句就是：‘浅棕色眼睛的伊黛拉从日出的时候就开始看着地平线，邮差带着未婚夫的信从地平线走来。’随后情节陡然紧张，有人突然出现在了伊黛拉的身后，不知是谁的丑陋爪子重重地搭在了她的肩膀上……很可惜到这里，文字被打断了。之后我就不知道故事该如何发展了。” ¹³

辛波斯卡上学时期的闺蜜回忆了她们一起读过的其他书：露西·莫德·蒙格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和伊莲娜·什切潘斯卡的《长翅膀的历险记》——发生在女子学校的故事。她们虽然都说自己会写诗，但只有辛波斯卡有画画的天赋：“她会根据我们写的剧本画场景，她画的电影明星都十分有魅力。”

辛波斯卡的父母经常送她去学校，也会参与班级郊游。当玛乌戈热塔·斯坦尼斯瓦夫斯卡第一次见到辛波斯卡的父亲——一位拄拐杖的老人时，她还以为这是辛波斯卡的爷爷。

“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过渡时期，现代主义大爆发的年代，”达努塔·米哈沃夫斯卡说，“我奶奶的胸前还戴着褶边领巾，穿着束胸，但是很多年轻女人，比如我的妈妈，都已经穿上了带腰带的及膝裙子。辛波斯卡的母亲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她总是戴着复古的帽子。”

1935年秋天，辛波斯卡开始在斯塔罗维希尔纳街的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上学。同小学时一样，在这所中学就读的女孩也大多家境富裕。克里夏·波托茨卡每天坐着马车上学。著名的内科医生马利安·切希凯维奇（20世纪80年代，百岁高龄的他还在为病人治病）的女儿安娜·切希克耶初夫纳（夫姓格德斯卡）每天坐着欧宝奥林匹亚汽车上学，但她的父亲会在哥白尼路上把她放下来，让她自己走去学校。

辛波斯卡的同班同学都清晰地记得在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的日子。这些同学包括伊扎·维耶伦斯卡（夫姓米哈尔斯卡）、伊莲娜·丁斯卡（夫姓普塔克）以及安娜·切希克耶初夫纳。安娜还记得中学一年级的时候，辛波斯基先生会送辛波斯卡上学。修女们都说他看起来是名副其实的贵族。

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要求学生们每天穿校服上学。校服上衣的蓝色海军领上有三条白线，周末的校服则是白色的衣领上有三条蓝线；袖子上有个天蓝色盾牌，那是校徽；校服裙是深蓝色的百褶裙；帽子是带有“U”形标志的贝雷帽。冬天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们穿深蓝色的大衣。学生放学后也必须穿校服，只有放假的时候才可以不穿。这是所谓的“民主共和习惯”：女生们应该统一着装，任何人都不能炫富。但是校服的面料却大有文章。

“初中的校服是最糟糕的，”辛波斯卡说，“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两边有拉链、腰部有松紧带的紧身上衣，以及过膝的灰色裤子。过膝是为了每次锻炼的时候不让膝盖露出来。我们所有人都被这些校服折磨过。”

那时学校的设备还很现代化：宽走廊、设备齐全的教室、宽敞的体育馆，还有电梯。在花园里有圣母玛利亚大门、耶稣圣像、果树、硕大的木兰花丛。战争结束以后，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被音乐学院取代。1989年，音乐学院搬到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员会的旧址，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也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自始至终，木兰花都盛开在学校的花园里。

和在别的学校一样，女孩们每次课前都要祷告。

“那时在学校，宗教还没那么难以忍受，”辛波斯卡说，“在种下怀疑的种子前，我也有过一段虔诚的日子。但我的宗教信仰危机并非缘于得知教区牧师和家庭妇女偷情的事实。我的怀疑都以理智为前提。”

请问神父传教士，

伊萨克都干了些什么？

是他用足球砸坏了邻居的玻璃？

还是他穿过篱笆的时候，

刮坏了新买的裤子？

偷了铅笔？

吓跑了老母鸡？

还是悄悄说了什么话？

那些大人

就待在自己愚蠢的梦里吧，

今夜我

必须守夜到清晨。

这夜晚沉默，

但是只对我沉默，

而它黑得纯粹

就像亚伯拉罕虔诚的心。

……

古老的历史，

上帝如果愿意，可以让它重焕生机。

于是我在霜冻的恐惧中，

将毛毯拉过头顶。

——《夜晚》，出自《呼唤雪人》（1957）

“我并不完全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他认为上帝既然不存在，那么万事皆可做。”辛波斯卡接着说，“这是让人厌恶的想法。毕竟还有世俗伦理，它在几个世纪的苦痛中孕育而生，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十诫》的存在。信仰不一定要被框在教条里。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什么都不相信的人。”

她在这一时期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书。多年后她说，正因如此，她会在地狱里同他碰面：

我对大师阿纳托尔喊道：

就是你，就是你以前写的书！

请允许我靠坐在你的膝头。

虽说你如今在地狱里备受煎熬，

但就让它成为共同的命运吧！

而我们在这里对视之后，

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

它像宽轮子一样滚动，

永恒的小口袋，被回声充满，

破裂。

这都发生在早晨八点之前，

当她满腹心事地去上学，

沿着栽满枫树和栗树的绿道，

肩上有个蓝色的盾。

她是凡人，她在下方签了名。

——《会面》，出自《呼唤雪人》（1957）

“从来没有人给我们展示，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学校的规章制度，”辛波斯卡学生时期的同学说，“但这些规章制度一直在执行。”

“阿纳托尔·法朗士算是我中学时期最喜欢的作者之一，”辛波斯卡回忆道，“书是我从借阅室借的，并不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的。我那时读了很多书，尽管都是小说。我以为自己读过的书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已经过世的人，而且过世了很久。十四岁的时候，我已经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著作，尽管后来我还得再读一遍。”

“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更喜欢狄更斯。”辛波斯卡在《种种可能》这首诗中写道。就像她说的，她从一开始就喜欢读查尔斯·狄更斯。从她经常回味的《匹克威克外传》开始，每当感冒将她困在床上，她就会读这本书。

“学校强制我们‘热爱’上帝、家庭和祖国，”安娜·格德斯卡说，“1939年，我们开始为军队造飞机筹钱。”

“少去一次电影院，为造飞机做贡献”“少去一次甜品店，省下钱来造飞机”——学校里挂满了这样的横幅。学生和家长的奉献有了成效：1939年6月18日，在克拉科夫的波尼亚举办了盛大的飞机交接仪式，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将捐赠的飞机移交给了议会主席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将军。红衣主教亚当·斯泰凡·萨皮阿主持了庆祝典礼。

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是一所费用高昂的贵族学校，每个月的学费就要四十兹罗提。但是穷人家的女孩也享有学费优惠政策，此外还可以参加免费的郊游，甚至还有经济资助。辛波斯卡的姐姐纳沃亚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辛波斯基夫妇在女儿们的教育上花了很多心血。

“教我们历史的是玛丽亚·特拉柴夫斯卡，后来她与别人共同翻译了托马斯·曼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辛波斯卡回忆道，“总是面带微笑的波兰语老师忒奥朵兹雅修女评价我的作文‘非常好’，只是拼写‘十分糟糕’。”

她的同班同学也记得忒奥朵兹雅修女，这位克拉科夫热爱者和青年波兰 诗歌的忠实拥护者。

辛波斯卡曾在《文学生活》里抱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教育，她和同班同学的诗歌学习停留在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基的层面，塔戴乌什·派柏和尤利安·普热波希的名字只在课堂上出现过一次，学的还只是他们诗歌的片段。

在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读书的女孩要学习艺术史和音乐——看着五线谱唱歌，还有法语课和每周四个小时的拉丁语课。她们的老师是康斯坦汀娜修女和亚历山德拉·米亚诺夫斯卡，后者在提起“那位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女士”时，什么也不想同我们说，因为她一直觉得辛波斯卡写的诗是属于斯大林时代的。她只强调辛波斯卡上学时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从辛波斯卡在《非必要阅读》里写下的那些关于古典文学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中学时期的拉丁语水平肯定不错。“我并不是精通拉丁语的人，”在评论《每日拉丁语》的专栏文章中她澄清，“但是到现在我都能回想起很多连词典里都没有收录的拉丁语格言。” ¹⁴

学生时期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知识以及无聊的体验，都被辛波斯卡加工成各种形式，写入了诗歌。爱德华·巴尔切然教授曾写道：“辛波斯卡诗中出现的‘学校世界’往往就是它字面所代表的意思。死记硬背乘法表、书写练习、课本里和作文里的老生常谈、课上练习的语言……都能成为诗歌的养料。有时她诗中稀松平常的谈话都能让人联想到在黑板上答题的经历。语法课和历史课有时会放在一起上。” ¹⁵

谁，亚历山大国王，用什么，用剑

劈砍，什么，戈耳狄俄斯之结。

没有想过，为了谁，谁也不为

……

够了。国王戴着战冠向下看，

骑上马，动身上路。

在他身后的号，号角吹响，军鼓擂动。

谁，军队，由什么组成，绳结组成，

为了什么，征战。

——《课》，出自《盐》（1962）

有时在她的诗中，学生时期的噩梦又会回来：

这就是我长眠时的毕业考试：

两只猴子拴着铁链坐在窗上，

……

我正回答着人类史的问题。

我磕磕绊绊，我艰难前进。

——《布鲁格的两只猴子》，出自《呼唤雪人》（1957）

放学后女孩们会去斯普兰迪甜品店买巧克力。回家的路上，她们先是经过有着片片绿荫的波托茨基路（今维斯特普拉特路），然后是哥白尼路。辛波斯卡最先与大家分开，她会拐进拉齐维沃夫斯卡路，然后这一小撮人越来越少。还有一部分女生住在学校。

“女校学生根本遇不到男生，能见到的可能就只有学校对面楼里《每日插画邮报》的年轻男编辑。他们会到屋顶上，还会同我们挥手。”伊莲娜·普塔克说，“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生活。”

在辛波斯卡的中学时期，她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她还记得，当时家里出现了一些经济问题，公寓的收入也就那么一点儿，而父亲的补偿金总是延迟发放。

“库尔尼克的日子不复存在了，”辛波斯卡回忆道，“那段日子的生活水平完全不能和之前相比。”

但是她并没有把父亲的去世——1936年9月他因心脏病逝世——同经济问题和家庭收入危机联系在一起。

而当我们问，在她的童年回忆中，为什么父亲比母亲更有存在感时，她回答说：“父亲存在于对话之中，而母亲更多是在照顾我们长大，给我们洗衣领、洗袜子。我的妈妈并不是个很有趣的人。她很坚强，会同战争时期变得更加艰难的生活相抗争。她要照顾我们姐妹俩，那时经常有人站在窗前，为我们两个而来。而面对那些来找我们的男孩，她浑身是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善解人意了。”

拉尔斯·赫兰德导演告诉我们，在拍摄辛波斯卡的纪录片时，没有用到的素材里有一篇写她父母的小说。赫兰德还说，辛波斯卡对母亲的爱规规矩矩，而对父亲的爱近乎疯狂。

安娜·辛波斯卡于1960年去世，去世前过了二十四年寡妇的生活。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辛波斯卡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被尤利安·普热波希誉为“回忆梦的杰作” ¹⁶ ：

记忆最终拥有了，它一直寻找的东西。

我找到了母亲，也看到了父亲。

……

直到现在我才能讲述，

他们在多少梦里游荡，而我又是在多少旁观的人中

将他们拽出，

在多少折磨中，他们又多少次从我指尖溜走。

……

终于，

在某个平凡的夜晚，

从平常的周五到周六的早上，

他们忽然这样走来，与我想的并无二致。

……

画面深处所有的可能性都消失了，

巧合缺少了必要的形状。

只有他们美丽闪耀，因为他们相似。

在我眼中，他们度过了一段很长的幸福时光。

——《终于，记忆》，出自《一百个笑声》（1967）

辛波斯卡的同学说，战争开始之后她们各奔东西，重逢已是20世纪60年代末，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女巫们的安息日——辛波斯卡这样称呼她们每一次的会面——每两个月轮流在两个“女孩”的家里举办。她们一个从沃基斯瓦夫西里西亚来，另一个从克鲁齐伯莱克来。她们都不记得辛波斯卡是从什么时候加入的。会面的时候不允许谈论有关政治和疾病的话题，否则就要罚款。但是有一次，一个同学从一开始就将钱放在了桌子上，决定放任自我。她说了一堆关于自己家里人生病的事。

在克拉科夫乌尔舒兰卡女子中学的档案室里，存放着编号为262的学校年历。包着书皮的A4纸大小的笔记本里存放着班级照片、辛波斯卡画的画和学生们的作文，其中包含用绿色墨水写下的1938—1939学年的作文。作文的要求是：“为纪念某物而写的演讲提纲”。

四年级B班的学生辛波斯卡写道：

完美的人儿啊！你总是将头发缝儿分得对称，总是将胡子梳理整齐，总是将指甲磨得锃亮。你总是用卡乐冬牙膏刷牙，总是用欧沃马汀尼勺吃早餐。你从不买彩票，也从不支持不正规的机构。

你每天都有详细到每一秒的计划，恐怕没有什么能让你失去平衡，因为对你而言，一切都像钟表指针一样精准。……你每年看两次牙医，看一次医生，总是跟着广播里的指令锻炼身体。你不知疲倦地收听着波兰所有电台播放的经济访谈，在听华沙爱乐乐团音乐会时，你也从不打盹儿。

完美的人儿啊！愿埋葬你的土地不再那样沉重。 zBV3c6DURu5VPCDFZ17GFf0MQbVmG7WK3T6EhcqMebjp0NDU0OihVBop/SfJB7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