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辛波斯基家族传承

在一张存放于塔特拉博物馆，由某位摄影爱好者于1918年10月13日拍摄的照片中，我们只能认出斯泰凡·热罗姆斯基立于人群之中的魁梧身影。他正站在讲台上演讲。不过，在他附近的某个地方，肯定站着作为波兰民主运动人士代表参加国家议会的文森特·辛波斯基。在索库电影院的大厅举办的公民大会上，五百名与会人员票选热罗姆斯基为大会主席，民主运动人士代表文森特·辛波斯基则被推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通过决议，“即时起我们就是自由独立统一的波兰之公民”，扎科帕内共和国 政府当即成立，辛波斯基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之一。

扎科帕内共和国存续了三十三天，直到波兰宣布独立。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热罗姆斯基说：“他们几乎将扎科帕内连带周围附属山谷的全部管辖权都交给了我。我管理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既可笑又让人自豪的政府十一天，直到‘奥地利母亲’ 坍塌成废墟。我隆重地宣誓将军队、警队、情报局、市政当局、邮局和电报局都交给新成立的国家，我为了抵挡捷克的入侵而宣战，夺回了果杜夫卡和苏哈古拉村。” ¹

辛波斯基对待自己管理的政府是否比热罗姆斯基还要认真呢？只可惜在战乱时期，他绕路经过瑞士给身在巴黎的扎莫伊斯基伯爵寄的信，并没有在1919年随伯爵一道返回波兰。但作为民主运动阵营的活动家（没过多久辛波斯基就成了新塔尔格县政府的领导），他肯定为民主运动人士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巨大影响而感到自豪。

辛波斯卡说：“父亲是第一批民主运动浪潮的孩子。这原本是民主的组织，但是后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开始往错误的方向发展，年轻人之中也出现了一些恐怖主义的倾向。父亲在这时抽身离开了这个党派，再也不去开会了。”

因为与辛波斯基合作多年，伯爵始终同他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但回到波兰以后，伯爵的身边围绕着许多新人，而他也乐意搜集各种各样的小报告。于是，这位多年的管家，一个说一不二且有着一套不招上司们待见的看法的人，终于失宠了。二人的通信中出现了全新的对话模式，比如1942年，辛波斯基在给伯爵的信中这样写道：

对于您卖掉便携式发动机并停掉镇上光电照明项目的行为，恕我不能冒损失个人名誉的风险参与其中，望您将此事交与别人完成。我本可以列出许多反对这些观点的论据，但这只会徒增烦恼，而为您效力多年的我早已心力交瘁。 ²

尽管多年来，二人只就关键问题联络，但现在辛波斯基觉得有必要对那些在某些角落里流传，而他认为是恶意中伤的谣言做出回应：

有人说我的全部财产都是靠您的施舍和宽宏大量积攒下来的，对此污蔑我嗤之以鼻。我确实用从您这里贷下的4.5万克朗买下了玛丽亚木屋客栈，但我也从塔布丛那里贷款了，因为我有意不想从您这里贷下数额过大的款项。战争期间，我得到了老谢奇卡的资助，从他那里拿到了扎利奇卡协会20万克朗的贷款。多亏了如此这般的投机买卖，我赚够了养老的钱，我想我不用去救济院了。我觉得我个人也有一份努力在里面，因为我一直节俭地生活，没有浪费父母留给自己的那一小笔资产，还让它增了值。整件事就是这样，就像每句流言蜚语一样不值一提，而我提起的目的是平息工厂内完全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妒忌之情，使工厂里的人免受干扰。我非常感谢您真心实意地待我……我知道自己的缺点，也明白自己受人指摘的地方不止一处。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很幸运，而我也敢说，为了让您的资产增值，我真的鞠躬尽瘁了。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一个明智的谋士，但我可以肯定自己一直是一个忠诚的谋士。您莫名其妙地拿我撒火，我屡次隐忍。我并不总能赞同您说的话，以博取您的欢心，我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我有过不止一次调解您与社会民众关系的痛苦经历，而且也不止一次在面临这样的情况时将打落的牙齿吞进了肚子里……我不像围在您身边的人那样喜欢向您献媚。我觉得我是在给自己写讣告！又或者说这话为时尚早？ ³

不知在五十一岁时写下这封信的辛波斯基是否读过自己父亲的回忆录。安东尼·辛波斯基在回忆录的一开篇就强调这是为儿子所写，他在回忆录中教导自己不满十岁的儿子，让他记住：“财富才是永远的统治者，它将永远统治世界。”“已经变成富人的人，是连看都不会看一眼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安东尼写下这些是想让儿子不要像自己一样度过一生。安东尼提醒道：“朝着这个方向走，以便避开令人恶心的处境。”他想让自己的儿子少受点罪，因为这些苦难他都经历过。当失去土地，而后又没钱付租金的时候，他成了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的管家。他甚至为了“给儿子上一课”而写出了“管家理论”——管家是一个“满身挂满亮片、圆环、钩子、绳子、布料和洞的独立个体 ”：

管家应该站在玄关或者走廊，半鞠躬，应该注意到老爷、夫人、小姐们、女亲戚们、女客人们、衣帽间的仆人们、清扫房间的女仆们以及厨娘们的好情绪，因为所有人都有权利对他所做的一切做出评价并要求他注意礼仪礼节。每个人都有权批评他，说些有的没的并且指手画脚。……（管家应该）优雅地鞠躬，稳稳地坐着，听到笑话要笑出声，附和没逻辑的话——然后千万不要有遗漏，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大事小情都要汇报。作为有效管理的奖励，门旁的小凳子则是管家的专座。当预估的总收入没达到预期的时候，管家应当，或者说必须被克扣薪酬。如果他鞠躬姿势不对，或是在那里傻站着，或是没眼力见儿，或是回答问题的时候态度不好，总之因为任何一个原因，他都可以被解雇。 ⁴

安东尼爷爷用活力满满又讽刺幽默的方式描写了自己“可耻的屈辱”和别人对自己的“轻慢对待”，他的文笔着实不赖。

文森特·辛波斯基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在卡利什念完初中之后，他开始学习农业。但当妈妈去世后，当把他养大的外婆娜塔莉亚·普萨尔斯卡（比亚沃斯库尔斯卡家族分支）也去世之后，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寻求生计。至于他是否觉得在扎莫伊斯基伯爵的地盘上当管家是一种耻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辛波斯卡对我们说，她父亲并不觉得这是耻辱，他们一家人总是很敬仰扎莫伊斯基伯爵。

辛波斯卡的父母婚后住在库希尼采的独栋小楼里。1917年12月，他们的大女儿玛丽亚·纳沃亚在此地降生。辛波斯卡学生时期的女同学曾经开玩笑说纳沃亚是在“波兰海拔最高地出生的淑女”。

文森特·辛波斯基在1920年1月30日写给齐格蒙特·蔡利霍夫斯基的信中说道：“扎科帕内的房子我本打算卖掉，但一想到它会落入犹太人之手，我就感到不安，于是我毁约了……这里发生着可怕的事，山民们不光会把土地卖给自己人，还会卖给犹太人。” ⁵

1922年的某一天，文森特·辛波斯基病了，医生断言是心脏的问题（“我得了心绞痛”，“但疼痛并不反复出现，只不过手脚很烦人地不听使唤”），而且待在山上不利于他的健康（“M医生说我得这个病百分之五十应归因于扎科帕内，无论如何都应该离开此地”）。在伊沃尼奇疗养院治疗的过程中他写道：“最困难且最无法忍受的莫过于禁烟——我每天只能抽五根。” ⁶

扎莫伊斯基伯爵于1923年1月派遣自己的管家到库尔尼克，让他处理库尔尼克地产的财务问题。辛波斯基的妻子则带着女儿纳沃亚在库希尼采待到了4月份。那时他的妻子已经怀上了辛波斯卡，当丈夫的肯定不希望妻子大冬天忍受迁移之苦。

“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时，就从扎科帕内转移到了库尔尼克。”辛波斯卡如是说。

辛波斯卡于1923年7月2日出生在库尔尼克。大人们给她取了玛丽亚·维斯瓦娃·安娜这个名字。

“我有过很多乳母，因为我总是哭闹，没有一个乳母能受得了。”她对我们说，“我从出生起就神经紧绷。或许是因为母亲怀孕的时候父亲病得很重？或许我感受到了母亲对深爱之人的担忧？总之父亲不来，我就睡不着。”

年过半百的辛波斯卡在库尔尼克度假的时候参观了城里的城堡和图书馆。

这里的图书馆很符合她的品位：“就像是大杂烩。那里的瓷砖很单调，没有什么贵族徽章。扎莫伊斯基家族的人连画像都省了。这是一种恪守爱国主义原则的表现。”

但是她没看到藏于库尔尼克图书馆里的父亲与他人的通信。她自然也没看到1923年父亲写给波兹南林业局主任表示同意林业员候选人当选的那封信。在那封信中，她的父亲提了一句：“我的女儿出生了，是个很美丽的小淑女。”之后他还写道，期待主任的儿子能做自己未来的女婿。 ⁷

库尔尼克文化协会的耶日·诺斯科维亚克是布宁孤儿院的主任，他后来将这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辛波斯卡。“她回信说，”诺斯科维亚克告诉我们，“很感谢自己能收到父亲写的这封信，‘有点新内容，尽管这内容已经不新鲜了’。”

1992年，辛波斯卡访问波兹南的时候，也去了库尔尼克。她说：“突然站在自己出生的房子前，感觉实在很奇妙。我那一代人里很少有人住这样的房子，四周环绕着我们出生前就已昂然挺立的树。” ⁸

1995年，她在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时说：“我出生在大波兰这片土地上。正是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我每次都能找回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的风景。这里曾经有（现在也有，只不过少了些）我的第一片湖泊、第一片森林、第一片草坪和第一片云朵。它们就在记忆的最深处，是一个被守护着的巨大而让人幸福的秘密。” ⁹

辛波斯基夫妇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公园对面，位于库尔尼克和布宁交界处的一栋房子里（因此两地也曾争夺过辛波斯卡出生地的归属）。库尔尼克只在辛波斯卡的诗中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在瑞典语的翻译版本里：

面对孩子的诞生，

世界从来不曾准备好。

……

我们不知在尼尼微 应该相信哪群人，

红衣大主教 的情况将是如何，

又是谁的姓氏出现在贝利亚抽屉中。

……

肆意点火的时刻即将来临。

让我们用电报召唤扎别若夫的奶奶。

让我们解开毡包缰绳上的结。

——《有了个开头的故事》，出自《桥上的人们》（1986）

该如何翻译“让我们用电报召唤扎别若夫的奶奶”？“扎别若夫”这个难读的地名在瑞典会引发“拼读恐惧”。斯德哥尔摩一所大学的斯拉夫语教授莱昂纳多·内奥格建议瑞典翻译安德斯·波德嘉尔德随便用一个瑞典地名代替，因为毕竟召唤奶奶就意味着已经确定顺利生产。但是当波德嘉尔德向辛波斯卡提起这件事时，她说既然如此，那就改成库尔尼克吧。 ¹⁰

库尔尼克波兰科学研究院树木研究所的生物化学家卡齐米日·克拉维亚什是个专门收集文森特·辛波斯基人物传记材料的历史学爱好者，他曾透露，辛波斯基是他所供职的研究所的发起人。辛波斯基得知美国有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后，便向扎莫伊斯基伯爵提议在波兰也创立一个研究树木的机构。

卡齐米日·克拉维亚什认为辛波斯卡继承了父亲的天赋。而当他将这句话说与辛波斯卡听的时候，她只是笑了笑。“我只是想说，”克拉维亚什向我们解释道，“她诗歌中的细腻、用词的严谨正符合她父亲管理伯爵财产以及写信的方式，而不是说她的父亲也写诗。但我确实知道辛波斯基在扎莫伊斯基伯爵死后刊登在刊物《苍蝇》上的颂文：‘终于，在彼岸的阴影将你笼罩前/你还给了祖国万亩良田/库尔尼克和扎科帕内/而今你已下葬入殓/你爱着的国家，是否会将你常记心间？’”

读完安东尼·辛波斯基的回忆录后，我们认为辛波斯基家族的成员早在上一代就展现了文学天赋。我们就拿他描写位于别兰内的嘉玛道理会教堂举办的主保圣人节的场景来举例：“各式各样的旋转木马，旋转着、摇晃着的秋千，还有不少变戏法、耍杂技、看相算命观星象的人，军乐和民乐，笛子、手摇风琴、单簧管和风琴的声音，弹班杜拉琴、吉他还有吹号角的演奏者……” ¹¹ 毕竟，像这样频繁且紧凑的列举，在辛波斯卡的诗歌以及散文中也出现过。

辛波斯基一家并没有在库尔尼克待很久。1924年，扎莫伊斯基伯爵去世，依照他的遗愿，扎科帕内的土地被赠予国家。政府成立了库尔尼克基金会，但此时已没有了文森特·辛波斯基的工作岗位。于是在五十六岁的年纪，他退休了。基金会保证他在去世之前，每个月都能拿到三百兹罗提，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偿金。

当我们告诉辛波斯卡，库尔尼克基金会并没有完全支付她父亲的补偿金，而是推迟了发钱的时间，并直接将金额削减了一半的时候，辛波斯卡回答说，这并不是家长会当着孩子的面谈论的话题。成年人或许会就此事展开讨论，但是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孩子们会跟着乳母走开，等到吃甜点的时候才被叫回来。

辛波斯基接受了补偿金被克扣的事实，从1931年起，他每个月只能领取一百五十兹罗提。1936年9月9日，他因心脏病在克拉科夫去世，就在库尔尼克基金会完全停发他的补偿金之后不久（辛波斯卡的母亲为此同库尔尼克基金会打了好几年的官司，最后胜诉并得到了补偿）。当时辛波斯卡只有十三岁。

尽管父母在她出生之前就离开了扎科帕内，但辛波斯卡对波德霍尔 有着深厚的感情。自1952年成为波兰国立作家协会的成员之后，她每年秋天都会去一趟扎科帕内，并在去往比亚维哥的路上，在阿斯托里亚文学创作之家停留一段时间。她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和很多人都成了熟人。

每年一到这个季节，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和诗人玛丽亚·卡洛塔—什曼斯卡、记者米哈乌·拉德过夫斯卡以及华沙一个无线电设备专卖店店长兼工程师米哈乌·理姆沙就会在餐厅的一个餐桌旁碰面。

“我们四个人都喜欢10月的扎科帕内，”米哈乌·理姆沙回忆道，“人群早已散去，而夏天还在山间徘徊。”

他们一起去比亚维哥山谷、霍霍沃夫斯卡山谷和科室切利斯卡山谷散步。有时理姆沙也会开车带他们去郊游——去扎沃亚、什恰夫尼察、巴比亚山或者斯洛伐克。

“但是辛波斯卡也喜欢独自散步，”玛丽亚·卡洛塔—什曼斯卡说，“当她想要思考什么东西的时候，她更愿意一个人待着。”

如果辛波斯卡从阿斯托里亚出来往库希尼采的方向走，几百米后就会经过塔特拉国家公园的办公处，也就是她父亲以前的顶头上司扎莫伊斯基伯爵的府邸。接着再走几百米就能抵达山脚下一家库希尼采的餐厅，这家餐厅所在的位置就是以前她父母所住的地方。她知道姐姐纳沃亚出生于此，而母亲也是在这里怀上她的。

如果她向反方向走去，在克鲁普鲁夫基路上会看到一座扎科帕内风格的房子，这是由商贸公司——公司总裁是她父亲的好友弗兰齐什科·科辛斯基——在20世纪初建立的，路边还有为波兰集市而建的贸易之家，以及包括食品店、蜂蜜铺子和珠宝店在内的一众新兴商店。后来，这附近建成了艺术展览中心，科辛斯基的儿子扬·科辛斯基曾多次在此地展出自己的画作。 ¹² 沿克鲁普鲁夫基路继续往前走，就能走到科室切利斯卡街。街角的某一处就曾矗立着辛波斯卡父亲名下的玛丽亚木屋客栈。但要说起克鲁普鲁夫基路上哪一栋房子曾属于自己的父亲，辛波斯卡就不知道了。

辛波斯卡童年时就记得弗兰齐什科·科辛斯基，还经常去他位于赫朗姆促夫基的庄园。

“他就像教父一样 邀请我和姐姐一起去度假。”辛波斯卡在接受《波德霍尔周刊》的采访时说，“我和姐姐睡在大堂。墙上挂着亚采克·马尔切夫斯基和尤利安·法瓦特的画，还有很多画着哥萨克人的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科辛斯基帮助了许多艺术家，却不求回报，所以他收到了很多画。多亏如此，这些艺术家才能有口饭吃，而他则收藏了一批绝妙的好画。” ¹³

辛波斯卡与科辛斯基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1950年科辛斯基去世。科辛斯基还是辛波斯卡母亲的朋友，经常去克拉科夫看望她。

“他知道我在《波兰日报》刊登作品之后，”辛波斯卡告诉我们，“就问我能不能发表他写的关于列宁的回忆录。当然，为什么不行？我当时特别喜欢列宁，而科辛斯基正好会写作，他写的信很美。后来有一次他到克拉科夫来的时候顺便看望我们，还给我们读了一篇描写列宁如何在他的店里挑选了一盏灯的专栏文章。”

“写得不错，于是我就说这肯定能发表。而他却说‘不说这个了’，然后就把文章塞进了口袋。之后再也没提过。”

辛波斯卡从来没有和父亲一起去过扎科帕内。但是她记得父亲讲过自己夏天的时候每天都去“海洋之眼”里游泳——他是一名游泳健将。有一次他在水里抽筋了，很艰难才游回岸边。然而，有意无意地，辛波斯卡一直都跟随着父亲——她人生中第一个赞助者的脚步。在辛波斯卡的童年时期，父亲有时会花费二十格罗希，让辛波斯卡写几首应景的诗。他还对诗作的调性有所要求：要轻松诙谐，千万别是什么倾诉衷肠或哭天抢地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