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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卓别林的一部电影里，有一幕收拾东西的片段：他先是坐在行李箱上，继而在上面跳来跳去，而当他终于合上了行李箱时，仍有一些内衣衣角、背带和被夹住的衣领露在外面，于是他拿起剪刀，把所有露在外面的地方都剪掉了。维斯瓦娃·辛波斯卡记得这一幕，并在1991年8月，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发表歌德文学奖的获奖感言时提到了。“当我们满心想着把现实装进意识形态的行李箱时，往往就会这样。”
“有时现实显露的一面如此混乱，让人根本无法理解。”她说，“人们总想从中找到稳定而长久的秩序，分辨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已过时、什么尚新奇，什么带来妨害、什么带来帮助。这是危险的诱饵，因为那时在世界和进步之间，总有一些信誓旦旦说能将一切进行分类解释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见缝插针。” 1
以这种方式，辛波斯卡首次在公众场合就自己曾经的政治立场发声。或许她认为这富有声望的奖项将她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不论她希不希望），因此她有责任对此做出表示。
1991年，她在与沃伊切赫·里根扎对话的时候也承认：“没有那些经历，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真正知道信仰某个唯一真理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也不会明白，只知道自己想知道的东西是多么简单，也不会知道在面对别人的不同立场时，人们会有怎样神奇的思维跳跃。” 2
还是在1991年，辛波斯卡与亚当·米哈伊沃夫对话的时候说：“我属于相信过的那一代人。我相信过。而当不再相信的时候，我就不再写那些诗了。……战后，我们假装已发生的事就是最好的安排。我们真的不是什么都知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非常傻、非常幼稚，但我们鄙视物质的东西，在意的不是生存条件，也不是谋得某个职位。这听起来很好笑，但是我曾经鄙视那些穿晚礼服参加舞会的同事——怎么能穿成这样！我们这边还在为更好的世界打拼，你们怎么可以穿什么晚礼服？我们有着高度的奉献精神，憧憬着伟大的东西，尽管所有的一切没人愿意去面对。我带着‘我所做的就是正确的’这种信念完成了自己的‘诗歌任务’。” 3
1955年5月，辛波斯卡还依照惯例为《文学生活》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表达对红军和科涅夫元帅解放克拉科夫的感谢。 4 不满一年之后（在波兹南六月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前），《文化概览》就刊登了她的自我清算诗：
是时候捧起自己的头颅，
对它说：可怜的尤里克
，你的无知去哪了，
你的盲目相信去哪了，你的无辜去哪了？
你船到桥头的自信和灵魂在
没验证和验证过的真理之间的平衡又去哪了？
我曾相信他们背叛，他们不值得拥有姓名，
既然杂草在讥讽他们无名的坟墓，
乌鸦还在嘲笑，雪暴在嘲讽，
但他们是，尤里克，虚伪的见证者。
死者的永恒会一直持续，
只要人们还用记忆向他们付账。
摇摆的货币。任何人都有
失去永恒的那一天。
如今关于永恒我知晓更多：
可以将它给予和收回。
谁被叫作背叛者——他
就会同名字一起死去。
……
他们正向我们走来。像钻石一样闪耀
——在反光的橱窗上，
温馨小家的窗户上，
粉色眼镜的镜片上，玻璃做的
头，心之上，静静燃烧。
——《恢复名誉》，出自《呼唤雪人》（1957）
这首诗的主角对自己一点都不仁慈，她不为自己的信仰或者无知开脱，她承认自己的无力——对所造成的伤害无力弥补，每每想起都会一阵战栗。她写下的是意识和记忆中无法治愈的伤痕（她称自己为“被贬入诗歌地狱的西西弗斯”）。
《恢复名誉》可能是辛波斯卡所写的诗中最糟糕的一首，尽管从那时起，辛波斯卡的写作特点就已开始显现，比如诗的概念、诙谐幽默或者讽刺，但这些都无法软化这首诗主旨的尖锐。
我构思世界，第二版本，
第二版本，改良版
……
时间（第一章）
有权力介入，
不论是坏是好的一切。
但是啊——那让山川崩塌，
海洋移位，那
伴随斗转星移的时间，
将不会有哪怕一丁点儿可能
掌管爱情中的人，因为他们过于赤裸，
拥抱得过于紧密，灵魂紧张得
就像停在肩上毛发蓬乱的麻雀。
衰老只是从
罪犯人生中总结的教训。
啊，于是乎所有人都是年轻的！
磨难（第三章）
并没有折辱身体。
死亡，
当你沉睡时，降临。
……
世界只是这样。只是这样
活着。也就这样死去。
其他的一切——就像用锯子
短暂一刻拉响的
巴赫名曲。
——《我致力于创造一个世界》，出自《呼唤雪人》（1957）
这样的清算诗只有几首（她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将其发表在了华沙的《文化概览》，而不是她的“本家”《文学生活》上），但是每首诗都有其重要性：《葬礼》的灵感来源于对共产主义人士拉舍尔·拉耶克尸骨的挖掘和重葬，他在1949年公开庭审时被判处死刑（因为审查，诗歌题目中的人名被删掉了，但当时的读者都心知肚明）；还有《致友人》，这些友人同辛波斯卡一样潦草地经历了催熟的“速成班”，但是“在从错误到正确的道路上，他们已不再年轻”；还有《布鲁格的两只猴子》中那句后来被多次引用的开头“这就是我长眠梦中的毕业考试”；最后还有一首看起来简单的无题押韵短诗，描写的是与历史的重大冲突，除了死亡别无逃脱之法：
慢吞吞的历史
吹着号角为我伴奏：
城市，我生活过的城市，
叫作杰里科。
墙一个接一个，
忒啦，嗒，嗒，从我身上慢慢掉落。
我赤裸地站着
在空气的制服之下。
你们吹响号角吧，还要有序，
你们跟着民乐队一起奏鸣吧。
直到皮肤褪去，
骨骼为我洗刷罪名。
——《无题》，《呼唤雪人》（1957）
就像文学评论家斯坦尼斯瓦夫·巴尔布斯所说的那样，辛波斯卡的诗集《呼唤雪人》一经出版，立刻成为“‘十月事件’之后波兰诗歌死而复生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5
《呼唤雪人》在1957年秋天出版之后，辛波斯卡就同她的诗人朋友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和塔戴乌什·诺瓦克一起赴法国留学了。
某天，那时已是1958年的1月，辛波斯卡同扬·尤瑟夫·什切潘斯基一起从圣拉扎尔火车站坐上了火车。25分钟后，他们来到了迈松拉斐特。接着他们又沿着勒克雷尔将军路走了20分钟，来到普瓦西大道91号，那是一栋长满葡萄藤的漂亮的独栋花园房。巴黎著名的《文化》杂志总编耶日·盖德罗伊茨在门口迎接他们。在他们之前，来过这里的波兰人只有几十个，而在他们之后，来这里的波兰人增加到了几百个。
“这次拜访之前我们也很担心，”扬·尤瑟夫·什切潘斯基同我们说，“但是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冒的风险最小，姆罗热克和诺瓦克那时是有党派归属的，辛波斯卡也是党员。我觉得我们让盖德罗伊茨失望了。他问了非常具体的问题：谁在什么时候说了什么？在高层又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耶日·盖德罗伊茨不记得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去过他那里。“1957年的时候，”他来信时写道，“从波兰来我家里做客的作者有一大帮人。” 6
“盖德罗伊茨可能不记得了，”辛波斯卡说，“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拜访。他只对政治感兴趣。尤瑟夫·查普斯基当时不在，我还挺遗憾的。之后就再没有机会认识他了。”
1957年秋，当推动“十月事件”的杂志《就这样》停刊之后，亚当·沃德克退出了党派。
辛波斯卡与兹比格涅夫·赫贝特的表妹达努塔·赫贝特—乌拉姆（1958年1月摄于巴黎）。
辛波斯卡与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摄于20世纪50年代末）。
“十月事件”之后，波兰迎来了一段辛波斯卡所谓“对向内的灵魂来说友好的日子”，辛波斯卡的诗也开始更加贴近她的本性。在《呼唤雪人》之后出版的诗集中，已经没有任何清算诗了，没有政治，只有她，独自一人，与众不同又私密的辛波斯卡。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
我是一条鱼，独特的一条鱼
（最起码区别于树鱼和石鱼）
在某些时刻我匆匆地
画下银色的小鱼，如此匆忙就好像
这是黑暗在无措中眨了一下眼睛？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出自《盐》（1962）
辛波斯卡在送给文学评论家好友雷沙德·马图舍夫斯基的诗集上写了这样一句赠言：“请收下这本诗集，它会填补横亘在莎士比亚和赫尔曼奈基尔达·科丘宾斯卡
之间令人沉痛的沟壑。”
辛波斯卡从来不在乎奖项。“我还很庆幸自己不属于获得国家级奖项的那群人。”她告诉我们，“我知道我有几次得到了提名，但总有反对的评审人出现。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时至今日我仍旧很感谢他们。”
1964年，在伏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执政期间，有三十四位作家和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政府对印刷书籍所用纸张数量的限制以及对审查制度的加强。在“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公开了这封信的内容后，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反击和收集反对签名的活动。
“我们，如下签名的作家，坚决反对在西方媒体以及在‘自由欧洲’这种混淆视听的广播电台里企图诋毁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波兰作家协会的成员这样写道。这一运动发展迅速，到后期，抗议信上收集的签名达到了六百个——占作家协会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他们的信被刊登在波兰各大日报上。除了那些受命活跃于文学一线的同志，还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家的签名，比如尤利安·普热波希、塔戴乌什·鲁热维奇、雅罗斯瓦夫·马莱克·里姆科维奇，还有维斯瓦娃·辛波斯卡。 7
抗议信的内容在收集签名的过程中变动了数次，而且发起者经常懒得通知签名者内容已经变更，所以经常发生签名者明明签的是第一个版本，却在最终版本上也发现了自己的签名这种事。波兰作家协会克拉科夫分会修改了抗议信的第一句话，但是克拉科夫作家们的签名还是被印在了“全国版”抗议信的下面。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在给波兰作家协会的信中写道：“我震惊地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从来就没有签过的抗议信下面。我签的是另一个版本。如果那个版本有任何不妥之处，也请至少告知并说服我本人，而不是直接甩给我既定的事实。” 8
两年以后，1966年，莱舍克·科瓦科夫斯基在华沙大学“十月事件”周年纪念日上发表讲话，提出诉求：重新拿回国家主权，消除经济乱象，确保批评和组建协会的自由，实行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制度，取消文化创作领域扼杀一切的教条内容。
这是“十月事件”的群情激愤平息之后，第一次有人公开讲出这些事，尽管之前也有人提及，但都仅限于亲朋好友之间。政府对此的反应是开除科瓦科夫斯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党籍。
为了表示对科瓦科夫斯基的声援，辛波斯卡归还了党员证。
她预想自己会被工作单位开除，但后来她淡定了。她计划好了，如果以后只能喝酸奶、吃粗碎的谷粒，那么以她的积蓄能维持两年，甚至三年。
就在那时，20世纪60年代中期，辛波斯卡结识了比自己年轻二十几岁的艾娃·利普斯卡，那时利普斯卡还与亚当·沃德克处于一段关系中。
艾娃·利普斯卡和亚当·沃德克（摄于20世纪60年代）。
“我见证了他们美丽的友情。”利普斯卡说，“他们没有一天不交流。不管谁在广播里听到了什么，都会打电话分享给对方。那时不像现在，什么信息都能在网上找到。他们喜欢互相开玩笑。他们不会马上说，而是让另一个人猜发生了什么。亚当·沃德克在辛波斯卡和我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有着天才一般的直觉和诗歌评价上的独特天赋。”
当沃德克还是波兰作家协会克拉科夫分会青年作家协会监管者的时候，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这种天赋。“沃德克能在诗和诗人周围创造不同寻常的氛围，类似一种自成一体的诗歌宇宙。”莱舍克·A.莫楚尔斯基回忆起他时说道，“他很有天赋，也有令人惊异的共情能力，或者更应该说是前瞻的智慧。他能预见我们每个人作为诗人，能够在哪些地方、哪些领域、哪些层次寻找到最重要的关键词或者能让我们在未来创作出引人入胜的有趣作品的萌芽。” 9
“我从来没给别人看过自己的诗，我不乞求任何人的帮助。”辛波斯卡告诉我们，“只有一人例外——亚当·沃德克。他永远是我诗歌的第一个专注的读者。”
艾娃·利普斯卡说：“有很多优秀的前辈伴我成长，也正是他们的前车之鉴让我成长为现在的模样。我很幸运，生在一个历史无暇将你审查的时代。我们这一代所获得的东西是建立在前一代人的经验之上的。”
“如果一个人想要坚信不疑，那他就会坚信不疑并且无视反对的意见。”辛波斯卡这样向我们解释意识形态的盲从机制，“但我并不后悔有过那段经历，尽管它持续的时间过长。多亏了那段经历，我如今才能明白某些情感状态，我知道强烈地信仰某件事，并对别的意见和事实视而不见是什么意思。”
20世纪90年代末，当讲起自己脱离意识形态队伍的经历时，辛波斯卡重申，甚至更加强调：“我并不认为自己浪费了那些年。它让我不会再受到任何剥夺人独立思考能力的教条的影响。我明白那种感觉——只看得见自己想看见的，只听得见自己想听见的，并有效地打压一切质疑的声音。” 10
从坚信自己真理的人变成怀疑者——这一转变在下面这首诗中得到了证明：
我偏爱自我喜爱
而非自我爱恋的人。
……
我偏爱不向我保证
任何事的说教者。
……
我偏爱保留意见。
我偏爱混乱之地狱而非秩序之地狱。
——《种种可能》，出自《桥上的人们》（1986）
在谈及这一蜕变时，辛波斯卡引用了俄罗斯的天才幽默作家阿尔卡迪·阿维尔沉珂的名言：“批发使人们变傻，而零售让人们明智。”她还补充道，变傻总在转瞬间，而回归理智的过程——绵长又痛苦。
她这样描述：“可能开始于一些论据。这些论据在每一个令人困惑和道德不明的问题上都坚持不懈地出现。我们知道波兰为什么嫌恶地放弃了马歇尔计划，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苏联军队没能来支援华沙起义，尽管我们很想让他们来，为什么当时许多备受瞩目的活动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人民公敌。令人不安的是，这类需要复杂解释的问题不见消减，反而一直都在出现。别误会，我们并不是愤世嫉俗之人，我们梦寐以求的是那种自明其意的事情，不需要辩证法的花样。刚开始这让我们很厌烦，后来让我们很疲惫，最后让我们很厌恶。我记得当时我们听到对所谓‘波兹南意外’的宣传评论时已经很愤怒了。就在那一时期，我们开始回想之前发生的事件所用到的解释的可靠性，我们开始思考。” 11
这可能是辛波斯卡唯一一次在讲述自己时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指的是她和亚当·沃德克——她在有关沃德克的回忆中写下了整件事，而“我们”也指她那一代曾经有过信仰的青年作家和诗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写道：“重要的是怎么从这样的胡同里走出去，而不是反思当初是怎样走进来的。无论是从个体还是从诗人的角度来看，维斯瓦娃·辛波斯卡都是一个渴望真相的人，很真诚，很睿智。年轻时的这件事对她来说不仅成了一次小教训，更成了一节重要的人生课程。她在对那些年和那些她再也不想重提的诗的反思中建构了自己后来的成熟创作，而那对我们来说肯定比‘20世纪50年代初的维斯瓦娃·辛波斯卡’来得更有趣，更值得深思。”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