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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领域间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会简单梳理一下各个学科领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自古以来,宗教就在通过神话等宏大史诗故事来为世界之谜提供答案。在科学技术尚未发展起来的年代里,自然哲学则试图通过思考来解开世界之谜。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便是如今的自然科学。

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的学科重心逐渐转化为揭露自然背后的秩序与规律。“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世界是如何存在的?”等原属于哲学学科范畴的探究领域,也纷纷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课题。

从哲学分化出来的学科——科学,给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便是揭示了“事实世界”的构成,而哲学探究的主题是对人类而言的“意义世界”。例如,人的身体由水和蛋白质等物质构成,思考是由脑内突触完成了信息的传递,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遗憾的是,自然科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人拥有这样的身体构造”“为什么人具备这种思考能力”,以及“我们作为‘我’存在于世界上的意义”。而哲学的作用,就是揭示这些意义和价值的深层含义和本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物种起源》(详见第340页)中自然选择学说的影响,社会中出现了用科学方法论解释社会现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思想热潮。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曾试图通过科学的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社会进化的原理,并为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资本与资本的竞争以及其所产生的利润追逐——辩护,甚至还曾被用来为发达国家争夺殖民地和帝国主义侵略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

其次,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亚里士多德凭借其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基督教权威,在整个中世纪都被世人尊为崇拜的对象,所有人都是他的忠实信徒,无人敢质疑他。此外,众多自然哲学家皆是宗教人士。人们认为世界就是一本名为“自然”的书籍,它在向世人传递着来自上帝的旨意。因此在当时的欧洲,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基督教的教义,很少出现宗教和科学对立的局面。

然而,随着基督教权威的日益下滑,个别学科开始从亚里士多德学科体系中获得独立。19世纪以后,宗教和自然科学逐渐分离。现如今,无神论哲学家和生命科学家已然是极其常见的存在,从根本上否定宗教的科学家也不在少数,比如著有《上帝的错觉》《超越上帝:初学者指南》等著作的理查德·道金斯,以及著有《打破魔咒:作为自然现象的宗教》(英文原版书名为 Breaking the Spell ,意为“打破宗教的魔咒”)的丹尼尔·丹尼特,等等。

现在,随着望远镜和人造卫星等观测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宇宙的起源与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知晓了宇宙诞生于约138亿年前的事实。再举个最近的例子:引力波的发现证实了“爱因斯坦最后一个科学预言”,即在重力的影响下,周围空间会发生扭曲,所产生的涟漪会以波的形式传向远方。

此外,对于仅靠观测无法得知的宇宙诞生之谜,也有宇宙大爆炸理论、暴胀宇宙理论等相继问世。近年来,宇宙物理学也已登场,该领域研究结合多种学科来阐明整个宇宙的构造,比如给人们提供了理解宇宙最新线索的基本粒子物理学、自然科学的基本规律以及天文学的观测数据等。

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学者们利用一种名为“对撞机”的装置,通过施加高压,让加速到接近光速的电子、质子等发生对撞。除了产生巨大的能量外,对撞还会产生全新的物质。通过观察这一现象,学者们得以实现对原始宇宙的再现。该实验还可以再现望远镜无法观测到的宇宙创始初期的状态,即宇宙大爆炸发生之时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对撞机问世。此后,科学家们发现了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基本粒子,并将宇宙运行原理归纳为“标准模型理论”(一套描述“电磁力”、“弱力”及“强力”三种基本力所引发的所有基本粒子反应的定律,其中还包括对基本粒子性质的描述)。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是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LHC),该装置在2012年施行的对撞实验中成功地发现了“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

通过一步步探索,基本粒子物理学最终提出了标准模型理论。仅这一理论便足以证明无法解释、身份不明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充盈了整个宇宙。现如今,大型超导直线加速器装置“国际直线对撞机” (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简称ILC)正在计划筹建中。该装置是一台超高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可以产生足够数量的希格斯玻色子,并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必要的信息,从而用于阐明宇宙的运行原理。

然而,退回最初的起点来看,科学并未能代替宗教和哲学给我们讲述一个完整且准确的世界诞生物语。虽然将来也许会实现这一目标,但至少目前还未达到。即使是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我们也并不能得出一个充分的结论来解释“宇宙为什么会存在”以及“宇宙是如何诞生的”。

现如今,学者们对宇宙终结的讨论似乎都回到了对基本粒子的说明以及对宇宙诞生前历史的探究上,但目前所知的所有事实是真是伪?一切尚未明晰。虽然最前沿的宇宙物理学正在探索宇宙的奥秘,但现实中的未解之谜仍不胜枚举。

1951年,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宣布宇宙大爆炸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中上帝之存在的证明”,但这是真相吗?没有人可以下定论。此外,最前沿的科学领域和哲学领域之间,也开始通过跨学科交流来展开思维碰撞,比如趋向宇宙真谛的理论物理学学者野村泰纪曾与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尔就多元宇宙论(multiverse)进行过对话(《现代思想:马库斯·加布里尔专题——新现实主义》)。

在无数科学家与学者的努力下,宇宙的神秘面纱正在逐步被揭开,但同时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由于自然科学的基本定律惊人地适合生命的存在,在假设只有一个宇宙的命题下,如果没有神的存在,一切都无法解释。因此,“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将人类的存在作为观测事实,在没有神存在的提前下对宇宙构造进行了解释——“我们看到的宇宙之所以是这个样子,乃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如上所述,宇宙的奥妙,如果要深究,终究都会演变为宗教与哲学的问题。

同样,无论学者们在大脑机能研究上取得了多么巨大的飞跃,但有关人类意识和心灵问题方面的研究依旧止步不前,人类生存的意义也依旧尚未参透。

被尊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没有宗教,如同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如同盲人。”他认为宗教的作用就是给科学赋予存在的意义和前进的方向。爱因斯坦将宗教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时代的“恐惧宗教”、提倡人格神论的“道德宗教”,以及没有人格化上帝概念的“宇宙宗教”。“世界上有一个宗教,不但不与科学相违,而且每一次的科学新发现都能够验证其观点,它就是佛教。”——他对立足于因果律的佛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认为如果有一种宗教,既能够弥补现代科学中所欠缺的东西,又能够应对现代科学中的所有需求,还能与科学相依共存,那必定是宇宙宗教中的佛教。

“量子力学之父”马克斯·普朗克在其著作《科学何去何从》中曾说道:“在承认世间存在独立于人类且能够支配宇宙的终极之力这一点上,自然科学和宗教的观点完全一致。人类需要科学的指导来认识自然,也需要宗教的引领来开展行动。科学与宗教相互补充,和睦共生,二者之间毫无龃龉。”

18世纪,考察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学科开始从哲学和思想领域中独立出来,经济学由此诞生。之后,该学科加速向自然科学靠拢,并于19世纪正式成立了现代经济学。

众多国家的立身之本——资本主义社会和其中开展的经济活动就是最根本的人类活动。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时代,经济学的英文表述还是“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并未使用“economics”一词。

但随后,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结合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市场均衡与“效用决定价值”的经济理论——效用价值论,提出了需求与供给的相关定律。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普及了“economics”这一能够体现当今经济学特征的词语。自此之后,“economics”初次取代了之前的“political economy”,并作为伪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获得了独立。

随着学科的发展与进步,现代经济学不再专注于洞察哲学以及人类本质,而是基于“理性经济人”(拉丁语为homo economicus,英语为economic man)的人类观,以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姿态不断进化与进步着。

现如今,经济学界中也频频出现重新回归人类研究范畴的动向。例如,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纳入了经济学数学模型之中;福利经济学将福利的观点纳入了阿马蒂亚·森(详见第116页)等人的经济学中;宇泽弘文在《社会共通资本》(详见第122页)中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学;等等。

同时,哲学界也出现了遏制资本主义矫枉过正以及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动向。例如,马库斯·加布里尔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详见第238页)、尤瓦尔·诺亚·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详见第318页)等著作皆提及了这一课题。“经济学能否使人幸福?”学者们开始转换视角,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存在。 lK9nUmJfCPcXARXxfeEoqcVO72/E3giFu4yQgZ7ol1AnlARA51zMJ5QkOarMst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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